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源头活水来
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名单
首批24个：
1.北京市大兴区2.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3.山西省朔州市4.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5.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6.上海市闵行区7.江苏省苏州市8.浙江省温州市9.安徽省宿州市10.福建省三明市沙县11.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12.山东省枣庄市13.河南省新乡市14.湖北省武汉市15.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16.广东省云浮市17.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县18.贵州省毕节市19.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20.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21.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22.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县23.大连市甘井子区24.安徽省龙亢农场
第二批34个：
25.北京市通州区26.天津市宝坻区27.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28.山西省晋中市祁县29.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阿荣旗30.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31.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32.江苏省南京市33.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34.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35.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36.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37.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38.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39.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40.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41.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42.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43.河南省信阳市44.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45.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46.广东省清远市47.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48.重庆市永川区49.重庆市梁平县50.四川省成都市51.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52.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53.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54.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55.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县56.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57.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58.青岛市黄岛区
【编者按】为做好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工作，2011年以来，中央先后批准了58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几年来，农村改革试验区围绕各自试验任务，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初步形成了一批试验成果。本期5-8版推出“改革试验区特刊”，专题梳理总结了农村改革试验区运行情况、实践经验和发展方向，以资各地借鉴。
西北，塞上小江南，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西灵村。“现在孩子上学也方便了，还不花一分钱！”因为有偿退出耕地和宅基地，陈月义一家的新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希望；
岭南，粤北山区，广东清远英德市叶屋村。“过去一丛竹子都要涉及两家人，块块田埂线咋画都能吵红了脸，如今在理事会的协调下，不仅推动了全村土地流转，而且修路建渠，充满了干事儿的劲头”；
西南边陲，云岭高原，云南省开远市乐白道街道办事处旧寨社区。48户居民因为即将告别老旧村宅，搬进别墅式小区，从农村迈向城市而心情极好；
东南沿海，闽江下游，福建省沙县高桥镇官庄村。“原来贷款实在太难了，现在只要信用好，从银行贷十万块钱，两三天就能拿到手。”在以小吃闻名全国的沙县，徐道平对他的信用格外看重；
东北大粮仓，黑土地上，黑龙江省克山县仁发合作社。吸纳农户2638户，直接经营土地5.4万亩，亩均分红910元，带动入社农户亩均多增收520元……
这些成绩和变化来源于改革，这一幕幕景象来自农村改革试验区。
2011年年底，为做好新形势下的农村改革工作，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农业部会同有关部门批复在全国建立了新形势下首批2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启动了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工作。2014年又增设了第二批3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
各地试验区扎根农村改革的广阔天地，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在创新中推进改革，围绕现代经营体制、城乡一体化、农村金融等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农村改革的创新试验，不仅成为当地农村发展的主旋律，也引领推动全国农业农村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使命与担当
开展农村领域的改革试验，既是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积累实践经验，是历史赋予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光荣使命；也是为补齐“四化同步”农业短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探索制度路径，是时代赋予农村改革试验区的责任担当。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改革就是一场伟大的试验”，“改革要先进行试点，局部推广，成熟一个解决一个。”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农村改革试点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对认识还不深入但又必须推进的改革，要大胆探索、试点先行，找出规律、凝聚共识，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李克强总理多次要求，要扎实做好农村改革试点工作。汪洋副总理也指出，今天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我们必须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
回望我国改革开放的一路征程，每一次重大制度变革，都不同程度地来源于试点试验，农村改革更是如此。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到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从取消统购统销到放开产品和要素市场，从废除人民公社到实行村民自治，从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到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所有这些农村重大改革的背后，试点试验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农村改革波澜壮阔的图景当中，农村改革试验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农村改革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深化农村改革的任务更加繁重。
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完善农业经营体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成本“地板”抬升、价格“天花板”封顶、资源环境“硬约束”加剧，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增产不增收、务工收入缺乏保障、财产性收入活力不够，农民收入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改革，是发展最关键的胜负手。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型航轮来说，改革创新，离不开试点试验。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试点探索“趟过深水区”，为全局改革和发展引路。
新一轮改革试验区设立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参与人数，投入财政等决心，农村改革试验区凝聚了从政府工作人员、到专家学者，到企业主体，到普普通通农民的期许和共识。
突破与创新
在现行法律政策框架下，农村改革试验区敢破善立，从当地实际出发，以农民发展需要和利益诉求为导向，勇于探索，主动作为，在农村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突破创新，为农业农村发展积聚了力量，创造了活力。
尽管经过几十年改革发展，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与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试验相比，现在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在任务、背景、人力、定位等多方面都面临着更困难的挑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说，现在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建立，法律体系也基本完善，可突破创新的空间不比80年代。现在的改革更加注重顶层设计、统筹规划，需要上下结合、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相对而言，改革面临的制约因素更多。
另外，现在的改革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推进改革的难度加大；改革涉及的范围更广，更需要整体考虑、统筹推进。与过去的改革相比，新形势下的农村改革深层次问题更多，两难问题更多，更具有艰巨性、复杂性。
如何在相关法律和制度的框架下推进农村改革，在各种利益纠葛下深化改革，有点类似于戴着“镣铐”跳舞，“如何跳出花儿来”是摆在农村改革试验区面前的重要任务。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一直是中央农村政策的重要导向，尽管耕地“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已经在理论上为耕地经营权的市场化利用打开空间，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农村耕地流转市场不完善、经营权评估和交易平台的缺失，在大部分地区仍然只是“沉睡的资产”。
农村改革试验区围绕农村金融和土地制度的创新试验，正逐渐唤醒农村广大的沉睡资产，让农民财产权实现形式更加多样。
在宁夏平罗县，专门出台了《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产权自愿永久退出收储暂行办法》，并设立500万元农民土地和宅基地退出收储基金鼓励农民自愿有偿退出“三权”。截至目前，平罗县农民自愿有偿退出产权1718户，退出耕地9690亩，插花安置移民1174户。
土地制度，是国之根本。在不动摇国家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平罗县建立起了灵活的土地退出机制：在二轮承包期内退出的还可以回归；劳动能力较差的老人更倾向退出承包地；而在城市扎根的年轻人则更倾向退宅基地……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耕地退出为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但是现代农业发展还必须引入金融的活水，而贷款难、贷款贵又一直是农村金融的“老大难”。各试验区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创新试验，使得这一“老大难”问题不仅正在破题，而且正逐步构建起农村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
吉林省九台市开展“直补保”的试验探索，农民种蔬菜和瓜果再也不用担心抵押和担保了；北京市大兴区，通过金融机构和服务的下沉，让更多的农户和“小老板”贷款更加轻松；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开展互助资金试点……从东北到西南，从城市近郊县区到偏远山区，几年来，以农村金融改革试验任务的试验区紧紧围绕试验主题，做出了大量有效探索。
通过试验区的改革探索，农村金融发展路径逐步清晰：建立从县区到村级的金融服务体系、拓展农村有效抵押担保形式、建立广覆盖和动态调整的信用体系、探索开展互助性融资担保、围绕特色产业拓展农业保险、开展合作社内部的信用合作……几年改革试验下来，农村金融的活水源源不息，为改革试验区的现代农业发展持续提供强劲的动力。
有偿退出无前例可循；资金内部合作面临法律困境；产权改革如何以较少的矛盾成本平稳推进？就是在种种现实约束和挑战下，农村改革试验区在农村金融、承包土地和宅基地有效退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领域仍在不断谋求创新，“十权”登记；“产权到村、福利到人”；资产向资本转变，农民向股民转变……在试验区的改革实践中，中国农村改革的基因再一次发挥作用，既实现了超前探索的效果，同时守住了严控风险的底线。
融合与提升
改革和试验，不仅意味着对原有体制机制的突破和创新，更意味着对不同主题、区域和层次的改革试验任务的融合与提升。只有把在点上的创新突破连成线、形成面，才能真正让改革和试验形成惠及亿万农民的立体实践。
试验是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融合过程，单方面的砸钱、砸人、砸物，砸不出试验的可持续发展。改革，是全面解放生产力的复杂工程，深入研究各领域关联性和各项举措耦合性，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能动性，形成发展的合力。
土地流转之后，进城务工人员的户籍怎么落实？社保如何并轨？乡村怎么治理？农村的土地又由谁来经营？改革试验，从来都是一连串的连锁动力链条，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掉链子，影响全局改革成效。
由于部门利益的制约、规划侧重点不同，在制约城乡一体化的诸多因素中，各种规划“打架”历来是各地头疼的问题，建立城乡统筹的一体化规划既是城市和乡村良性发展的要求，也是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提升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在河南省新乡市改革试验区，按照产业、新农村、土地、公共服务和生态规划“五规合一”的要求，逐步建立起“市域城乡总体规划——县域村镇体系规划——乡镇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村庄规划”的城乡规划体系，让城乡林林总总的规划不再打架。
规划的清晰意味着明确了方向和定位，由此带动各项改革试验有序协同推进。统筹城乡产业布局、分类推进新农村建设、土地集约利用、改革集体产权制度、建立一体化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在河南新乡，原本碎片化的城乡发展格局，原子化的发展主体，正经由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改革试验一步步捏合，成长，壮大。
在每一个改革试验区，改革和试验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动，互为动力和保障的，对各项改革试验的自主融合、提升，是新时期农村改革试验区的鲜明特征。
广东清远，以自然村为单元的乡村治理模式创新，不仅让“眉毛胡子一把抓、却什么都抓不好”的一元管理，发展出党务、政务、村务等事务权限清晰、职责明确、多元立体的共治格局，而且从“集体一盘散沙、单个农民分散经营”的经济发展状态，到“整合资源、攥起拳头谋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广东云浮，自然村乡贤理事会还成为现代农业经营体制的重要一环。
乡贤理,事会的人挨家挨户做工作，给农户们算经济账，给农业企业算总体账。在乡贤理事会的帮助下，农业经营的现代力量得以与土地资源、农村劳动力资源形成更有效的共赢组合。而在广东云浮改革试验区创新的“公司+现代家庭农场”的产业模式，不仅在当地落地生根，发展出500多家现代家庭农场，而且拓展到广东全省乃至全国，在各地建成现代家庭农场2900个，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生力量。
改革具有整体性、系统性、联动性、协同性，既要在关键领域努力创新实现突破，又要从全局做好规划和顶层设计，发挥改革试验的协同效应。正如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指出，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与制度创新表现出强烈的区域性特征和可推广价值，改革的系统性显著增强，综合成效逐步显现，各试验区试验方案相对单一的改革内容设计不断突破深化，开始向系统性的改革迈进。
希望与方向
改革试验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一蹴而就。更好发挥农村改革试验在全局中的重要作用，既需要把改革试验区形成的成果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也需要进一步在完善相关顶层设计上持续发力，以扎实有效的创新试验引领农村改革全面深化。
通过三年多的努力探索，各试验区在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农村金融、现代农业经营体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改革方面表现出鲜明特征、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大量可推广的普适经验。
——改革的规范性稳步提高。从改革的总体实施意见，到针对具体改革内容的实施办法或政策，各试验区出台的规划、意见、政策、文件、细则、办法等都多达几十项甚至上百项，有效确保了各项改革沿着规范化、制度化的路径稳步推进。
——改革的覆盖面持续扩大。试验区的改革内容，不再局限于试验区内部，而且在试验区之间、试验区之外拓展延伸。从“两权抵押”到“五规合一”；从“宅基地和耕地有偿退出”到“股权量化到人”……越来越多的改革试验内容不仅在试验区扩大试点，而且部分试验区的改革成果正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度。
——改革的风险防范逐步提高。试验坚持风险可控、封闭运行的基本原则，既做到了“法无禁止即可为”，又努力确保改革试验内容有法可依，不与现行法律法规“打架”。在改革的过程中，为基层探索创新留出足够空间，放手让基层干部、广大农民群众去闯、去探索，通过鼓励支持地方大胆探索创新，坚持以法律为依据，以农民利益为导向。
改革试验从来不会一帆风顺。虽然农村改革试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在改革试验道路上还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挑战。各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各不相同，改革试验必然是起点有差距、进程有快慢、水平有高低、重点有不同，不可能整齐划一。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涉及到的利益调整问题将越来越多，推进改革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推进改革的方式方法需要进一步改进，改革的成本和效益也需要更加全面地考量……
改革的法律瓶颈如何突破？改革的持续性如何保障？改革的均衡性如何提高？改革的成果如何推广？改革的内生动力如何更有效的培育？这些现实问题都需要在未来的改革实践中一一破解。
但是，只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方式，“将做好顶层设计与尊重基层的创造有机结合起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农村改革试验区的道路就能够越走越宽阔，为农村和全局综合性改革持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改革从未有穷期，试验一直在探索引领。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节点，农村改革试验区正以舍我其谁的担当和凝聚上下的集体智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人人有份，份份明晰（江娜 李飞）
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紧紧围绕“确权、赋权、活权”的主线，明确了谁有份、怎么分、分了之后怎么交易的核心问题，既保障了农民的财产权，又壮大了集体经济。
数十层高的写字楼，全球连锁的快餐店，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浙江省温州市虹桥镇东街村，一点也看不出农村的样子。看起来，它就像一个城区。
但是，东街村这两年面临的问题，和温州市乃至全国许许多多其他村庄一样，是个典型的“农村问题”：村集体经济发展了，村民要求产权改革；村集体经济要继续发展，也需要产权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00多项改革任务中，有超过50项和农业农村有关，其中的重头戏就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2011年，农业部会同有关部门批复在全国建立首批2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其中，浙江温州市、上海闵行区、湖北武汉市、大连甘井子区等承担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任务。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正是农村产权制度体系下的重要部分。
“当年搞‘三分三改’，理清了改革关系，现在更是明确了‘确权、赋权、活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主线”，在赴试验区采访的第一站，浙江省温州市委农办副主任谢小荣告诉记者：“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
要把财产权利，尤其是集体经济产权，交到农民手中，并非易事：谁有份、怎么分、分了之后如何交易，一个个问题都需要农村改革试验区用实践来回答。
谁有份？
既要结合现实，给“谁有份”难题开出一副能见效的好药方；也要尊重历史，给曾经放弃了自己那份的村民配一副后悔药。
从“大家都有份，但不知道有几份”，到“你有五份，我有三份”，村集体资产量化到人，好处不用多说，但是困难也同样摆在面上：凭什么他有份，我没份？
集体经济谁有份，是摆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2013年6月，温州市虹桥镇东街村34名农嫁女及其子女与村委会打了一桩官司：农嫁女们不满的是“以前村里分点啥，都有我们的份儿，领了结婚证以后就啥也没有了”，因此，向乐清市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享受村集体资产分配权。
在这场官司之前，东街村委会的依据是一份2012年底，由东街村党委、村民委员会、村经济合作社和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制小组联合制定的村级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不过，“村规民约和村民会议集体通过的方案，可能存在‘多数人暴政’，东街村农嫁女状告村委会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明确的法规来确认量化对象，就会滋生大量矛盾。”温州市委农办农村改革处处长徐炯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为我市农村综合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里面明确规定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加强在册农业户口的“农嫁女”的合法权利保护，使其享有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同等的分配权。
有了这部法规，农嫁女“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村集体资产的量化对象。温州农村产权改革制度的设计者，也从这场官司中获得一个宝贵的集体资产量化对象确认原则：宜宽不宜严、宜纳不宜排、宜配不宜补、宜简不宜繁。
巧合的是，同为农村产权改革试验区的上海市闵行区，也有一个虹桥镇，同样在探索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如果说乐清市虹桥镇的难题是如何开一个“谁有份”的药方，那么闵行区虹桥镇的难题就是怎样给曾经放弃自己那份的村民配一副后悔药。
闵行区是上海的城乡结合区，随着上海变得“越来越大”，虹桥镇不少村成了无农田、无农民、无农宅的“三无村”。但是，村级组织和村里的集体经济资产还在，改制的难题没有凭空消失。
事实上，早在10年前，虹桥镇的红欣村、先锋村和红春村就已经开始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改制：资产量化，按农龄分给村民，村民入股组建股份合作社。但是，当时有的村民直接把股权兑成了现金，还有的村民留下一半的钱，只入了一半的股。到了分红的时候，入股的村民尝到了甜头，没入股的、少入股的村民只能看着眼红。
2011年，虹桥镇再次启动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这一次，各村不再允许用股权兑换现金，而是100%资产量化，100%村民入股。先期改革的红欣村等三个村进行再次改革，没有入股的村民可以重新入股，股份不足的可以补足股份——，有了这副后悔药，村里前一场股改的后遗症，彻底没有了。
怎么分？
股权分配合理，会带来分红，分配不合理，会产生分歧。股权设置上要在公平的基础上包容一些，前期工作要尽可能地扎实一些。
与“谁有份”一并而来的，还有“怎么分”的难题。村集体经济股权设置稍有不慎，就会埋下不公平的隐患，危及农村社会稳定。
不患寡，而患不均，“怎么分”一度困扰温州市鹿城区龙方村长达十几年之久。早在2002年，鹿城区就有洪殿村等9个村陆续启动股改，其中5个村完成了改制。5个村的股东年年分红，龙方村村民看了不免“眼红”。但在村委会看来，股改不仅会带来分红，也会产生分歧。尤其是当时市、区并无一套详细的政策指导意见，而龙方村是个城中村，村情又十分复杂，村干部夹在中间，两头为难。
2011年，温州市全面铺开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鹿城区及时出台一系列股改政策，龙方村感觉到启动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时机成熟了。
为了最大化消除不公平隐患，龙方村没有设置集体股，规避了二次量化的风险。个人股由人口福利股、劳动贡献股和土地承包权股组成，比例分别为34%、33%和33%。三种股权的设置中还考虑到妇女、儿童、定销户等特殊群体，平衡了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2013年1月，龙方村顺利完成了股改。
循着“温州改革”历来的轨迹：自下而上的探索很快演变为自上而下的政策行为。温州各村在集体资产股权设置上，普遍不设集体股，只设个人股，个人股也由多部分组成，实行“生不增、死不减、长不加、走不收”的静态管理。目前，温州全市99.2%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完成了股改，量化集体净资产165亿元，680.9万社员持股，而且“很清楚自己持有几份”。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集体资产雄厚，一直是其他镇羡慕的福利大镇。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之前，该镇9个村2.2万人的福利支出超过1亿元。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号上村为了最大程度地弱化矛盾，专门研究了18条统计农龄的办法，对4个村民小组1200多人按两个时间段做了统计。农龄张贴出来，一目了然，分得最少的村民也心服口服。
如何用？
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不是一分了之，它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个社员都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能通过股权交易真正感受到权利在自己手上。
在解决了“谁有份”、“怎么分”两个与“确权”密切相关的问题后，改革试验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赋权”和“活权”上。
占有集体资产股份，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分红。过去两年，温州全市集体经济股份分红达2.98亿元，龙方村社员分红超过1万元，东街村也在5000元左右。
除了分红外，股权还可以质押授信、资金互助。在苍南县河底高村，村里的旧房改造和农贸市场提升改造就是靠着股权质押，获得了2.5亿元的贷款授信额才实现的。在洞头县岙仔村，集体资产量化股份出资300万元，组建了农村资金互助会，用于本村社员海产养殖、捕捞及渔家乐，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实现盈利60多万元。
在温州，像这样的带着泥巴味的改革探索还有很多，长虹村的股权流转交易就是一例。乐清市柳市镇有个“中国电器城”，这座“城”就建在长虹村。这些年，随着电器产业的不断发展，长虹村越来越小，村集体经济越来越大。2012年2月，长虹村完成了股改，股份经济合作社每股股金20万元。
一下子有了这么一大笔资金，社员们有的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有的想做点生意，还有的想还一还以前欠下的债。这些想法能否实现，全看股权如何变现了。长虹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规定，个人转让得来的股权不得超过总股权的10%，个人可转让部分股权不能超过社员自有股权的50%。两个“不能超过”未雨绸缪，既满足了村民的资金需求，也不影响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最重要的，还确保了每个社员都可以获得可持续的收益。
村民间的集体经济股权交易，毕竟不规范，容易滋生矛盾。“温州市农投集团和金投集团共同出资，设立了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下辖8个县市相应成立农村产权交易分中心，108个乡镇和涉农街道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温州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总经理郑朝晖向记者介绍说。
“交易平台上可以交易的产权品种有12类，目前交易较多的是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谢小荣打了个形象地比喻：高速路已经修好了，现在主要跑两款车，其他车想跑随时可以跑，不想跑也不强求。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绝不是搞私有化（秾言）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是一分了之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就是要针对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和公益性资产的不同类型推进分类改革。但是，这项改革绝不是一分了之，绝不是搞私有化，更不是让农民吃村集体经济的“散伙饭”，而是要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稳定。在推进这项改革的进程中，必须统筹考虑公平和效率、统筹考虑农业和农村发展、统筹考虑城乡改革发展。
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权能，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项任务。深化农村改革，关系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则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一环，关系到农村耕地的承包经营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关系到“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产权明晰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随着我国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产归属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不严、流转不畅等问题日益凸显。在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周边的不少农村，村集体资产市值往往较高。面对巨大利益，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一些村干部“小官大贪”侵吞集体资产现象频发。如何激活农村“沉睡的资产”，让农民享有更多财产权利，同时防止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少数人侵占、支配集体资产，防止外部资本侵吞、控制集体资产，成为下一步农村改革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农村集体资产主要包括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和公益性资产。当前，改革思路已经明确，就是要针对不同类型资产推进分类改革。对于土地等资源性资产，要推进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探索适度规模经营的多种实现形式。对于厂房等经营性资产，要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革，明确债权债务、资产量化、股权设置、收益分配，将资产折股量化到每个集体组织成员，健全对集体资产运营的管理、监督和收益分配机制。对于学校等公益性资产，要探索集体统一运营管理的有效机制，使其更好地为组织成员和社区居民提供公益性服务。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绝不是一分了之，绝不是搞私有化，更不是让农民吃村集体经济的“散伙饭”，而是要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稳定。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加强对农村集体产权的保护，激活农村各类要素的潜能，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其目的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而不能把集体所有制改垮了、改虚了，不能把集体资产改没了。正是基于此，中央提出，现阶段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必须严格限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也在提醒我们，推进集体产权改革的节奏、方式必须从各地实际出发统筹考虑。具体来说，要统筹考虑公平和效率、统筹考虑农业和农村发展、统筹考虑城乡改革发展。应当在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全面核实农村集体资产的基础上，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这“三资”的管理监督和收益分配制度，保障农村产权依法自愿、公开公正交易。农村集体产权越清晰，保护越有力，农村经济的活力就越大，最终实现建立产权关系清晰、利益分配共享、要素配置优化、治理结构完善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目标。（《经济日报》2015-11-16）
市场引领潮头舞（张伟宾 何烨）
以农业经营体制机制试验为核心，以市场化为改革思路，云浮的农村改革试验像投入水面的石子，农业经营主体加速壮大，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金融、乡村治理等多个领域联动发展，并向试验区外延伸。
改革，我国经济发展一个不变的主题。尤其是“三农”领域，试验与创新、减负与松绑，伴随着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和新一代农民成长走过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一直是体制机制创新的前行军。2011年11月，中央重新启动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广东省云浮市承担了创新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改革试验的任务。
如今新一轮农村改革试验已经运行4年，试验区成效如何？近日，记者走进广东省云浮市，带您一起探究云浮市农村改革的风云激荡。
改革：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
广东，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和前沿阵地，但是粤东粤西大不同。在粤东，昔日一个珠江畔的小渔村逐渐发展成为今日充满活力的经济特区。而在粤西、粤北，像云浮这样省内相对欠发达的地区也面临着与全国大多数农村一样的改革使命。
劳动力大量向城市集中、土地流转成本增加、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下降，分散的农业生产无法有效对接农产品消费大市场。在云浮，农业的人均增加值在2万元左右，只相当于工业的五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谁还去种地呢？与全国传统农业地区一样，原有的农业经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提速增效。面对这样的发展背景，云浮用市场化的改革思路回答了这一历史考验。
“用市场化思路去改革，这是云浮的改革传统，也是广东的改革经验”，云浮市委常委冯彤介绍说，以市场化的改革思路，结合本地的农业产业发展实际，云浮的改革才能既符合中央改革的顶层设计，又接云浮农村的地气。
在多方取经之后，云浮的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确立了以“公司+现代家庭农场”、“公司+合作社（理事会）+农户”、“合作社+合作社”三个创新机制的改革试验。
有着农业产业化现代基础的新兴市主打“公司+现代家庭农场”这一“公司+农户”的2.0升级版改革方式；有合作基础和自然村理事会基础的罗定市、云安县等主要探索试验“公司+合作社（理事会）+农户”经营机制；依托农村主导产业、优势资源和特色产品，云城区、郁南县主要探索试验“合作社+合作社”经营机制……
畜牧业巨头温氏集团，在新兴建设现代化家庭养殖场500余家，公司为农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指导、资金支持、产品检测和市场销售等社会化服务，公司从产前到产后一条线上把握养殖的质量和安全。
在罗定市，以亚灿米、聚龙米为主要品牌的稻米产业，采用“公司+合作社（理事会）+农户”这一经营模式快速发展，“罗定稻米节”已经成为全市最响亮的名片之一，罗定市，这个位于粤西山区的县级市，也多次荣获国家粮食生产先进县的称号。
在郁南，合作社发展实现了从松散型到专业化的联合，朱氏明记果业等12家合作社组建了流通型的联合社；水松根合作社等组建了技术指导型的联合社；信达茧丝绸公司组建了公司+合作社的经营共同体……合作社组合起来，从汪洋中的一只船，升级成为全县农业产业发展的联合舰队。
无论是+现代家庭农场，还是+理事会，或者+合作社，政府搭台，市场唱戏，都是这里产业发展的主要思路。这样的改革思路，富了新型经营主体，富了企业，也富了一方经济。
在簕竹镇石头冲村，今年46岁的温志开是与温氏合作的家庭农场主，他的农场有2个鸡舍，一年能饲喂6万多只鸡，年利润将近20万元。而像他这样的现代家庭农场，已经成为新兴现代农业的一个个排头兵。
创新：如何种出效益的关键
模式好不好，效益是核心。为提升农业经营的比较效益，云浮着力从技术、管理和体制机制上开展创新。
“鸡苗、饲料、疫病防疫、销售都不需要我操心，连鸡粪都有偿回收。我养了23年的鸡，现在是越来越省劲，效益还比以前高。”温志开说，从2011年开始升级家庭农场的硬件设备，现在只需要在手机上点击操作，两个人就可以完成了整个农场一批1.4万只鸡的饲喂工作，每年比以前多养4.1万只，比传统养殖方式增效7.38万元。
温志开的家庭农场升级，离不开温氏集团的创新：自动料线和自动升降系统，开放式鸡舍要求安装（半）自动卷帘系统、热水循环、暖风炉等保温设备……各种物联网技术装备被广泛运用；运苗车队、屠宰队伍、防疫队伍、销售回收，各种专业化的社会服务团队成为这些家庭农场提质增效的重要法宝。
创新是技术层面的创新，更是管理和体制机制层面上的创新。
云浮自然村有着丰富独立的治理经验，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是农村发展的“不动产”，而“公司+合作社（理事会）+农户”的模式创新，则让农村传统的治理资源和经验成为现代农业发展增值的“流动资产”。
如果说“公司+现代家庭农场”是适应了农业产业化向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发展的要求，那么“公司+理事会+合作社”则是以理事会作为连接纽带，实现合作三方利益的最大化。
罗定市是一个传统水稻种植之乡，而真正把罗定大米的品牌打响并走出去的则是罗定市稻香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稻香园通过与种植大户、农户签订生产与购销合同等形式，建设核心示范基地5000亩，采取的就是“公司+理事会+合作社”的一条龙经营模式。
“在农村，基于亲缘、地缘等的社会资本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这是成立理事会的主要动因。从2011年开始，我们有组织地在云浮每个自然村建立乡贤理事会，主要是发挥老党员、村干部、返乡能人的公益心和为乡做事的积极性，协调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并为农民争取话语权。”云浮市农业局局长陈雄荣介绍说。
“我们与农户合作，对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而这个利益的连接点就是土地，我2007年返乡创业，理事会在协商土地流转问题上对我们企业的帮助相当大，减少了公司与农户直接协商的交易费用。”稻香园的总经理陈炳佳说。
在罗镜镇黄村，这里有稻香园的1000亩有机水稻种植基地，田园植保专业合作社负责着这1000亩水稻的从种到收。此时离收割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稻粒已经逐渐饱满起来，稻穗低垂着，可以想象一个月后的丰收景象。合作社的理事长同时也是乡贤理事会的成员黄学用告诉我们，一开始有20家左右的农户不愿意把地流转出来，如果土地不能连片集中，那么搞有机种植的一些水利设施也就无从谈起。
乡贤理事会的人挨家挨户做工作，给农户们算经济账，“公司给每亩地的租赁价格是900元，比农户自主经营纯收入高出400元，农民在地里干活还有收入。”合作社理事黄连昌说。在乡贤理事会的帮助下，公司从农户手中租赁来的土地形成了核心种植区域，统一品种，统一技术培训和指导，统一生产技术和质量技术标准，统一配送农业投入品，统一产品收购、加工和销售，在生产过程中，植保、农机服务等田间管理事务，也由乡贤理事会组织服务队完成。
“整个种植过程的统一管理，也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在每个环节都是可控制的。”驻村农技员李德兴说。
“公司+理事会+合作社是罗定市现代优质稻米产业化发展探索出的新模式，对于这三方来说，就好像三角形的三个支点，形成了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公司这种标准化的技术操作稳定了产品质量，农户得到是长期稳定的收益，理事会是润滑剂，代表公司组织生产，同时也代表农户表达诉求。农业的比较生产效益得到提升，整个产业得以壮大。”云浮市农业局副局长梁胜华说。
以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市为宏观平台，以大力建设生态文明村为微观载体，强化农村金融对现代经营体制的支撑，当市场化的资源和力量碰到比较效益好的农业项目，加上创新高效的农业组织形式，云浮的现代农业步伐越走越快，也越走越可持续。
试验：探索引领发展实践
云浮的改革已经扩展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金融、乡村治理等多个层面和领域。最初的农业经营机制的创新为后期改革深入和拓展无疑提供了宝贵经验。据了解，到2013年底，全云浮市已培育发展自然村乡贤理事会8154个，基本实现全覆盖，村规民约、公共事务、基础设施、公益管护、“三资”管理、矛盾调解等等，乡贤理事会都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改革试验4年的时间，产业带动、土地流转、金融支撑、协同共治、生态文明村的改革实践展现出良好的经济社会效果。农民收入得到很大提升，农业生产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效益增幅巨大。
云浮试验区，充分利用当地的技术、资源和治理优势，遵循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径，探索多种模式共存共赢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理顺和完善各个市场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了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辐射带动能力，着力破解传统农业发展难题。
改革的成效显而易见，而且不仅仅体现在云浮，改革的示范效应和红利也在不断向外拓展。
温氏集团不仅在新兴市建设了500多家现代家庭农场，而且拓展到广东乃至全国，共投入2亿元资金和3亿元无息贷款，在全国建成现代家庭农场2900个。
以自然村乡贤理事会为基础的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模式，不仅有效带动了云浮老百姓的增收致富，也为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提供了实践范例。中国农业大学辛贤教授对此评价，乡贤理事会能够弥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理事会在农业生产、农村面貌改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云浮来说，改革试验，一直是进行时。云浮人在思考，云浮人在行动，云浮的农村改革试验正在市场的引领下，从理论走向实践，为云浮和更大范围的农村改革提供经验。
赋予农民更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施维 董文龙）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既要创新放活，又要严守底线，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也要立足实际。山东枣庄、宁夏平罗的改革在确权基础上，放活农村土地包括交易（流转）、抵押、入股、处置（退出）等在内的广泛财产性权利。在还权赋能的同时，坚持尊重农民意愿，使农民利益不受损。
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焦点问题，也是一个敏感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土地制度改革既关系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关乎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构建和社会和谐稳定大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在稳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前提下，更好地放活土地经营权；如何在赋予农民更有保障的财产权利的同时，更好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如何兼顾法制的权威性、严肃性，又能体现改革的超前性、创新性？这都需要发挥好农村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作用。
以山东枣庄市、宁夏平罗县等为代表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对土地管理制度进行了相关改革试验，确权基础上，放活农村土地包括交易（流转）、抵押、入股、处置（退出）等在内的广泛财产性权利。在还权赋能的同时，牢牢守住农民利益不能受损的底线，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和宝贵经验。
明晰产权，确权先行
电脑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各家户主的名字和耕地亩数，用鼠标轻轻一点，“张某、64022、第九村民小组、14.53亩”等相关信息清晰地显示在屏幕右侧。这是记者在宁夏平罗县渠口乡红阳村看到的土地确权成果，平罗县农经站站长关尚德告诉记者，平罗县使用了统一的软件平台记录确权数据，土地权属关系一目了然，有效地减少了争议。据了解，平罗县这一做法只是宁夏推动土地确权工作的一个缩影。“宁夏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包括统一工作流程、政策口径、软件平台、航拍采购、经费补助等在内的省一级确权工作统筹。”宁夏农牧厅农经法规处处长张延平介绍说，“有效地推动了确权工作顺利进行。”
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建立在清晰的权属关系基础上，农村改革试验区在土地确权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如枣庄市探索了“两书、一表、一图、一合同、一证”确权登记管理办法，目前已完成90%以上的确权任务；黑龙江克山县探索了“四统一五到户”的工作方法，确权量目前达到了95%以上。
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实现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然而一些地区土地在私下流转，很容易产生流转不规范、农民利益受损等问题，农村改革试验区在规范土地流转、保护农民利益方面进行了相关探索。
据枣庄市农经办主任冯宜勇介绍，枣庄市已建立起了市、县（区）、乡镇三级完善的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实现了包括土地经营权在内的全部农村产权的进场交易，规范了经营权的流转。同时，在保护农民利益方面，还探索出了为流转主体发放《农村产权交易鉴证书》的模式。“以往土地流转都是给新型经营主体发放土地使用产权证，从长期看，这可能会放大了经营权淹没了承包权，当发生纠纷时，农民的话语权就会降低。”冯宜勇对这一模式的意义分析得很透彻：“现在我们以《农村产权交易鉴证书》代替《土地使用产权证》，更加突出的是土地流转的交易性，淡化经营权的概念，这更有利于保证农民的利益。”
盘活资产，还权赋能
对于农村改革试验区而言，一直在探索更大范围内赋予农民对于土地有效的收益权。其中，实现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住房财产权的“两权”抵押贷款权能，是一项重要内容。
在枣庄市山亭区万恒土地合作社，记者了解到该社入股和流转了土地1600余亩，为了解决经营流转资金问题，合作社在2014年抵押了500亩流转土地，贷了100余万元。“贷款有效地缓解了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让我增加了农用设施，提高了经营水平。”该合作社理事长魏洪军说。
但是抵押的土地毕竟都是农户的承包地，如何保证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失？各个试验区普遍的做法是，进行抵押之前，需征求流转土地的农户签字同意。除此之外，枣庄市确立了用于抵押的土地最多不超过流转土地的1/3，向银行抵押贷款的期限不超过3年的原则。平罗县则设立了农村产权抵押贷款风险基金，对没有还贷能力或还贷延期的，可从风险基金中先期垫付，既保护了农民利益，也调动了金融服务部门的积极性。安徽宿州市则是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政策性农业保险，以化解因农业经营风险造成的抵押贷款坏账。
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入股也是一种重,要的财产权实现途径。从改革试验的实践来看，大部分试验区采取了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形式，如在平罗县的带动下，宁夏青铜峡市叶盛镇五星村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该社由村支部牵头，以每亩地折合830元为一股，一共设置总股权1688股，采取“保底+分红”的模式。“保底830元，年底还进行二次分红。”该社理事长徐建平介绍说，“再多出的收益还可用于建设村里的公共设施。”当记者问及把土地交给合作社是否放心时，60多岁正在合作社劳动的入股农民杨金山说：“以前土地交给老板们总不放心，现在土地交给村委会办的合作社，还能多分红，我们放心着呢！”
枣庄滕州市南沙河镇也开展了类似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实行“保底600元+分红”的模式；宿州灵璧县灵南生态合作社等地开展土地股份合作试点，2013年每亩保底1000元，分红584元，比土地流转收入高35%-58%。
有偿退出，尊重民愿赋予农村土地更加充分的财产权，其中也包括处置权。为了解决农村“空心化”带来的土地和房屋资源闲置浪费，能让农民更顺利地迈进城镇化的大门，探索引导有条件的农民退出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其房屋财产权很有必要。但不同于一般财产，土地带有一定的社会保障性质。引导农民有偿退出“三权”，最重要的就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利益。
平罗县灵沙乡是开展“三权”有偿退出的重点区域，该地取得的经验被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称为“平罗经验”。平罗县农改办主任顾自军为记者介绍了它的具体内容，“设立500万元的退出收储基金，对在城镇有稳定收入来源和固定住所的农户，按照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其自愿永久退出‘三权’，并给予一次性补偿。”顾自军说，“目前，围绕插花移民安置，已收储自愿永久退出耕地、宅基地和房屋720户，转让耕地3600亩，插花安置移民300户，为全区移民安置探索了新途径、创造了新模式。”
在平罗县灵沙乡西灵村，记者见到了从宁夏南部固原市西吉县搬迁过来的生态移民陈月义。他告诉记者，2012年他搬迁到了西灵村，到这里时得到了一处宅基地和房子，还有5亩水浇地，现在孩子上学也方便了，生活也好了，而所有这些，他没有花一分钱。对此，该村村支部书记田生俊解释道：“几年前，村里便引导那些在城市打工、买了房子的村民退出耕地、宅基地，我们给每个退出农户补助了12万元，移民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房子和地免费提供给他们。”
围绕农村“三权”有序退出，其他试验区也进行了相关探索，如在枣庄市滕州市南沙河镇上营村，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引导了70多户老旧无人居住房屋退出，土地进行复垦，用于发展种植养殖业；黑龙江克山县出台专门措施，鼓励农民进城定居，对退出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给予购楼补助优惠，全县退出农户近900户，退出土地近2万亩。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既要创新放活，又要严守底线，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也要立足实际。正如枣庄市委副书记梁宪廷所言：“农村改革和探索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坚持有利于粮食增产、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适度规模经营。在最根本上，还是要尊重农民意愿。”土地制度改革是下一步我国深化农村改革的重中之重，农村改革试验区作为“探路者”取得的这些宝贵经验，值得全国各地结合自身特点去思考、学习和借鉴。
激活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白锋哲 郭少雅）
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山区，乡村治理正逐步建立起多元、高效、民主的治理体制机制，不仅形成“攥起拳头谋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更重新建立起具有认同感和凝聚力的乡村共同体文化。
乡村充满活力！村村迸发生机！
从位于长三角中部的第一批农村改革试验区江苏苏州，到地处粤北山区的第二批试验区广东清远；从“华夏第一钢村”永联村、“幸福新家园”蒋巷村、金仓湖畔东林村等一个个江南名村，到2009年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元、如今座座楼房拔地起的叶屋村等偏远乡村……采访所到的每个村子，都给了记者这样强烈的感受。
在工业化、城镇化奔涌向前的大背景下，不少地方村庄凋敝、劳动力流失、基层组织瘫痪、村民自治失灵、乡村治理面临困境。一个是1300万常住人口中有700万外来人口的全国第二大移民城市；一个是农村人口仍以外出务工为主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不同的经济水平，却有着共同的精神风貌和发展活力。两地在乡村治理上有着怎样相同的治理理念和机制？试验区是如何将原子化的农民个体凝结成一个个紧密联结的村庄共同体？在农村治理上有着怎样的创新和探索？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访。
从“眉毛胡子一把抓、却什么都抓不好”的一元管理，到党务、政务、村务等事务权限清晰、职责明确、多元立体的共治格局
广东省阳山县阳山镇高村村支书梁秀犬如今每天的必做工作是坐在墩背村村口的文化广场，在郁郁葱葱的凤尾竹下给村民们放音乐、放电影。乡亲们跳起舞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些有过小纠纷的乡亲往一起拉：“红过脸的妯娌，拌过嘴的邻居，一起搭档排练个舞蹈，啥矛盾都没了。”
三年前，做了十几年村支书的梁秀犬可没有这么悠闲。高村下辖包括墩背村在内的18个村小组，600多户村民分散在沟沟坎坎的山坳间，“为村民解决纠纷，给村庄进行基础设施改造，每到一个村小组都要花好几天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村干部们跑断了腿，村民的怨气却越来越大。”
自古皇权不下县，我国农村历来是自治形式。改革开放30多年来，采取的是“乡政村治”模式。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生产结构、人口结构等发生改变，许多农村发展陷入困境，脏乱差、颓废破败、萧条无序。
清远市委副秘书长、农办主任鲁小鹏说，“很多农村村级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员年龄严重老化，个别地方一年没有一次党员活动，更别说带动群众。”此外，村民自治没有有效落实，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滞后，社会不稳定因素多发，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农村没人管，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自治组织下的放权，等于简单把农民推向了市场。”他补充道。
2011-2012年，为了找准改革突破口，清远市市委书记葛长伟带领调研队伍，走遍全市85个乡镇，踏访200多座村庄。“通过摸底分析，发现根源在于组织化水平偏低，治理模式不适应农村实际，产权与治权分离，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冲突。”鲁小鹏说，“当时，行政村承担108项党政事务，其中30多项是重大事务，几个村干部疲于应对，哪有精力再去落实村民自治？阳山县黎埠镇扶村共有71个村小组8000多人，很多村民都没见过村干部长什么样，基层治理怎么能效果好？”
抓手在哪里？2012年11月26日，清远市下发了《关于完善村级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意见（试行）》，探索推进“村民自治、基层党建、政府服务”三个重心下移，即将现有的“乡镇-村-村民小组”调整为“乡镇-片区-村（原村民小组或者自然村）”的基层治理模式；在自然村或者村小组设立基层党支部，在行政村一级设立党总支部。把原来的行政村改为党政公共服务站，作为乡镇派出机构，承办上级交办的工作，开展公共服务和为群众提供党政事项代办服务。清远农村综合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原先的眉毛胡子一把抓、却什么都抓不好的管理模式，变为党务、政务、村务、社务等事务由不同主体分层治理，形成“多元共治”、权限明确的治理格局。不到两年时间，清远农村原有的诸如土地纠纷、农村选举等“三农”难题逐渐破解，涉农纠纷下降21%。英德市西牛镇曾因上访问题被黄牌警告，通过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实现“零上访”。在党组织领导下，村委会、村民理事会、经济合作社等组织各司其职，农村发展活力明显增强。
墩背村村头这片吸引了全村老少的文化广场，就是在“三个下移”之后实现的一桩乡村美事。村民潘大姐指着曾是村里最脏乱差的文化广场。“搁前几年，谁也想不到这么好的文化广场能建起来。搞明白是为大家谋福利的事儿，我们村民都支持，不仅该拆就拆，而且家家出工出劳，干劲儿大着呢。”
千里之外的苏州，“政社分离”、“政社互动”的治理创新与清远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核。在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永联村，通过厘清职责，理顺关系，由过去村委会一元化治理结构，发展为由永联社会事务管理协调小组、永合社区、永联村经济合作社、永钢集团、社会组织等五个乡村治理主体构成的多元、立体的治理结构体系。各治理主体职责明确，有效确保了居民、社员、职工的合法权益。
走进永联村议事厅，现代化的民主议事风格扑面而来。村民代表开会议事时，非参会对象可通过二层的有机玻璃和音频系统了解会议进程，议事厅外墙的LED大屏幕也可同步对外直播。永联村党委副书记吴慧芳说，议事会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并且设有当事村民、永联村委委托人、议事成员三方代表。大家围坐在一起，不分职位高低都有权利发表意见。
从“集体一盘散沙、单个农民分散经营”的发展形态，到“整合资源、攥起拳头谋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广东省英德市石牯塘镇叶屋村，上世纪80年代，全村1350多亩土地被分成上万块，好坏搭配，水旱掺杂平均分配给全村35户人家。“我们都开玩笑说，家里的田块多得像天上的星星。”村民叶冒成说。
过去的叶冒成没少因为土地的事儿跟乡亲们起争执，“一丛竹子可能要涉及两家人，块块田垒出条田埂连中线咋画都能吵红了脸。归根结底还是穷，土地承包解决了温饱问题，可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2009年底，叶屋村人均年收入还不到2000元，是出了名的贫困村。
一方面是因为土地经常乡邻反目，一方面是土地产出效率低下后的大面积土地抛荒。2008年，叶屋村成立理事会，叶时通被选为理事长。他和理事会成员商量，把村里的地流转起来。叶时通告诉记者，“为了协商土地整合并块，理事会的成员有2个月几乎从早到晚开会，工作不好做。”如今的叶屋村，全村土地实现流转，土地划为养殖、种桑等几块区域规模化生产，年人均收入3万元，村民建起新房，一半以上的村民买了小汽车。
鲁小鹏对记者说，“只有重心下移，实现产权和治权统一，以村小组为单位集体决策村小组集体资产的运营，才有可能把村庄的土地、涉农资金、涉农服务平台等各项资源整合起来，攥起拳头办大事。”近两年来，清远市相继出台系列改革配套文件，通过推进农村土地资源、财政涉农资金和涉农服务平台“三个整合”，不断激发着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苏州，诸多集体经济实力雄厚的村庄，也大多寻到了资源整合的金钥匙。城厢区灵峰村十多年前合并扩容时，并入的4个村经济相对薄弱，党委书记高兴元提出“资产统一管理、资金统一使用、建设统一规划、收费统一标准、福利统一享受、用地统一调配”的思路，并以每年每亩责任田500元、口粮田700元的标准，把土地承包权从村民手中流转到村里。利用“长”出来的土地资源设立锦峰工业园，几年后灵峰村村级可支配收入由393万元增加到5000余万元。
东林村是太仓市政社互动首批试点镇村，试点三年来，村里的行政权力渐渐抽离，东林村党委会和村委会的工作中心从抓农业生产转向抓农民生活后，生产和经营由新型经济组织实施运转。该村把改造整理出的1800亩良田组成合作农场，实行大承包、小包干、统一种植、集中管理，同时与科研单位合作，种植富硒优质水稻。科学技术、科学管理打造了科学发展的“高地”，水稻亩均收益超过5000元。
从“公共服务没人管、共同体意识薄弱”的失序状态，到“重新建立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共同体文化
幸福的村子总是相似的，民主权利落实了，集体经济壮大了，内生活力迸发了，公共服务能实现了，村民福利有保障了，文化生活丰富了。
清远市阳山县是广东省第一批基层公共服务综合平台建设试点县，通过整合“一个机构”，集中“一个办公场所”，统一“一块牌子”，制定“一张服务清单”，建立“一支队伍”，建立一个网络信息系统，建立一套保障制度，将面向基层群众的公共服务事项纳入县、镇、村（社区）三级综合平台集中办理，逐步实现公共服务事项“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阳山县167个“村服务站”已经代替村委会，成为村民们办理事务、购物、买卖农资和休闲娱乐的中心。
记者采访时，杜步镇村民林木生正在公共服务站办理摩托车年检业务：“过去年检都要自己跑到县里去办，现在村代办员会把所有资料通过网络上传至县综合服务大厅，再把通过年检的各项证件送到我家里。过去找村干部办事，等一天都未必等得到，觉得在农村生活真不方便。现在家门口什么都能办，村里和城里没啥区别。”
同样的现代化便捷服务，在苏州的诸多农村也已完全实现。在东林村社区服务中心，食品安全工作站随时可以帮村民检验食材是否安全；老年人社区服务站里，老人们领着一个月1000元的养老金，悠哉哉地打牌、练书法；每逢周末，村里的孩子会到社区服务中心参加各项兴趣小组活动。村民们自豪地说，“我们的福利，比城里还好。”
现代化的农村，是否还有田园牧歌的质朴韵味？记者在一个个风景如画的村庄中寻找答案。
常熟市蒋巷村，1000多亩的高标准水稻田由村民建成186幢村民别墅后、退宅还田复垦而成，行走其间，稻香醉人。新村别墅区设有学校、剧场、商贸街、活动中心等配套设施。70多岁的蒋巷村老书记常德盛告诉记者，虽然蒋巷村拥有能够带来滚滚财富的常盛工业园，可他最自豪的，还是能实现“吨粮田”的千亩稻田和如今已经被列为常熟市重点旅游项目的蒋巷村生态园，“这有山有水的生态园，是蒋巷人挖地为池，堆土成山建成的，老百姓都希望立足泥土，不离家乡啊。”
阳山县元江村，在外打拼了一辈子的陈天房被村民们选为村理事长，回村主持村里的公共事务。理事会动员村民进行了土地整合，筹资筹劳进行乡村建设，重新挖掘这个曾经出过12位进士、举人的文化古村落的历史文化内涵。如今的元江村，溪水环绕，青山吐翠，“状元桥”和“举人路”都成了外地游客要专门走上一走的吉祥地。靠发展村庄旅游和特色养殖，这个曾经村路泥泞难行的小村庄成了粤西新兴的风景胜地。“游客进了村，我都告诉他们，房门不用锁，小轿车不用进院。元江村真的能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因为这是元江村村民共同的家。”守着这片散发着浓浓传统文化气息的村庄，陈天房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
政府还权于民，村民回归自治。正是在村民的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过程中，一个个村庄形成了共同体的锻造，每一位村民找到了心灵上的快乐和精神上的归属。
拆掉“大坝”促互融（冯克 高杨）
虽以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为主题，将目标指向城乡二元结构破除的更高层面、更深层次。除了户籍制度改革、农村社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规定动作”，更增加了农村产权和农村金融等“自选动作”，让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相互融合。
在北方冰封雪飘的季节，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开远市仍是一派生机盎然。最近，乐白道街道办事处旧寨社区有48户居民心情极好，他们将告别老旧村宅，搬进别墅式的同心小区。这个小区能够批准兴建，是开远市探索跨村组有偿流转宅基地的成果，而旧寨居民能够共享这一改革红利，也正是由于开远市被列为第一批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机遇。
三年多来，开远以“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主题的改革，打通了城乡公共资源互流机制，创新公共服务均等供给机制，从政策上基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差异。与第一批其他23个试验区，特别是承担城乡一体化改革试验任务的试点相比，开远市的改革试验还有一个突出特点：虽以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为改革主题，但将改革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通盘考虑，将目标指向城乡二元结构破除的更高层面、更深层次。在内容上除了户籍制度改革、农村社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规定动作”，还从改革的系统性角度考虑增加了农村产权和农村金融等“自选动作”。
因此，开远的改革探索所辐射的经验对于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更加具有全国性、全局性的借鉴意义。当我们聚焦城乡一体化改革话题时，将镜头摇向那个西南边陲的城市，记录下它几年来试验包括试错的历程，就显得很有必要。
户籍之变：同权同利才能自由迁徙
旧寨社区现有1100多户、4200口人，来自之前7个村民小组，他们能够“一夜”之间整村转户入城，得益于在成为试验区之前、开远已经在云南省率先实施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按照“鼓励进城、自由下乡”的基本思路，开远制定了关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及相应配套细则。在全市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按照公民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将公民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在城市居住的划分为城镇居民，在农村居住的划分为农村居民，从根子上消除城乡“身份歧视”。
“封闭运行，先行先试”，成为改革试验区给了开远更大的制度突破力度和探索空间。户籍制度改革之后，转户入城的居民，可以享受城镇教育相关政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社会保险相关政策、连续的计划生育政策及住房保障有关政策，而其在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保持不变，农村林权制度政策和集体资产产权保持不变。而城镇居民转户下乡，不鼓励不限制，下乡后不能享受经济组织的特定权利，只能享受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为农民进城消除了制度障碍，开通了便捷通道。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累计办理“农转城”手续60346人，城镇居民转入农村330人，城镇化率达73.26%，在我国西部地区处于较高水平。
当然，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变换一下城乡居民的身份，权利的平等问题不解决，所有的身份置换都没有意义。在保留农民入城后几项原有权利不变的基础上，开远基本实现了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增添社保、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等待遇政策，统一就业、抚恤、资助、救助等补贴标准，促进并保障了城乡居民自由迁徙的选择权利。
羊街乡古城村委会黑泥地社区是由一个村民小组独立而成的，全体208户已经整体转为城镇户口。在社区党总支书记钱保兴看来，真正的城镇化不应只是户籍的城镇化，“农民以前找关系批城镇户口，不是因为城镇户口多好，而是依附在上面的福利太多，市里做过统计，至少有40多项。通过改革，这些福利我们基本也都有了，还有谁在乎叫什么户口呢。”
城乡间像隔着大坝，两侧水位相差大，开了户籍这个闸门，猛然下泄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同权同利，公共服务均等化，水位拉平了，即使拆了大坝，中间也会形成一个漩涡，两侧的水自然会自由流动、相互融合。对于城乡一体化改革，开远市统筹城乡办公室主任李剑伟给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要实现同权同利，首先在“钱从哪里来”这个财政投入问题上就必须平等。开远建立起城乡基本平等的公共财政分配体系，对农村的投入从十年前1.84亿元增加到去年的16.11亿元，增长8.8倍；同期农村投入占总支出的比重从35%提高到49.7%；2006年以来对农村的总投入占公共财政总投入的47.3%，基本实现了城乡“平分秋色”。
“现在我们逐渐在还城市欠农村的债，未来的城乡间一定是要素自由流动，居民同权同利。城市让农村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有的人喜欢住在繁华的城市，有的人喜欢住在安静的农村，当人们能够按照兴趣来选择，能够没有顾虑抬腿就走的时候，所谓自由迁徙才算真正实现。”李剑伟说。
治理之变：职能分离才可明晰主体
在黑泥地社区服务中心的门口，一块标有“红河州开远市黑泥地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牌子引起了记者的注意。钱保兴介绍说，去年4月份，抓住市里开展农村社区化改革的契机，挂牌成立了开发公司，引进资本技术，委托流转土地，解决了传统耕作方式收益低和土地出租后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钱保兴所说的农村社区化改革，是开远市为了打破长期存在的农村公共服务“自给化”困境，而进行的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改革，同时也是就地城镇化的实现路径。
职能分离，才能明晰主体。首先，开远按照城市社区的理念改造农村，把农村的职能分为三类：一类是公共职能，这是政府必须承担的；二类是经济职能，包括农村各种成份的经济组织；三类是自治职能。随后，按照“因地制宜、规模适度、有力发展、便于服务”的原则，结合地域相邻、习俗相近、产业相连的实际，通过“多村一社区”和“一村一社区”模式，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实现就地城镇化。
对于公共职能部分，开远引入城市社区管理的理念与经验，将59项公共服务延伸到农村社区，在各乡镇设立“为民服务中心”，推行全职社区干部8小时窗口值班、办事代理制、流动上门服务等新的工作模式。“以前，农村的公共职能都是‘自给化’，人民道路人民修，人民教育人民办，实际上是推卸政府责任、增加人民负担，我们开远已经结束了这样的历史。”李剑伟说。
问起社区与原来村子的区别，“老村官”普定红说，村的职能复杂多样，管的多，而社区更多是服务。“现在市里、镇里都把职能下放，过去老百姓要往‘上’跑的事，现在大多都可以在社区中心办或者我们代办；以前是老百姓自己跑，现在是我们帮老百姓跑，每年要办理的如结婚、生育、老年补贴等各种事项不下四五百次。”
在完成集体资产清产核算的基础上，开远试点组建和完善独立于社区“两委”之外的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股份有限公司，来完成社区的经济职能，壮大集体实力。黑泥地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这一试点的产物。“现在，公司已经成功委托流转土地1800多亩，每亩地租1600元。”钱保兴说：“搞公司也是为了在流转土地中提高话语权，我们把沟渠、水泵、机耕路等这些基础设施折算成耕地，在三家流转我们土地的公司占有股份，相当于他们使用基础设施的使用费，这就有了集体积累，可以拿来做公益事业，不用干什么事儿都得让农民集资，向上面伸手。”
事儿都需要人来做，激励机制十分重要。为调动基层干部积极性，开远健全完善村居干部岗位补贴动态增长机制，全面提高村（社）干部待遇，达到市公务员平均水平。同时建立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经费保障管理机制，每年给予每个村委会不低于7万元的公共事务管理经费和5000元教育培训经费，给予每个社区5万元工作经费和5000元教育培训经费。
“‘就地城镇化’不能只是盖房子，封顶、验收、住进去就完事了，而农村公共服务还是‘自给自足’。过去讲新农村建设一大难题就是主体不明，开远的‘三大主体论’，比较成功地破解了乡村治理的核心难点。”云南省农业厅政策法规处处长胡汉傈说，此举改变了过去农民作为“单一主体”、样样事情都要农民自己干的做法，农民群众、集体组织、党委政府三大主体各司其职，协调配合，激发了强大活力，引爆了巨大能量，改变了农村面貌，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产权之变：激活要素才有内生动力
30多年前，赋予农民自主生产经营权的政策调整，彻底激活了死气沉沉的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内生动力，实现了中国农业持续发展；当前，深化农村改革，核心仍然是寻找内生动力。“解放生产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激活各种生产要素，开远的改革就是要把农村的要素市场化，把农村的产权、农民的产权还权于民，真正激发内生动力。”李剑伟说。
2011年以来，从加强顶层设计入手，开远为健全农村要素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重点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同时，“多权同确”，同步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居民房屋所有权、经济林木（果）权、水面养殖权、小型水利设施承包权等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在确权基础上，开远试点探索农村居民房屋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而且在包括同心社区在内的4个村探索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片区内流转，打破过去村组，甚至是村域概念，实现资源的整合利用。同心社区就是在流转的山坡地上建设的现代化小区，48栋“小洋楼”的所有者分布在7个村民小组中，社区挨家挨户到有分户需求的村民中实地调查，只要真正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每户建筑面积225平米，除去社区各类补贴，只需交纳38万元就能实现就近城镇化。
基层有了迫切的要素流动需求，开远市适时成立了全省首家县级产权交易平台——开远城乡产权交易服务中心，这是一家真正由企业运作的市场主体。“中心有一定前瞻性，一是先立起来，等着承接政府转移给市场的功能，迟早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二是基于城乡同权同利，城市、乡村产权交易业务公司都有，工作重点在城乡衔接上。”公司副总经理吴颇说。截至6月底，全市规范和签订土地流转合同3903份，流转土地9.8万亩，占总面积的41%。通过土地确权和流转，农民把资源变资本，最终变资产，增加了财产性收入。
人是最活跃的要素。开远通过送人才、送土地、送资金、送项目、送房子、送服务、送荣誉“七送”政策，鼓励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记者在大庄回族乡遇到了中壹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中壹，他从最开始种菜、贩菜到现在流转了2600亩地种植绿色蔬菜，长期雇佣140多个劳动力，他种的菜“喝的是矿泉水、施的是农家肥”，采用生物手段防治病虫，老王已将优质蔬菜卖到英国、泰国和香港等地。
开远市农业局局长何明说，产权制度改革也撬动了农村金融改革，有了产权交易流转服务平台和农村融资抵押担保机制后，金融输血功能就强大起来了。2011年至今年6月底，全市共办理农村“三权”抵（质）押贷款1360笔，累计贷款额8.5亿元。
诚然，城乡一体化改革的步伐、内容和方式，需要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经济实力和资源禀赋，开远市改革试验的一些具体模式和做法也许并不具备唯一性和排他性，但其中统筹设计、协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改革理念和经验，完全能够为全国不同地方学习吸纳。
正如采访结束时李剑伟说的那样，统筹城乡具有整体性、系统性、联动性、协同性，用农村的话讲叫“按下背锅两头翘，按下葫芦浮起瓢”，既要靠政策创设，靠行政推动，更要靠内生动力。“好比车没油了，大家都来帮忙推车，车子是动了，但它没加上油还是跑不远跑不快，因为没解决内生动力问题；政府给加上油，指好道，车子跑起来了，大家就要各归各位了，其他问题就交给基层创造来解决。”
开渠引水正当时（高飞）
农村金融改革不仅给老百姓提供了发展生产的资金，意想不到的还有金融改革带来的溢出效应，不仅百姓信用意识不断增强，新农村建设、农村干群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我原来住在山上，穷的很，前年我靠信用从农商行贷了五万元，开始在山下的村里养鸡，这几年收入不错，今年准备再贷二十万，扩大养鸡场规模。”广西田东县作登瑶族乡大板村村民农新星笑呵呵的说，“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还有二十多户，比在外面打工好多了。”据了解，像农新星这样通过信用贷款致富的农户，在田东还有很多。
2011年底，田东县作为国家首批六个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之一，与北京市大兴区、河北玉田县、吉林省九台市、福建省沙县及湖南省沅陵县共同承担起农村金融改革的重任，目的是通过探索创新农村金融体制，着力破解当前农村存在的融资难、贷款贵、金融服务弱、信用环境不佳等问题。
几年来，各个试验区积极探索改革路径与模式，极大满足了农民和农业发展多样化的信贷需求。这些做法哪些值得全面总结，哪些思路值得更大范围推广，农村金融改革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又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备受期待，总结和梳理试验区有益经验，对破解当前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金融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信用建设是解决农村金融困境的“金钥匙”
如果问经历过农村金融改革的基层干部，农村金融存在什么问题，可能有许多答案。但是，如果问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是什么？答案却几乎一致：信用。的确，现代金融的关键问题是信用，农村金融也不例外，破解农村金融困境就是要首先解决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信用难题。
“农民贷款难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信用，信用环境长期没有得到重视，这样金融部门即使想放贷也放不了，银行拿不到农户的基本信息，轻易放贷也容易产生不良贷款，贷款担保和抵押又比较难，因此也就形成了贷款难”。曾经经历了整个沙县农村金融改革历程的县委书记袁超洪说，要想破解农村贷款难，必须建设较为完备的信用体系，消除银行与农户之间的信息障碍。
与沙县一样，广西田东县也一直强调信用建设。“现在全县80%以上的农户信息都在这个信用系统里面，包括了农户的方方面面80多项信息，而且这个系统也一直处于更新之中，不仅为银行贷款提供了依据，而且也为政府进行有效管理提供了方便。”田东县农村金融改革办公室主任李润权说。
田东县平马镇四平村51岁的黄寿平，前年流转了村里30多亩土地种西红柿，两年下来挣了60多万，不仅还清了贷款，还建起了一座全村“地标建筑”——村口一座三层小楼。“这多亏了前年农商行20万的贷款，帮我流转了土地，才能有现在的收入。”黄寿平说。“贷款额度高是因为他是村里的3A级信用户，对这样的信用贷款户，我们银行很乐意支持，而且我们行对这样的信用户10万以下贷款是免担保和抵押的。”田东县农商行副行长黄金莎告诉记者。
沙县高桥镇官庄村是沙县第一个实施农村金融改革的村集体，该村官庄组村民徐道平说：“原来贷款实在太难了，银行要担保，我们又找不到，致富没门路，现在只要是信用好，从银行贷十万块钱，两三天就能拿到手，原来想都不敢想。”与徐道红同一个村组的张万炎对此也深有感慨：“原来想过好日子，没有启动资金，干着急没办法，现在靠好信用就能贷到款，信用就是真金白银啊”。
合作共担是金融风险的“防火墙”
仅靠信用虽然能破解贷款难题，但是作为金融机构必须考虑金融风险，为了有效防范风险，必须加强风险防范的制度设计。与商业贷款中风险由银行与客户承担有所不同，试验区在风险共担中强化了合作，构建了政府、银行、保险与农户共同承担风险的机制。
以沙县村级融资担保基金为例，据沙县副县长钟旗胜介绍，在风险控制方面，担保基金通过设立“农户信用等级、农户互保、利率约束、银保互动、风险保障金”五道风险防线，特别推出国寿小额贷款借款人定期寿险，提高借款农户抗风险能力，而且为农户提供三分之二的保费补助。通过五个步骤，就构建了农户、政府、银行与保险多方共同承担风险的机制，农户贷款风险极低，也降低了金融风险带给每个主体的压力。
无独有偶，北京市大兴区在庞各庄镇和青云店镇，各选取一个村开展融资担保基金试点，建立信用互助合作社，共同承担贷款中出现的风险。
与沙县和大兴区的做法不同，湖南沅陵建立多层次的融资担保机构，县农发公司作为借款主体，政府控股的兰波担保公司作为融资担保平台，为小微企业贷款提供组团担保。通过将多个担保机构的信用整合“抱团”成一个共同的担保体系，从而提升抗风险能力。
“不仅是风险共担，政府实施的风险补偿机制也是金融改革一大特色。”田东县金融办副主任邓小武说。据了解，各个试验区对因推进金融项目而造成损失的金融机构，在核实情况后，政府都会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不仅如此，政府在涉农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涉农贷款贴息、信贷投入奖励及建立农业担保体系等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金洪云指出：“在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中，财政和金融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财政支农政策通过金融杠杆实现效应放大，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资金需要；金融在农业领域只有得到财政支持，才能实现风险有效控制和成本合理弥补，才能转化为支持农业发展的现实资金力量。可以说，农村金融离不开财政支持，这是由我国农村的实际和农业的特点决定的。”
农村金融改革是新农村建设的“加速器”
“村里建立金融服务站以后，贷款是太方便了，村干部、村民和信贷员在服务站一起核实信用情况，信用好的，不用担保和抵押，贷款很快就批了，无论是信贷员和农户，都省去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田东县平马镇四平村党支部书记黄海武说。据了解，各个试验区加快了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机构网点也逐步延伸到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农户金融服务不出村，极大方便了农户办理贷款。
除了加快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各个试验区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吉林省九台市将粮食直补款当作担保创新金融产品并不断推广，而大兴区实施的“租益贷”，以预期稳定租金收入作为还款来源，从而解决缺乏有效担保但有稳定租金收益主体的信贷难题，河北玉田则把稳步发展农村资金合作社作为解决农民资金需求问题的突破口。
改革好不好，得看群众是哭还是笑。农村金融改革是否成功还得看基层干部群众怎么评价。“前几年我大学毕业后，准备回家创业，但是启动资金不足，幸亏咱们银行支持，而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贷款额度和还款日期，解决了许多大问题。”田东县思林镇真良村火龙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梁青松说。
“除了靠信用贷款以外，我们还根据资产评估机构的报告进行灵活处理，比如调整抵押率，尽可能帮助农户更好地使用贷款，银行也取得了不错的回报。”北部湾村镇银行副行长张保东说，“原来我们担心农户还不了钱，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即使有一些不良贷款，发生率也是极低，完全在我们的可控范围。”
改革不仅激发了沉睡的农村金融市场，也带动解决了许多其他问题。“农村金融改革不仅给老百姓提供了发展生产的资金，意想不到的还有金融改革带来的溢出效应，不仅百姓信用意识不断增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长足发展，基层干部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原来在村里办件事情，村干部得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自从实施金融改革后，帮助百姓贷了款，群众逐渐认可村干部，村里事儿办起来容易很多。不仅如此，现在农村娶媳妇、嫁姑娘都得先问问是不是信用户，不是信用户的结婚就受影响。”袁超洪说。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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