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寻找中国第三种文明
本系列文章依据2016年1月22日九派开元智库机构举办的【寻找第三种文明】主题沙龙整理而来。
本期主题沙龙主讲人：李昇明
简介：李昇明，通过重走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道路，深入大江南北的乡村进行潜心调研，前后花了十年时间，完成《中国人的自觉：费孝通传》的写作，2014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被列入经典书行列，引起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外国出版社的关注，预期将介绍给外国读者。之后，继续研究和写作乡村社会团体，逐渐参与一些乡村建设事务，关注重建文化自信，提倡从新的文明视角重建乡村。
一、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子在哪儿？
文明和文化，文明是没有民族性的，文化才有民族性。汽车、火车，还有飞机，哪个民族都能使用，但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积累的历史经验，会自行消化这些文明，它是有自己的选择性的。
我们中国人如何去选择？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中国人”是一个什么概念。其实“中国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概念，也不是血缘下的概念，外国人入了中国国籍呢，他依然不是中国人，起码我们不会认为他是文化上的中国人。
日本曾有专门的机构分析过，那些从日本去了巴西再回到日本的人，尽管在法律上还是日本人，血统上也是日本人，但是他丢失了日本人的文化。日本人也否认这种人是真正的日本人。所以法律性和血缘性在“中国人”这个概念里面不能够成立。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呢？中国人是文化概念的中国人，就是你身上的文化是中国人的文化，你才可以是中国人。
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王守常院长曾经分析过农耕区域的“中国人”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有一些互动问题，他说，尽管鲜卑人、蒙古人和满人曾经入主过中原，但只要你承认了中国文化，用了中国文化治理国家，你就是中国人。从文化概念上理解，确实是这个样子。
据说冯骥才与温家宝有过一次对话。2012年温家宝退位以前，冯骥才问了温家宝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中国人吗；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人该怎么定义；第三个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根在哪里？
然后，他把这三个问题做了展开。第一个，你身上有没有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根在中国乡村，可是中国文化的根要烂掉了，现在咱们保不保？许多地方搞新农村建设，已经不仅仅把城市搞得千城一面，乡村也成了万村一面了。老房子拼命的拆，就是为了住上楼房。后来，温家宝在离任以前做了一个批示，成立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始重视传统村落保护这件事。
大家知道，这个机构现在还在运转中。不算今年，该机构已经批了2555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省级还有一批，这一块国家财政已投入了114亿元。这个事说明，政府承认了传统村落是中国文化的根子。
二、从重构历史观开始，探索新文明
未来的文明是什么？它的中心可能在什么地方？我看可能是在中国。诞生工业文明以来，第一个世界文明中心在英国，二战以后文明中心转移到美国。美国之后，文明中心可能会转移到中国。假设未来的文明要替代工业文明，那么中国一定要避免之前被动的地位，要重新成为世界的引导者，或者领导者，重新回归世界文明中心。
“中国”这个名字，过去本身就有地理中心的意思，也有文化中心的意思。当然，未来的中国要产生一种新的文明，肯定是要从中国文化长出来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消化很多历史上关于文明和文化的问题。
围绕未来文明问题，下面我谈几点自己的想法。首先我们的历史需要重构，过去我们沿着鸦片战争的脉络构建我们的近代史、现代史，实际上还可以讨论。如果上推到500年前，从明朝这个更长的起点看我们的近代史，可以看到中国从鼎盛到衰落，再到复兴，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也许会更完整。
过去习惯于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起点，从中国跟西方文明交锋失败算起，形成了一个特别悲情的中国近代史。在2000年到来之前，美国的肯尼迪教授（原籍英国）在1987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大国兴衰录》，以500年做为一个时间单位，回顾过去的500年历史，展望下一个新千年。他开篇的第一章和第一节，写的就是中国的明朝，当时的世界文明中心就在中国。
西方人在重新构建自己的历史观，为什么我们不重新构建自己的历史观。我们总是从失败走向复兴，包括央视有一个节目，叫《复兴之路》，都是从我们最惨最痛的那个时间开始算起。但是在学术上来说，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
三、不谈文化的文明，难以真正落地
下面，我们说一说文化的功能。
人类生活在两种土壤里面，一种是自然的土壤，一种是文化的土壤。人跟动物是有区别的，动物没有文字记录，它记载不了历史。它的一代一代的生命更替，只能向上一代学习经验，而人是有文字记载的，我们可以拥有几千年的历史经验。
所以，人有文化，动物没有文化。
我们比动物多了一个文化的土壤，知道人类的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么，在原创的文化与文明之间，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有时候也有争论。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类在技术发生变化以后，一定需要建立新的制度与之互相匹配。
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国家，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尤其是铜和铁出现之后，我们开发土地的能力提高了。如果再延续周朝的贵族制度，新地主就不干了，所以他们跟旧势力争来争去。
结果，双方就打了500年的仗。我们一般去理解这段时期的战争，好像是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新地主阶层与旧贵族阶层之间的战争，新地主阶层不断取得胜利，或者是原来的小贵族成为了大贵族。
他们要争一个土地开发自由的权利，是不是可以我开发，我拥有。如果说过去有人画了一个圈，跑马占地，就说是你旧贵族的，世世代代都是你的，那么现在开发土地的能力提高了，游戏规则就要改一改了。春秋战国时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新旧更替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通过自己的学说告诉大家未来该怎么办，再后来，就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一种中华文明的状态。
所以，文明和文化之间互相依存，我们不能谈文明的时候丢掉文化。实际上，近代以来，我们进入到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就是只谈文明，不谈文化。这个误区在于，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把文明引进过来就行了，文化可以不管。
在那个特别的时期，我们既否定了自己的经典文化，也否定了西方的经典文化，引进了一个从苏联过来的、不太成熟的文化。这个文化在中国能不能生根，能不能起作用，现在看来还不一定。怎么将它融入到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让它在这片大地落地生根，操作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虽然我们曾经把政治运动渗透到了每个乡村，把集体化渗透到了每个家庭，但是想要让中国人丢掉传统，实现脱胎换骨，这个工程恐怕上帝也很难做到。然而，我们还是大胆去尝试了，发生过严重的饥饿问题。
之后，农民为了自己的活路，促进了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的产生，生产队也随之消失了。大家知道，生产队是一个团体，乡村社会需要团体，文化在团体压力中才能发挥作用，过去是宗族血缘团体，后来被取消了，继而把土地分到每个家庭之后，生产队这个团体也没有了，乡村的农民成了一片散沙，滋生出很多问题，还不如有一个生产队呢。这说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认识不清楚。
比如，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我们国家在各个层面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腐败问题，国家控制不住，地方也控制不住，个体同样控制不住。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你没有了一个由大大小小的团体发挥文化的作用，构成一个免疫系统。
四、正视中国文化水土流失之痛
中国文化类似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免疫系统，使每个人身上具有扬善惩恶机制。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个系统，任何“恶的病毒”都会冒出来，法律的作用是抓到了犯法的人就有用，抓不到的人太多了，要依靠文化来解决问题。比如说，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如果一直保留原有的扬善惩恶机制，我们将会越来越靠近一个优质的市场经济，反之，所生长出来的市场经济，一定是劣质的。
这个时候我可以看到，文化的作用不是可有可无的。不要文化、只要文明的结果，使中国人经历和承受了最大的社会疼痛，而这种疼痛的持续会演变为各种疾病。不知大家是否知道，《中国青年报》等一些官方报纸披露、公开的数据显示，我国精神病患者有上亿人，其中严重到必须去医院治疗的人多达几千万，而接近精神病的人可能有几个亿。
比较突出的，还有社会的安全性问题。其中很多安全问题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控制，如食品的安全问题，社会的安全问题等。一些大学以课题的形式去调查今天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得出的结果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团体，每个人就像失去水分的干柴，很容易使整个社会变得易燃易爆，随便一点小火星就会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如果我们的社会有文化、有团体，就像干柴含有了水份，是很难燃烧起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文化选择，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问题，而是一个都不能少。另外，我们现在也有一个“中心外倾”的问题。西方文明来了，我们现在所建立的一切体系，如教育体系、管理体系、法律体系，几乎全部都存在“中心外倾”的问题。
五、一直在追赶，何时自我回归、文明自建
我们对接触到的西方的一些东西，常常不求甚解，拿来就用。我们有没有真正把西方的东西，不管是英美的还是苏联的，认真消化之后再拿来用？显然没有。我们太着急了，拿来就用，结果用起来并不顺手。应该说，从民国那个时候，中心外倾就已经开始了。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中西文化和文明碰撞的结果是，我们完全陷入被动追赶的境地。
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建立一个怎样的文明？农耕文明时代，技术的中心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从容地去讨论，去消化。然而近代一百多年来，我们追追赶赶到今天，普遍蔓延的一直是一种追赶的心态。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大声说，去他妈的，老子不追了，我们要去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文明？
历史上英国有过这种发展历程，曾有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意思是你当个形式主义的国王就行了，让我们这些干事情的人自己商量怎么做。于是英国诞生了大宪章，后来产生了所谓英国式的民主，英国式的文明。
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人是求变的，出现过一句话，叫“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后来哲学家冯友兰把它变成了四个字，叫“旧邦新命”。中国儒家经典《大学》有一句话，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就是说中国人早就知道，事物是在天天变化的，不可能停滞在哪一个阶段。
我曾经跟一个朋友开玩笑说，30年前我们所爱的事情，今天可能会成为我们所恨的事情；30年前我们恨的事情，今天可能成了我们爱的事情。30年前，我从乡村走向城市，那时觉得城市可以给自己很多东西，现在看起来，城市给我的东西不仅有限，而且还想要我的“命”。
现在生活在城市里面，没有什么是安全的，食物安全没有，空气安全没有，水安全也没有……大家在前不久都经历过北京最严重的雾霾，那是好莱乌也拍不出来的一种恐怖大片。这样的城市还能爱吗？我愿意再到乡村去，不一定回到村子，可能会回到我们那个镇里面去，或者到别的镇里面去。
我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点纠结。我爷爷那一辈是乡绅，1949年因为输掉一场官司，输掉了家里的400多亩地，还剩下一点资产，土改时没有被划成地主，但是真的变成一无所有了。把乡村管理权交给穷人，那么最穷的人代表道德水平就高吗？不会的。老祖宗教我们，任何财富要取之有道，但是土改的时候是把别人的资产拿过来就行，然后平均分配，杀了奶牛，以后就没有牛奶了。
老一辈人觉得这个村子已经变了，过去的道德已经失效，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乡村社会，遭受了很多折磨。那时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他的后人离开这个村子。我了解很多原来优秀的人后来都离开了乡村。
六、第一代乡建先贤开出的“乡建”处方
有的学者把土改运动以来的一段时期看作是第二次乡村建设，把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等人称为第一代乡建先贤，然后把九十年代的乡村变化看作是第三代。这个划分显示了乡村建设的延续性，但是在学术上可以多讨论。
比如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费孝通发挥他第二次学术生命的一个最明显阶段。那么费孝通算不算第三代呢？可能不怎么好划分。他同第一代的梁先生和晏先生有接触，当时还是学生。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改运动，他不能参与，主要是参与民族问题研究。
在方法上，近代乡建还是可以划分的。晏阳初带回来的，是西医的方法。他把中国乡村人的问题总结为四个字，“愚、贫、弱、私”，开了四个针对性的处方。梁漱溟是一个儒家，他是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化比较的，他开出的处方是中医的处方。所以在乡村建设上若分方法的话，则有西医的方法，中医的方法。
梁漱溟希望守住乡村伦理，守住中国人的本。几千年来，中国文化是讲情义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已经非常成熟。先把这个东西保住，再把工业文明拿进来，我们可以做得比西方更好。因为西方的社会发展还不成熟，有的西方学者也承认。
1933年，来自美国的派克教授在燕京大学做了半年讲座，他认为中国的农业文明是一个完成了的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成了的文明，西方的工业文明不是完成的文明。
因此，梁漱溟和晏阳初各有一套乡村建设处方，基本上是中医和西医的关系。我们知道西医是治标不治本的，中医则以治本为主，标本兼治。那么，费孝通到底算中医还是西医呢？实际上，他比较偏向于梁漱溟。
梁漱溟和费孝通俩个人的乡建特点，用两个字来说，即注重“根和本”：以中国文化为根，以中国农民为本。某种意义上，费孝通所受的教育完全是西学教育，但他受父辈们身上的中国文化影响非常深。他有一个好朋友，叫潘光旦，是一个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也叫新儒家。他们的关系，亦师亦友，潘光旦在传统文化上影响过费孝通。
费孝通在写《生育制度》，包括《乡土中国》的时候，谈到了孔子的“礼”，他认为这个“礼”是中国人主动去做的意思。举一个例子说，“非礼勿视”，这个行为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如果自己对别人做错什么了，就会进行自省，这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这个“礼”，相当于一种自觉，与费孝通晚年提倡的文化自觉相通。所以，费孝通心里还是认同我们传统文化的。有一种文化叫做“中西结合”，但他还是偏向中国传统文化。
梁漱溟在世时，当年有一位新闻记者问他，在民主党派里面最尊敬的一个人是谁？他脱口就说：费孝通，他的名字就有一个通字，走江南说江南，走江北说江北，把很多东西打通了，把中西方的文化打通了。
七、乡村被抽干后，中国社会将失去平衡
关于对西方人的认识，费孝通曾总结和写作过《美国人的性格》，他说，从来没人能告诉你，美国到底是什么，因为它没有尽头。美国人一直在爬梯子，下面没有根，上面没有头，只是一味地向上、向上。我们曾说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美国连目标都不定，他们没有目标，谁也不解释不了美国是什么。
美国就是一个过程，实际上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也是一个过程。把共产主义当成一种目标，在学术上可能是错误的，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思维，用这个思维不断去研究如何解放全人类，不假设共产主义是哪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后来，列宁编造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态。
马克思看到了，人类进入到工业社会、城市社会之后，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矛盾，需要实现人的解放，必须有民主、出版、新闻、游行、抗议等自由，最终的理想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但苏联版的社会主义把很多公民的基本权利剥夺了。
我们把苏联版的社会主义引进到中国，受到的影响很大。无论从哪一个领域里的产业特征去看，看到的都是计划经济思维下的产物，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垄断了管理机构，也垄断了学术机构。
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我们从城市到乡村看到一排排、一栋栋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房子。原来那种错落有致的有特色、有个性的房子、村子消失了。那些新农村建设搞出来的村子，变成了一个个矿区的工棚，军队的营房，粮库似的房子。
关于农民、农业、农村这三个词语，都是从日本借用来的，用这种倾向性明显的词语理解乡村，不符合中国乡村的事实，实际上中国乡村有一个完善的手工业体系。费孝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忠告说，如果把农村变成一个单纯的、农业的农村，那结果一定是一个饥饿的农村。不幸，后来的结果确实如此。
实际上，从农村掠夺人、财、物，从八年抗战就开始了，为了对付日本人的侵略，这套体系叫做战时动员体系，坚持了八年。这是一套抽干农村的体系，在抗战时没有选择， 1949年解放以后，进入和平时期，这套战时动员体系本该停止了，但是没有停止。为什么，因为计划经济有一个大跃进的基因，我们要追赶西方国家。梁漱溟担心，继续把农村抽干，会破坏了中国社会的平衡，和毛泽东发生了争吵。
今天我们讨论农村问题，不幸又被梁漱溟言中了。长期以来对农村、农民的歧视性政策，通过采用抽取农村资源的方式，导致了整个农村的整体衰败。现在的农村问题是历史积累的。
八、中国乡村焕发生机的历史机遇
费孝通对乡土中国有独特的认识，为中国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做出了很多贡献。费孝通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81年，在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赫胥黎奖（人类学界最高奖）之前，他第三次回到了近半个世纪前论文《江村经济》所在地——江村。
1978年到1980年，这个村子发生一个变化，即农民年收入增加了300元。这个事情立即引起费孝通注意，思索这个钱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当时费孝通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的地位还很低，有的主要领导认为社会学不行，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费孝通注重实干，顶着压力带了一帮人到江苏做“小城镇”的课题。
那时候，胡耀邦也很关心小城镇问题，他到了云南保山，看到一个历史上很有名的小镇衰落了。胡耀邦从1980年起多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两年了还是没有人回答他。
经过认真的调查后，费孝通摸清楚这个变化，意识到了乡村工业的集体力量，或者叫地方力量、农民力量。1983年，费孝通完成了他的《小城镇大问题》课题，胡耀邦看过以后。对这篇三万多字的文章做了批示，要求中国各部委的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好好看一看。
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这篇文章最核心的几句话写了进去，承认以乡镇企业形式存在的集体经济。后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三驾马车，即国有经济、乡镇企业和外资。邓小平曾发表评论，没有想到乡镇企业会异军突起。
在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冲破了计划经济铁笼子。1986年，费孝通又肯定了温州“市场+家庭工厂”的私营经济，那是一次对私有经济认识的突破。这两次突破推动了中国制度性改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制度性改革都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有了这两次突破，中国经济以集体力量和私人力量千军万马的势态，把中国带入到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也真正进入到工业文明阶段。
作为一名专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在引导农民找到出路，引导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过程中的贡献是可以肯定的。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要走自己的道路，把中国的社会变迁比喻为“三级两跳”，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三级两连跳。
关于乡村建设，我们将费孝通和梁漱溟先生做一个比较。中国乡村存在三种状态，即自然的乡村、人文的乡村和工业文明下的乡村。暂不论自然的乡村，人文的乡村，梁漱溟先生认识很深刻，他的第一次乡建运动是针对人文的，工业文明那套东西他并不擅长。费孝通是在工业文明下的乡村这块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自然、人文、工业这三个点，梁漱溟和费孝通各自擅长一个。
通过对源头的梳理，我们可以把乡建变化的路径看得更清楚。乡镇企业是阶段性的，后来进行了私有化改制，两者是母体和子体的关系，有了后来的私营企业大发展。我们应该看到，乡镇企业打下了非常庞大的经济基础，虽然乡镇企业在那一二十年起到了历史阶段性作用，但其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崛起的推动力量，非常之大。
九、失去社会团体，滋生了各种社会病
现在来看，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撤掉乡镇企业的决定还是很可惜。因为乡镇企业是一个集体，在没有生产队，没有公社的前提下，农村还存在乡镇企业这个集体，其还在起团体作用。
当时乡镇企业获得的一些利润，修建了很多学校和道路，是要完成一些社会功能的，它跟我们现在的农村合作社不太一样。合作社就是一个村子的少数几个人形成的能人经济，基本上不能涵盖大多数农民。
但是，当时的乡镇企业，村子里的每个家庭里都有一个人在里面打工，每个家庭持有工厂的一份股，村民不仅可以拿工资，还可以分红利。一旦乡镇企业彻底没了，农村就彻底变成“散沙状”。现在的合作社不具备太多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它类似一个股份制公司，是把大多数村民排除在外的，不能带领大家致富，也不用承担什么社会责任。
我曾问过一些地方干部，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团体的作用，农村社会没有团体，文化到底还能寄存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变成一个个独立的家庭，是没有团体压力的，文化也失去了扬善惩恶的基本功能。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了坏事只要不被别人发现就行。
比如怎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有人说，我们要严格立法，加强执行力度。问题是，其只有被监督到了，被发现了，成为新闻事件了，法律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如果不是东窗事发，其生产不安全食品的过程，法律是发现不了的。也就是说，最严的法律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愈发严重，其所折射出来的，恰恰不是食品安全问题，而是社会文化出了大问题。社会文化的问题主要出在了哪儿？“社会团体”没有了。比如在生产队时期，会有哪个人敢生产有毒有害食品吗，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然而分田到户之后，谁也管不了，团体压力已经不能再起作用了。
西方有城市社会的历史，主要特征是团体社会，一个人通常会加入好几个团体，正因为时时刻刻有团体压力起作用，所以人人必须生产合格的商品。中国家庭生活已经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宗族没有了，生产队也没有了，我们需要重新进行团体建设，认识中国乡村未来的路应该如何走，走向哪里，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实现的未来目标到底是什么？
可是谁来告诉我们，未来我们要向何处去？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提出“寻找第三种文明”的问题。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应该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而奋斗。台湾人曾经也出现过自己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每个人都知道了自己想要一个什么社会，并为此而主动承担责任，这叫社会责任。
十、找回文化自信，重建中国人的美好家园
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可能是撕裂、分开的城乡关系。
中国古代基本不存在什么城乡失衡、对立等问题，有很多乡村的大宅院，可以说明当时城乡本来就是一体化的。那时的人可以选择在城镇经商，也可以选择在家乡续延家风，最优秀的人成为了乡贤，立一个宗脉出来。过去的乡绅、乡贤不仅为自己的家庭服务，同时还为整个宗族服务，甚至为整个村子服务。
城乡一体化问题的出现，是从抗战以后，单向的政府政策的出台并延续造成的。我问过曾国藩的第六代的一个后人，“曾国藩这么有名，你老家有没有修一个什么纪念馆？”他回答说，“这事别说了，我努力尝试过，当地说我没有当地户口，已经不是那里的人了，没有资格买土地。”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乡村未来应该怎么办？我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是，城乡的撕裂必须要重新弥补。第一，乡村必须重建团体；第二，城乡人员能互相流动，第三，要好好想想当年费孝通那篇《小城镇大问题》的文章，其落点在小城镇。
小城镇是农村的文化中心，县城不是农村的文化中心。如果说一两万的小镇能建设的很漂亮，经济很有活力，也能吸引一部分年轻人回去。
过去的江南小镇，那些“小桥流水人家”如诗如画，是出过民国大师的地方。民国时期，苏州市不过就30万人，已经可以叫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了。
我们现在看西方几十年前提出的一个理论——田园城市，其实回头看看，历史上我们的江南小镇，苏州市不就是“田园城市”吗？怎么我们还学习西方人的那套理论，几百年前我们就已经有田园城市了。“江南小镇”就是“田园城市”。
我们中国人受到了很多误导。一次，我在江苏的一个小镇与镇长对话，他说，“你说那个老房子有什么好，我就是看不惯，我就是要住新房子。”他不知道“田园城市”，只知道西方过来的那套，现在在小镇竟然也要建20层的高楼大厦。
吴江原来是一个县，后来划成了区，它要建40多层的高楼。也就是说，我们历史上所形成的那套美学观念，现在全没了，成了地产商、水泥匠的天下。在苏州市的湖水边，建了一些很突兀的建筑，即难看又粗暴。过了三四十年，我们会产生审美疲劳，非常厌倦这些几何形建筑，如果拆掉后重盖，又会造成天量的浪费。
我个人以为，如果说英国人建的文明叫“质的文明”，那么美国人建的文明叫“量的文明”，而中国完全可以建立一种“美的文明”。
今天，我不好定义我们寻找的“第三种文明”是什么，作为一个探索，我们应该去追求一种“美的文明”。现在的中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叫“文化不自信”。如果从建筑上来看这种不自信，比如原来的乡村建筑讲究“粉墙、黛瓦”，每一个园林都是一幅山水画，清朝中期以后随着国力的下降，建筑、家具的形状开始变得很张扬，如现在农村的一些房子一排排一栋栋整齐划一，已经没有了传统乡村原来的那种曲线、错落之美，而从心理学上讲，这种“张扬”恰恰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
所以，到乡村搞建设，如果我们没有带着美去，带着文化自信去，可能到头来会干一些破坏的事情。
未来，我们无论是走向生态文明，还是后工业化时代，还是重新建设我们的家园，或是去为我们争取一个未来社会生活的理想的产业的空间，都需要去回顾历史，思索我们的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并没有把第三种文明定义为一个具体的什么东西，还要走很长的探索道路，但是我们已经了解，在后工业时代要做好城乡一体的链接，要把中国传统文化请回来，回到其应有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文明，无论是大江南北的古村还是村镇，将来一定是世界游客到中国来旅游最喜欢看的地方。
谢谢大家！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九派开元智库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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