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理论要具有长久的生命力，需要不断地被继承、被阐释，这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尤其需要理论随着社会场景的变迁而流变并被重新定义，在这种流变和历久弥新之中，一种理论如酒曲入瓮，因陈年而愈加芳醇，一国的文化传统也就由此得以形成。
“熟人社会”这一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前半叶提出的，上世纪末经由苏力先生《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的阐释，这一理论再次成为“显学”，甚至升格为现象级的存在。《半熟人社会》一书作者陈柏峰教授和苏力先生，二人都没有因为“熟人社会”这一理论的久远和早已“过时”就抱着必须自立门户的思想，而是审慎地在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中去探求这一理论的新印证和新解释，并以真实的社会生活为蓝本对原有理论进行新的修正。
尊重和继承前人的成果，不另起炉灶，这看似一种学术上的谦逊，实则一种学术自信，因为推动一种已臻成熟的理论体系实现新的发展甚至某种超越，其所需要的智慧和气力远胜凭空创造一种全新的理论，当下仅凭臆断就可以“闭门造车”出一种新理论的人不少，但能够对一种早已享有盛誉的理论做出新的发展和阐释，这种挑战却不是谁都有勇气去尝试的，因为这项工作做好了，不一定能“扬名立万”，做不好却很可能被讥为“狗尾续貂”，可谓“吃力不讨好”，但正是这类敢于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的学者，正是这些“痴人”的努力，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和理论得以续脉再生。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一次概念上的“减法”，却是一轮百年的文化巡礼，一次珍贵的文脉传承。
细看本书， 作者之所以能够对前人理论做出新的阐释，进而深入探究“半熟人社会”这一研究框架，其依靠的不是在书斋中创制理论的“热情”，而是经年累月扎根农村的田野调查和对乡村生活、对小人物命运的悲悯与关注。
书中载有大量作者的第一手实证资料，弥足珍贵，从面对家庭暴力不再以“命运”为由来隐忍的农村妇女，到内心依然挣扎于中国传统“神谱”与外来宗教之间冲突的农村“信徒”，从对“面子的三层结构”的分析，到对“人情的功能异化”在江汉平原和浙北农村的不同展示，作者刻画出中国农民的纷繁群像，笔触意蕴丰厚、世事洞明，不使乡村生活的感性沦为理论上的软性，而是于市井琐事甚至乡间俚语中自有格局，从看似琐碎的数据或是人物陈述中提炼出理论框架，并用这一框架一步步建构和还原出农村社会生活变迁背后的道理。
正是这种俯下身子，“从生活中来”的治学态度，给前人的理论重新注入了活力，也给自己传承并进一步发展前人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深入农村对乡村生活的切身体验和对农民境遇以及内心挣扎的真实揭示，使读者对书中的一些人物事例具有了超越一般对象分析意义上的“同理心”，从中我们看到一个个小人物鲜活的生命，这些生命困顿中不失安详，凡常里自有庄严，一本专业的学术著作，于细节中给了读者难能可贵的情感体验，殊为不易。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这一论断对诗人成立，但对学者来说，情况恐怕要复杂得多。学者要创制和发展出一种有解释力和生命力的理论，需要“阅世”的同时又不“溺世”，“阅世深”却又不失“性情真”。因为“阅世”方能了解你所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活与诉求，而“性情真”方能不为外物所扰，于阅尽世事后仍能葆有探求真理的赤子之心，仍有勇气和信心去建构理论，而不是在尝遍世间疾苦后，只剩一句“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怅然喟叹。
除了建构理论，本书内容的厚重恰恰来源于其真实，书中涉及对农民生活中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拷问：如农民的自杀问题，乡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民理论和信仰的异化，这些问题是一些“聪明”的学者不愿意去碰触的，但这些问题确实是当下农村社会真实的存在，学者可以将这些问题在他的研究中“聪明地”隐去，但农民却无法在他们真实的生活中去回避，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学者应该有勇气面对真实的社会，面对真实的社会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社会科学。然而面对真实的社会，就需要在研究中“戴着镣铐跳舞”，敢于并且甘于这样去做的学者，值得读者和我们的社会致敬。
俯下身来，关注社会中最平凡甚至边缘化的人物的命运及其所思所想，沉下心来，对前人的理论正本清源并做出新的阐释与发展，这种对世人的悲悯情怀和对学问的端严态度，正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治学治世之风，是一种历久弥新的中国智慧。而一辈辈学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尺幅寸心，共同构筑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大磁场。
作为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本书值得社会学、法学学者以及社会上真切关注农村和农民命运的读者仔细阅读，它的价值也许现在评价还为时过早，其深远的影响将在未来的学术传承中进一步凸显。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社科文献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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