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同一性思想
——兼论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任何事物内部无不包含着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从而推动事物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是事物发展的一条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规律。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根据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把矛盾同一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突出出来，从强调斗争性转向了坚持斗争性的基础上注重同一性，形成他独具特色的同一性思想，这些思想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面统一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一、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及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同一性与斗争性是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同一性即矛盾双方的相互依赖，相互贯通（或相互渗透、相互连接、相互吸引、相互转化的趋势），斗争性则指矛盾双方的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相互离异的倾向。
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是相互依存的。同一性中包含着斗争性，斗争性存在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的同一性和没有同一性的斗争性，都是不存在的。
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相对绝对问题，我国和前苏联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及各种哲学辞典都肯定矛盾同一性相对、斗争性绝对的命题。其根据是列宁的如下论述：“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不少教科书和有关资料都把重心放在对列宁这段话的分析和解决上，却忽视了列宁这段话后面的说明：“注意：顺便说一下，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408页）这说明，列宁并没有把同一性和斗争性简单地归结为相对和绝对、暂时和永恒、有条件和无条件的关系，而是告诫我们要辩证地理解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对和绝对的关系。目前的各种哲学教科书，对同一性相对斗争性绝对的论证都是采用了肖前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的观点。论证同一性的相对性，讲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而论证斗争的绝对性时则回避具体的斗争性的条件性转而讲它“能打破具体条件的限制并创造事物发展必须的新条件”（该书上册第248页）。前者是存在意义上的相对，而后者是本性意义上的绝对，这种逻辑不一贯的论证怎么能有说服力呢？其实这种论证是沿袭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论证方法。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指出：“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存，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第175页）由于论证的错误从而导致理论上的片面性。正如冯友兰所说：“客观辩证法有两个主要的范畴，一个是统一，一个是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认为，矛盾和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肖前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也认为：“同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表明二者在矛盾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同的地位。”理论上的片面性最终导致实践上的恶果。就毛泽东来说，一生十分推崇斗争性的作用，特别在他的晚年，他的这种乐斗品格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把矛盾斗争性的重要地位提升到一个不应有的高度，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等等。他把矛盾斗争性的绝对性绝对化，而对矛盾同一性的作用则表现出相对的漠视，以致失去了许多可以发展的大好机会，并给党和国家造成很大损失。笔者认为，既然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自身内部客观具有的不可分割的两重属性，那么，它们的相对和绝对、暂时和永恒、有条件的无条件等情形就会和矛盾本身的相对和绝对、暂时和永恒、有条件和无条件等情形一致。由于矛盾本身的存在和发生作用既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又是绝对的永恒的和无条件的，因此，矛盾自身的属性即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存在和发展作用也必然既都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又都是绝对的、永恒的和无条件的。由此可推出：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虽然在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其表现的突出程度有所不同，但从总体上来说犹如鸟之两翼，人之手足，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在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各自都有其不可抹煞、不可替代的作用。片面夸大斗争性而贬低同一性的作用是错误的，片面夸大同一性而贬低斗争性的作用也是错误的，我们只有把二者都放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去估价，才是惟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在矛盾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斗争性和同一性何者更为重要，这会因矛盾的性质和特点不同、矛盾发展的阶段不同、矛盾的运动所处的具体条件不同而不尽相同，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就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说，由于事物的发展在不同过程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所以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主次作用在不同发展阶段也是不同的。由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属于革命变革阶段，突出地表现为对立双方的排斥、斗争；而在事物由旧事物转变为新事物之后，属于新事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阶段，这时矛盾双方主要表现为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用哲学的观点来看，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推动了事物的发展。事物在变革阶段，矛盾的斗争性占主导地位，而在变革之后，矛盾同一性则被突出出来而居主导地位。矛盾的斗争性侧重于“分”，矛盾的同一性侧重于“合”，二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事物完善和谐的统一，这就是哲学最高层面的“两面神思维”。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具体表现为：①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矛盾的斗争性强调“分”，首先在明确事物性质、产生、发展及转化的具体状况，然后以“一方克服另一方”，“双方同归于尽”的方法来解决。而矛盾同一性则强调“合”，寻找矛盾的交叉点和渗透点，使矛盾达到新的融合，完美的统一。②在“破”与“立”的关系上，矛盾的斗争性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侧重于破，以破代立。而矛盾同一性则是“立”字当头，侧重于立。矛盾的斗争性作为事物变革阶段的主要力量，必须以“破”字当头，才能促进新旧事物的交替，只有“先破”，才能为“立”开辟道路，而矛盾的同一性则是新的事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阶段的主要力量，则必然是先立后破，立字当头。这两种作用必须结合起来，二者互为补充，斗争性中有同一性，同一性中有斗争性，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下面笔者主要阐述一下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矛盾的同一性或统一性即是矛盾双方的同一属性，是指矛盾的对立面之间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关于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指出：“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矛盾论》）这段话中的表述从不同侧面揭示出矛盾同一性的内容，同时也说明同一性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矛盾同一性的表现形式概括有三种：第一，矛盾的对立面之间的互相依赖。矛盾的每一方面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矛盾的一方必须以另一方为前提和媒介，一方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某种发展为条件。在把握矛盾双方相互依赖的同一性的时候，必须弄清矛盾双方是什么样的具体的同一关系，是双方哪些规定性之间的同一关系。第二，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包含。矛盾双方既然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具有相互吸引的趋势，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互相包含的”。第三，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转化。一切矛盾着的双方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对方转化。这种相互转化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发生、能够实现，这是因为对立面之间本来存在着由此达彼的贯通性。列宁在谈到黑格尔关于每一事物都是“和它自己的他物有差别”的辩证思想时指出：“非常正确和重要。‘他物’是自己的他物，是向自己的对立面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第222页）所谓“自己的对立面”，就是本来和自己互相依存着的对立面，即和自己内在地联系着的对立面，所以，这种包含着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之趋势的贯通性，最明显、最深刻地表现了对立双方的内在同一性。根据矛盾同一性上述三种具体形式来看，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就在于，它把矛盾双方联结起来，使事物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提供矛盾双方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从而也就孕育着抛弃旧的矛盾的条件。第一，矛盾的同一性使矛盾双方能在相互依存中得到发展。任何矛盾的一方都不能脱离它的对立面而孤立地发展。矛盾一方的发展依赖于另一方的某种发展，这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中的普遍情形。第二，矛盾的同一性使矛盾双方能够互相利用、互相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而得到发展。对立双方的相互吸取，相互利用，也是事物发展的普遍情形。这对于那些对立面之间不存在根本冲突的矛盾来说尤为明显。即使对于那些对立双方存在着根本冲突的矛盾来说，情形也是这样的，在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中都是如此。只是表现形态和性质有所不同。其一，在这类矛盾中，双方包含着可以互相利用的某些共同因素。其二，矛盾一方自身的内部矛盾性，可以为另一方利用来发展自己。第三，矛盾双方的内在同一性规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发展总是由一物转化为他物，但不是转化为任何别的他物，而是转化为自己的他物，是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这是因为矛盾双方的每一侧面都包含着对立面的因素，这是矛盾同一性所造成的。
邓小平同志虽没有对对立统一规律进行哲学界说，但他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鲜明地体现出对这一规律炉火纯青的应用。特别是他抓住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在哲学思维上偏重于“求同存异”，着眼于不同事物之间的贯通和转化，着眼于主客体之间的同一性，尽可能地找出对立面之中于我有用的东西，化腐朽为神奇，形成了他独特的同一性思想，充分发挥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丰富和发展了对立统一学说。
二、邓小平同一性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一）时代背景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看到和强调矛盾同一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是与他对当代国际国内主要矛盾转变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而做出的关于我们时代特征的正确判断分不开的，这也是邓小平同一性思想的现实依据。从国际上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当今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从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透彻分析，明确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要特征的科学论断，从而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从强调斗争性转到强调同一性奠定了基础。1985年，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论断，使之成为全党的共识和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从国内来看，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已经消灭，完整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已不复存在。在一般情况下，阶级斗争已不成为社会主要矛盾。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进一步明确表述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邓小平的国内主要矛盾转化论，又从国内角度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从强调斗争性到注重同一性的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是基于对国际国内矛盾转化的科学分析和正确判断，邓小平才在对国际国内社会矛盾的分析和处理上，及时引导全党实行从强调斗争性转向在坚持斗争性的基础上注重矛盾的同一性，形成了他的同一性思想。这是当今时代的需要，是国内客观形势变化的呼唤，也是实行改革开放，集中精力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二）主要内容
列宁曾深刻指出：“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哲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16-117页）这就是说，辩证法不仅要承认对立面是同一的，而且要进一步研究对立面同一的条件，或者说把同一性放在特定的背景和条件下加以研究，这样理解的同一性才是具体的、生动的和富有生命力的，否则辩证法关于对立同一的理论就会变得空泛、抽象和僵化。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不仅在于他强调了对立面的同一性，而且在于深入研究和反复阐明对立面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是怎样同一的，从而使辩证法不仅成为“革命的代数学”，而且成为建设的代数学。在对立中把握统一是邓小平构思和处理当代中国重大问题的基本思想方法。邓小平同志以其开阔的胸襟和高超的智慧善于寻找不同事物矛盾的交叉点和融合点，形成了他丰富的同一性思想。现将邓小平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划分为下面几种类型。
1.主次同一型。该类型是指多种矛盾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统一和在每一对矛盾中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统一。其特点是：一方面，矛盾双方主次分明，中心明确，不是半斤八两、平起平坐；另一方面，又不是“单打一”，只有一方没有另一方。其中主要矛盾、主要方面制约着次要矛盾、次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本质，主导着事物的发展，在实践中它就是中心工作或工作的重点；次要矛盾、次要方面则是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辅助和补充，是事物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内在条件。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就鲜明表现了这一类型的同一性思维。他在肯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前提下，又看到了二者的联系和互补。首先，在生产关系上，邓小平不再把公有制与私有制看作是水火不相容，而是把它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统一”起来，认为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即公有制在经济结构中始终占主导、统治地位，而个体、合资、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不可少的成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又叫一元为主，多元并存型）。他说：“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补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页）1984年12月，他在同撒切尔夫人谈“一国两制”时指出，中国的“主体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对外开放20个城市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因此，“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他断然肯定深圳特区姓“社”不姓“资”，根据也是“公有制是主体”。在小平同志看来，决定事物性质、本质的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要主体部分、主导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就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仅如此，邓小平认为，在主体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在公有制占主体的条件下，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合资独资企业的合法存在和发展，更“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其次，在分配制度上，邓小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反对把平均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对按资分配这种被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作为其寄生性腐朽性的表现的分配形式，也承认其特定条件下的合理性，他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在主体与补充的关系上，补充必须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说，补充什么，如何补充的前提条件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主体有效制约控制补充部分。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在当代中国，只要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普照的光”使个体、合资、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变了样”，即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过去相当长时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脱离实际地盲目追求“纯而又纯”，大搞所谓“一元化”，不仅是主观唯心主义，同时也是“一点论”、形而上学的表现。在思想方法上，违背了唯物辩证法。
2.中介同一型。中介作为哲学范畴，首先是唯心主义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提出来的。他说：“界限是中介，通过这个中介，某物与他物既是又不是。”这就是说，对立面的中介具有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的特征。由于没有对立面的中介，矛盾双方就既不能相互联系，也不能相互转化。所以，不懂得对立面的中介，就不懂得对立面的统一，否认了对立面的中介，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对立面的统一。列宁说：“仅仅‘相互作用’=空洞无物，需要有中介（联系）。”（《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172页）恩格斯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35页）马克思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同上，第一卷第111页）在这里马克思把矛盾双方在中介阶段的融合，提高到“辩证运动的实质”的高度来认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说明对立面的中介多么重要！十年文革，一度流行甚至成为我们指导思想的观点就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如不是善，就是恶，不是香花就是毒草，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等等，一句话，非此即彼。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说：“音乐对于愁闷的人是善，对于哀痛的人是恶，对于耳聋的人则不善不恶。”那种把社会上的一切事情笼统地说成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是荒唐至极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对一种社会根本制度性质的规定和政治方向的规定，不能把它生搬硬套，即使是对一种社会制度性质的认识，我们也只能从主导方面确定它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不能说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因素，资本主义制度就没有社会主义因素。实际上，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总是从旧社会的母腹中成长起来的，否则新的社会制度就不能产生和发展。既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对矛盾，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同一性，即存在着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的方面。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邓小平大大应用和发挥了这一“中介”思想。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这些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需要，是中性的东西，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对立面之间相互联结的中介，无所谓姓社姓资。我们过去正是对这些对立面的中介的认识上犯了错误，忽视甚至否定了它们的作用，结果使社会主义遭受挫折。再如在经济运行模式上，邓小平从计划和市场的性质上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同一性，反对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所固有，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专利，从而把两种经济制度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8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邓小平从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和经济手段上将二者统一起来了。这种计划与市场经济共存的理论，既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理论，也超出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视野。他在经济学上这一理论贡献，正是恰当地运用矛盾同一性原理而产生的思想结晶。又如在沿海和内地的矛盾中，矛盾双方如何统一，邓小平说：“沿海和内地‘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8页）中央也是沿海和内地矛盾双方统一的中介力量，邓小平的利用中介求统一的思维方式还体现在他平时的言行里，他说：“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9页）
3.并存同一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性质根本对立的矛盾双方的并存同一。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思想上。所谓“一国两制”，指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大陆（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在一个国家（空间）、50年内（时间）并存。在这一构想中体现了这样一种矛盾同一性思想：即在性质根本对立的矛盾双方中，在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双方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同时，而且并存不是互相渗透、互相包含，“两种制度”之间具有截然的地区划分，同时又在“一个国家”中统一。邓小平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5页）邓小平“一国两制”的设想说明性质对立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的。另一种是同一性质的矛盾的不同方面进行统一安排，保持平衡与不平衡之间必要的张力，促使事物在相互并存中全面发展。例如，要妥善安排经济发展与科学教育之间的比例，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法制建设的关系等。
4.渗透同一型。即矛盾双方都为一个更高的目标服务，不好把它们本身区分为主次，而且这矛盾双方性质相同，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缺一不可，具有一种合则两利、离则俱伤的关系。如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两个基本点”——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者的同一就属于此种类型的同一。它们共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对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说，它们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少了哪个也不行。而且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8页）。没有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就会走向僵化，没有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自由化。又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是渗透统一。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赖以发展的基础，没有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什么都谈不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就不可能全面持久地发展。但是，在一定物质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对独立的精神文明，不仅能够保证物质文明的发展方向，而且能够推动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因为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4页）因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二者是统一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8页）
5.共性同一型。不同事物、不同方面，可以通过各自都具有的共性基础统一起来，所谓“求同存异”，就是这种共性同一型，该类型与前文所述“中介同一型”是相即相融的，但共性同一型着重于矛盾双方在共性基础上的统一。这种同一型思维原则在邓小平处理国内国际各种矛盾关系中都有充分体现。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说：“你刚才讲的发展两党两国关系的意见，我完全同意。我们之间过去的问题一风吹，一切向前看。关键是：第一，我们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我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6页）这两条是两国共产党合作的共性基础。1988年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强调说，中印两国合作的基础，是在亚洲“我们两国人口加起来就有十八亿，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界，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自己的责任……”“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2页）在处理中美、中苏关系和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上，邓小平着眼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国与国之间共性认识，求得国与国之间改善关系发展合作。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当中美关系处于低潮时，邓小平指出：“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能拖久了，拖久对双方都不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1页）1990年邓小平指出：“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样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页）邓小平在当时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也着眼于求得共性统一。邓小平说：“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要取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它办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1-102页）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也是一对矛盾。邓小平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国的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就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基础上形成了根本利益的统一性、一致性。因此，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之间能亲密合作，通力合作。对于矛盾双方根本对立的问题，用斗争只能使两败俱伤的情况下，也可在双方共性要求上求得同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就体现了这一思想。邓小平说，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20页）“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7页）
6.转化同一型。毛泽东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矛盾论》）转化统一，指通过改变矛盾的一个方面，使其与矛盾的另一方面保持协调状态，从而维持统一体的存在。邓小平说：“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这里所说的“深入具体的研究”，首要的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做出动态的考察和研究。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中，邓小平深入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状况，认为，毛泽东的“相适应”论是科学的，必须明确肯定，否则，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同时，又对毛泽东的“不相适应”论作了新的分析，认为“不相适应”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形式的具体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就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基本制度，一是具体体制。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诸多具体体制与生产力的发展是基本不相适应的，邓小平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一命题，即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使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从而达到矛盾的暂时统一。
7.系统同一型。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相互排斥的关系。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邓小平注意到这一“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他力图通过确定各种社会矛盾的活动范围和各自发展程度，创造各种社会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或者使这些矛盾在相互制约中运动，或者使这些矛盾在相互协调中发展。这就是系统同一型。该类型可分为以下几种具体形式：①多层面统一。如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体现了多层面的统一：第一步，总目标与阶段目标的统一，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二步，高速度与高效益的统一，提出了“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台阶发展模式；第三步，本质与手段的统一，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四步，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提出了共同富裕的致富策略。②综合统一。邓小平的系统辩证法思想集中体现在“两手抓，两手硬”的工作方法上。“两手抓，两手硬”就是要实实在在地抓住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使各种工作相互“制约”、“对照”、“配合”，从而达到“相称”。这是一种矛盾运筹的辩证法，其目的在于，创造各种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关于两手抓的内容有多方面的论述。《中共中央关于学习<邓选>第三卷的决定》中曾把两手抓的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既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③整体与局部的统一。邓小平在讲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时，就体现了这种统一性。邓小平说：“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6页）这些思想，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尤其对我国现阶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邓小平指出：“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7页）邓小平充分注意了个人利益的适当满足在激励个人行为中的积极作用，更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同一性。他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但“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归根到底，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统一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1-162页）早在六十年代，他就提出要有物质鼓励，在1978年，他又重申在按劳分配中，要有物质鼓励，建立奖金制度，即将个人贡献与个人的物质利益挂钩，由此调动劳动者个人工作的积极性。这样一来，个人利益不但不是经济发展中的阻力，而且还成为其动力了。
当然，上述类型的划分和命名，可能不够确切，抑或还可提出其它划分办法。但做这样的分析，对于加深我们对邓小平同一性思想的理解，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三）特征
分析邓小平同志同一性思想的内容，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特征：
1.求实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现阶段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种新的认识。也正是这一思想推动了邓小平同一性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邓小平同一性思想的精髓和灵魂。不论是“一国两制”求国家的统一，还是和平与发展求世界统一，无不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
2.实践性。邓小平的同一性思想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邓小平在认真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的基础上，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将其升华为一系列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因而具有特别鲜明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不管是“两手抓”的矛盾运筹法，还是“主权搁置，共同开发”的利益统一法，都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实践性。
3.时代性。在时代的转折过程中，适应时代的要求，解决和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邓小平同一性思想的根本特点。邓小平精辟地分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阐明了争得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进行国内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在此时代主题下，用同一性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方针政策。这些理论方针政策也体现了时代性的根本特点。
4.创新性。由于求实性和实践性，决定了邓小平同一性思想又具有反教条和冲破传统的创新性特点。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摒弃了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教条式理解和扭曲，克服了脱离生产力水平和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某些观念及由这些观念派生出来的错误政策，根据新实际、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全新思想，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国两制”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三、邓小平同一性思想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继承和发展
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家都曾对同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做过理论阐述。马克思在论及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时，曾把它表述为“两极相适”，并且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这是辩证运动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11页）恩格斯曾经把对立统一学说表述为“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84页），而且他还着重批评过片面地标榜“斗争”的观点，明确地指出，即使在自然界中，也“决不允许单单标榜面的‘斗争’”。而“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同上，第572页）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既强调了对立统一学说是辩证法的核心，又全面地阐述了对立统一学说的基本内容。他明确地指出：“要认识在‘自己运动’中自生的发展中和蓬勃生活中的世界一切过程，就要把这些过程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哲学笔记》中央党校出版社第398页）显然，在他看来，是对立面的既对立又统一，才推动事物的发展。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国内战争结束、将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时刻，面对各种比较复杂的内部矛盾，列宁要求通过协商、调整，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因而特别提出，要善于“把对立面和谐地结合起来”。列宁把这当作重要的领导艺术来看待，他说：“可以把这些对立的概念，不和谐地结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三十二卷第10页）革命导师们虽都不同程度强调了同一性的作用，但其思想主流，是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当然这跟导师们所处时代主题有很大关系。他们在论述社会阶级矛盾时，着重强调的是其斗争性。这是为了要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否则，就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的肉博”，“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98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对抗这种斗争形式是解决对抗的社会矛盾以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04页）列宁也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的命题。只是到了斯大林，在理论上片面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在《联共（布）党史》中叙述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时，便只讲对立，不讲同一，在实践上他过分夸大过渡时期阶段斗争的尖锐性和严重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至提出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观点，这正是“斗争哲学”的缘由。“斗争哲学”的口号在我国正式出现，是在1959年。这种口号是与哲学政治化、阶级斗争扩大化、推行极“左”路线密切相关的。比如，在理论上只许讲“一分为二”，不许讲“合二而一”，否则就被视为“阶级调合论”或“折衷主义”；在对立双方的关系上，只讲对立、斗争，不讲统一、结合，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鼓吹“斗争哲学”，要求一斗到底，似乎天下事都是“一方战胜另一方”、“一方吃掉另一方”。推行这种观点，只能使辩证法走向反面，并且一度造成国家民族的重大灾难。
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6页）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针对多年来我们所犯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贯彻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并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实现了由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社会矛盾片面强调“斗争”到在坚持矛盾对立斗争的基础上着重强调“同一”的转变。将在对立中把握同一的思维方式渗透到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方面面，用实践证明了统一性在事物自我发展、完善阶段的突出作用，对于“斗争哲学”进行了否定，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
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谈到毛泽东建党学说正确内容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回想一下，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2页）针对“四人帮”对党的建设和党的作风的破坏，邓小平提出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这些论述，已经初步显示出邓小平要从过去不恰当地强调斗争和错误地进行斗争的做法中摆脱出来，从而造成一种“团结一致”的局面，即把注意力放在同一性上来的思想。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提出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命题。他指出：“‘四人帮’把今天我们社会里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正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6页）在这里，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思想，其目的就在于说明知识分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与工人阶级站在同一阶级阵线，对于他们我们当然要强调同一性，以便发挥他们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特殊作用，而不能像“四人帮”那样打击迫害知识分子。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提出，今后“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些重要决策和意见，为纠正长期以来片面强调斗争性的“左”倾错误铺平了道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邓小平在纠正“左”倾错误的基础上，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以对立中着重把握同一性作为主要的思维方法进行分析、决策，提出一系列同一性思想。如：他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揭示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同一性；他关于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方法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阐明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同一性；他关于“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的思想，则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同一性。这里不难看出，充分利用和发挥矛盾同一性的作用，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快速发展，是邓小平在改革实践中十分关注和致力解决的一个问题。邓小平的同一性思想既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斗争哲学”的拨乱反正，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感。
四、邓小平同一性思想对中国传统辩证法“和”的思想的批判继承
现代不能超越传统，社会不能超越文化。任何一种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都渗入一个民族的传统精神。在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或道德宝库中，汇聚了许多与当今时代运行轨迹相一致的精神瑰宝，其中“和为贵”思想就是优秀的传统精神，具有普遍意义的瑰宝之一。邓小平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不少封建腐朽思想，这是必须批判和否定的。但是同时，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优秀成份，这又需要继承和发扬。邓小平的同一性思想正是对中国传统辩证法“和”的思想的批判继承。
中国是一个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根据《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对郑桓公说：和与同是不同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当权者若“去和取同”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此，史伯把矛盾的统一之“和”看作产生万事万物的根源动力。春秋末期，齐国的晏婴进一步发挥了“和”的思想，并阐述了“和与同异”的道理：“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血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早期儒家也主张“和”之思想，《论语》云“礼之用，和为贵”，以后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的人生哲学和“中庸之道”的处事方式。再以后，《中庸》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的观点，将“中和”之道视为天下万物存在发展的根本之道，并把“致中和”视为人类一切活动的目的和目标。以后的哲学家们又提出了中和之道崇深闳远，无所不周，无所不容，“上孚治天下，下孚修一身，舍之莫能也”，把中和之道视为世界普遍规律的思想，并提出了“礼者中和为贵”、“乐以中和为本”等一系列命题，把“中和之道”当作治国治身的中心法则。“中和”就是“无过与不及”，就是要求结构的平衡、比例的适中、关系的和谐，就是矛盾关系的统一。而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心命题的“天人合一”，其实际就是“天人统一”，就是主张天与人在性质关系上是一致的协调的统一的。因此，“中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灵魂。“中和”、“太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追求和最高境界。“和”，也就是统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归宿。自古以来，世代相传，潜移默化，深入人心。作为“中华民族一员”和“中国人民的儿子”的邓小平自然也受其影响，成为邓小平同一性思想形成的重要思想渊源。
但是邓小平的同一思想同中国传统“和”的哲学又有本质不同。这是因为，我国古代思想家强调的“和”中顺应自然与世无争，不承认矛盾的对立。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认为，史伯和晏婴所讲的和，“实际上是调和”，他们“没有看到对立面的斗争，而只看到对立面的统一”。（《三松堂全集》第八卷第82-83页、第124-25页）在先秦诸子中，儒家强调“和为贵”，提倡“君子无所争”；墨家讲兼爱非攻；道家强调对立面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相反相成，提倡无为不争。在先秦诸子中只有法家讲斗争。商殃主张耕战，“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商君书·开塞》），韩非强调竞争，“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鉴于秦王朝失败的教训，自汉以后，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自然不再提倡斗争，也不再讲对立面的转化，而是提倡不争，大一统，儒家的“和为贵”、“中庸”、“天下不变道也不变”等占了主导地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也有思想家、哲学家认识到矛盾斗争的不可避免性，但由于阶段的历史的局限，最终还是归对于和。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张载在此认识到“有反斯有仇”，但结论却是“仇必和而解”。他赞同孔子的“君子无所争”。“仇必和而解”并不是像唯物辩证法那样通过斗争达到对立面和谐的统一。而是矛盾斗争双方通过和解、调和来解决矛盾。而邓小平的同一性思想与之不同。邓小平的同一性思想并不排除斗争性，相反，是以承认和坚持斗争性为前提的。它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唯物辩证法认为，斗争性存在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同样，没有同一性也就不存在斗争性。二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研究事物的矛盾，要研究矛盾双方是怎样统一又是怎样斗争的。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如果只讲统一而否认对立，或者只讲对立而否认统一都是错误的，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共同推动事物的发展。邓小平以同一性为主的思维中，也不是无原则的同一，而是差异，对立基础上的同一。邓小平既反对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从指导思想上将矛盾对立面绝对对立起来、过分夸大斗争性的“左”的倾向，同时，也反对在原则问题否认对立和斗争的右的倾向。邓小平同志不仅巧妙地在对立中把握同一，而且善于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坚持必要的有理有节的斗争。比如，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主权问题不可讨论，1997年中国将按期收回香港；在祖国大陆与台湾统一的问题上，他强调“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7页）；在四个坚持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任务，1992年南巡谈话中他说：“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但也同时强调二者的本质区别，针对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企图照搬资本主义国家“三权鼎立”的错误主张，邓小平指出：“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5页）从上述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同一性思想，不是一种绝对的同一，也不是一种调和，而是一种承认对立面的基础上的同一，以同一为主，但仍不忘斗争。看不到同一中包含着对立，就有可能失掉原则，丧失立场。这是邓小平同一性思想高出“和”文化的地方。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和”文化创造性的发展。
邓小平的同一性思想是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中生长出来，并融化于当代中国社会活动中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它表现为一种高超的思维艺术，通过各种具体的思维过程和实践活动显现出来，并转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目标设定、战略设计、蓝图规划等等。如果说邓小平关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构想”是一个艺术整体，那么深藏背后并渗透于每一个具体的“构想”中的，就是其同一性思想。学习研究邓小平同志的同一性思想，必须完整准确，不能顾此失彼或究其一点不计其余。通过学习研究邓小平同一性思想，对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胆参与改革实践，不断探索并积极解决实践中产生的各种新问题，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现任咸阳市农办主任，本文作于1997年,收录于作者随笔集《享受寂寞》一书，曾获陕西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优秀成果二等奖，《理论导刊》杂志1998年度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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