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农村土地流转不仅在政策和理论层面讨论热烈，而且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表现活跃。如何判断当前土地流转的阶段性特征，从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目标出发，如何引导、管理农村的土地流转行为？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分析，提出适当对策。带着上述问题，笔者在安徽皖东地区的一个村里实地调研，结合平日观察，就土地流转的机理进行深入剖析，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一、对土地流转现状的观察
1、对户、组层面的观察
调查对象为程庄村东庄组。该组有实际住户65户，土地承包农户57户。共有人口228人，除去未成年40人（占17.5%），失去劳动能力23人（占10.1%），共有整半劳力165人（占72.4%，根据摸排的实际情况，男性可劳动至65岁）。在165名劳力中，去省外务工经商的58人，占35.2%；在县城务工经商的25人，占15.1%；进城租房带孩子读书兼做零工的女劳力6人，占3.6%；农忙种田、农闲打工的兼业劳力31人，占18.8%；主业务农39人，占23.6%，其中大多数为年龄较大者，但也有三、四户是专注“土中求财”，依靠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务农收入，具有“职业农民”雏型的农户。
对东庄组实地调研后得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印象：该组占半数多的劳动力以外出务工经商为主，且多为精壮劳力；还有近20%的劳力为兼业务农；而在村子里常年看到的劳力以老年人为主，但同时要特别注意到开始有少量“职业农民”出现。东庄组劳力就业的这种结构，和我们在农村中常见的情形比较一致，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上述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背景下，该组的土地流转呈现如下情形：
全组承包地共627.95亩，其中由承包户自种的456.5亩，占72.7%；在农户间流转的171.45亩，占27.3%。按土地经营的现状划分，在57个农户中，承包地未动户26户，占46.4%；土地全部转出的16户，占28.6%；仅保留口粮田的1户，占1.8%；转入土地扩大面积的13户，占23.2%。此外，该组还有2户在外组承包了45亩土地。概括地说，全组有一半承包户的土地未动，另一半则加入了土地流转的活动中，流转的土地占四分之一多。
按土地转出的原因分类。在16个全转出户中，因劳力外出务工转让的有10户，占转出户62.5%，占总户数17.9%;因年老、病残无力耕种而转让的6户，占转出户37.5%，占总户数10.7%。由此可见，该组土地转让居第一位的动因，是农村劳力离土务工经商，而由农户之间因劳力自然原因变化而转让土地，是次要动因。
从转入户受让土地的动因看，有两种情形。㈠亲友间互助行为。由于转出户已无力耕种土地，就转给亲友耕种。在土地普遍不够种的背景下，对受让户来说，增加个一、二十亩耕地，除了增加必要的流动资金支出外，对本户的基本生产经营结构（兼业型）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同时根据受让户态度积极的程度，可以选择不同的转让条件。或者仅给予出让户一年的口粮，或者一亩地给200-300元租金（这一租金和当地转让的市场价600-650元相比，是较低的）。甚至还有更为优惠的，转出户除了得粮补资金，其他一概不要，等于把地让给别人白种。因为在当地的风俗中，谁家要是劳力周全而把地撂荒在一边，是要遭到舆论责骂的。㈡经营性扩张。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现象。从笔者调查的情况看，当前每个村民组，都有一、二户，甚至三、四户，不出去打工，或者是从外面打工后返乡，决定以农业为自己的主业，土中求财。他们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希求大幅度扩大自己的土地经营规模，因而主动寻找农户租用耕地。如该组农民李顺和，90年出生，2005年因父亲车祸丧失劳动能力（约一年后去世），自己从学校下来种田，除自家10.5亩，一期转包两户22亩，二期（09年）再增加20余亩，到第三期（11年）又增加50亩，现合计种地110亩，购置了旋耕、收割、运输机械，一个小型家庭农场初具雏型，年土地经营收入（种粮为主）约3-4万元。本组另有二、三户也欲以务农为职业，但因土地所限，只能辅以农业多种经营。
2、对村级层面的观察
据程庄村负责同志介绍，近阶段到村里来联系承包土地的公司、大户不少，有本地也有外地的。目前村里已落实的规模性土地租赁，已有两例。一是300亩瓜果蔬菜示范园。租赁人为蔬菜运销大户，手中有些积累，到程庄村来建个生产基地。二是一家从事房地产的公司，从上海辗转找到办事处和村，希望租地建竹柳（一种速生树种）育苗基地。在村里的帮助下，不到一周时间，就完成了连片承租3个村民组1200亩土地的签约、拿地工作，每亩年租金650元，租赁期为12年。第一年的租金在签合同时当场发放，农民很高兴。邻近村民组的农民看到此情形，也希望有老板来租他们的地。
二、对土地流转机理的若干分析
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的要素，随着另一生产要素——农业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也会相应地变动以实现优化配置，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趋势。但是这种配置，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下，会遵循不同的规则。如我们在前面描述的，在传统的自然村庄的框架内，在土地平均以户为单位承包经营的格局下，因为农户之间劳动力由自然原因发生的变化（随时间的推移，过去的强劳户变成了弱劳户，而弱劳户又变成了强劳户），土地的流转，首先是在亲友之间进行，带有互助性质，其经济补偿关系也是低位的。这种土地流转关系，在目前的农村，还有一部份存在，可以视作是传统性的。然而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规则主导的土地流转和配置方式，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在前面的案例中，呈现出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本地农民中出现的“职业农民”，他们把种地作为自己就业、发展的平台，通过租赁的方式，以竞争性的价格有偿转包其他农户的土地，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以期在适度规模中获取利益；另一种是外来的公司或大户，他们的特点是经济实力强大（相对于职业农民），凭实力占据转包优势，大片租赁农户的承包地，大手笔布置经营活动。土地流转中这三种主体、三种形式的存在，表明我们的农村经济还处在从传统形态向市场形态转型的过程中。
1、互助型流转。在比较封闭的农村中，还占有一定的比重。然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将会逐步减少，并会被市场性的租赁关系所替代。
2、向职业农民流转。逐步集聚而形成适度规模的农场，是未来可能的趋势之一。从笔者调查的情况看，职业农民的来源，有的原先是农机专业户，先是用农机为其他农户服务，后来扩大了自己的土地规模，转而以农场自营为主；有的原先是农民技术员，从为其他农户服务转而自己扩大经营规模；有的原先是农副产品购销大户、农资经营大户，转而自己建基地、办农场；还有的是在外打工多年，积累了市场经验和一些资金，回乡务农创业，等等。总之，职业农民都是掌握了和市场经济、现代农业相关的一技之长，才来试水发展现代农业，他们从传统农民中走出来，又以不同于传统农民的姿态活跃在广阔的土地上，他们是农业发展的希望。目前他们在土地流转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整合力弱，经济实力一般不强，在转包土地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3、资本进入型流转。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逐步发育，要素市场中的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大，过去相对封闭的乡村、组户，现在也被卷入到宏观的大市场中。资本的特性之一，就是它的逐利性，以及无孔不入的投机性。近几年由于宏观经济增速放慢，大量行业不景气，资本千方百计在寻找新的出路，于是农业也成为了它们瞄准的目标。前面所举的房地产公司下乡包地种树，就能够说明问题。虽然资本下乡也存在对农业不熟悉，和农村社会的融入度低，面临很多风险，但它们也有很多优势。首先是和政府结合的优势。近年来地方政府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在农业地区招商并非易事，而此时有老板来投资农业，可谓求之不得。同时，上级政策鼓励发展规模经营，投资商一包就是数千上万亩，基础建设规模大、又好看，是政府不花钱、少费力的“形象工程”。此外地方上还有一些扶持政策，如安徽省搞的“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种一亩树三年补助1600元，快要够付土地租金了。这种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事，地方政府和投资者都有积极性。还有就是对投资商来说，这么多土地，只要投入几百万、一两千万（不是搞旅游开发），所需不多，压力相对不大，就是损失了也没有多大了不得。而在农村人看来，他们出手大方，办事痛快，普遍对他们印象较好，所以拿起地来各方配合，相对比较顺利。由于资本下乡势头较猛，土地聚集较多，客观上对农村本土小型规模农场的成长不利，挤压了他们的发展空间。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类似于大企业与小微企业的关系，竞争实力不对称。
三、几点看法和建议
1、进一步明确农地经营方式的目标模式。土地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必然趋势，这一点基本已形成共识。但现在对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原则性的号召要求较多，究竟在具体形式上如何布局，缺乏明确的规划指导，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前相关活动中的乱象。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农场，近年来经营失败的不少，丢下了烂摊子跑路，在农地问题上造成新的损失和后遗症。而由农民自发流转形成的规模经营，由于缺乏指导和有力支持，也极不稳定。土地流转中的放任自流，不应长久如此。建议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土地规模经营的战略性规划。要对未来现代农业在土地经营上的形态，给出一幅大致的远景描画，使人们在心目中有所趋赴。不能永远都在那儿“摸着石头过河”，躲避指导责任，贻误发展时机。在具体经营形式上，要提出导向性意见。例如，要区别大、中城市郊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农地较少的地区，中西部广大农区，针对其不同特点和条件，分别提出不同的发展要求。从笔者在安徽农村的观察，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城镇化，农村务农劳动力逐步减少，未来主导农业生产的，应该是由职业农民经营的一百到三百亩左右的小型农场，公司型的大农场只是一种补充形式。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除了人多地少这一基本国情外，职业农民经营小型农场，其经营农业的稳定性最强，其“草根性”也比较容易化解经营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很多公司型的大农场，对经营农业，尤其是从事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并不专心（国有农场除外），动辄想在土地上做非农非粮开发的文章，使政府很难加以管控，从全局上看，对粮食安全不利。此外，以小型规模经营为主，对于稳定农村就业，均衡农村居民收入，也有很多好处。
2、整合政策资源，形成稳健推进的积极动力。当前对规模经营的扶持政策不少，政府花了不少钱，但是其政策效应，值得深究。如前面举例，安徽近年出台的“森林增长工程”“三线三沿”项目，等等，按项目经营田亩数补助，吸引了不少外来投资者包地经营，从实践结果看，有的投资者拿到这些补贴后，并未认真经营，但依然能够赚一把，这就违背了政策设计的初衷。当前农村政策设计的弊端，一是政出多门，目标散乱，甚至相互牴牾；二是短期行为，就事论事，只考虑解决眼下问题，对解决战略性、长期性的问题，缺乏持久性、综合配套性的政策，依然维持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方式。这种现状应认真改变。就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而言，政策设计要选准“靶点”，应优先扶持职业农民经营的小型农场，帮助他们改变在当前土地流转及经营中的弱势地位。
3、对“资本务农”持谨慎态度。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经营农业，有一定的优势，诸如资金充裕，有能力整合和运用高端的先进农业技术及装备，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对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有积极的示范作用。但从目前的实践看，不少刚进入农业领域的大公司，原本的主业并非农业，而且对长期经营农业并没有充分的打算，这就让人感到“醉翁之意不在酒”。而由于资本和权力极易结合，目前其进入农村的势头很猛，这就给正在逐步成长的小型规模农场造成了空间挤压，对农村、农业未来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因此有必要对资本务农设定门槛，事前要进行资格审查，要控制进入数量及土地经营规模，要有对经营失败的防范措施，要加强对其经营活动的监督，要有对发生经营风险后的处理预案，要调整那些激励经营规模越大越好的政策措施，精准扶优扶弱，以期引导规模经营健康发展。
（作者系原安徽省滁州市委政研室主任，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