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地、农平衡战略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民是新时期确保粮食安全的三大支柱。“三藏”有机统一。
目前，“藏粮于民”可能是粮食安全问题的最大短板，可惜没能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无论是通过论文检索还是百度搜索，关于“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的文章汗牛充栋，可是涉及“藏粮于民”的思想少之又少。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多次强调要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要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确保粮食安全，要解决好谁来“种地”问题。
我认为，如果不能够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粮食安全思想，在不远的将来，由于农业经营主体缺失，粮食安全问题凸显，势必威胁到国家安全。
在职业传承意义上，传统农民“后继无人”。去农文化使农民进一步离开农业，农村空心化问题持续加重。从全国范围考量，“无人种田”和“无田可种”问题同时存在，许多平原地区、人口密集地区“有人无地”矛盾突出。但是由于耕地完全缺乏空间流动性，陕北荒芜着一万亩耕地，杭州近郊却有一千名农民无地可种，陕北的耕地不能移地到杭州，杭州的农民又不愿移民到陕北。从总量上看，不缺少农民，但是这一万亩耕地实实在在处于无人耕种状态。随着时间推移，全国耕地撂荒问题只会越来越严峻。农村留守劳动力日趋老龄化，一些村庄，务农的多为60岁以上的老人，现代农机具、农业新技术推广困难。将来，进城务工、经商的年轻人虽然会有一部分回流，但是在中西部较偏远地区，多数进城农二代不可能再有返村务农的打算。总有一天，传统农民数量会断崖式下降。无人种田，有地无粮困境，距离我们还有多远？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乏力。对由于传统农民的大幅度减少而可能出现的无人种田问题，我们还缺乏可靠的替代解决方案。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目前已经超过了190万家，平均每个行政村拥有3家。从数字上来看，农民组织化程度显著提高。而从质量上考量，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现象严重，大多数没有实质性的合作业务。《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陕西某县有农业合作社128家，但是完全规范运作的一个也没有。据陕西省农业厅统计，到2016年底全省共有合作社4.2万家，其中只有2000多家是够得上省级示范条件的规范发展的合作社，仅占合作社总规模的百分之五。
而家庭农场和农业公司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没能出现令人乐观的发展势头。租地、用工成本逐年攀升，农民宁愿闲着，日工资低于100元，就连护林防火等公益性事业都很难雇到人。农民契约精神不足，农活监管难，使得涉农企业的人力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目前，农民家庭经营说到底赚得也仅仅是省下来的隐形地租和劳力成本，农业公司想赚钱更是难上加难。不懂农业的人可能会想着投资农业，真正懂农业的人却往往对农业望而却步。完全放开资本下乡（前提是经营农业，打击非法囤地），政策支持力度小了都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参与过农业经营的人，从来不会说”农业赚钱机会来了“。
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粮食安全思想。科技是现代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我把“藏粮于技”比作“鸟之脊梁”。农业核心技术，特别是种子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受制于人。而之所以将“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民”比作“鸟之双翼”，旨在强调二者必须平衡发展。
绝大多数国人，凭直觉思维，感到只要守住耕地红线，就能确保粮食安全。如果您独自漫步在野外的田埂上，眼前是成片的撂荒土地，思想专注于粮食安全问题思考，就能体会到，耕地并不等于粮食生产能力，缺乏农民的耕地并不会自动生长出麦子。耕地即使撂荒，也不得用来建设现代工厂甚至设施农业的“严格保护”也可能是一种资源浪费。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是必须的，但是政策选择应该与时俱进，不宜机械教条。许多同志认为耕地保护事关粮食安全，国计民生，严格到什么程度都不过分，一听到放活土地政策的呼声，就会马上警觉起来，旁征博引，以欧美国家耕地保护情况来论证：质疑目前的耕地保护政策，就是汉奸卖国贼。爱国之情值得尊敬，但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思考，日本和韩国，人均耕地面积比中国少很多，如果耕地保护越严格越好，就完全不应该发展工商业才对。实践证明，日韩强调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业协调发展、均衡发展的经验是成功的，值得我们借鉴。非洲没有大面积工业占地，也没见得就能成为世界粮食主产区。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农业生产要素平衡战略思想，我构建了一个“五五黄金法则”：相加等于10的任意两个数字相乘，5乘5最大，0乘以10仍然等于0。对于粮食生产而言，超出农业经营能力的撂荒土地仅是一个安慰国人的数字。耕地和农民，必须平衡，哪一块是短板，政策就需要优先补哪一块。
过去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最大短板，增加耕地就代表着增加粮食产量。
而现在，随着农业从业人员的持续减少，相对于耕地，农业经营主体成为了粮食生产的短板，耕地的边际收益在降低，而农民的边际收益在增加，农业劳动力成为决定粮食生产的首要变量。将来，威胁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可能会是无人种田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应该高度重视”藏粮于民“思想，下大力气提高种田收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如果种粮收入可观，屋顶上也可能长出庄稼；如果种地亏本，良田也会成荒地。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才是最严格耕地保护的终南捷径。
确立农业生产要素平衡战略，工作重心从“守住耕地红线”转变为“守住粮食生产能力红线”，是一个前景广阔的课题。
二、论提高农业收入的路径
无论是传统农民流失严重还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滞后，根本原因就五个字：:种田赚钱难。受农业回报周期长、农产品价格波动大、自然灾害不可控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经营风险很大。而农资价格、用人工资却逐年攀升。“藏粮于民”，必须下大力气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提高农业经营效益。
（一）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抓实“互换并地”工作，有序引导农户合作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目前存在的最大农业效率问题，就是耕地细碎化严重。
农村耕地细碎化，使得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困难，大型农机具难以推广，水利设施利用率低下。确权登记后，农村土地流转会有一定提速，但是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流转进程仍将非常缓慢。稳定和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了农民权益，同时也强化了农户对土地的收益预期，客观上增加了土地的流转成本。今年某药材种植公司计划集中连片承包500亩农田，租金提到了600元/亩（在当地，如果农户家庭经营，即使劳力和农家肥等投入不计入成本，亩纯收入也仅能维持在600元左右），可还是和农民无法谈拢。耕地插花分布，有一户不合作，就无法连片。
前几年，我走访调研了大量农户，大家都强烈欢迎并地改革。羊道沟村王保林经营着20余亩耕地，分别位于八个地块，在开畔和刹墒中，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处理临地分界，虽然使用农机春耕，但是仍需耗费八天时间。而如果并为一个地块，春耕20余亩田仅需用时一天半。大刘家湾村老党员刘根承包经营着20亩耕地，分别位于6个地块，耕作很不方便，他说，如果能够集中到一个地块，即使少分2亩田，他都愿意。这也是其他村民的普遍心声。
全国许多地方，如安徽省蒙城县、河南省民权县、甘肃省金昌市等，土地“互换并块”工作已经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其中河南省商丘市早在2010年就开始推行“互换并地”工作了。
但是，八年来，“互换并地”工作为什么没能在全国范围推广开呢?由于研究条件有限，我没有找到各地详细的并地操作流程和存在问题的报告。我感到，各试点应该存在一些尚未克服的工作瓶颈，可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农户间协调层级太多，土地互换成本太高;第二、对于耕地质量等级存在的客观差异，尚未形成一个可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案。
针对以上问题，通过一定范围的调研，我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1、货币化衡量土地价值。
针对耕地质量等级客观上存在差异，如平川地与坡耕地的差别，给土地互换工作带来障碍这一难题，我的解决思路是：经村民大会评定，全体村民认可，确定本村内各种等级耕地的流转价格(只需确定一个相对价格，而不一定是市场真实流转价格)，把农户所承包耕地货币化。如某农户拥有30亩耕地，经评估总价值为60万元，在“互换并地”中，只需获得同等价值的耕地，而不必严格为30亩。
2、构建虚拟土地流转媒介。
媒介可以为村委会，也可以为任意村民。基本操作原理：全村耕地流转给土地流转媒介，再由流转媒介流转给农户等价土地，在第二次流转中实现农户“一块田”目标。如上例农户，将自己价值60万元的8小块耕地流转给流转媒介，然后再从流转媒介通过抽签等方式流转回价值60万元的一整块耕地。土地流转媒介的设立，可以有效解决在常规的土地“互换并地”工作中，一户农户可能需要协调多户甚至几十户农户的问题。
3、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引导亲朋好友间地块相邻，以便于农户更大范围的合作规模化经营。
以大刘家湾村为例：现在，分散耕地对外承包费一般为200元/亩，而如果是百亩以上的连片耕地，承包费能达到500元/亩甚至更多。如果自营或者合作经营，规模化耕作的收益溢出也不应该低于300元/亩。以五寨县为例，全县人均耕地6.4亩，如果能够实现耕地合作规模化经营，人均增收可望突破1900元/年。各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大都在村务农，“互换并地”后的合作经营能够很好地自动惠及贫困户。推动农地合作规模化经营对于精准扶贫的意义，既能立竿见影，更具长期功效。
中观农业政策应该重新强调计划能力。
农业过度市场化，效率反而低下。这个观点，也许会受到许多学者的强烈反对，认为是重返计划经济老路，倒行逆施。
但我认为，农业自身属性，决定了其不宜过度依靠市场调节。假定信息完全，理性农民会联合减产，一块面包也许可以交换北京的一套楼房。灾难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农民永远处于一种严重信息不对称的被动位置。事实上，农业也很难高度市场化，过度追求农业市场经济，只能让农业进入无序竞争的低效率陷阱。
多年来，我们一直号召农民以市场为导向，寻找盲点，调整种植结构。结果发现，今年南瓜行情好，第二年一窝蜂种南瓜，年底下来白送都没人要，农民把南瓜直接扔到田里不收获。“多收了三五斗”的故事年复一年，重复着农业市场竞争的残酷。
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道路依然漫长，既想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又要保护农民利益，就必须逆市场化，重新强调农业计划经济。这就是我今天提出的“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构建理性市场竞争”的新时期农业工作思路。
在全国范围，不改变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但是具体到一个县，一个乡，则应该心平气和，深入研究，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劳动力状况以及市场环境等综合因素，找出“种什么，养什么，怎么种，如何养”更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科学引导农业经营行为。
在理想状态下，如果各地都能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就可以使全国农业生产能力实现最大化，如果中观政策得当，农民整体收益也可实现同步增加。
农业计划经济，不等于粗暴的行政干涉。我们可以重点通过以下两项措施来达到政策目标：
收入补贴。只把计划范围内的品种列入农业补贴范围。让农户有稳定的经营预期，强调补贴的稳定性和可预知性，不宜频繁调整。补贴方法和标准应科学研究制定，以补足投资成本(不包含劳力和地租)为宜。如张杂谷5号，在本县的种植成本为500元/亩，如当年谷子欠收或谷价暴跌，政府对谷子种植的亩补贴标准就是：500元减去当地当年谷子种植的平均亩收益。这个标准，从多年度的财政负担总量上考量，应该不会超过目前的种植补贴标准。
农户虽然种什么、养什么完全自由。但是从长远来看，经营计划范围内的品种更具比较优势，赚钱最多，风险最小，成本更低（如可以有效节省专用种植机械的投入开支）。农业经营者不需要过多考虑品种选择，从而可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粮食的品质控制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上来。
把党建工作融入到农村资源计划管理系统（RRP）。
提高乡镇对农业的综合服务能力。抢抓乡镇改革机遇，利用深化改革后产生的闲置人力、物力，以抓基层党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为契机，就地建设农村资源计划（Rural Resource Planning)管理系统。
囿于目前农民合作意识较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面临诸多瓶颈，普遍质量不高。我提出把虚拟企业和ERP管理理念引入到“三农”工作，发展农村资源计划（RRP)。
RRP管理系统基本运作模式：将全县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和小农家庭经济当作一个统一的虚拟企业集团，对系统内的各种农业资源进行汇总、集成，通过专业论证，制定出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种、养、加计划；把市场信息、技术信息第一时间传递给合作社和农户，为其提供一对一的农机、农技、创业、运营服务；由专业销售团队通过现货和期货市场对系统内的产品提供整体营销、物流服务。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尊重地区差别，强调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以寻求农村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点和可持续发展动力。这种虚拟农村集体经济管理理念，既能够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又能缓和农村矛盾，确保粮食安全，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还能够破解制约目前基层党建工作的诸多难题。
本质上，RRP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一个弹性虚拟农村集体经济，一个围绕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为农户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基层农业服务系统。党建引领RRP，RRP促进基层党建，通过服务农业凝聚党员，通过服务农民教育党员，通过服务农村提高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
基层问题错综复杂，有些政策，不一定完全符合全国每一个县情、乡情。实施农业生产要素平衡战略必须深化相关领域改革，这需要各级干部发于理想信念的积极作为，而不是畏惧问责的消极应对。只有鼓励基层干部求真务实，敢于讲真话，谈问题，改革才能对症下药，才能让中国真正走向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系五寨县新寨乡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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