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总要求。这表明，乡村振兴是经济、生态、文化、科技、社会的全面振兴。“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主干，乡村文化的复兴在乡村振兴中具有基础和战略意义，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举。
一、以文化复兴铸就乡村振兴的持久动能
文化复兴在乡村振兴中地位独特。乡村振兴是全领域、整体性的。产业兴旺是重点，没有农业创新力和竞争力的显著提升，没有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便没有乡村的繁荣兴盛。生态宜居是前提，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治理有效是关键，有效的社会治理才能确保农村社会安定有序、农民安居乐业，才能焕发农业农村生机活力。生活富裕是基础，尽快补齐农民收入和农村发展短板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也是落实共建共享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本质要求。乡风文明则是保障，乡风文明意味着中华乡村文化所蕴含的独特价值得到挖掘和彰显，意味着农业农村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气度、风采和神韵，进一步增添文化自豪、增强文化自信，形成乡村振兴更深层、更持久、更磅礴的力量。
乡村文化是乡村发展的突出优势。在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以农耕文化为主干的乡村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它们点亮了中华文化的早期曙光，决定了华夏文明的发展走向，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距今七八千年前原始农业就已经相当发达。从刀耕火种到男耕女织、从传统农作到现代农业，在漫长的农耕历程中，农业生产不仅为华夏民族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衣食之源，也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纵向看，商周的沟洫井田、汉魏的旱地牛耕、唐宋的水田精耕、明清的桑基鱼塘等等农耕活动，不仅对耕作制度、工具使用、育种栽培、生态农业等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也为中华文化繁荣夯实了基础，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阶梯。横向看，农耕文化门类繁多，不仅包括农学思想、农业技术、节气历法、地域民俗，也包括生态文化、治水文化、畜牧文化、茶文化、渔文化、蚕桑文化、饮食文化、酿酒文化、服饰文化、节庆文化等等，其中所承载的社会理想、人文精神、价值观念、道德意识和思维方式本身就构成了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看，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兼容了各类宗教文化，分蘖出丰富多样的艺术门类，包括语言、诗歌、戏剧、民歌、中医、服饰、风俗、祭祀等等。绚丽多姿的乡土文化艺术以其特定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炎黄子孙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孕育了自强不息、勤劳勇敢、集体至上、尊老爱幼、节俭谦逊、守望相助等核心价值，塑造了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性格、特质和精神。挖掘农耕文化资源、传承乡土文化基因、厚植乡村文化根基，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也是乡村发展的优势所在。
文化复兴是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所著《乡土中国》一书中将中国社会性质断定为乡土社会，即使从城镇化步入中后期的当今中国看来仍具有现实性。淳朴优美的田园生活承载了无数游子的乡思、乡愁，灿若星河的乡土文化遗存了我们民族巨大的无形资产，城市文明没有代替乡村文化，反而彰显了乡村文化在新时代的弥足珍贵。但不可否认的是，今日许多乡村正面临着村落凋敝、田园荒芜、文化式微的客观事实。曾在春节期间刷爆微信朋友圈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等，只曝光了乡村凋敝的雪泥鸿爪，就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共鸣。事实上，乡村退变尤其是乡村文化衰落之快、之重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最新的农业普查数据表明，目前全国自然村总计317万个，比2000年时的360万个减少了43万个。更多的村庄则呈现严重的“空心化”症候，人气日渐低落，文化生机不再，许多铭刻了农业文明鸿篇巨制、见证着华夏大地沧桑巨变的乡村，渐渐落入社会的底层和边缘。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开展的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不重视保护乡村风貌、传承乡村文脉，而是攀龙附凤、凭空臆造，搞了很多不中不洋、非城非乡的建筑怪物，原有的历史印记、文化注脚逐渐减少，农村建筑与乡土文化之间天然的血缘联系横遭切断。这也提示我们，文化复兴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是多么迫切和重要。
二、让文化复兴成为乡村振兴的主旋律
城市是石头刻写的史诗，乡村是文化孕育的长河；前者是硬实力筑就，后者是软实力养成。乡村振兴，必须把复兴乡村文化、提振文化软实力作为主轴和核心。
乡村文化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沉淀、积聚起明显不同于城市文化、庙堂文化、游牧文化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质，归纳起来，主要是顺天应时、因地制宜、和谐共生、崇礼守则、御欲尚俭、重农抑商等。挖掘和传承丰富隽永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质，是乡村振兴的治本之策。
顺天应时。即上遵天道、下合时机，用现时的话语说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管子·形势》）。农业是按照动植物生长规律，依靠人工培育获得产品的产业，因此对大自然的节气、物候、气象等条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形成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地域性和周期性特点。“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吕氏春秋·审时》。顺天应时不仅成为几千年来农业生产的重要法则，也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基本准则，渗透到农村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本质上看，顺天应时体现了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这应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原则。乡村振兴必须摈弃“人定胜天”“大干快上”的“大跃进”思维，敬畏自然而非主宰自然，顺应自然而非违逆自然，呵护自然而非掠夺自然。此外，要大力开发“节会文化”，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等，丰富节日文化内涵，创新文化活动载体；加强对传统历法、节气、生肖、饮食、医药等的研究阐释、活态利用，使其有益的文化价值深度嵌入百姓生活。
因地制宜。尊重自然对“天”而言是顺天应时，对“地”而言则是因地制宜。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土宜”思想。相传大禹时就设专人负责勘查评价土地，“任土作贡”“差地设征”，即根据土地的性状、植被等特征，将九州的土地分为白壤、黑坟、赤埴坟、涂泥、青黎、黄壤、白坟、坟垆等类型，划定三等九级，相应规定各等级土地的田赋和贡纳标准。《吕氏春秋·任地》记：“人肥必以泽,使苗间而地隙;人耨必以早,使地肥而土级”，这是关于土地肥瘠、干湿与农作物生长关系的直接论述。《周礼·司徒》云：“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土宜法则已由庄稼播种发展到六畜圈养、草木种植、居住选址、疾病医疗等各个方面，并逐步发展为“五音五行”的风水观念。因地制宜反映了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乡土民间性和民族多元性，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哲学基础，也是今日乡村振兴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用多元多样的乡土文化打下底色，用特色产业、特色文化培植优势，乡村振兴才能千峰竞秀、万壑争流。当然，从另一个侧面看，因地制宜也反映了人们的能动作用，乡村振兴并非要人类做大自然的奴隶，而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能动地改造自然，让自然更好地造福人类。
和谐共生。顺天应时、因地制宜,归结到一点,就是在天、地、人之间构建一种和谐共处、协和共生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和道家为主体，而儒家和道家思想中则有着极其丰富的和谐观念。儒家尚“中”贵“和”，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提倡“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道家主张“天人合一”，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和谐共生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核，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就是“天人合一”“和实生物”，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和而不同”“和衷共济”。这种思想在农耕文化中表现得尤为彻底，相对于城市文化的逐利和浮躁、庙堂文化的高冷和僵硬，农耕文化更多是“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的和颜温馨，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豁达清朗，是“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和善友爱。乡村规划建设要严防大开大挖、大拆大建，努力保留更多原生态和民族文化图腾，保住更多乡音、乡土、乡情，塑造更多诗意栖居的田园生活和超然物外的心灵寓所，让和谐共生的思想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崇礼守则。中华民族敬天崇德、讲信修睦的传统既靠民众的自觉传承,也有严格的典章礼制约束规范。早在三代之时，礼乐典制即粲然已备，这正是中国被视为“礼仪之邦”的由来。儒家将礼置于极其崇高的位置，认为“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礼记·经解》）。礼制被赋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的功能，既是确立天人关系、人伦关系、治理秩序的法规，也是规制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生活行为、思想情操的规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礼制的强制化、规范化、普遍化、世俗化特点，对乡村规划建设更是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到农田、水利、路网、村落、建筑等组合，小到坛庙、宫堂、门阙、庭院、台基、屋顶、装饰等处理，都体现了以等级、名分、秩序为核心的礼制观念。其中所包含的合理内核，如人伦与理敬、秩序和理性、和谐与统一、整体与完美等价值观念和规划原则应当得到继承和弘扬。
御欲尚俭。农业是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交织的过程，对自然资源禀赋有着强烈的依赖。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正是基于天人相通的思想,高度认同自然资源生产能力的有限性, 把御欲尚俭的节用观视为核心理念。尤以道教为甚，其创始人老子将御欲尚俭作为治国方略，明确提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对己，主张尚俭戒奢，“清虚以自守，柔弱以自持”；对物，采取不干涉立场，“清静无为，返朴归真”。道教返朴归真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御欲尚俭在乡村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和乡土文化的重要元素。其核心要义与当今的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观具有内在一致性，这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乡村振兴要旗帜鲜明地倡导尚俭戒奢、中和泰和的传统文化，旗帜鲜明地贯彻节约优先、保护为主的生态理念，全面推进节地、节水、节能、节材，严格控制开发强度，努力维护自然景观风貌，尽量减少对自然格局的扰动，保持安详稳定、恬淡自足的生活图景。
重农抑商。自秦汉起的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中，重农抑商一直是历朝历代的基本治国之策，农本商末观念作为传统经济思想的主基调影响至深。重农抑商不仅是统治者厚植农本、维护稳定、巩固政权的政治经济需要，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与西方社会不同，古代中国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为依托、以血缘关系的宗法社会为根基，这种特殊的伦理文化使农本商末的观念早已融入华夏血液、深入民族骨髓，成为难以撼动的文化价值准则。重农抑商及其文化传统有其落后的一面，但也有可取的因素，贯穿其中的重义轻利、乐天知命、内敛平和等义利观人生观仍具有积极意义，与之一脉相承的耕读传家、崇学修身、尚德向善等本源文化、乡贤文化可谓历久弥珍，强农惠农、保护耕地、守护青山绿水更是乡村振兴不能动摇的基础信念。要坚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鼓励更多工商资本、城市要素投向农村，推进市场配置资源，但要以保护农村文脉、留住乡愁基因为前提，防止唯利是图、尔虞我诈、恶性竞争，避免过度商业化和短期逐利行为，使乡村振兴成为本源文化光复的良机而非没落的梦魇。
三、构筑乡村文化复兴的坚实平台
乡村振兴是大战略，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需要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作为乡村振兴根基和灵魂的文化复兴更要力戒浮躁、练好内功，其中最重要的是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夯实文化发展基础。
大力保护传承优秀乡村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注重文以载道、经世致用，把教化功能同社会治理紧密结合。乡村文化复兴，首要的任务是保护传承好优秀传统文化，重建村民的心灵家园，奠定乡村的发展之本。需要强调，传承不是仿古。传承乡村传统文化，既包括保护民间习俗、族群地标、建筑符号等有形的物质财产，也包括挖掘人文精神、农政思想、民风民情等无形的精神财富，但不是要仿制一批老“古董”，仿造一批假“文物”，更不是要重拾陈旧过时的封建糟粕，不能借继承文化之名强化小农意识、等级观念和迷信做法。融合不是复制。城乡融合发展当然也包括城乡文化融合共促，在要素流动、共建共享中推动乡村文化复兴，但农耕文明、乡土文化与工业文明、城市文化相比，有着各自的本色、长处和优点，有着各自的生态位和价值链，不能饥不择食地将工业生产模式、城市建筑样式、市民生活方式简单套用到乡村，不能囫囵吞枣地搞类似城市的宽马路、大草坪、高建筑。借鉴不是崇洋。多年来城市建筑崇洋之风盛行，“莱茵河畔”“米兰天空”“挪威森林”接踵而至，“戛纳风情街”“泰晤士小镇”“地中海花园”层出不穷。这其实折射出严重的文化不自信。乡村振兴固然要借鉴国外乡村建设经验，择善而从、取长补短，但不能采取拿来主义，不能让崇洋之风在乡村重演。“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只有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特色， 文明之园才能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广袤田园才能展现魅力、激发活力。
不断赋予乡村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乡村文化复兴强调保护第一、传承优先，但并非要以古非今、厚古薄今，而是要在坚守文化传统、传承文化基因的同时，推动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新农村建设中，将传统节会、技艺、村落、古迹保护与现代农业组织、新兴产业开发、新型乡村治理等相结合，丰富了乡村文化内涵，呈现出蓬勃生机。笔者印象最深的，一是成都平原的“小组微生”，一是浙江山区的“坡地村镇”。前者是结合城乡统筹和现代农业发展，将保护开发成都平原独特的林盘水系、川西民居、休闲文化等融入其中，打造“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的乡村格局，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保住田园风光和农村风貌，“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后者是充分利用浙西北丰富的山地资源，采取“点状开发、垂直布局”模式，建设“房在林中、园在山中”、山水田园城一体的生态型村镇和绿色产业园区，实现“保耕地、保生态、保发展”的统一，在青山绿水间绘制出一幅幅美丽动感的大地诗画。两者的共同点，是在迈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同时，保护了原有的自然环境和特色文化。在这里，古老民谣与现代交响淋漓合演，农耕文化与工业文明交相辉映，被赋予新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的中华优秀文化正在跨越时空，续写新的辉煌。
着力打造乡村文化复兴的空间平台。成都“小组微生”、浙江“坡地村镇”以及上海郊野公园、京郊民俗村、皖南古村落、关中美食村等成功范例，书写了乡村文化传承创新的时代新篇，但它们数量尚少，寥若晨星。在辽阔的国土上推动乡村振兴，需要搭建更为宏大的文化平台，激发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近年来广受瞩目的特色小镇，应该说就提供了这样的平台。尽管一些地方特色小镇建设存在急于求成、千篇一律、房地产化等倾向，但它们寄托着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连接城乡、融合工农的纽带，仍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特色小镇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土壤，从上世纪30年代梁漱溟等知识分子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到80年代费孝通先生倡导“离土不离乡”模式，都是这种传统思想文化的体现，它们是特色小镇发展的不竭动力。特色小镇构筑乡村文化发展平台、推动乡村文化加快复兴，乡村文化复兴强健乡村发展肌体、保障特色小镇行稳致远，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托起乡村振兴之梦。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政之本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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