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和“三农”工作，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高瞻远瞩，内涵深刻，不仅蕴含着习近平同志对于“三农”问题的深厚情怀和战略谋划，而且也为正确认识和切实做好我国目前新形势下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当前，全国各地都在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的“三农”思想，并紧密结合本地“三农”工作存在的实际问题，研究和制订各项具体的贯彻落实的政策措施。
目前我们基层的“三农”工作存在哪些主要的矛盾冲突与疑难问题呢？
一是农业经济的比较效益越来越低，使得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向城镇的“大逃亡”，农业的凋蔽与农村的衰败有进一步恶化的危险。
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符合中国农民“宜分不宜合”的传统习性，亦能够有效缓解大量剩余农民的就业与生存压力，但它确实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小农经济形态。这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与基本内涵就是：生产资料细碎化，要素配置差，经营规模小，投入成本高，产生效益低，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弱。由于几乎没有技术含量，只要不缺胳膊少腿，老少就都能务农。虽然土地产出率很高，劳动生产率却很低。这种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机制的顽固性，阻碍了农业生产活动的社会化分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现代化改造。我调查过鄂南某乡的12个行政村，竟然没有一台拖拉机，农户饲养一头耕牛每年的有效使用天数仅为7日。风车、水车、把桶、木犁等早于人民公社时期便已经销声匿迹的原始农具，现又重新“震撼登场”。在多数农村，每年能否喜获丰收的关键，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人努力”，而取决于“天帮忙”。在这种状态之下，绝大多数农户每年只能维系简单的再生产活动而根本不可能促进农业升级换代和繁荣昌盛。
另一个问题是当前农业生产的驱动力不足，积极性衰减，商品率持续下降和不断扩张的内卷化效应。究其缘由，皆因农业经济的比较效益畸低所致。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种粮食不值钱，种棉花也不值钱，种油菜更不值钱，不管种什么养什么都难以赚钱，稍不小心还可能亏本，谁还会去傻乎乎的务农呢？务农为什么不赚钱？现在的主流说法是“双重挤压”，即国内的农业生产综合成本太高而国际大宗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很低，顶到了“天花板”。国内的农业生产综合成本高，当然有土地租金与劳动用工的价格上涨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农业生产资料快速上涨与社会资本的剥削。据我的抽样调查，2004—2014的十年之间，粮食综合价格只缓慢提高了41%，化肥、农药、农膜、种子等生产资料价格却汹涌上涨了186%。仅此一项，就把农民的基本收益“掏空”了。同时，由社会资本主导的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相关服务费用也因机械、燃油、运输、存储价格的不断上扬而越来越贵。在一些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发放制度名存实亡，早已销声匿迹的高利贷趁机“重出江湖”，“地下黑钱”的月息高达3分。还有不少“龙头”企业打着帮助农民增收、引领农村发展的旗号，在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们斥之为“上吃政府财政、下吞农民劳动”。这些势力就像蚂蟥一样，疯狂地吸吮着应当沉淀在农业领域的经济效益和本该留给农民家庭的合理剩余。
由于农业经济的比较效益太差，涉农劳动不能脱贫，涉农投资不能致富，涉农财政不能增收，谁姓“农”谁背时，谁沾边谁倒霉。弄得人们都认为从事农业便等于掉进一个陷阱。尽管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不断出台惠农、富农、强农政策，但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仍然如同水库“泄洪”一般向城镇流淌。即使是那些农业条件很好的鱼米之乡，也照样有绵延不绝的“空心村”和“老人屯”，大块的“插花”荒地、陈旧残破的水利设施和广种薄收的稻田麦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4年全国农村户籍人口约为8.3亿，劳动力约为4.1亿，其中进城镇打工者高达2.69亿人，已经超过了一半以上。绝大多数农村，很难看到青壮年的身影，“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问题十分严重。由于各种生产要素望风溃逃，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甚至相对贫困化，农业的凋蔽与农村的衰败便迟早都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二是农民群众的原子化程度日趋突出，精神颓废、教育缺失状态严重，极端利己主义甚嚣尘上，“一盘散沙”已成为农村社会的普遍现象。
分田到户之后，以千家万户高度分散的家庭为生产单位，如一袋子互不统属的“马铃薯”，虽然鸡犬之声相闻，彼此之间却很少发生经济联系。产前、产中、产后及存储、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几乎没有必要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合作，完全依靠农民自己带领老婆孩子单打独斗，基本上处在一种“万事不求人”的自我封闭境界。我认为，这种传统落后的小农生产模式恐怕就是中国农民之所以祖祖辈辈总是不能有效组织起来的根本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分田到户之后，农民的组织体系和集体观念也随之分崩离析，团结奋斗、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在“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与行为的日益破坏下被不断瓦解。当前，农村的最大贫困是什么？我看不是经济上的贫困而是精神上的贫困。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尽管条件极为艰苦，但广大农民却在“大寨精神”鼓舞下满怀豪情壮志战天斗地，敢叫高山低头，敢叫河水让路。改造农田，引进技术，修筑道路，建设水利，积极参与各项管理工作，把自己看作是农村的主人。我们现在仍然继续受益的许多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被誉为“人工天河”的红旗渠，就是当年大干社会主义的宝贵遗产。如今的农民似乎越来越懦弱和麻木，自力更生的积极进取精神和互助合作的集体主义观念正在日趋淡漠，甚至只是老一辈干部群众美好而珍贵的记忆。在一些农村，基础设施老化，道路交通不畅，水利工程失修，安全饮水缺乏，血吸虫泛滥，环境脏乱差等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切身利益而需要大家团结起来一齐做的事情，现在十分困难。据我的调查，很多地方如今已不再搞“一事一议”，原因有“三难”：一是开会难，需要派送毛巾、方便面和洗衣粉等物质以“诱惑”群众到场；二是表决难，农户利益不断狭隘化，彼此之间的诉求差别很大，经常在争吵中不欢而散；三是执行难，好不容易形成了一个决议，在落实中倘若有少数落后群众充当“肠梗阻”，便往往相互攀比，最后什么也干不成.。
三是多数行政村债台高筑，集体财产分干卖尽，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下降，各种丑陋黑恶势力沉渣泛起。
现在，绝大多数村级集体组织的各类资产被分光卖尽，成为名符其实的“空壳村”。虽然土地的所有权仍旧还“挂”在村集体的名下，但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无法履行所有者的权能。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后期刚刚起步的由基层政府担纲的农村公共公益服务体系，也在暴风骤雨般的“分田析产”运动中被冲得摇摇欲坠、七零八落。虽然中央一直在致力于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政权组织建设，但作为党和政府组织体系“根基”的绝大多数行政村的党支部与村委会，却始终就像一个扶不起的“阿斗”那样羸弱。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各类公有资产早已在一片“瓜分”声中基本上被拆零，几乎没有任何生财之道去承担向农村社会提供规定的公益事业建设与公共服务责任。虽然上级政府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不断地加大对基层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事实上仍然不够维持村“两委”的正常运转，这就是村级集体组织之所以长期债台高筑的主要缘由。以本部某省为例，全省现有26292个行政村，负债数为25503个，占97%。村级净债务总额为55亿元，村平20.8万元。由于集体经济普遍与长期缺失，大事小事都得“等、靠、要”上级政府的支持方可解决，便必然导致统一经营和公益服务的能力不断弱化。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战斗力以及在广大农民群众心目中的向心力、凝聚力也自然随之不断下降，从而进一步加剧农村的失衡、失范和失控，并引发出一系列新的矛盾：一部分农户由于天灾人祸又重新陷入穷苦之中；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的困难得不到有效帮扶；贫富两级分化的现象如同脱缰之马。甚至在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活动、宗族房头派系和黑恶邪歪势力又死灰复燃等等，这些因素都对当前和今后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构成了严重的隐患。
针对上述形势的严峻挑战，为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重振旧日行政管理的权威，很多地方采取了派遣县乡两级干部到村里任“支部书记”和村委会“第一副主任”的办法。部分省市区从2008年起又开始学习北京市的经验，选调了大批高校毕业生到行政村去当“村官”。但这种搞法在我个人看来恐怕难以从根本上真正解决问题。因为事情的核心并不主要在村干部素质的优劣，而在村级集体经济的强弱。集体经济的日益空洞化，不能为村民提供必要的社会公共和公益服务，就必然使得传统的行政组织越来越散，动员能力越来越弱，基层政权的调控手段越来越软，村组干部的作用空间越来越小，村民自治的制度发育越来越难，“等、靠、要”的依赖思想越来越重。“无钱办事”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不仅谁去当“村官”都照样硬不起腰杆子来，而且由此引发的农村一系列矛盾冲突都无法舒缓。
2015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我们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最近，习近平同志在吉林调研时又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必须始终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小康不松劲，在认识的高度、重视的程度、投入的力度上保持好势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好习近平同志的“三农”思想，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三农”问题，“任何时候”都要高度警惕“三个不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努力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保证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增收和农村的繁荣。
（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人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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