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让世界了解中国农村改革
——《杨勋回忆录》节选
在每个人的一生中，有许多的“第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些“第一次”很容易留在自己的记忆中，是很难忘记的。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坐飞机就很难忘记。那种新奇的感觉至今还常常涌动在我的血脉中，似乎还能给这颗年老的心带来一种微弱的活力。
我第一次坐飞机是在1985年8月间。陪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是一名北大的留美博士生林毅夫。我们坐的是军用飞机，从北京的南苑机场起飞，飞往南京。我们的目的地是安徽合肥——滁县。任务是进行一次专门的农村调查。
我陪林毅夫去安徽是在很仓促的情况下决定的，起因还是安徽农村的包产到户试验。
1981年以后，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了举国上下关注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这在军队中也引起很大震动。因为中国军队的官兵多为农民子弟，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直接涉及这些来自农村官兵家属的利益。作为农村问题专家，在那段时间，我不仅要参加各种学术政策讨论会，大肆鼓吹包产到户，还经常接待军队的政工干部的访问，向他们解释党的农村政策和包产到户有关的具体问题，如包产到户后军属的优抚问题，军属承包地的管理问题等。
为了对大学生进行形势教育，1985年北大经济系三年级学生也安排在安徽生产实习，带队的教师有张胜宏、周元和我。这次实习是由安徽省农委主任刘家瑞同志安排的。实习的地点定在刘主任的家乡——巢湖地区。负责接待我们的是zhonggong巢湖地委农村政策研究室，陪同人员有省农委的马启荣等同志。
学生在巢湖实习一个多月，暑假前顺利地返回了学校。正当我准备暑假，休息时，林毅夫来到我家，请我陪他去安徽收集博士论文的资料，说他已选定做中国农村改革方面的题目，暑假回来正忙着写博士论文，希望我能帮助他。
由于刚从安徽回来，又是暑假期间，我对林毅夫的约请，从内心感到为难。但当我看到他那种真诚执着而急切的样子，想到他即将把中国农村改革的内容列入美国最有名的大学经济学博士论文，我还是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同意用一周时间陪他去安徽走一趟。
我之所以不顾疲劳痛快地答应利用暑假陪林去安徽，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那就是林毅夫的特殊身份和他同我的个人交情。几年前，在我主持筹建北大经济管理专业时，他曾帮过我很大的忙。
北大经济管理专业是1978年开始筹办的。那年秋天，国家教委在香山召开全国高教会议。我代表北大经济系出席了那次会。国家教委在会上提出北大应利用综合大学的优势开设旅游和经济管理专业。北大对配有三十万元经费的旅游专业不屑一顾，结果全国第一个旅游专业设在了杭州大学。对于经济管理专业，由于我的态度积极，终于被校方勉强接受，决定暂时设在经济系，只设专业，不单独建系。
香山会议后，我们根据会议决定，积极筹备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我提议由年轻教师王永治同志担任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主任，并坚持不叫“计划经济管理”。经过一年的筹备，1980年开始招收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学生。但是，由于经济管理在国内是全新的专业，它的培养目标是什么，需要开设什么课程，谁也说不清。这时，我想到了当时正在本系留学的研究生林毅夫。
林毅夫1979年入北大经济学系，是未经考试直接由教委批准来北大攻读硕士研究生的。经济系里派张友仁教授担任他的指导教师。
林毅夫当时27岁，身体特别健壮，一副单纯的学生模样，很讨人喜欢。关于他的特殊身份和背景情况，系里很少有人知道。一般传说他是新加坡华侨，经济管理硕士。林是外国来的留学生，但他并不住留学生楼，就住在普通的研究生楼——29楼。
为筹建新专业，我到29楼找到了林毅夫，向他请教现代经济管理学一般课程设置问题。他听说北大要建经济管理专业非常高兴。随后，就给我送来了一份列有一般经济管理学课程的单子，一共有26门课程。
我接过他开的单子，如获至宝，仔细看着他列出的那些课程。虽然我对那些课程十分陌生，但总的印象是新鲜而专门的。林耐心地向我一一作了解释。我相信那是代表当时国际水平的一份设计，于是对于创办管理专业更有信心了。
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吸引了系内外不少信息灵通人士。数学系的秦宛顺、勒云汇、陈良煜等人先后调到了经济系充实加强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教师队伍。随后，厉以宁同志也从经济学说史教研室转过来了。1985年经济系分成了经济学、经济管理和世界经济三个系。厉以宁出任经济管理系主任。1988年，这三个系又变成了三个独立的学院，厉以宁担任了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由于有了新班子，原来的经济管理教研室主任王永治同志离开了管理专业，最后调到国家计委。我也去了社科院。后来，由于有台湾光华基金会的介入，北大经济管理学院改名为光华管理学院。目前她已是全国知名的学院，吸引着国内外的优秀学子。如果追忆这个学院的创办史，杨勋、王永治、林毅夫等人确实是功不可没的，毕竟是最早的创业者嘛，前后花了五六年的时间。
大约8月上旬，我跟林毅夫从南苑机场起飞去南京。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全由林毅夫一手操持，我只管跟着他走。到南京后，接待我们的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我在那里还意外地遇见了小学时的要好同学赵林波。当时他是军区政治部的助理，参与接待林毅夫。
在南京，我们被安排住在金陵饭店，第二天就到了安徽省会合肥。在合肥，接待我们的是省农委刘家瑞主任和辛生同志，具体陪我们的是马启荣同志。两天后，我们到了滁县。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同志接见我们，为我们安排了工作日程和陪同人员。在那里，由于省农委和滁县地委的支持，我们很顺利地查阅和抄录了有关资料，林收集博士论文资料的任务很快就完成了。为了保密，安徽省农委没有将那些资料交我们带回北京，而是在我们回北京后，通过国家农委杜润生主任转给我，我又转给林。
在合肥——滁县的那些日子，虽然工作进展顺利，但由于天气炎热，没有降温设备，任务又紧张，时间还是很难熬的。林毅夫把一间有空调的房间让给我住，他自己住在闷热的小房间里整理材料计算数据，那种刻苦用功的劲头，在当时的学生中还是很少见的。他的刻苦奋斗精神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我开始把他当作一个值得支持的年轻人。
在滁县的一星期，由于没有别人交流，我和林接触的机会很多。晚饭后，我们经常在宾馆周围散步，谈论着各自关心的事儿。通过交谈，我更具体地了解了他的经历，知道他原名叫林正谊，来自台湾岛，曾是台湾军人，后来又上了大学，获管理学学士。林还曾是台湾的十大优秀青年之一。1979年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对大陆的向往，他从金门游水到了中国大陆。到北京后，中国军方余秋里出面接待了他。他要求在北京上大学，军方先同中国人民大学联系，人大说没有住房（当时人大刚复校），最后就通过国家教委直接来了北大。我问他：从金门游水过来太危险，怕不怕？他说不怕，他身体好，没问题。我问他，你来大陆是不是要带什么礼物？他说当然带了。他不说带了什么礼物，我也不便再问他。心想，反正不会像黄植诚那样开来一架飞机！自那以后，我对林另眼相看，把他当作年轻有为的爱国英雄，不由自主地关心着他的成长。他也同我一直保持联系，在后来的工作变动中多次来家找我一起商量。
林毅夫来大陆之所以能顺利发展，一方面是靠他的主观条件和刻苦努力，同时也因为他遇上了好运气。1979他登上大陆之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之日。因此，迎接他的自然是一片欢呼和掌声。他选择中国农村问题做论文，也说明他的头脑敏锐，眼光深远，正如农村发展组的兄弟们当初选农业农村问题一样。按发展组青年们的说法：“假如我们毕业后去国家计委，只能大清早就先上班给大家打开水。人家写好文章，我们得跑腿打印、校对、折片子、装订。”当时国家计委是青年经济学者最看好的单位，大门口有卫兵站岗，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实权机构，何等气派！但发展组青年们对工作单位的选择却是另一种标准，他们提出：第一，不定时坐班；第二，大门口无岗哨；第三，经费独立。这是何等的实际而明智！试想：对一个有志的青年学者来说，有了时间、金钱和自主权还怕做不出研究成果吗？有了重大研究成果还怕国家不重视吗？
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本要求就这么简单，问题在于你怎样去争取它，怎样选择和利用。
当初，林毅夫从北大去美国成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生，也是因为遇上特殊的机会。那是1980年，北大邀请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舒尔茨先生来校讲学，一时间，找不到适当的翻译人员，林毅夫因为英语熟练被派去担任舒先生的翻译。随后，舒先生推荐林毅夫赴美留学，作了他的博士研究生。
舒尔茨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农业发展和农民现代化有独到的见解和论著，对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极为关注，林毅夫选中国农村改革问题作博士论文，自然会得到舒尔茨的器重和赏识。林毅夫高质量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1986年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全美各大学的经济系中名列第一，有了这个博士学位，再申请其他名牌大学博士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1986年林同时被几所大学录取为博士后，最后他选择了耶鲁。一年后，博士后研究任务也完成了。林毅夫获得了当今世界经济学界最令人羡慕的学历和学位。在此期间，他的太太也在美国获得了特别教育学博士，还抚养了两个可爱的儿女。林毅夫的运气就是这么好，几乎所有这一切有利条件都为他配齐了，而他也非常自觉机智地运用了这些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归功于致用的管理学。
1987年，林毅夫学成回国。军队安排他的一家暂时住在西直门内解放军总参招待所。中国政府为他提供了优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他也十分珍惜并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向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努力前进。
林毅夫是一个身材魁梧、面貌端庄、作风纯朴，一见就给人留下良好印象的那种年轻人。在社会学中，一般称这些条件为人格魅力。这种人在社会交往中，往往最受人欢迎。在公众人物竞选中，最容易得选民的青睐。
林毅夫精细地利用着自己的优势条件，从不滥用自己的各种独特资源。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他本来可以住条件较好的留学生楼，他却坚持住在普通研究生楼。在他留学美国期间，国家允许他每年带家属回来度假，他却坚持一个人来回，给国家节省了不少经费。他对自己的小家庭极为珍视，尊重妻子，对孩子也要求严格。他的起步和经历预示着他不平凡的未来，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给他带来障碍和风险。
1986年，当他获得博士学位后，曾积极努力促成被誉为中国农村研究和决策相结合典范的杜润生和舒尔茨之间的交流。后来，舒尔茨来了中国，杜润生却至今未能成行赴美。农业部借口对杜润生的健康负责一直不准他出国，虽然杜润生一再表示他可以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为了感谢杜润生，1986年夏天，由总参出面在北京饭店组织了一次与杜润生主任的聚会。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安排这项工作的，是当时的外联部主任王歧山同志。林毅夫邀我出席了那次聚会。他说，他是通过我认识杜润生的，因此，这次隆重会见应当请我参加。
北京饭店会见后，我们一起到了总参谋部。出来接待我们的一位处长竟是北大俄语系的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反聂元梓的骨干。我们交谈起来自然是倍感亲切。
林毅夫学成回国后，北大的学校系头头热情地请他吃饭，却没有一个人表示请他回校工作的意向。这使林颇感失望。他同我商量后，决定去中国社科院农村所。为此，我们邀请当时农村所的陈吉元所长在总参招待所会见。会见后，陈所长热情邀请林毅夫到农村所工作，并选派蔡昉、慕新月等青年研究人员协助他开展研究工作。
在农村所工作不久，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王歧山、陈锡文等到社科院农发所，商谈由林牵头两所联合开展研究事宜。不久，林毅夫就被邀请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出任中心下属的发展所副所长、研究员。
1990年以后，“中心”被整顿清查，最后整个机构被撤销。林毅夫终于又回到了北大，创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告诉我，在此之前，清华已同意他前往赴任，但他还是愿意回北大。
我关心他在1989年后清查中的遭遇，他说：“不管怎么，我不咬人！”在那种恶劣的政治气氛中，不咬人就是最重要最可贵的品德，当然也还得寻求特别渠道的保护。由此，我感到他已成为一个政治上相当成熟的学者，已完全适应了中国大陆的环境，不必再为他担心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后，为了“研究中心”的建设，他每年约有一半时间在国外海外讲学，以便在国内外扩大“中心”的影响，并为“中心”筹集经费。
去年，在北京街头公共汽车站的广告牌上，我突然看见了中国十大成功人士的巨幅照片，林毅夫被选为全国著名的成功人士了。
2002年5月4日，北大经济系1977级学生相聚北大燕园庆祝毕业20周年。位于朗润园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了77级同学欢聚的会场。那天到会师生100多人，我也荣幸地被邀请到场。5月4上午，由“中心”后院万众楼上传出的欢声笑语，飘荡在未名湖的上空，飘荡在燕园的山水林间，滋润着这片美丽多情的园地。
林毅夫不是1977级学生，而是1979级研究生，论辈分算是1977级的大哥哥。他们在一起欢度这个喜庆的节日，实在让教师们高兴。他们脸上浮现着成功的微笑，在每人限时5分钟的汇报发言中，个个豪情满怀，脸上满挂着胜利的喜悦和对美好前程的自信。
从1977级同学各人自报的经历中得知，这批人现在在各国各地各单位都是显赫的骨干人物了。但在这一天，在我心目中，他们依然是可爱的小青年，纯洁、善良、自信、乐观。回到母校，谁也没有以大干部、大企业家、大学者的身份自居。因为大家都是“大家”了，也就不必以“大家”为目标相互勉励。作为老年教师，我认为此刻最需要祝愿他们的是健康愉快，个人安全，家庭幸福。至于他们将来还会成为什么人物，要对国家社会作出何种贡献，那是早年就谈论烂熟的话题，是深埋在每人心中的基石，不必人到中年还挂在嘴上。真正的有志者从来都是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只要向着自己的目标坚持不懈地投入力量和智慧，还怕没有产出？
教师的优势在于学生。教师的骄傲在于学生。古人教导说，厚德博学才能为人师表。教师的得意源泉，就在于自己做不到的，可以期望学生去做。1977级毕业20周年庆祝会带给我的振奋将永远不会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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