——以杭州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为例
摘要:农村社区文化营造是为了复兴乡村传统文化共同体，还是现代文明特质在乡村社区的延伸，抑或想把两者相结合，不仅关乎到社区文化的建设逻辑，更关乎到对现代社区定位和运转的整体性认知。本研究以杭州农村社区文化礼堂这一载体的建设与运行为例，从为什么要建、建什么、如何运行三个层面，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研究发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意图是推进国家意识形态、社区共同体文化、现代社会公民文化的契合，但目前仅停留在前两者，即关注国家力量的纵向整合与复兴传统文化，而忽视了现代公民文化的发展。最后指出，社区文化营造不是一套既有的外在模式与社会事实，而是各类行动主体在实践中的参与与投入，社区文化秩序是在行动与结构的不断互动中产生均衡与变迁的。
关键词:农村社区文化；文化营造；农村文化礼堂；文化共同体；公民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种政策意义的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肇始于2006年，其内在动因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实现乡村治理方式转型与再组织化建设，以应对人口流动及村治模式未能有效实现国家与基层社会衔接的困境；二是城乡一体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推动城市社区治理与服务体系延伸、拓展到农村地区，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①其典型特征是以政府主导，通过组织化、制度化方式构建农村社区组织与服务体系，完善基础设施与社区服务设施、提供资金保障，从而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物质基础、组织载体与制度保障。
毫无疑问，政府主导模式对于社区建设启动阶段及其缺乏内生性发展的农村地区而言，实为必要。但当这些基础设施和组织载体建立之后，如何启动社区内生力量及其文化要素在制度衔接与治理上的功能，不仅关乎到社区发展的走向和社会的期待，亦关乎到理论上如何确立现代社区的意义与定位。从社区社会学的研究历程来看，大致有三种研究理路：一是社区与社会的类型学划分，社区是作为社会的对立物而存在的②；二是区位人文生态学和社会系统论的观点，社区被视为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特别是把社区视为现代城市文明与生活方式的基础单元③；三是联合国启动的社区发展运动及其之后的研究，提出了现代社区的概念，它是国家迫近后的产物①。当然，基于国家制度体系与社区传统，国家迫近有不同的方式，但不论哪种方式，都强调社区要在国家力量的帮助与支持下，启动社区内生力量与居民自主性，去改善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实现可持续发展，不然社区的发展就会形成福利依赖、社区行政化和社区横向整合能力的弱化等后果。如有研究者发现，台湾1960—1980年代的社区发展运动已成为政府政策的工具，尽管提供了社区福利化和农村社区的生活品质，但形成了对政府的强烈依赖，社区民主意识和自主意识却没有得到提升②。沃伦对美国在1960年代引入联合国社区发展运动来改造农村社区与都市贫困社区过程的研究，发现美国社区与不同的社会单位（国家、市政府、公司、商会等之间的衔接这一纵向整合模式大大地强化了，这导致社区与内部子系统这一水平整合模式的弱化③。普特南的研究也发现，随着公民意识、社会自组织力量的衰弱，社区生活与社会资本必将进一步受到损害，从而导致“独自打保龄球”现象④。我国当前的社区建设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导致政府动起来了，而基层社会难以动活起来⑤。
基于现代社区的定位和发展趋势，显然，启动社区内生力量的发展和文化要素的配置将是我国社区建设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而且社区内生力量的培育与文化要素之间又密切相关，因为作为意义和价值的符号模式的文化大大推进社会角色形成过程和人格需求意向的协调，即文化能够协调个体行动系统⑥。普特南则指出公民参与、政治平等、团结—信任—规范、合作的社会结构即社团是共同构成具有公民美德、公共精神的“公民共同体”⑦。而在实践层面，中国台湾、日本、美国的社区文化营造则实质性地推动了社区内生力量和社区横向整合能力。如1990年代，台湾社区建设开始从注重经济与福利的社区发展运动，进入到文化层面的社区总体营造上。如有研究者指出，台湾的社区营造，“不只是在营造一个社区，实际上它已经是在营造一个新社会，营造一个新文化，营造一个新人。换句话说，社区总体营造工作的本质，其实就是在造人”⑧。日本社区在二战后不仅建立了完备的治理制度和组织体系，而且强调社区治理中的公民文化，包括公民主体意识、社会参与意识、公共生活、遵守法律与道德等⑨。美国的社区发展进入到21世纪后，提出公民治理的文化与民主实践，公民的角色要从政府服务的被动消费者变为社区治理的主动参与者。
我国当前的农村社区建设还停留在物质和组织制度层面，文化营造还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先发地区开始提出在农村社区建立文化中心或者文化礼堂，以弥补农村地区文化与精神缺失问题。但对于要营造什么样的农村社区文化，农村社区文化在现代社区建设中的定位与作用，以及怎么建并如何使得社区文化与居民行动及其外部世界相衔接，还不甚清晰。基于此，本文拟以杭州农村社区文化礼堂建设的实践为例，探讨社区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社区文化担负什么样的功能，以及农村社区文化对社区和社会系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社区文化的逻辑基础是社区，不同的社区定位与价值会产生不同的社区文化样态与模式。就目前而言，我国社区社会学的研究，主要使用社区与社会的类型化划分和社区是社会的基础两个研究理路，即使涉及到社区治理、国家与社区的关系等问题，亦没有明确地阐释现代社区在国家迫近后的方式、方法及其功能问题。由此，社区文化概念也沿袭了这两种范式进行分析。
一是把社区作为一种地域共同体和自在性的产物，即特定地域、共同长久生活及共有习惯而形成的价值和规范意义的社区，由此社区文化就是基于特定生活方式及共享价值规范与行为的总和。这种研究思路，遵循着滕尼斯的“社区—社会”类型学概念，是一种传统的对社区概念的理解。涂尔干也持此观点，他的机械团结社会强调同一团体的成员们采用同样的谋生手段，拥有同样的习俗和信奉同一图腾，这种共同性使他们意识到大家同属一个群体，即有相似性而构成的共同意识和一致性①。韦伯则从个体主观感受来强调这种共同体性，他认为，“在个别场合内，平均状况下或者纯粹模式里，如果而且只要社会行为取向的基础是参与者主观感受到的（情感的或传统的）共同属于一个整体的感觉，这时的社会，就应当成为‘共同体’”②。以至于鲍曼认为，这种共同体特征是基于相互的、联结在一起的情感的“共同理解”才得以保持根本性的团结，这种共同理解的自然而然性的原材料就是由“同质性”和“共同性”构成的③。
由自然、自在整体与共同性所产生的共同体，其社区文化就变成了如何形成和塑造依特定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共享价值和规范。它强调社区文化在地域、价值、规范、符号与语言上的独特性和内在性，如区别与城市社会陌生人关系的熟人网络、特定的农业生产与非物质文化、特定的价值观与文化传承、民俗与惯习等等。如吴文藻认为，“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明白了文化，便是了解了社会、文化，最简单的定义可说是某一社区内的居民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所谓方式系指居民在其生活各方面活动的结果”④。景天魁认为，社区文化是社区居民的共识和认同，社区文化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逻辑起点⑤。袁德指出，社区文化包括地域性、群众性、归属性和承继性四个方面，是社区内共享和普遍接受及创造的文化成果⑥。农村社区文化则更是强调这种地域文化所形成的特殊性共同体和乡民文化。如有研究者指出，在传统社会，“社区”与“文化”是混用的概念，指涉符号化的整体感和文化自主性，这是一种乡民文化⑦。还有研究者认为，农村社区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处境化”经验，是农民日常生活的一种总结和凝练⑧。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农村社区文化是农村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所所形成的文化与文化作用于人的过程，即“人化”和“化人”的结合⑨。
二是把社区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衔接部分，社区固然有地域与共同体的特征，但在现代性背景下，外部社会系统会不断影响和进入到社区建设中来，由此引致社区不再是一种自然、自在的整合，而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那么社区文化自然要受到现代性文明和文化特质的介入与影响。即社区文化是在社区范围内推进国家意识形态、现代公民文化、公民责任、民主实践、公共性文化、现代日常生活文化的集成。沃伦认为，社区是更大社会系统的缩影，他说，“确实，思想系统、当地性的观点和行为模式本质上是重要的，但一个来自火星的观察者将被他们跨越国家的出奇的相似性而震惊。这再次表明，它们最好被认为是国家文化的思想和行为系统在当地的制定或实现”。还有研究者指出，城市化已经是发生在社区层面上的关键性的变迁过程，城市主义是外向影响的，人们既可能没有迁入城市，也可能没有从农业转向非农业工作。还有的研究者关注到了大众社会崛起后，社区成为“类社会化”的社区，现代工业文明和生活方式对社区治理、公民参与的影响及其文化变迁。
不难看出，这两种对社区文化和农村社区文化的研究范式，只是各自强调了它们所关注的某个方面。前者关注了社区相对于社会的内部整合功能和自主性，由此农村社区文化更为关注邻里生活和乡民日常价值规范的社会团结功能；后者关注了社区与外部社会的衔接功能和开放性，由此社区文化是国家意识形态、社区共同体生活和城市公民文化的整合与再造。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主、封闭的社区与没有衔接的社区文化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存在的基础受到巨大挑战，不过作为一种合作、互助的人类本性的共同体生活和价值规范要素依然存在，如邻里生活、人跃出个体生活与家庭生活之外的社区交互式合作、群体生活方式与仪式等，这样所构成的社区文化依然是社区意识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只是把社区看成社会的一个缩影，把社区文化视为社会系统在社区内部的“殖民”，把现代文明视为乡民文化的替代物，则把社区的定位与属性给消解了。
三、杭州农村社区文化礼堂建设：可为与困境
（一）为什么做：改善民生与构建农民精神家园
2012年浙江省提出了“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两富现代化浙江建设，把文化强省放在了重要的战略位置。精神富有和文化强省，不仅要体现在文化产业、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观、人才科技与创新等城市与现代工业文明上，亦要在广大城乡基层活化与塑造文化理念、文化内涵与文化特质，推进以城乡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规范的基础文化建设。而从社会关注度和文化使用价值来看，前者往往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它能直接产生文化效益与文化产品，如文化产业、科技、现代工业文明等，后者则难以直接提供文化效益且任务艰巨，所受到的关注较少。但是文化建设也有自身的发展逻辑，缺乏基层社会文化内核的文化创新或文化创意，注定是没有根的“漂浮之物”，既难以发挥传统，又难以促成整个社会层面上的文化转型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
而且在基层社会，城乡之间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服务又存在着巨大差距，城市拥有歌剧院、电影院、市区街道及社区的社区文化中心、公园、社区学院等基础文化设施，并开展了相应的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而农村地区在这些方面则相当匮乏。在改革开放前建立的各种大会堂、广场由于时间久远，也难发挥其功能，且这些设施的建设并不以提供多元化的文化服务为主要内容。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农村社会与农村居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断增长。如有研究指出，在农村社区服务需求上，文体活动的需求已经位列社区环境保洁、治安纠纷调解等第一大方阵①。此外，农村社区文化还不同于城市社区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因为它还有传统维护、活化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特有价值规范的功能，如传统美德、地域宗族家族文化或姓氏文化、非物质文化、基于乡村邻里熟人社会道德信任、村规民约等文化共同体的要素，且这种文化要素不仅在维护社区团结、居民共同感上产生作用，甚至对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影响的城市社会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如各种社戏、民俗、农业生产、传统、祠堂等已成为城市居民“乡村游”“农家乐”“体验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不仅在中国如此，美国乡村社会也有。如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以政府资助的方式开展农村社区“遗产走廊”项目，通过在沿线农村社区开发和实施综合的文化规划来展示特殊的文化、自然和历史资源及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每个区域提供一个文化主体，在1996年被国会作为国家遗产检索区，在2001年有400万游客到访，高峰时达到1720万，创造了8．32亿美元的收入②。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2013年浙江省提出农村社区文化礼堂建设，并作为当年度政府十件实事之一。其定位要求是改善民生、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和构建农民精神家园。其实早在2012年杭州临安就开始了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提出文化礼堂是集文化设施、文脉传承、文脉传播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化载体，并在当年度建成有示范意义的50个村级礼堂。浙江省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是在临安实践的基础上予以深化的。在省里出台政策后，杭州市快速跟进，先后出台了《关于推进全市文化礼堂建设的意见》《关于做好农村公益金资助农村文化“百堂工程”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关于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系统而全面地对农村文化礼堂、主要任务、工作措施做了规定，由此在全市大规模地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试点工作，如在2013年内完成了193个集学教型、礼仪型、娱乐型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礼堂。
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主体上，政府起着规划、执行和推动的作用。一方面，农村文化礼堂是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具有公共性特点，理应由政府提供；另一方面农村社区的资金与人才匮乏也是政府强化公共文化城乡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不过，在政府的引导下，一些农村社区的地方精英和热心人士也积极投入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来，如富阳新浦村有位企业家捐赠250多万参与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一些地方，如余杭区、萧山区、临安市、建德市等已出现各类小额资助者，这体现了政府主导并引导社会参与的功能。
（二）做什么：传统文化与公民文化衔接的困境
杭州的文化礼堂建设以精神家园为主题，侧重思想道德建设、文体娱乐活动、知识技能普及于一体，目标是建立以县（市）重点文化设施、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农村文化礼堂为主阵地的农村新型公共文化服务三级体系。而在具体建设上，强调文化礼堂建设要充分利用农村自然资源禀赋，挖掘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注重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创新，在建筑风格、展示内容和活动形式方面要形成特色和品牌，力争做到“一村一品”。由于实行奖励和项目制的方式来推动，各地为便于项目包装和便于识别，以便更好地获得资助，纷纷强调其特色与功能。如富阳的诸佳坞村以祠堂为中心，串联墙景画、孝道公园等，开辟忠孝文化教育基地，弘扬敬老美德；黄公望村，因元朝大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于此，并绘就《富春山居图》而得名，他们以弘扬书画文化为主轴来打造文化礼堂；余杭仁和街道花园村以西镇区委旧址是余杭党组织诞生、发展、壮大曲折过程的历史见证为核心的文化礼堂建设，成为余杭开发红色旅游线路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基地和平台；余杭瓶窑镇奇鹤村以古戏台和祠堂为核心内容来打造村级文化礼堂。
而在服务空间和内容设计上，主要注重于日常生活空间的营造和公共活动的供给。包括公共日常活动与场所设置，如礼堂，用于召开村民大会、举办报告会、文艺节庆活动，学堂用于各种培训和教育；展示和交往场所设置，展示、邻里交往、特定的村史、文化特质等，如村史廊、民风廊、励志廊、成就廊、艺术廊等五廊建设。此外，还配备有各种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广播室、“春泥计划”活动室、群众文体活动设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平台等文体活动场所，用以开展居民日常生活交往、学习等的服务。但总的来说，这些服务内容基本停留在弘扬和体现“忠、孝、仁、义、礼、智、信、廉、勇”的优秀农村传统美德，展示村庄整体形象与传统地域文化，传承先贤精神与学习身边楷模，以及举办节庆与重大活动、培训实用知识和技能、丰富文体活动方面。
显而易见，这种定位和实践实质上是要构建以农村社区为单位的地域“文化共同体”。应该说这对于形成村庄集体记忆、历史共同感和居民互动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共同感和团结性往往需要面对面的互动与交流，这样容易强化同质性与价值规范，形成整体的共同体意识。但是在现代社会，互动和共同体感还应具备活力、可续性和联接社会的能力。当一个封闭的互动共同体成为人们眼里的一切，就会成为排斥其他共同体的堡垒①。社区文化营造与互动决不能成为排斥流动人口、排斥社会与全球化的阀门，不然由社区衔接所构成的地方社会，只能成为自我封闭和孤立的场所。一些地方的实践，目前已有这样的趋势，即村籍已经成为利益和文化的边界，缺乏与社会、与外部成员文化的衔接性与共享性。当然，杭州的农村社区文化礼堂的建设也强调现代文明的进入、融合，但其所指的现代文明基本上限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等教化、培训和熏陶层面。即把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市场的科学技能和培训植入到乡村社会，基本没有涉及到公民教育、公共性生活、公民责任、团结合作和自组织能力建设的维度，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建设所产生的公民文化、价值体系并没有很好地嵌入到社区文化建设中来。固然，国家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植入到基层社会，是国家梳理或治理基层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在社区的应用还可以通过地方文化网络、社会工作者的柔性与内化的方式显得更为弹性。市场文化的介入则是弥散性的，既可以借助政府的行政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要求政府提供劳动技能培训和相关的工业知识体系的职业教育等，也可以通过市场的功利观念渗透，如金钱与利益导向、市场文化机构进入等。
而现代社会建设的文化培育和文化诉求的满足则要困难的多，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与国家、市场相比存在着天然弱质性，并且在我们国家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存在着缺位，如社会建设的两个载体——社区和社会组织在我国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开始有所发展，社会组织的真正勃兴则是在21世纪初；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建设的文化理念、具体方式是要在参与和实践中体验的，居民和社区要发挥行动者的能力才能做到，它不是一种完全的规范体系，而是一套行动系统。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认为，“文化是个场域，是各社会行动者意欲管理和掌握的一套资源和模式，行动者占有这些资源和模式或通过相互协商将其转变为社会组织。文化的各种取向是由集体成果以及特定集体所从事之（自我生产）行动层次所决定的”②。这一点，日本的公民馆建设与新加坡的邻里组织建设值得学习。在日本各城乡社区建有广泛的集教育、公民互动、邻里关系处理、家庭关系处理、公民参与、公益服务的公民馆，并且强调由居民组成各种群体与组织参与公民馆活动及其社区治理活动，成为基层民主和公民文化意识的重要摇篮。新加坡的邻里组织建设则强调邻里之间互动、交往的规则、方式方法，如制定各种类型的《居民公约》，规范邻里活动等。
（三）怎么运行：居民是参加者还是参与者
杭州的农村社区建设、甚至浙江大部分的农村社区建设实行的都是“村治为核，社区为辅”的组织治理架构，即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性组织，而社区组织是功能性组织，主要是采用社区公共服务站或社区服务中心的方式进入，担负的是政府在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农村社区的权力核心是村两委。农村社区文化礼堂在政府完成出资、建设任务后，其管理和运行权则移交给村两委，然后由村两委指定一名村干部负责文化礼堂的工作。一方面，由于村治的核心任务是村民自治和发展经济，为此农村社区干部对现代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等内容还缺乏清晰的认知和行动能力，而更多的是基于生活习惯、传统习俗等方面来思考和建设文化礼堂，因此文化礼堂的服务内容更多的是传承与复活传统文化、日常生活习俗，及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除了村民自治所形成的组织化体系之外，基于农民自身所产生的合作、志愿和利他主义文化并非农业社会的文明，而且随着人口流动和异质化的增加，农村社区的社会组织发展缺乏动力与能力，因此除了一些趣缘性的老年文化群体外，农民的组织化参与程度其实非常低，以至于农村社区文化营造主要靠老年人在参加。两者的结合进一步强化了社区文化营造的传统导向功能和国家意识形态功能，而对年轻人或农村职业群体的吸引力极为有限。
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政府部门对农村社区文化礼堂建设的目标考核任务，村两委极力去推动大型活动的开展、建立各种展示平台，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文艺团体、志愿者团体和相关的社区社会组织，以至于这些活动的开展与服务主要依靠村两委的干部在负责，农民成为被动的参加者和文化表演者，而不是真正的参与者。一方面难以对社区文化的管理权、运行权产生影响，更没有决策权，因为真正的参与是对决策、政策的影响权与决定权；另一方面参与要想发挥影响需要组织化、制度化，并配合人力资源和技术上的辅助，显然这方面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村社区，在技术与人力资源及其文化组织的培育性方面才刚刚起步。如临安市直到2014年才开始启动政府购买农村社会组织服务来推进农村社区文化营造，目前在农村青少年文化团队、公民志愿服务团队和地方特色的文艺团队等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而参与者则不同，它是能动者和行动者，是行动和实践的主体。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参与者和行动者“它首先是个公民；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在个人自由和参与群体生活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区隔”①。这就表明作为社区文化的参与者，它不仅只是被动地参加，而是要在参加的过程中进行文化主体的建设和文化的再生产，并衔接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一种深度的“投入”。这种投入将产生公共精神，从而可以为构建富有生机的、相互支持的和赋予包容性的地方共同体带来愿景；同时，也能够抵御生活在这个个人主义时代的一些消极因素②。
如余杭良渚文化村，在社区组织、市场组织的协助下，广大社区居民通过主体行动和成立自组织，在参与率达到90%以上的情况下自主创制了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村民公约》，成为社区文明准则和居民邻里互动的“皮毛法”。而且通过社区文化礼堂的村民表演、居民环境与公民教育的实践，已经在和谐邻里关系构建、小区停车、环境整治、志愿互助服务精神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公民实践与公民参与，正是积极文化行动者内涵的体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新型的社区文化和社区意识。
四、结论
从杭州的农村社区文化礼堂建设情况来看，其在复兴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上的作用和传导国家意识形态上的功能体现的较为明显，但在引入现代社会文明、公民意识与公共精神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推动社区与社会文化的衔接与整合及其培育居民成为积极行动者方面还有明显不足。在此过程中，一些农村社区文化礼堂成了“历史博物馆”，扮演了展示、传承的功能，而没有真正深入到当代转型农民的内心世界中去；还有一些则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在农村社区的“桩脚”，扮演了宣教、传导的功能，且是一种硬性的文化植入，而没有与农民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导致“两张皮”现象。当然亦有一些农村社区文化礼堂在极力推动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公民文化的整合与转化，并在文化参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和社区公共精神锻造方面进行了探索。
从杭州的农村社区文化礼堂建设的可为与不足还可以看出，农村社区文化营造绝不是单纯的地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或者文化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它还涉及到我们如何定位现代农村社区和现代农村社区与社会、国家及市场之间的关系。现代农村社区必须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建设相互衔接并保持开放性，因此农村社区文化也必须吸收国家治理文化、现代社会建设的理念，把文化共同体建设与公民共同体的建设进行有机整合。这不仅是境外社区文化营造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也是现代社区定位与发展的本质性要求，因为社区在国家、市场和社会迫近后，已成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与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会深度影响社区的变迁，社区的变迁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区文化的变迁。
与此同时，不能仅仅把社区文化视为涂尔干式的具有普遍、外在和强制的社会事实①，亦不能把社区的实践者视为社区结构的附属者，而应看到社区文化营造的行动者逻辑，它是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和农村居民这些行动者主体在历史与实践中的建构过程。各类行动主体都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社区文化，包括对社区文化管理权与运行权的参与和获取、社区文化组织的孕育等等。只有建立各种农村社区文化组织，并为这些组织及其农村居民“赋权增能”，他们才有能力、有动力去运用文化规则与资源产生新的行动，从而形成新的社区文化结构与文化秩序。因此，在农村社区文化营造过程中，应特别重视各类文化主体、文化的行动者在建构和生产社区文化规则与资源方面的积极角色，提升农民文化权利意识与公共责任，由此来构建活力社区和群体动力的文化社区。
正是从这两个角度上来说，农村社区文化营造和文化礼堂的建设才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是对社区而言的，也是对社会系统而言的。对社区来说，即为社区结构与有序运行提供文化横向整合、文化横向衔接的功能；对社会系统来说，即为社区与社会、国家、市场的纵向整合与衔接提供民主参与、公共精神与公共责任、自治文化培植的功能。因此，在农村社区文化营造中，只有把社区传统文化与现代公民文化相契合，把农村社区居民视为参与者，强化其组织化能力和对社区文化政策、决策的影响力，才能有效实现文化营造的真正价值。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山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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