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谁是贫困户？精准扶贫中精准识别的国家逻辑与乡土困境
一、问题的提出
从国家“八七”脱贫攻坚计划到目前全面开展的脱贫攻坚,中国的扶贫开发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扶贫瞄准单元和目标靶向不断向精准化过渡。作为当前扶贫开发的核心理念,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提出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指明了新的方向。所谓精准扶贫是指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逐步构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为科学扶贫奠定坚实基础[1]。精准扶贫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主要表现为扶贫“对象—资源—主体”精准、扶贫“目标—过程—结果”精准以及“微观—中观—宏观”的不同扶贫层级精准[2]。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对贫困人口进行有效地精准识别是决定扶贫资源到户、到人和解决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有效举措。在目前各个地区的精准识别过程中已制定了不同的参照依据,如“五看法”“十步工作法”“九不准”等精准识别的一系列国家标准。作为一套国家性的识别标准,这些标准的实施对于精确识别贫困人口和精准帮扶贫困人口均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但是,据笔者在一些地区的调研发现,不同地区在科学论证基础上所建立的识别标准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到了乡村熟人社会一整套乡土逻辑的挑战,具体表现在村民对贫困户评选过程中持有各种意见,甚至由于扶贫资源分配的不公频频出现上访和纠纷。令笔者好奇的是，在国家较为严格的贫困识别标准和体系之下为什么在一些贫困地区对于贫困户的识别仍存在一定的分歧?为什么按照严格的国家标准识别后仍有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无法被识别出来?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精准识别遵从一条什么样的逻辑?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笔者通过对西海固地区一贫困村精准识别过程的学理分析,索其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以期为今后的精准识别提供相应的决策参考。
目前学术界针对精准扶贫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精准扶贫的制度解析和实施困境方面[3],对于精准扶贫过程中精准识别的研究仍然较少。在仅有研究中,有的论述了精准识别实践过程中在自愿申请、民主评议、贫困识别标准、公示公告和审核等环节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该从加大精准扶贫的政策宣传力度,强化对村干部监督、考核和教育等方面来解决此项问题[4];有的则基于Alkire-Foster 的多维贫困测度模型,以粤北山区农村家庭为例,多维度定量测算出了主要贫困地区、贫困村、贫困维度和贫困家庭,并提出了相应的扶持对策[5];另外,有的则利用OLS模型和Logistic模型进行农村贫困家庭的识别,发现较高的贫困线有利于提高极端贫困人口的预测和瞄准的准确性[6];还有的在国内外现有研究基础上从贫困识别、贫困加总、贫困分解三个模块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贫困规模的测度体系以及反贫困效果的评价体系,认为政府扶贫政策达到的目标的不同决定了其扶贫手段的不同, 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城市贫困问题, 政府必须制定出亲贫困增长战略[7]。纵观不同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大多是采取定量的方法来预测贫困线和进行贫困识别,带有很强的时效性,而在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指导思想的脱贫攻坚阶段,缺乏对精准识别过程中的国家逻辑与遭遇到的乡土性困境展开有效的讨论,基于此,本研究将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来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二、田野调查概述
作为“三西”扶贫开发阵地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一直是中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地区,也是中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确定为“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地区”。从国家实施“三西”扶贫开发以来,这里开启了中国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的先河。A村是该地区一个典型的贫困村,该行政村现有4个村民小组,共229户,人口1 159人,其中98%的村民属于回民。A村2016年识别出贫困户74户,占到了该村总户数的32%。从生产生活条件来看,A村地处山区地带,农民主要以种植玉米、胡麻等为主,常年干旱、缺水成为困扰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笔者访谈中听到这里村民常说的一句话“靠天吃饭”。2016年7月笔者所在的“农村减贫与发展研究”团队在该村开展了为期两周的住村调研,主要就精准扶贫过程中村民普遍反应强烈的精准识别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在调研过程中采用深入访谈的方式就A村精准识别的流程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效的考察,希望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过程中精准识别的一系列不足,为脱贫攻坚阶段贫困户的有效识别提供有效的政策参考。
三、贫困村A村精准识别的过程分析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对于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是进行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基础,如何有效地识别出村庄中的贫困人口需要一套切实可行的衡量标准和参照依据,所以使用什么样的衡量标准需要各个地区制定较为细化的识别清单。以下笔者将对A村的识别体系进行分析,以期探析在精准识别过程中国家逻辑和乡土逻辑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逻辑。
(一) 第一轮精准识别:国家逻辑的执行过程
1.村民的申请。在贫困户的评选过程中,村里采取村民自愿申请的方式通知村民递交申请书,为了便于统计和考虑到一些农户的文化水平,A村所在的镇政府专门向农户印发了统一格式的贫困户申请表,然后村委会通知需要申请的村民到村委会领取。在前期的申请中有131户向村委会提交了申请表,占该村总户数的57%,申请的户数远远超过了上级政府分配给A村的贫困户名额,这也为后面的评选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2.村委会的评选。在村民将贫困申请书上交村委会后,村委会按照上级所制定的“九不准”和县上所制定的“五看法”对贫困户进行了首次评选。“九不准”的内容为：(1)农户举家外出打工1年的；(2)家庭成员中有财政供养人员的；(3)家庭成员是村两委负责人的；(4)家庭成员在中心集镇、县城以上城市购置商品或营业房的；(5)家庭成员购置非生产经营性机动车辆,或者购置生产经营性机动车辆价格在2万元以上的；(6)家庭成员购置大中型农业机械价格在2万元以上的；(7)家庭成员在中心集镇、县级以上城市有经营实体的；(8)经营家庭农场，是种养大户的；(9)“农转非”的。在A村的精准识别过程中,满足以上九个条件的农户都不能被评为贫困户。除此之外还要对农户的基本情况进行摸底,摸底过程中采取“五看法”,并以打分的形式来认定贫困户。五看法的内容为:一看房；二看种植和牛羊；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儿女上学堂；五看信用良不良。按照这套标准,每一项里面都设置了具体的参考标准,并且设置了相应的分值,得分越高说明贫困程度越深。
按照“九不准”和“五看法”进行删选后,在前期131户申请贫困的农户中确定了98户,然后村委会成立了贫困户评审小组,又对这98户进行了二轮识别,评审小组的成员分别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村民监督委员会主任、村委会会计、3个村民代表和2名村委委员,共9名成员。为了保证评审小组人员构成的多元化,9名成员分别来自4个村民小组,其中人口最多的一组4名成员,二组2名,三组2名,四组1名。评审小组成立后对98户贫困户通过投票的方式进行了再次删选,按照投票票数必须达到2/3的规定,评审小组评选出了72户贫困户,但是在贫困户名单公布之后,有11户贫困户对其评选产生了异议并要求评审小组对其进行进一步复核。为了能够精准识别到每一个贫困户,评审小组又对这11户贫困户进行了再次审核,审核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笔者将以案例的形式呈现,虽然这4个案例不能一一代表这11户每户的实际情况,但是足以表征出精准识别所遭遇的一系列乡土困境。
(二) 第二轮精准识别中所遭遇的乡土困境
案例1:马某是A村的上一任会计。在第一轮精准识别中按照“九不准”和“五看法”的评分标准,马某被列在了贫困户备选清单中。但是在投票时却落选,究其原因是马某当时在村委会当会计时得罪了不少村民和村干部,因此群众对他的评价不好,所以在投票中大家都不愿意投马某。但是从马某的家庭情况来看,家里不仅供有一名大学生,而且马某的爱人常年有病,每年的开支达几万元。按照“五看法”的标准马某的得分较高,按理来说应该被评为贫困户,但是在投票过程中却落选了。最后,评审小组又对马某的家庭情况进行了再一次识别,发现马某的家庭的确较为贫困,只是因为在村民中的影响和名声不好,所以才在贫困户的投票中落选。
由此可以看出,在第一轮按照国家的程式化、标准化的识别策略,虽然将马某确定为了贫困户,但是在后期的投票过程中却遭遇了落选,因为在第二轮的识别过程中仍然需要村干部和村民的随机投票,而在此过程中,凡是能被投票的农户都已通过了所谓的“九不准”和“五看法”的识别,已经被列为备选清单,在第二轮识别中还必须经过村庄一级的民主投票,而在此过程中,以农村熟人社会为场域的社会互动中,势必在贫困户的评选过程中带有某种关系和人情因素，这也是在贫困户评选过程中所遭遇的乡土困境的第一个层面。
案例2：张某也是A村中的贫困户申请者,家里有一辆两年前买的拖拉机,当时买时价格为2.2万元,因为这一条张某符合了“九不准”当中的第六条,“家庭成员购置大中型农业机械价格在2万元以上的”。在第一轮的精准识别中张某因为这一条被排除在了贫困户名单之外,但是张某给评审会的人员反映自己的拖拉机已经开了两年,现在价值远远不到2万元,虽然按照购买时拖拉机的价格自己满足“九不准”当中的第五条,但是,现在拖拉机的价值已经远远不到2万元,所以应该按照现在的价格来估算。令张某困惑的是,在实际估价中到底按照原价还是现价仍然没有详实的参照依据,何况按照“五看法”的标准来评估时,张某的得分很高,所以理应被评为贫困户，但是张某仅凭“九不准”当中的第六条被排斥在外。
精准扶贫要求对于贫困户的收入以及财产情况作出详细的估算,但是通过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出,由于识别技术和评估工作的落后性,对于贫困户的财产和收入情况很难做出精确的估算,在识别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一方面是由于目前在精准识别的第三方评估方面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撑,对于农户的收入以及财产缺乏一套切实可行的评估体系;另一方面,在农村不规则的社会中,农民对于自身财产和收入状况缺少明确的概念,很少有农民能对自己每年的收入、支出以及现有的财产做出比较精准的计算，这也给目前政府的精准识别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案例3:李某是A村四组的村民,其哥哥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精准识别后被评为贫困户,但是李某却没有被评为贫困户,所以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李某对贫困户评审小组反应“我和我哥哥的家庭情况差不多,为什么他被评为贫困户,我却没有被评为贫困户,如果要评的话我们弟兄俩都应该被评为贫困户,如果不评则都不评,否则我就要到县上上访”。在经过这样一番闹腾之后,评审小组经过商议后为了确保公平,决定将李哥哥从贫困户名单中删掉,至此,李某才没有了意见。
在对农村贫困人口精准识别过程中,不患多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一直是困扰当前有效精准识别的一大主要原因。正如上面案例所呈现的,面对贫困程度相似的目标群体,如何进行科学、有效地精准识别才能确保精准扶贫的公平性?例如按照现行国家贫困标准,人均年纯收入在2 300元以下的被评为贫困户,但是一些处于2 299元的人就无法享受贫困户的待遇,在农村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过程中这种现象尤为普遍,而且在一些地区因为贫困户的识别而引起的上访不在少数。在上面的案例中可以看到一些地方的贫困人口没有被精准识别到,不是因为贫困名额的限制而是在农村社会中普遍所存在着的公平观念,一些地方因为贫困户评选中存在的分歧而使一些真正贫困户没有得到确认。为了避免有些村民因为贫困户评选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和因纠纷而产生上访,一些村干部宁愿放弃一些贫困人口名额。村干部在纠纷调解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 开始逐步舍弃长远考量去维持地方性文化共识而一味地追求暂时利益，单纯地以完成纠纷调解任务为目标[8]。从而以维持基层的稳定成为各级行政组织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一些贫困人口长期以来无法被识别到的一项主要原因。
案例4:在A村精准识别中,据村里第一书记反映,有些真正贫困的农户长期被排除在贫困户名单之外,是因为在以民主投票评选贫困户的过程中他们不能被精准识别。村里的杨某、张某、刘某3个贫困户是村里最为贫困的,但是在这几年的贫困户民主评选过程中每年都会落选。从这3个贫困户的家庭情况来看，他们在村庄里面基本属于家族势力较弱,农业生产技能水平较低,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社会关系的村庄中最弱势的群体。而且这些人也是村民眼里村庄中最老实的人,但是往往是村庄中的这部分群体在贫困户的民主参评过程中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不能被评为贫困户。在民主评选过程中,评选小组人员基本属于A村中的精英人物以及家族势力较雄厚的人员,如村干部、村庄中的小老板等,这些人员长期把持着村庄的政治事务,控制着村庄中的一切经济活动和外界的交往,通过这些人评选出的贫困户大多属于他们的亲朋好友和相关利益群体,真正的贫困户却被排斥在了贫困之外。
由此可以看出,在贫困户的评选过程中,民主决议在有些情况下也将失去一定的功效。在较为复杂的人情社会中,民主决议虽然在贫困户的识别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是并不能使贫困户的识别实现完全有效的公正与公平,在精准识别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漏洞。乡村社会中的“精英”是村级民主管理制度创新的具体实践者和操作者,“精英”人士的素质高低与能力强弱直接影响到村级民主管理制度创新的进程、质量和成效[9]。而贫困户评审小组成员，即村干部作为这种“体制内的精英”并没有将精准识别中的村级民主发挥到最佳,仍然需要外来力量的干预。从上面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村级民主在遭遇精英治村时仍然处于失灵状态。在村庄中,评选出真正的贫困户需要健全的村级民主,而这也是目前贫困治理过程中对于村级治理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迫切要求。
四、精准识别遭遇乡土困境的学理分析
在精准扶贫中,精准识别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所遭遇的乡土困境，已经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学术界需要认真探究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技术难题,并将此归纳为“瞄准机制的简约性要求和社会环境的复杂性现实”之间的矛盾。精准扶贫所遭遇的这种乡土困境是农村社会所具有的属性和特质所决定的,这种属性和特质不但反映了当前农村贫困治理中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而且也是在精准扶贫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重要议题,从当前精准扶贫所遭遇的乡土逻辑来看,其主要原因从学理层面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农村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与精准识别的困境
在农村熟人社会的场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建立在一定的关系基础之上的,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互惠、互助、人情来往以及村庄公共性活动之中。在村庄日常生产活动中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都将受到熟人社会的影响。人情构成了中国熟人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礼俗的基本内涵,熟人社会因“人情”被整合为“亲密社群”。在熟人社会中,人情首先指的往往不是自然情感,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经典的解说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10]。在由熟人社会所构成的农村场域中,贫困户的识别也受到了熟人社会的左右。在这种由关系、人情所建构起来的场域中,一切正式制度或将面临失效的境遇,贫困户的识别标准在这种场域中将面临熟人社会特质的影响,农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将会对国家简约性的治理逻辑造成一定的影响,以致于在精准识别过程中,熟人社会所建构起来的关系脉络成为了精准识别的重要参考依据。在农村熟人社会中,精准识别中的识别方主要以村干部以及村里的精英人物为主,这部分人在村庄通常拥有较好的社会关系,主导着整个熟人社会网络,也受到了村民的拥护。在贫困户的精准识别过程中,村干部倾向于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朋友以及亲属作为贫困户的筛选对象,在这种所谓的差序格局中,贫困户的评选标准就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消解了国家一整套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熟人社会中所建立起来的自己人认同逐渐替代了国家的一系列标准。一旦形成了自己人的认同,则在这个自己人的圈子内,就不再完全按规则、契约、法律或利益来行事, 而按照人情、面子的逻辑来行动[11]。正如在贫困户的识别过程中评审小组所建立的自己人圈子摒弃了精准识别中的规则和章程,而将熟人社会中的非制度性因素作为精准识别的参考标准,贫困户的识别发生了较大的偏离。所以,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这样的一个基本常识,即中国农民并非全是经济人,而社会人、道德人,而是一些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并受到熟人社会中的各种习惯、默契、承诺乃至担忧所约束的人[12-13]。
(二)农村社会的不规则性与精准识别的困境
从农村社会的基本属性来看,仍然属于一个不规则的社会,这种不规则的社会是由农村社会的特质所决定的。在这种不规则的社会中农民对于自己所拥有的财产以及收入等所得没有精确的概念和计算。贫困户对于自己的收入、财产等拥有情况更是较为模糊,在对贫困户的收入和财产状况进行访谈时经常会听到诸如“差不多”“大概”“几乎”“可能”这种模棱两可的词汇,贫困户仍然遵从着一种“过日子经济”的逻辑,贫困人口对于自己财产拥有情况的模糊性给精准识别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在农业社会,农民的算计是缺乏交换的算计,是如何对仅有的“存量财富”进行精打细算的算计,主要是基于生存,遵循“安全第一”,是一种“过日子经济”[14]。农村社会不像城市社会,在以小农为主导的农村社会中，农民对于诸如收入以及自己的财产拥有状况的流入与流出缺乏精确的估量。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15]。而在这种生活逻辑中,贫困户的社交网络极其有限,农业生产、生活中粗放式的“过日子”思维缺乏对于年收入、支出的精确计算和估量。另外,农业收入的零碎化和不稳定性也从客观上使得贫困户的收入并不明朗。
(三)农村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与精准识别的困境
孔子早在《论语·季氏》中就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的重要思想。在农村精准扶贫过程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长期以来是困扰精准识别的最大障碍。尤其是在帮扶措施精准到户之后,按照国家人均年纯收入低于2 300元可以被评为贫困户的标准,有很大一部分人徘徊在2 300元左右,形成所谓的“临界户”。这些人生计普遍较为脆弱,面临返贫的可能性较大,而当外界扶贫资源向村一级输入时,诸如在贫困户的评选过程中,收入水平、贫困程度相似的农户谁被评为贫困户就成为一个较为困难的问题。在农村社会中,大家对于资源的获取总是持有一种追求公正、公平和普惠性的心态。在行动中农民不是根据自己实际能够得到的好处来计算得失, 而是根据与周围人的收益比较来权衡自己的行动，不在乎自身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从自己的行动中得到额外的好处农民的这种心理构成了他们特殊的公正观念”[16]。当面临农户总体水平相差不大的取舍困难时,一些地方只好采取“轮流坐庄”或者平均分配扶贫资金的做法来应对这些冲突和矛盾[17]。在农村社会中这种平均主义观念和依附于平均主义之上的公正观念，使得贫困户的精准识别难上加难。这种观念的滋生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以小农为单位的农业生计模式，以及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小农意识。这种以小农为主体所形成的一系列生产关系和生计模式，已经内化成了贫困户的一种选择和长期秉承的生活观念,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要在贫困治理中打破这种格局，仍然需要诸如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以及非农化这些新措施的有力配合。
(四) 村级民主的不健全与精准识别的困境
在精准识别过程中，村级民主是确保贫困户评选公平、公正的政治保证,作为最为公平、公正的民主评议机制在贫困户的评选过程中仍面临一定的失灵,看似较为合理的村级民主实际仍然作为一种傀儡而存在着,这与当前基层的政治生态与民主能力建设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1)在目前的村级治理中,扶贫资源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精英捕获,所谓“精英俘获”指的是精英通过不平等的权力进入资源分配过程，最终获取了大部分的资源收益，导致扶贫资源不能有效抵达贫困人口[18-19]。在贫困户的评选过程中,村委会的评审小组通常倾向于将贫困户的名额分配给自己的亲属或关系较好的村民,这种执行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贫困户获得扶贫资源的机会,导致贫困瞄准靶向的偏离,扶贫资源流向了非贫困群体。即在村级民主的实施过程中,熟人社会所建立起来的精英群体网络消解了基层民主的功能。(2)在农村社会分化的大背景下,由传统农民分化出来的、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强势群体较大程度上控制了社区资源及其配置,对于涉及整个社区发展的事务也是由这些人说了算,形式上的民主参与并不能改变弱势群体在社区强势群体面前的不利位置[20]。农村社会中所形成的这种社会分化使贫困群体处于弱势地位,当面对一些优惠资源的注入时往往失去话语权,贫困户评选过程中基层民主的作用也将不复存在。(3)在村庄的社会分层中,一些特困户已经被甩出了村庄场域之外,对于贫困户的评选信息闭塞、政策知晓度低。另外,一些特困户长期持有一种自卑、无助和“破罐子破摔”的心态,陷入了一定的贫困陷阱,在贫困群体内部弥漫着较为浓厚的贫困文化。所以,在民主决议所针对的贫困户备选名单中,已经出现了目标群体的靶向偏离,备选清单中的贫困户并非村庄中真正的贫困户,这也间接导致了民主决议的失灵。
五、结语
精准识别的精准性是精准扶贫的前提条件,也是决定脱贫攻坚成败的基础性工作。在当前的精准识别过程中，国家逻辑与乡土逻辑二者之间的张力仍然是困扰精准识别的最大障碍。当国家程式化、标准化、数字化的识别逻辑遭遇乡土社会的一系列特性时给精准识别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从执行逻辑来看：(1)农村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导致了精准识别目标靶向的偏离,造成国家一系列识别体系功能的退化与消解;(2)不规则的乡土社会中，农民生产生活中的模糊性对国家追求精确化的逻辑产生了相应的矛盾;(3)在农村社会中,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正、公平思想使得精准识别难上加难;(4)农村民主决议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处于一定的失灵状态。
在脱贫攻坚阶段,面对精准识别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要充分考虑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基本特征,从乡村社会的实际出发,探索精准识别的乡土逻辑。而在此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使国家程式化、标准化的识别体系与乡村社会以社区为单位的熟人社会一系列规则相结合,即将国家的一整套识别标准嵌入到乡村社会的规则体系之中。目前,从各个地区精准识别的推进过程来看,国家所设置的一整套识别体系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也在贫困人口的识别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是从实施的情况来看,在落地过程中一些标准仍然统得过死过严,执行过程较为机械,造成一些地区贫困户的评选引起了较大的分歧和争议,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面对此种情况,在今后的精准识别中,必须在国家的识别体系之下,建立一套符合各个地区实际情况的乡土性规范,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通过参与式的村级贫困治理方式来使贫困户的评选既要实现其对国家的认同又要实现对于村级地方性规范的认同，做到扶真贫,真扶贫。
致谢:本文为笔者2016年7月份在宁夏西海固地区调研后所形成的思考,感谢一同调研的王琳瑛、徐加玉、贺莉、渠鲲飞、吴娟几位同学在小组讨论时给予的宝贵意见。同时本文也是笔者2016年12月份参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第八届博士生学术论坛所提交的论文,感谢在分论坛上点评老师给予的建议,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略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减贫与发展。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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