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太祖父那一辈从山东曲阜来到蓬莱，从蓬莱闯关东到了东北营口，又从营口来到铁岭深山里小县城掏鹿，又从县城到了成子山下深山里德贤村，从德贤村来到铁岭，从铁岭来到沈阳，从沈阳来到上海，从上海来到南京……哪里是我的根？哪里我是乡愁的村头？哪个城市是故乡？我的根在哪？为了时常能够记住乡愁和探望故去的父母，把他们葬在离他们的出生地1680.2公里的地方——我工作的城市南京。
——写于2018年春节
亚里斯多德说过：“为了生活，我们来到城市，为了更好地生活，我们留在了城市。” 或者我们应该说：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从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我知道，深圳这个美好的城市，在1000多万人中，有深圳户口的只有300万人。
一、薇依《扎根》与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
法国学者西蒙娜·薇依在《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一书中说：“扎根（enracinement）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这是最难定义的事物之一。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某一集体的生存而拥有一个根，这集体活生生地保守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pressentimentd＇avenir）”。所谓自然地参与，指的就是地点、出生、职业、周遭环境所自动带来的参与。每个人都需要拥有多重的根。“每个人都需要，以他作为自然成员的环境为中介，接受其道德、理智、灵性生命的几乎全部内容。”[1]是的，扎根是一个人生活稳定、工作稳定、心理稳定和努力向上和创造美好生活的前提，更是社会发展稳定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中国人的“根”，文化之根仍在农村，一到过年过节，首先想到的是老回家、回乡、回农村，中国目前的大多数人要从城市回农村或见父母、或见爷爷奶奶、或寻根祭祖、或走亲访友、或为了寻找儿时的记忆……。据《人民网》2018年2月16日报道：《交通运输部：春运前15日全国共发送旅客11.12亿人次》：“2月15日除夕当天，也就是春节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5194.4万人次，……春运前15日（2月1日-15日），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共累计发送旅客11.12亿人次。”[2]改革开放40年来，城乡流动是社会整体变化、社会结构性转型、中国进入城市社会的整体进化过程的经典写照。
在中国的城市乡之间，40多年来，演绎着人类历史上伟大、最壮观、最波澜壮阔和最赋有人情味的人口大迁徙！5—6亿乡村人成为了城市人。一方面，一部分乡村人带着乡愁过上了城市里人的生活；一方面，留着乡愁，乡村里留下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社会在变革、经济在发展，全球化和城市化使得城乡人口大迁徙，而其演义了人类现代历史上悲怆的故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孟德拉斯在他的《农民的终结·导论》里批评当时的一些研究者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表明，它们对乡村事物的不了解令人惊讶。它们的分析和解释的努力都是针对工业经济和都市社会的。”[3]一个诺大的中国乡村，存在着多样化的情况，很多研究者仅就个体看到的乡村来描述中国。实际上，中国有苏南的华西、永联这样的已经变成特色城镇的乡村；也有苏北已经工业化了乡村；还有全国2200多个已经商业化的淘宝村；有上万个已经成为旅游景点的美丽乡村；还有像湖北某县仍然有9900多个自然村，其中10户以下的占40%；还有像浙江莫干山那样有大量的“洋家乐”、传统民宿的国际性化山村；亦有南京国际慢城那样农民“就地城镇化”的乡村，就像我们看到那样，还有遍布全国的大量的“空心村”，当然还有东北某地那四十年未曾有变化的乡村……，不一而足。中国农村已经呈现了多样化、多层次、差异化和多类型的发展状况。[4]孟德拉斯在1964年出版的《农民的终结》一书开篇就说：“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5]孟德拉斯在1960年代就论证了法国都市化过程中的都市与乡村差异缩小的发展事实。到1980年代，法国城乡社会结构的变迁证实了孟德拉斯的观点。他在《农民的终结》一书出版20年后的1984年，为该书写了一个《跋》说：虽然法国还有农业劳动者，但是他们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孟德拉斯自己认为，《农民的终结》一书是给在法国存续一千多年的农业开出了“文明的死亡证明书”。他还很感慨地说：“对另一些人来说，我是农民的陈旧价值的怀旧歌手。宣告农民的终结在读者中引起怀旧的伤感：尽管作者努力做到像他自己希望的那样‘科学’，但他永远无法控制他在读者中激起的感情共鸣。”是的，法国的农业已经走出了传统农业的羁绊，有农业，但是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成为农业工人、农场的职员。这样的职业性农民，在城市里、在乡村都会有根，农民变成市民就会“接受其道德、理智、灵性生命的几乎全部内容。”而使社会整体进入一个开放型的社会，而非传统的农业社会。
孟德拉斯指出的“振兴乡村”及农业发展的出路就是：建构“都市农业”、“都市人农业”和霍华德提倡的田园城市、花园城市、花园城镇、田园小镇。建立现代农业体系和规模农业。（在我的调查中，中国的一些地方管理者理解的“都市农业”是：农村产品供给城市，就叫“都市农业”，这是一种典型的误读）。孟德拉斯说：“最发达的国家，农业从业人员基本上分成三部分人：一是农场主——相当于中型企业经理；二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自我雇佣’型的农业生产者——相当于典型的中产阶级；三是被雇佣的农业机械的科技人员—相当于技术工人。”这应该是中国未来“农村振兴”的发展方向。未来让农业的从业者是城镇市民，即有文化、有学历、有知识、有契约精神城市市民，让农民成为现代化农业体系和技术农业、规模农业、观光农业、精准农业、智慧农业中的一个职员和农业技工（工人）。如果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体，靠天吃饭，几千年的农业发展已经证明，既摆脱不了贫穷，更不能建立一个整体具有现代性的社会。
二、文化之“根”与乡村振兴——城市为什么没有“根”？
“拔根”与“扎根”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特有的社会现象。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从乡村到城市，至今已经有4—5亿农民涌进城市，成为城市人的建设者，或是“城乡候鸟人”、或者是城市新市民，就如见诸报端的那些表达：“新昆山人”、“新苏州人”、“新深圳人”，“新海南人”……。但是，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城市中的外来人，面对城市社会的快速变迁，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无根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文化特质。[6]特别是春节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集中表达之一，传统节日的人口大迁徙和“空间大挪移”，在现代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很好诠释了“乡村的无根性”和“城市的无根性”。
春节是中国文化在空间折叠与时间折叠上的最充分、最彻底和最深刻一种社会存在。一张纸可以折叠，在某种意义上平面物品在理论上都可以折叠，在黑洞的力的作用下，空间折叠表现为空间扭曲和折变演绎，一旦某一巨大空间被折——两点被折扣到一起，时间和空间便发生了特定变化——既没有了时间也没有了距离。这既是一种理论假设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生活里的时间与空间折叠是一种文化隐喻、文化实证和文化符号象征，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多类型、多样态文化，现代性、传统性等多种文化，被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手段和方法，重树、重构使之仪式化，赋予某一时间作为某种文化的共时性的“超时空””，这种文化和空间同时能够成为民族性的集体记忆、集体行为和文化心理结构的集体烙印，在本质上，这个时间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就被折叠了——现代和传统两点被折叠，穿越回到传统以表达现代性，一切被表达为过去的回归、重叠和新的开始，时间和空间在心里上、在仪式上凝固一种文化符号后，个体与群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演变为新的开始意识和文化，春节等民俗节日就是被折叠的空间和时间，在这个共时性的空间与时间里，旧的、新的，现代的、传统的，礼法的、法礼的，“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的……在心理上、空间上、时间上集聚和转换，特别是人流的转换，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城市，文化时空被压缩、折叠为共同的心理空间，每一个人把这个时间和空间当作弃旧换新原点，也是社会心理文化空间与时间折叠的一种隐喻，在新的开始的之前，我们寻根、祭祖，寻找自己来到城市前的足迹以满足人类本源性的怀旧文化。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以农业立国的传统农业生产型国家。从周宣王“不籍千亩”肇起，到近代社会以前，几乎所有的改良、变法和某种意义上的改革都集中在农业领域或针对农业、农田和小农。有商周时代的“井田制”；有春秋时代管仲“相地衰征”；有战国时代李悝“任贤重农”和商鞅变法中“重农抑商”；有汉代汉武帝的“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来限制工商业以促进农业发展；有北魏与唐代“均田制”和“两税法”的推行；有宋代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有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还有清朝雍正的“摊丁入亩”等等。历朝历代都花费巨大精力放在对农业“变法”上，且集中在“土地税”、“人头税”及“服劳役”上下功夫。但是，几千年的中国农业、农村对老百姓来说，其发展总是千疮百孔——多数时间食不果腹，表现为“闹饥荒”的灾年多于丰年，以至于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吃饭没”？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仍然如此，吃饭问题一直是中国几千的大问题，几千年来的多次变法和革新的努力都未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当然也不能解决农业生产力解放的问题而只是在国家税收、百姓服劳役等方面有多样化的变化。到了改革开放1978年后，才真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回过头来看，我们也试问：中国的农村曾有振兴过吗？就“振兴”一词而言，其内涵之一是“整顿与恢复”的意思。宋代田况所著《儒林公议》卷上：“范仲淹入参宰政，富弼继秉枢轴。二人以天下之务为己任，谓朝政因循日久，庶事隳敝，志欲刬旧谋新，振兴时治，其气锐不可折。”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代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及“康乾盛世”其真实的一面也都被后来历史学家捅破过、说破过，盛世屈指可数！哀鸿遍野、饿殍遍野、断壁残垣、青黄不接等词不绝于史。中国有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凝固化的和超经济强制的集权体系，导致形成汪洋大海般的封建型传统小农业经济，城市与乡村各持其短，长期停滞且未能变化和变革，如费孝通先生所论：未能有文化自觉。直到近代前夜的184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只有10.9%，而这时（1850年）的英国城市人口已经达到50%以上，英国是人类历史上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业人口的国家。不难看出，或者再一次强调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出路是城市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而现代化的结果是田园城市或者花园城市，这已经被世界历史和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明。
在1848年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烽火连年、战乱频仍、军阀争战，天灾人祸不已，到了1949年时，中国城市人口仍然只有10.6%。近90%的人都是农村人，相关记载是4万万同胞，也就是说现在70岁左右的老人90%生在农村。到了1978年，中国城市人口也只有17.8%，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中80%的人是在农村出生的。就是到了2000年，中国城市化人口不到30.1%，80—90年代出生的仍然是70%左右来自农村，——只有到了2010年以后，根据统计城市人口达到50%以上，及到2018年，中国城市人口接近60%。但是，真正有城市户口的人口只有百分之五十多，大量的农民工和没有户口的、长期居住在城市里的劳动者成为了“新城市人”，可以这样说：2000年前后出生的人，50%左右来自农村。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开始进入城市社会时代，仍然有40%以上的人口来自农村，因此说，乡村是我们当代人的根之所在，乡愁是我们的共同的感受与记忆。
“城市无根”最典型的是深圳。目前深圳有1500万人左右，有深圳市户籍的人口仅354.99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1.2%。[7]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如上海、浙江、江苏、广州等地，外来人口都超过50—60%。另外一个最典型的是东北，很多城市是人口流出的，据说东北接近有100万人在海南省生活，曾经的背井离乡“闯关东”，有在从大东北来到大海南。乡村，理论上和实际上不生活的“根”，人们不愿意在传统乡村扎根，乡村只是“乡愁的根”。
城市无根性——我们看到的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一部分人就像“无根浮萍”一样，“漂在城市里”，或者像社会学家描述的那样的是一种“边际人”，总要回到乡下去找乡愁的“根”、寻找过往文化记忆的根，不要忘本是一种文化伦理，回乡探望是一种亲情。
简单说，现实生活的变迁与社会转型使每个个体很难确定生活地点和坐标。[8]而曾经的农村乡愁并不是现在这样仅仅是拜见父母、回忆孩提时代玩耍的“乡愁”，那时的农村乡愁是：愁吃、愁穿、愁工作、愁生活……这也是我在那个时代真实而直接的感受。
当代的“乡愁”和那个以传统的“乡愁”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现代的乡愁已经成为一种情感，一种情怀，一种生命的怀旧，一种爱的回归，是一种曾出生在农村的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为什么城市里没有你我的根？为什么当想到振兴乡村的时候，似乎就是想到曾有过一个美好的乡村和农业？有过么？奴隶社会有过吗？封建社会有过吗？近代社会有过吗？几千年的历史乡村对于城市而言，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农民的生活曾经有过衣食无忧吗？不然，我们为什么努力建设“小康社会”？回答似乎是不确定的！传统乡村积贫积弱，被城市剥削的农村——所以梁漱溟才说：“我所主张的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9]“乡村运动正是民族自觉的开端”[10]。很多仁人志士要想改变中国都是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和愚昧的农村入手的。
三、我们的“根”未来在哪？在城市？在乡村？
能够让来自乡村的人在城市扎根、让从其他城市来的人在城市扎根是需要很多条件的，既要建构优质的城市市民生活空间和文化土壤，又要有已经优化的城市文化治理，还要“让城市充满选择机会”，更要让城市文化和生活空间具有宽容、公正、公平和正义的属性。不仅要满足和创造人们生存的多种需要，西蒙娜·薇依说还需要创造“灵魂的各种需要”，这些需要包括了城市社会的“秩序”、“自由”、“责任”、“平等”、“荣誉”、“惩罚”、“言论自由”、“安全”、“风险”、“私有财产”、“集体财产”和“真理”等条件。让人们感受到“有灵魂的生活”，而其核心是一个最基本需要中的需要，一个人获得个人的尊严和社会的尊重的前提！并把这种人的尊严和尊重构建成一种社会的义务！义务是社会个体存在的一种价值和良知的行为表现。[11]社会整体意志的良知能够创造对个体的尊重，并将这种尊重推广为一种义务，这样的城市肯定是美好、理性和科学的、民主与法制的！
在现代城市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中，人口在流动，社会在转型，空间在变化，人们普遍存在着“无根”的感觉，无以为家。虽然有的城市有时可以让人沉静下来，感受城市的文化和风情，但在高速的社会转型中，这种感觉往往只是短暂的，甚至稍纵即逝的，而现代生活中的很多非典型社会问题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人们都“刷存在感”，寻找存在感。
城市本身提供了个人价值增长的特殊环境，城市与个人发展的有着本质联系，人们在城市中不自觉的创造着“自我文化”的“扎根”过程。
从考上大学那天起，就是第一次“拔根”，这类“拔根”，对于农村户口的人来说是社会流动中“向上流动”的起点和条件，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扎根”与“拔根”过程、类型和方式了。似乎多数人都可称为“游子”，因而才有千古绝唱《游子吟》。有的人从乡村走进城市求学、有的人从乡村出来打工、有的人从小城镇走进大城市、有的人从这个大城市走向另一个大城市、有的人成为临时工、有的人成为职员、有的成为建筑工人、有的人成为大学教授、有的人成为公务员……人们从一个城市流向另一个城市，从一种行业换到另一种行业……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在什么时候，在哪座城市里能够“扎根”，哪个城市能够更好的让人们愿意扎根？
当社会发展出现新的生产方式和新技术后，人们越容易被分化为不同阶层的群体，一次又一次的创造新的生活和体验，或许每个人都一直在试想“扎根”，但现实是必须应对如潮的社会变迁，一次又一次被“扎根”，且一次又一次地又被“拔根”——离开家乡、离开原单位、离开原来的行业、离开生活过的城市，去寻找新的“根”和城市……。城市中更多的则是从“单位人”变城市的“社区人”。
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是高学历还是低学历者，也无论是城市人还是乡村人……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剧烈的社会变迁，如产业结构的变化、新型业态的变化、传统产业的消失，新兴网络产业、智慧产业、3D打印产业、机器人产业，使得所有社会阶层的职业和财富都面临新的挑战，所有不同类型群体中，都有可能出现不断地“扎根”和不断“被拔根”的过程，“无根性”所形成的不稳定性、现代社会的风险性，成为社会非典型社会问题的基本特征之一。
即使在城市社会精英群体层面，外在形式上表现了城市人生活的“嵌入性的结构”，城市社会所形成的“事本性”构成了典型的社会关系网络。但是，由于过快的城市变化，包括城市空间的过快变化，城市的“无根性”更为深刻，人们渴望在这个城市所形成的“地点、出生、职业、周遭环境所自动带来的参与。”[12]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要有或者是已经有生活“源文化的根”——乡愁与乡村的生活，还要有创业发展和个人价值理想实现之根，让人们能够在城市里形成“嵌入性的生活体系”，感觉到城市关怀和温度。城市社会中被放大的“无根性”，使得任何个体都必须重新进行“社会包装”和“社会整饰”才能融入社会。[13]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发展，除了乡村和乡愁的根之外，城市人要有城市人的价值理想实现的根。
“一个十分清楚的逻辑关系是：中国实现代化→必须首先改变80%的农业人口的文化心理结构→使更多农业人口走进现代化生活→便更多的农业人口实现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必须改变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结构→使经济转型过程与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辅相承→最终使“乡村人”成为“城市人”。使中国从传统的乡村社会转化为城市文明社会。[14]
亦如孟德拉斯所说：“农民是相对于都市来限定自身的。如果没有都市，就无所谓农民，如果整个社会全部都市化了，也就没有农民了”。“当农业劳动者不再把自己作为生产者，并开始考虑自己的生产销路时，他的整个世界都改变了。种地养家的农民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农业生产者具有完全不同的视野。”
为了简明回答我们应该思考的未来振兴乡村的生活，我们还是用孟德拉斯话结尾：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乡下人享有都市生活的一切舒适，统计数字表明，在巴黎人、都市人、郊区人、小都市居民和乡下人之间，已经不像20年前那样具有系统的差异，”所有的家庭都有现代化电器和小汽车，而在某些方面在原乡村地区的居民还有优势，如住宅空间和冰柜比都市中心区居民要大得多。他认为“乡下人享有都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市化了。这种生活差距的消除是在70年代完成的。作为逆流，一些异型的生活形式出现了”。[15]
这里，我在问？未来我们应该在哪扎根？三代四代以后，我们的根在哪？肯定答案是不同的，理解也是不同的。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江苏城市智库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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