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多年前，我去俄罗斯访问，当地专家反复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口这么多，如何养活？当时的俄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面包尚是一个大问题。我亲眼目睹商店的货架空空和排长队购物的场景。同样是20多年前，美国学者布朗发表一篇重要文章《谁来养活中国？》，在他看来，随着中国人从吃饱到吃好的转变，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中国必然面临粮食短缺，并会引发世界粮食危机。西方智库学者总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如今，中国人主要依靠自己养活自己。但布朗的警世危言总是会提醒着一个拥有十四亿人的大国。如果说，20多年前，“谁来种地”是时代之问，那么在当下，谁（who）在种地，为何(why)种地，如何(how)种地，正在成为新的时代之问。
时间序是我们观察问题的一种视角。在这一视角看来，时间是一个过程系统；这一过程系统分为不同时期并排列组合；不同时间序列面临不同问题并需要依次解决。现代化是一个时间系统，分为不同时期。当下的中国正在由现代化早期向中期转变，过往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成为问题，而且是大问题，是系统性的大问题。
一、谁在种地？
面对这个问题，人们会脱口而出：农民啊！但我们知道，农民的定义有两种：一是作为身份的农民，即英语中所说的“Peasant”。这个词有农奴的含义，即人一出生便依附于土地，依附于土地的主人，即封建主。身份农民是与生俱来，别无选择的。我们过往的农民都是如此，从一出生便是农民，是农民就得种地，不种地就没有得吃，这是天经地义、日用而不知的惯习，谁在种地根本不是问题。但在现代化中期，谁在种地则成了问题。现代化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导向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既是现代化的前提，也意味着城乡差别。在现代化早期，面临的是大量农村人口的生存问题，可以通过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和土地承包来解决，农民获得土地就获得生命。在现代化中期，面临城乡差距，人们有了更多选择，农民离开土地有可能获得新的生活。农民的后代并不是与生俱来只能种地，种地也不只是原有的土地的主人，这就是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由此会产生一种以种地作为职业的农民，这就是英文中所说的“Farmer”。
当今，究竟是身份农民，还是职业农民在种地成为问题。
二、为何种地？
这个问题原本不是问题。为谋生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中国的文明史就是以土地展开的。过往讲中国人“土气”，实在是因土地而生。但是，到了现代化中期，人们愈来愈依靠与市场交换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料，为何种地便成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种地不赚钱”。种地的生产资料需要购买，种地的收获要出卖，这之间的价格存在反差。我记得40多年前，一斤大米一角四分，如今价格涨了十倍，而当时的工资是50多元，如今涨了100多倍。
根据市场理性，人是趋利避害的。种地不赚钱必然导致农村人口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职业。一般来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职业农民会愈来愈多，土地会愈来愈集中，总体上呈大国大农的趋势。但是，中国是在一个大国小农基础上推进现代化的，庞大的小农基数难以简单依靠城市化加以消化。相当多数的农民对土地仍然有一种情感、一种预期，或者有一种无奈，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选择。尽管种地不赚钱，他们也仍然要种地，这是历史的巨大惯性，也需要决策者有足够的历史耐心。
三、如何种地？
这在过去也不是问题。用简单的劳动工具与土地交往从而获得劳动成果，数千年来都是这样过来的。记得我当农民的五年时间，头脑特别简单，言语也很少，因为整天与土地交往，即“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下中国正进入现代化中期，除了土地规模集中以外，更重要的是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早在近百年前，美国学者卜凯高度关注中国的农业问题，他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贫困在于农业落后，农业落后在于劳动的无限投入。尽管劳动投入可以精耕细作，但结果是人口增长。人口的无限增长与土地的有限增加成为基本矛盾，这种农业经营的结果是报酬递减，即现在所说的“内卷”。卜凯因此强调必须改变过剩劳动替代资本的状况，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只是传统农业的改造需要大量投入，而在现代化早期，最缺乏的恰恰是资本和技术，更难以将其投入于农业。
在现代化中期，这一百年难题有了条件破解，愈来愈多的资本和技术开始进入农业。但其过程却十分复杂，结果也不都是那么美妙。我的一位好友近年决定投资农业，专门去咨询农业专家，得到的回复是：又来了一个往“坑”里掉的！为什么农业是个“坑”呢？现代农业是高效农业，或许也是高风险农业。问题在于如何承担风险？
由此看来，谁在种地，为何种地，如何种地，在当下不仅是问题，而且是系统性的大问题，是国家高度关注的战略性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呼声，也是学术的先导。有了问题，就要弄清问题。要弄清问题就得实地调查。以实地调查回答时代之问。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教授、政治学部部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是作者2024年1月20日在“农业经营形态”全国调查项目培训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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