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绿色发展擘画美丽家园
荆平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为京津冀地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协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绿色发展，核心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就京津冀地区而言，多年来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口集聚、用地扩张，也引发了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对三地而言，虽然发展程度不同、资源禀赋有别，但在面对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问题上却有着高度一致，那就是要逐步放弃靠基础建设、集聚产业谋发展的传统路径，更加注重统筹协调、联动互补，以关停并转、节能降耗的“减法”，换环境修复、生态补偿的“加法”，进而探索绿色发展的“乘法”。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一场革命。无论是划定生态红线，淘汰落后产能，还是处置固体废物，回收再生资源，每一项具体的举措，都会面对深刻的利益调整，也可能带来新的矛盾问题。这就需要京津冀三地牢牢坚持“一盘棋”的思想，按照区域生态环境效益最大化的需要总体谋划政策措施。克服患得患失的利害权衡，摒弃得过且过的消极心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子孙负责的态度直面难题、协力攻坚，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的双赢。
构建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家园，擘画协同发展的美丽图景，必须开拓绿色发展的新路径。三地已经起步，也必将走得更远。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蔡国雄：围绕北京周边建循环利用产业基地
本报记者 方芳
京津冀污染物的排放，以固体废物的排放量最大。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台盟北京市委主委、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蔡国雄建议，构建京津冀固体废物协同处置和循环利用产业体系，是改善京津冀生态环境、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重要路径。
蔡国雄建议，京津冀固体废物协同处置和循环利用产业体系，要具有规模化、集约化、高值化、无害化的特征。围绕北京周边以及在大宗固废集中的地区，应建立一批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产业基地。
在操作层面，蔡国雄认为，要建立京津冀固体废物协同处置和循环利用省部级联席协调机制，逐步破除限制跨区域综合利用的体制机制障碍。健全固体废物、再生资源法律法规。建立京津冀统一的固体废物协同处置和循环利用行业标准体系，清理不利于三地一体化发展的屏障。
在政策机制上，还应加强中央财政对京津冀固体废物协同处置和循环利用的支持，研究制定资源综合利用协同发展扶持政策。科学使用并加大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基金补贴范围和额度，设立“再生产业基金”。鼓励民间资本、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固体废物处置及资源综合利用，促进京津冀地区固体废物处置及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提升。
实行生态补偿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实行横向生态补偿，进行跨区域资源统筹安排。北京拥有诸多政策资源和技术资源，在把低附加值固体废物转移到河北综合处理的同时，应有一个跨区域共建共享机制，把相应的支持资金和技术等要素一并转移到河北。
政府还应推行绿色采购，对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的材料和制品，应优先采购，或制定一些强制措施推广使用再生产品，为固体废物处置企业提供一定的市场空间，为全社会循环化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
在城市固体废物收运方面，蔡国雄建议，在有条件的地区，将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纳入垃圾分类管理体系。通过大数据和现代物联网，加快推动废旧电器电子产品“互联网+上门分类回收+新型服务”体系建设。
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和资源化利用以及再制造，三地要打破行政区域分割，统筹协调布点报废汽车拆解企业，建立三地报废汽车统一大市场，促进报废汽车资源在京津冀区域内按市场规律自由流动。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天津市委主委叶惠丽：建三地一体再生资源回收网络
天津日报记者 刘冬梅 李川 魏彧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全国台联副会长、台盟天津市委主委、天津市台联会长叶惠丽建议，京津冀三地要构建固体废物协同处置和循环利用产业体系，推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协同发展。
“面对京津冀三地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如何遵循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对固体废物进行有效处理，这不仅关系到京津冀三地的环境保护，也涉及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叶惠丽说，这一问题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升级转移两个重点领域，是促进三地错位发展、融合发展、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京津冀三地固体废物处置利用存在的问题是，三地行政壁垒妨碍协同处置。
叶惠丽建议，要建立三地一体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打破天津、北京、河北三地行政区划壁垒，借助“互联网+”，建立新型回收交易平台、智能回收新模式和逆向物流回收网络，形成扁平化、高效率、信息化的京津冀三地一体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促进废旧资源按市场化配置原则向加工基地集中，实现再生资源的规模化聚集。要进一步完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空间布局。以资源定发展，建设一批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要充分利用天津、北京、河北现有的产业园区，根据资源种类加以改造提升，实现产业聚集效应。要采用“飞地经济”模式建立新园区。三地政府可以采取共建园区的方式，构建京津冀“飞地经济”合作模式，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行政区划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资源互补、协调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林业厅副厅长沈瑾：京津冀共同划定生态红线
河北日报记者 薛惠娟 霍晓丽
京津冀地区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区域人口的急速增长，用地的快速扩张和经济的集聚发展，也引发了资源紧缺、生态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林业厅副厅长沈瑾建议，京津冀区域在共同的平台上，划定生态红线与增长边界，推进区域协同发展，促进生态环境质量共同提升。
沈瑾委员介绍，京津冀区域共划生态红线有利于在区域层面上对生态资源进行最严格的保护和管理，保护重要生态系统及其生态功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物种不被破坏，实现将京津冀区域打造成为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的目标；有利于在区域层面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升各类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提高生态资源服务能力；有利于在区域层面实现全域空间管制，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健康、可持续协调发展，实现京津冀三地经济社会协同发展。
“在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北京、天津和河北省都分别开展了生态红线的划定工作，但由于划定主体不同、对生态红线理解不同，造成划定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别。”沈瑾呼吁，确定统一的生态红线划定思路，搭建统一的工作平台，成立京津冀三地生态红线划定工作协调组，共同梳理生态要素分布、质量，实现生态资源一张图。明确各地区各部门工作职责，实现部门之间的横向衔接，同时制定并出台统一的划定和管理办法，明确划定、审批、调整标准和程序，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理制度，建立生态红线考核与责任追究机制，建立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开创京津冀区域生态管理的新模式。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北京日报2016年0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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