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小岗村改革38年从分田到集中
4月24和25日，习近平分别到安徽金寨、小岗村的下乡考察行为，成为了舆论关注焦点，各大媒体纷纷在头版头条给予重点报道。其中人民网报道的标题——《习近平“安徽行”：大山里与乡亲们话脱贫，赴小岗村重温改革》较为全面与醒目。
小岗村为啥能吸引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位国家领导人来考察？在全面奔小康的开局之年，习近平为啥在小岗村重温改革历程？38年过去了，人们为何至今不忘38年前小岗村土地改革的那一声“惊雷”？
最近几日，舆论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了小岗村。从1978年分田到户开始，从小岗村刮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风，快速吹到了国内每一处乡土。2006年1月25日，做了小岗村第一书记的陈浩，再次将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以入股的方式重新集中到了村里。小岗村里浓缩着中国乡村38年变革历程，也是中国乡村发展的一面光辉旗帜。
一、改革要签“生死状”
1958年，在火一样的天气中，轰轰烈烈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郑州拉开帷幕。这个寄托着中国亿万农民万千憧憬的“乌托邦式”的新农村运动，试图彻底终结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数千年的小农经济耕种模式。
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切将在20年之后，即1978年11月24日的一个深夜，在一个“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代款”穷的不能再穷的一个叫小岗村的农户屋内彻底瓦解。
在那个漆黑的晚上，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将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到户（说白了，就是“分田单干”）。在当时他们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原则性错误，后果之严重，每一个人都很清楚。
在那份大包干协议书上，明确写明：收下粮食后，首先交给国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如果队干部因为分田到户而蹲班房，他家的农活由全队社员包下来，还要把小孩养到18岁。
与其说大家摁手印的是协议书，倒不如说是“生死状”更为确切。但为了活命，他们必须冒死一试，与命运赌一把。对于当时按下手印的每一个人来说，明天会怎样，没人敢去想。然而，对于整个中国农村农民来说，正是因为他们孤注一掷的拼死精神，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黎明。
二、撬动中国的小岗村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阮思余说：“小岗村能成为持续二十多年的明星村，原因无非就是当年所谓冒着杀头签协议的敢为天下先的创举。正是这一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使得小岗村得以跻身于明星村之列。从精英人物对于推动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当年血书协议之所以能够签成，主要还是得益于18户农民敢于置生命于不顾的冒险精神。没有这18个农民精英的主导，恐怕“包产到户”这个新生儿不会那么快降落中国大地。”
当时的小岗村隶属于梨园公社，是一个只有20户家庭115人的小队。然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土地家庭联产承包一年后，村里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粮食产量达十几万斤，相当于该村1955年—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而人均收入竟是上一年的18倍。
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对于小岗村获得大丰收的事实，批评“包产到户”的声音仍不绝于耳。直到1980年5月底，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的这一做法，并传达了一个明确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批评之声才逐渐散去。
大半年后，也就是1982年的第一天，新中国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正确性。也是从这一刻开始，小岗村才真正与“中国改革第一村”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在随后一段时间，我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基本解决了百姓温饱的问题，并逐步使全国百姓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三、堕落中的小岗村
解决了温饱后的小岗村，在日后二十多年的发展道路上，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在沈浩到小岗村当书记前的2003年，小岗村给人的印象绝不是“穷、乱、差”所能概括的。
2003年前的小岗村，已经连续多年没有选出领导班子，人心涣散，而在这样一种极度自由的状态下，村里乱建房子，乱倒垃圾的现象村民们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数据显示，这座被称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村子，2003年的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还没有赶上凤阳全县的平均水平，而且村集体还欠了好几万元的债。没人敢相信，在至高无上的荣誉下面，真实的小岗村竟然会是这样一个状况。
其实，当时的小岗村和全国的很多农村一样，有把子力气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挣钱了，在村子里能见到的，更多是老人和留守儿童，就是土地以低廉的价格流转给私企老板的现象也并不足为奇。
多年来，作为我国农村改革的典型，小岗村没少沾“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光，无偿收到了很多外来援助和政府的投资帮助。这些由“村品牌”所带来的实惠远是那些从全国各地赶过来向其学习的村子所得不到的。
然而即使这样，在多方精心的呵护下，小岗村依然在发展的道路上逡巡不前，可以说是几十年下来“江山依旧，旧貌犹存”。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农村致富的发展道路上，反倒是那些没有“分田到户”或分了田又合了起来的，保持了集体经济的农村，走上了集体富裕的道路。
在我国这样的明星村有很多，如江苏的华西村、黑龙江的兴十四村、河北的周庄、湖北的洪林村、河南的刘庄村、南街村及土古洞村等，不胜枚举。
四、从分田单干到土地再集中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为了让小岗村这个典型更加名副其实，对得起自己这个典型身份，从2004年开始，沈浩在小岗村的六年，一直在鞠躬尽瘁地做另一种尝试，即将当年包干到户的土地再以合作社的形式集中起来。
2006年1月25日下午，沈浩在全体村民大会上宣布：春节后要把小岗村当年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以土地入股的方式重新集中到村里，合并开发利用。沈浩向村民们保证，绝对不让大家吃亏，合地后将建成“农业合作农场”，让小岗村当年实现人均收入5000元的突破。
对于小岗村几十年迟滞不前的客观事实，沈浩有着自己的想法。2006年，在接受《凤凰周刊》的采访时，他说：“初到小岗村时就有意把小岗村的土地重新合并起来，因为小岗的土地分散，形不成规模，还是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只能解决吃饭问题，不能解决发展问题。村民以前吃不饱饭，现在有饭吃了就满足了，再加上媒体不负责地吹捧，让小岗人麻木了。”
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一大胆尝试，在刚上任不久，他就组织了一场“红色考察”，带领村民集中参观了4个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庄、红旗渠、南街村）学习经验，反思自己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路考察下来，村民们感触颇多，甚至为曾让自己骄傲了很多年的“中国改革第一村”这份荣誉而感到羞愧。在告别南街村时，有人在那里的留言簿上这样留言：“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然而，对于小岗村来说，将土地分包到户不容易，同样，再将土地从农民手中集中起来也并不简单。从成立葡萄产销合作社到蘑菇产销合作社，从举办葡萄旅游文化节到为小岗村争取扶持资金，盖楼修路，从发展种植农业到搞乡村旅游，六年来，沈浩为小岗村的发展不遗余力，不过这条带领村民一同致富的路并不好走。
五、反思小岗村
2009年11月6日，45岁的沈浩就离开了人世，他当初的那个带领村民集体致富的梦想仍未实现。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作为带领小岗村致富的英雄，他虽壮志未酬，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终有一天小岗村的百姓会用自己的行动来告慰英雄的在天之灵。
小岗村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第一村”。但值得思考的是，面对2003年之前的尴尬处境，小岗村曾经的贫穷与落后，到底是集体经济出了问题，还是村民的思想落后所致。
对于当年的“三靠村”，有人说，是因为毛泽东时代搞农业集体化道路，搞农民合作社，搞人民公社，搞文革，搞大跃进，但问题是，为何同时代的大寨及全国众多农村都比小岗村要好。要知道，对于我国农业来说，正是集体化奠定了我们有史以来最庞大最有效的农田水利工程。而自然条件恶劣的大寨恰恰是在集体化经济下才首创了农业生产上保水保土的可持续梯田模式。相比来说，当时小岗村的自然条件，要比大寨好很多。
所谓的“分田单干”并非就是一个伟大创举，因为我国从春秋以来一直实行的本就是这一模式。我想“小岗村精神”的真正内涵，是其无意间迎合了时代要求，以及其“敢想敢干，冒死改变”的勇气与决心。
因此，我们要问，导致小岗村贫穷落后及后来解决温饱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难道是小岗村人自己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六、改变思想与选择模式一样重要
为了扶持小岗村这个典型的发展，安徽政府曾一度派高级干部入村帮扶，结果却收效甚微，甚至连沈浩最初进小岗村时还挨过村民的打。
“只要空降支书问题不解决，只要捞取政绩思想还在作怪，治理良善的机制恐怕也就难以形成。问题恰恰在于，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是村庄走向集体化非常关键的一步。而靠空降支书是难以解决村庄集体化经济的发展问题的。”这是阮思余对空降第一村书记的态度与忠告。
对当时的广大农村来说，小岗村只是一个缩影，或许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集体经济、大锅饭的确束缚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导致广大农村贫穷、落后的最主要原因应该是农民本身狭隘落后的思想意识。
也只有把主要原因归结于此，我们才能合理解释，为什么在当时大寨、南街村、华西村、留民营、韩村河等坚持走集体化、合作化、以互助合作思想指导的农村，能够真正带来广大村民走向脱贫致富的道路，早早实现了现代化新农村。
邓小平当年说“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对于农村、农民，我们也应该说，不管集体化，还是家庭联产承包，关键是要能让农民富起来。在后家庭联产承包时代，如何让农民富起来？
我想在选对模式的同时，更应该将改变农民思想作为重要一环。想要改变一个人，先要改变他的思想。对于农村改革的主体农民来说，更应如此。在农村，如果大家的思想意识没有改变，任何看似无可挑剔的方法策略、资本项目都难以从根本上起到作用。
七、把农民有效组织起来，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关键
在后家庭联承包时代，一场关于农村、农民、农业的改革新运动，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在资本、企业家、各地政府、专家的推波助澜下，一时间，“新农村、新农人、新农业”成为万众瞩目的新词汇。
对于这个新的领域，各路嗅觉灵敏的参与者争前恐后、跃跃欲试，生怕行动慢了赶不上趟。无论准备好的，还是没准备好的，大家已经开始行动，或即将行动。而令人堪忧的是，其土地的主人——农民，改变了吗，准备好了吗？
农民是怎么想的，是积极配合还是漠不关心，是半推半就还是急功近利，我们完全清楚吗？有人觉得农民的事情好办，还有人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跟农民没太多关系。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农民与土地上，无论我们以何种模式与其展开合作，如果当地农民的思想没有得到改变，自己所做的事情没有真正得到农民的认可和支持，相互间没有达到最佳合作状态，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或许很多项目上马之际就是各种危机爆发之时。
农民是朴实的，但同时也是短视的。想要改变其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和认识，又岂能一蹴而就，轻松解决。想要真正做好农业，获得可持续性的长期受益，首先要让自己成为农民专家，知道农民是怎么想的，应该如何引导他们。
对于这个问题，沈浩可以说看透了小岗村的症结所在。他曾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写：“实践证明：毫无组织、一盘散沙的农民是难以走出温饱、实现富裕的。必须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等。通过教育，转变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传授发家致富的技能本领，提升农民的文化层次和诚信道德意识……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教育好，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新农村建设又好又快推进。”
因此，无论我们是想沾后家庭联承包的光，通过资本下乡在农村赚一把，还是想把自己的家乡建设的更富裕、更美好，让父老乡亲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首先一定不能忽略或轻视对农民思想的教育，对农民心性的改变。
八、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混合经济体”模式
小岗村是中国乡村改革的一面旗帜，但不应该成为其他乡村向前发展的一个学习标杆。为什么？因为其他普通乡村无法像小岗村一样，获得因旗帜与名片效应，所拥有的政策倾斜与相关资源配置的优势。
中国乡村正处在一个空前的大变革之中。所谓空前，一方面是乡村的现状空前糟糕，如空心村问题与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严重，土地面源污染普遍，农产品安全迟迟得不到全面解决，当下的乡村已经被城市思维成功洗脑，并从各个方面在向城市化模式靠近。
另一方面是三种动向：一是国家制定了2020年要让一亿农民进城落户的计划；二是逆城市化现象与城市资本下乡正处在一个风口，新上山下乡正成为一种潮流；三是6.18亿农民进城一个亿，剩下的5.18亿农民的未来出路在哪里，应该怎么办。
在一个农民进城、市民下乡、原住民问路，三种力量纵横交错的现实情况下，乡村改革之路变得异常复杂。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关于乡村全面、综合、深度变化的大变动。
在这样一种态势下，各方面问题应该如何协调，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各种解决问题的措施与办法应该如何综合协同，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各方激活乡村的力量应该如何正确引导，以谁为主，以谁为辅？面对这一系列具体又现实的问题，究竟该如何有效处理？所有卷入这次乡村大变革的人，都在一种道路并非十分明朗的状态中，凭着各自的感觉摸索着前行。
其中，北京的乡村发展似乎已经找到一条确实可行的办法，并在大胆的尝试与践行中。其总的判断是：实现股份化改革是未来乡村发展的方向与趋势。沿着这样一条思路与方向，当下的北京正在上演着一场集体经济产权改革的大戏。
当集体经济完成产权改革之后，发展股份制经济将成为北京乡村改革的下一个工作重点。在这个过程中，其将构建乡村的法人治理结构，并实施按股分红的改革措施。而这其中，包括乡村干部在内的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将成为乡村发展的另一个关键。
目前，北京基本完成了村级产权改革，下一步将着力推行有利于释放乡村经济发展活力的政经分离改革措施。如此，便可一改过去村财乡管、缺乏法律依据，多遭诟病的局面。而当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成为独立法人后，乡村便可出现一种行政的归行政、自行管理的归自行管理的新格局。
到了那个时候，政府转移支付费用，应该向乡村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倾斜，而经济事务则可以交给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乡村的未来发展，将以混合经济、合作经济形式作为农村新型经营主体。
这一大胆尝试，或将为仍处在模糊中的乡村改革，探寻出一种新的发展道路。至少这种以小岗村当年的勇气和精神，在乡村改革深水区的探索举措，对于当下乡村克服各方面的困难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九派智库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