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接续《“文字上移”：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向》一文考察了近五年来中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新进展，并通过一个华北区域的案例，展示了布局调整的运行逻辑及其对于几个关键社会群体的深度影响。研究发现，农民的离土趋向与政府的土地财政是驱动“文字上移”的双重动力；离土趋向与土地财政构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格局的一体两面，尽管国家最近出台了关于规范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相关意见，但其在实践中的真正转折点还得依赖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运行趋势。
【关键词】“文字上移”; 农村教育; 学校布局调整; 离土趋向; 土地财政
2009年，笔者在《社会学研究》发表了《“文字上移”：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向》（后简称《“文字上移”》）一文，尝试用“文字上移”的概念来理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新趋向，笔者认为这一趋向与此前百年来一直以向下渗透为特征的“文字下乡”过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晚清新学以来的“文字下乡”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将学校教育普及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每一个角落，以培养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基本知识能力为鹄的，试图将学校这一正规的社会化形式变成社会整体的一个内生性因素。与此相反，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以“撤点并校”或“布局调整”为基本内容的教育改革是一个“文字上移”的反过程，在短短10年的时间内，这一改革改变了中国“村村有小学”的原有面貌，每天都有大量的村落学校在消失，其进程比“村落终结”的速度还要快。很多地方已经达到“一个乡镇一所中心校”的格局，大有重新回到“文字不下乡”的趋势。这些现象构成为当前中国农村最为显著的教育事实。上文对这一事实进行了整体的描述与解释。[1]该文发表时主要考察了1997-2006年10年间的数据，距今又过了5-6年的时间，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有了怎样的新变化？这是本文首先想接续的议题。此外，现在看来，上文还有一些明显的不足，比如文中仅对两个县域个案进行了粗略的描述，并未对这一教育改革的具体实施过程，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运作逻辑进行还原，而这一还原对于理解文字上移的动力机制有非常重要的帮助；文章仅简单地预计了文字上移的可能后果，但对涉及的几个核心社会群体的实际影响究竟如何，未及探讨；文章仅指出“文字上移”的原因不能单单从人口因素或者“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的角度来加以解释，而必须从中国社会之走向离土中国的整体进程加以解释，但离土中国与文字上移的关系究竟如何，文章也未及深入探讨。本文将结合近年来对中国乡村教育的持续关注，对上述问题进行补充或修订，以期将对中国乡村教育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一、新工程的新进展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布局调整”看作是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继“两基工程”之后的最为重大的新工程。在《“文字上移”》一文中，我们分别从全国小学校数、小学教学点数、在校生数的变化情况主要统计了1997-2006年10年间布局调整的进展，该文还把时间拉长至建国初，并与乡镇和村庄改革的进程相比较，从更宽广的视野来观察该项工程的可能意义。那么，时间又过去5、6年，新工程的新进展如何呢？本文把截止到2010年的全国数据补充绘制成表1~ 5如下：
从上述表格可以获知近年来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最新趋势，首先从总体来看，2006年到2010年，我国累计减少农村小学84158所、教学点22143个，合计106301所，每年减少26575所，每天减少约73所，减幅和减速仍然非常大。
从表1~3可以看出，我国小学校、教学点和在校生的数量2006年相较于1997年的减幅分别是46%、57%、23%，到2010年减幅则分别为59%、68%和29%，换言之，近五年我国小学校和教学点数量又分别减少了13%、11%和6%。跟1997-2006年的变化类似，学校数量的减幅仍然远远高于在校生数量的减幅，在校生数的减幅与小学校数的减幅仍然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是不能单从人口因素来解释“文字上移”的明显例证。进一步分析各项数据的变化能够发现，全国数量的减少均主要源于农村各项指标数量的减少：首先，农村教育各项数据的减少数量占全国份额的绝大部分甚至超出全国的数量，如2006-2010年全国小学校和教学点数量分别减少了84229所和22346所，其中农村减少了84158所和22143所，几乎占据了全国减幅份额的全部；五年间中国小学在校生人数共减少771万人，但农村小学在校生数量却减少了1326万人，远远高于全国的数量。其次，这一趋势从各项指标的减幅比例也可以看出，如在学校数量方面，2006-2010年，我国农村小学校和教学点的减幅分别为17%和12%，均高于全国总体减幅；而我国城市小学校的减幅仅为2%，县镇的小学校数量不减反升，相应的，城市和县镇小学教学点的减幅也都很小2。在校生数量方面，2006-2010年，我国农村小学校的减幅为14%，远远高于全国总体减幅；而我国城市和县镇小学校在校生的数量均呈现增长态势，且5年来增幅均超过10%。两者相较形成显著的对比，再次印证了文字上移的事实不能单从人口的减少来解释的认识，中国乡村教育的问题绝不能外于城镇化的问题而得到完整的理解。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2006年小学校的数量几乎与建国初持平，经过近5年的发展，小学校的数量仅相当于建国初的74%，减幅超过1/4；与此相反，无论是2006年还是2010年，我国小学校在校生的数量均超过建国初的4倍有余。这也再次论证了人口因素不能解释当前中国乡村教育发展轨迹的基本结论。
表5的数据表明，近5年我国小学校数和教学点数的减幅均超过10%，但乡镇数和行政村数的减幅分别为2%和6%，这进一步体现了村落学校终结的速度快于村落终结的速度的事实。在《“文字上移”》一文中，我们曾预测，中国农村小学数量的变化“正在由2村/校向3村/校的目标进发”，从表5 的数量可知，到2010年，我国差不多3个村庄才有一所完整的小学了。换言之，15年来，中国差不多2/3的村庄学校消失了。这一速度不可不谓惊人和醒目。
二、“大洗牌”：一个区域的学校布局调整过程
近几年，我们对农村教育的进展保持了持续的关注，尤其是今年，继湖南和江苏的田野调查后，我们有意识地在河北和山东几个县市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特别是河北C市W县的布局调整非常有特点，为我们供给了一个极好的个案，以观察“文字上移”的机制与过程。在详细展开这一个案之前，我们先从区域视角出发，采取层层剥笋的方法，逐渐抵达县域学校布局调整乃至群体境遇的现场。
（一）区域视角下的布局调整进程
表6整理了全国31个省区市2001年和2011年的小学校数量的比较数据，依据减幅的程度划分为三个档次：减幅50%以上有13个；30%以上有12个；30%以下6个。仔细研究这些数据可以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发现：其一，学校减幅的大小与区域经济的发达水平没有明显的关系，调整幅度最大的区域既包括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也包括四川、内蒙、河北、青海等不发达地区；调整幅度最小的区域既包括贵州、广西、西藏等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包括上海、北京这样的发达地区。这一发现帮助我们有机会对《“文字上移”》一文中的某些假设加以修正。在该文中，我们对江苏和湖南进行对比性个案研究，其中一个基本的假设是作为经济发达地区代表的江苏可以视为“文字上移”的快速区，而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代表的湖南可以视为“文字上移”的慢速区。事实上，湖南和江苏在全国范围内均是“文字上移”快速区的代表，尽管湖南的减幅确实比江苏小。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为西部地区代表的四川省居然是全国布局调整最为显著的区域；而经济最发达的上海与北京减幅却排在全国的倒数第五和第三。这些区域比较的数据再次表明，文字上移的整体进程是一系列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单从某一因素上寻求解释往往会南辕北辙。其二，与本文的议题相关，近期我们考察的河北和山东两省的减幅分别为58%和44%，经济发展相对靠后的河北在布局调整的进程方面却快于经济发达的山东。这使我们有兴趣进一步深入到区域个案内部去探寻究竟。
（二）河北省C市的学校布局调整4
C市位于河北省北部，处于华北和东北两个地区的连接过渡地带，地近京津，背靠蒙辽，省内与秦皇岛、唐山两个沿海城市以及张家口市相邻。市域面积3.9万平方公里，共有户籍总人口370万人，下辖八县三区。根据该市教育局长的介绍，在义务教育方面，该市1999年通过普九目标验收，基本使适龄儿童受教育权利得到保障，为适龄儿童提供基本学习条件。之后，河北省对C市进行了每三年一周期的巩固提高评估验收，正是在评估过程中，发现了该市农村基础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5：
第一，全市截止2003年有初中275所，2轨6以上、学生300人以下的学校占到90所，占到学校总数的32.7%。第二，60人规模以下的小学，795所，占学校总数的30.09%。第三，全市还有70多所规模不足10人的小学学校。主要分布在农村，这些学校大多都是复式班，一位老师教几个年级、几门课，老师负担过重，学生很难上全课，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很难达到要求。
针对上述问题，C市教育局长在座谈会中提出了如下一段分析，这一分析给我们提示了地方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实施布局调整的基本思路：
这样的学校分布和布局情况，当时我们市委市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人员就在想，如何使C市的基础教育走出一条路，如何让老百姓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特别是孩子教育这方面。于是我们就分析C市教育的问题所在，最后发现实际上资源配置不合理是制约C市基础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C市的基础教育就不可能发展，老百姓的孩子就不能享受到优质教育，农村的孩子就不能拉近和城市孩子的差距，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就无从谈起。……基于这样的情况，市委市政府就决定对C市的教育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进行大洗牌。7
当时正赶上国务院提出“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C市根据自身实际，从2003年起，实施了学区建设工程8，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办学规模过小，设备利用率低，教师配备难以实现专任化，农村中小学不能开齐开全课程，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按照“统筹规划、资源整合、均衡发展、全面提高”的原则，规划实施“7213”工程，即到2010年建设72个学区，建设100所标准化初中，300所标准化小学，基本上实现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教师专任化、管理规范化、区域均衡化的工作目标。这就是教育局长所称“大洗牌”的基本内容。
表7整理了2004-2011年C市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发展的基本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年来该市布局调整的幅度与进程。
从表7的数据可以看出，C市小学校数量的减幅非常显著，从2004年的1726所减少到2011年的639所，减幅达到63%，如果把教学点计算在内，减幅为37.7%。其中2006年和2009年是小学校减幅最大的两年，2006年一年减少了579所，与上年相比减幅达到34%，或许因为该年减幅过大，2007年逆势增加了163所。与小学校数量的减幅相应，教学点的数量在2006、2009年获得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小学校撤并的缺口。按照教育局长的陈述，“因为教学点对农村基础教育非常重要，不可能每个孩子都去离家特别远的地方上学，因此保留一定量的教学点非常有必要”。10与学校数量的大幅下降相比，C市小学在校生数量的减幅并不显著，2004-2011年只减少了12878人，减幅仅为5%，2011年在校生数量还有所上升。这一现象与全国的趋势是相似的。
2004-2011年，C市初中和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数量一直在减少，没有反复，与2004年相比，2011年C市初中和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减幅分别达到58.3%和74.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校生人数的减幅仅为14%。这一现象也与全国的总趋势吻合。
从C市“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办学规模过小，设备利用率低，教师配备难以实现专任化，农村中小学不能开齐开全课程，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或国家所要求的“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的初衷来看，该市布局调整的成效不可谓不显著：小学和教学点校均规模从2004年的119人/校，到2011年增加到185人/校，增幅达到55.5%；初中和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均规模从435人/校增加到939人/校，增幅更是达到115.9%。在这一过程中，绝大多数小规模、复式教学的农村学校被取消，4轨是标准化学校建设的最低标准。事实上，布局调整后，6轨和8轨的学校占到所有学校的大多数，有些学校甚至达到14轨、16轨了。巨型学校乃至教育园区的出现往往是“文字上移”的伴随现象，它将引发一些意外性后果，这些后果将与布局调整的另外一些初衷（如“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形成背离。我们在下文更深入的个案中将看到这些意外性或悖论性后果。
（三）C市W县的布局调整进程
W县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全县总面积9219.7平方公里，辖37个乡镇、312个行政村，总人口53.6万，是C市人口最多的县、河北省面积最大的县，也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制约，布局调整之前该县的基础教育发展处于C市后位水平。W县地域面积大，人口密度小，因此造成了校点分散、办学规模小、发展不平衡、质量效益低的特点。据统计，2001年，该县共有小学316所，村以下教学点140个，在校生平均数为104人，其中100人规模以下的小学有113所。初中49所，在校生平均数为529人，其中不足300人的学校有15所，有7个乡镇开办了三所初中。[3]在学校内部，班容量小、复式班多、教师不能实现专任化、教育质量长期低效徘徊的现象比较突出。2002年，W县小学平均班容量21人，师生比1:15.1，中学平均班容量39人，师生比为1：13.8。这些方面在全市乃至全省排名都靠后，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述数据还是把城乡教育合计在一起计算的结果，如果单算农村教育的情况，所得数值还要低。
在国务院“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改革政策背景和C市的统一领导下，W县从2002年开始提出以学区建设为统领，实施布局调整、规模办学，整合优化教育资源，提升教育整体水平的战略规划。根据县教育局长的介绍，C县布局调整的原则为：科学规划、分步实施；实事求是、分类推进。“科学规划、分步实施”是指形成一个村办幼儿园、乡镇办小学、区域办初中、县城办高中的整体规划，分五年时间，逐步撤并百人以下的小学和单、双轨制初中，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和高中教育。把创办一批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学校，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作为学区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县域基础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实事求是、分类推进”是指撤点并校必须具备布局调整的条件，符合老百姓的意愿。其具体的做法主要有：（1）以初中整合为突破口，拉动整个布局调整。当时提出了“整合初中，发展小学；整合小学，发展学前”的思路，即先整合初中，或新建校址，或在原址重建，在剩余的初中校址基础上发展小学，整合完小学之后，又在原来小学的校址上发展幼儿园。（2）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学生跟着资金走。结合实际，突破一些政策限制，整合相关教育经费，尤其是专项经费，资金大块统一使用，有效支持布局调整的进度。（3）打破乡镇行政区划界限，按照区域教育协调发展的要求，将全县范围内的中小学、幼儿园划分若干个集约式教育单位——学区，实现教育资源的整合，撤并乡镇中心校，建立学区中心校，创建学区管理模式。11
表8统计了2002年以来W县基础教育学校布局调整进度情况，从该表可以看出，W县的小学校数由2002年的315所减少到2011年的77所，减幅达到75.6%；教学点由140个撤并为39个，减幅为72%，14初中由44所减为14所，减幅为68.2%。所有这些方面均显著高于同期的全国、河北以及C市的平均幅度。如果与其乡镇数和行政村数相比，会发现到2011年，该县差不多3个乡镇才有一所初中，4个行政村才有一所小学。15根据地方教育当局的介绍，该县布局调整的显著成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6（1）教育资源得到优化，办学效益显著提升，如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教师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教师综合素质明显改善、专任化程度得到提高，国家课程计划得到落实。（2）创新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水平，如学区管理体制压缩了教育行政成本，缩短了管理链条，形成了“教育局-学区-学校”三级管理网络及“县教研室/进修学校-学区研训室-学校研训组”三级研训网络。（3）促进了教育公平，推进教育均衡发展。标准化学校建设在县域范围内基本实现校舍等基本条件的相对均衡，有些新建农村学校甚至比县城学校好。（4）寄宿制学校建设解决了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问题。（5）提前实现学前教育三年计划。W县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在2005年就普及了学前三年教育，到2011年“学前三年平均入园率达到90%”17，这在全国也是非常突出的成绩。
三、大洗牌下的群体生命境遇
上述层层剥笋式的分析只是勾勒了一个结构性的背景，任何改革实践的实际效果只有在当事人那里才能产生质的、丰富的、完整的呈现。因此，更为实质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一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改革对于涉及切身利益的群体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的解析和洞察，显然需要更进一步地走进当事人群体。本着这一初衷，我们将探究布局调整“大洗牌”下三个主要群体的生命境遇。在笔者看来，唯有深入到这些群体的生命境遇，我们才能对布局调整的运作机制及其社会效果有更透彻的理解。
（一）家长
1、事实的一面：对好的教育的需求
既有研究对于布局调整之于家长或家庭的影响已有不少，如撤点并校会给家长带来经济负担、接送孩子的困难及安全隐患的增加等等；此外，布局调整对于村庄社会的影响，首要的体验者也是作为村民的家长。按理说，缺乏民情基础的教育政策是难以出台、至少是难以为继的，但十几年来，这些因素并未阻碍全国范围内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快速步伐，这无疑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剖析有助于我们对布局调整政策的实际运作获得更切近的了解。这一问题的学术意义在于：中国的地方政府对于任何一项中央政策的执行都要面临国家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的双重考验。18国家合法性的来源是以中央或上级政策文件的形式自上而下传达的，往往是不容质疑的；社会合法性的来源是社会民心的基础，或者通俗地讲是“老百姓的意愿”。由于国家政策的出台往往面向全局，而每个地方均有其社会民情的特殊性，因此，如何协调好国家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的关系，总是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和智慧的重要问题。对于布局调整来说，国家合法性的来源是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号）就已经明确的了，其理论依据正是对于“优化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以及“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等方面的强调；但社会合法性的来源并不那么一致和明确，它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在地性。[5]222在调研中，C市教育局长的发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颇具启发的信息，在讲完“大洗牌”之后，紧接着，他说：
老百姓一开始要闹事，说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个村，我爷爷、爸爸就在村里面学校念书，现在孩子干嘛要去那么远的学校念书呐？当时有人就建议要考虑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这样做之后，孩子上学路途远的问题怎么解决？当时我们对这个问题也和其他省市是一样的，实际上是我们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低估了老百姓对教育的需求，老百姓对教育的需求也不仅仅是能上学，还有上好学。他也知道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为孩子的未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所以在我们撤点并校力度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老百姓没有上访，没有一个上访的，实际上还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低估了老百姓对教育的需求，他们尽管是农民的孩子、农民的子弟，他们也想让后人接受到好的教育，他也知道良好的教育是孩子未来发展的基础。19
C市教育局长的发言提示了社会（老百姓）对于国家政策的理解有一个过程，但最终老百姓对教育的需求，而且是对好的教育的需求与国家的政策精神取得了一致，这种一致是如何达成的呢？教育局长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实际的案例：
这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比如你们明天去的W县的M小学，是C市教育资源整合、布局调整的一个雏形，是9所村小合并的一所全寄宿小学，两千四五百名学生，对传统的农村小学来讲，是个挑战和颠覆。当时我们教育行政部门有些领导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学校的管理问题，责任和管理难度都加大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做呐？国家规定小学有个就读半径问题。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会，那么从小学就把孩子弄到学校来，家庭教育的缺失怎么解决？……我说如果要让农村的孩子通过教育改变人生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要从小学开始，或者说从学前教育开始。作为政府来讲，应该为他提供相对公平的教育环境，当然不能说绝对公平，因为绝对的公平很难说，一定要让农村孩子所享受的教育资源和城市孩子享受的教育资源差距逐渐缩小。当时也有一个村不同意，8个村已经同意了，不想让孩子去，但是建学校的过程中，村长也要出劳动力的，村长看到学校一天天建起来，楼房一天天长高，他偷偷摸摸把他的孩子送到学校享受优质教育。原来大家以为村长的孩子不去这个学校，最后大家发现后，也找到校长，要求把自己的孩子也送到学校里来，因为这是国家投资建起来的学校嘛，于是，9个村的孩子就都顺利地到M小学上学了。20
2、事实的另一面：引诱、模仿与需求的制造
我们正处在从以生产为主轴的社会向以消费为主轴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6]273按照布希亚的讲法，在我们的时代，消费控制着生活的所有方面：[7]29人们在生产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少，在消费中花的时间越来越多；人们的消费对象不限于日常生活用品，知识、职业、权力、艺术甚至时间、空间、环境和身体都成了消费对象，教育也不例外。在消费主导的社会当中，通过某种方式把人们的需求引诱（seduction）出来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布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主要引诱手段有广告、信用和样式的差异化[8]机制等。21
从这个角度来看，未尝不可把上面的例子解读成地方政府通过某些手段成功地把家长的教育需求引诱出来的案例。有意思的是，正如局长所说，W县的M小学“是C市教育资源整合、布局调整的一个雏形”，换言之，整个C市的布局调整都是按照这一模式进行的：在县域范围内，通常是先在学区这一单元新建一所标准化初中，把周围几个乡镇（少则2、3个，多则6、7个）的初中整合进来，然后在初中原址上建设标准化小学，把周围村庄的小学（少则4、5所，多则8、9所）整合进来，在村庄小学的原址基础上建设幼儿园。从形态上看，“新初中-老初中/新小学-老小学/幼儿园”形成一种样式的差异化阶梯，这种差异化阶梯本身能产生一种广告效果，撤并过程中教育当局往往还对家长辅以宣传、游说并承诺支持工作的家长可以提前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信用）。家长对“好的教育”或“优质教育”的需求就是在这样一种模式中被引诱出来的。在现实的逻辑中，家长的教育需求一旦被引诱出来，他们往往会更进一步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更上一级的学校去。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家长不惜花重金从小学开始就把孩子送到县城去念书，以至县城的小学很快饱和，无法提供住宿，于是很多家长便将孩子放在寄宿在一种“小饭桌”的家庭式照料机构。这种新的寄宿形式因为其安全隐患而被县教育局明令禁止，但是，“小饭桌”依然存在且为数不少。旺盛的教育需求已使地方政府进一步感到“县城的教育资源有点紧张”，在一次县委的座谈会上，某领导说：
真正要办群众满意的教育，学校不撤并，不搞规模办学，老百姓就不能受益。……农村现在越穷的地方，家长越重视教育，所以说有的地方的（家长）借这款借那款，他外出打工，很难，他也要把孩子捣鼓到县城去。
得充分认识农民的思想，一部分农民的思想，在他自己拿钱上，都几乎一个是房子一个是教育，甚至不盖房子要教育。我下乡的时候，有一次，有个打工的，家里没人了，媳妇租房子供孩子上学。这决心很大啊，这就是变化，过去农民没这想法，前五年八年，农民不这样。当时的情况是，他有钱也不愿意到县里来、市里来，负担是一方面。原来我测算过，生活费400多元，一个学生，这有多大负担？一年5000块钱嘛。过去都不敢想象……现在就这么一调整，这么一整合，县内的学校，尤其是小学，人满为患。现在80多人（一个班），而且我们农民现在对教育是舍得花钱的。22
这也是C市教育局长所说“政府的职能部门低估了老百姓对教育的需求”一语的依据所在。在地方政府看来，这一需求为其政策推进提供了民意基础，使得地方政府有动力进一步加大布局调整的力度。在W县城，教育园区的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先解决县城小学和幼儿园资源紧张问题，将来的设想是把学区的初中进一步整合到县城来。
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城区教育资源紧张问题，县委县政府决定县城新建教育园区一处，现在115亩用地已经由政府收储，用于新建小学、幼儿园、特教学校、研训中心和教师公寓。23
从更大范围看，我们不难发现，县域内的教育资源集中不过是对更上一级教育资源集中的模仿，24由此构成一幅全国范围内的“文字上移”全景图。具有“全国高中教育航空母舰”之称的衡水中学无疑是河北省教育资源集中的极致表现，这所拥有560余名教职工、5500余名在校生的中学集中了全省乃至来自全国的优质师资和生源：
你比如说现在拿学生争抢生源，现在已经从高中争，高中争不了，大学（争），国外（争），那些国外考试，高中各省争。像河北省的衡水一中和石家庄二中争，现在出名着呢。现在河北初中这些学校，原来它搞的学校规模都特别大，现在这年头生源不足，生源不足怎么办，它就抢初中学生啊，你没看，到初中中考，那些学校都上这边挖学生。都没人管。现在都形成这种，越是好学校越是生源大战。现在好多事和过去不一样，这也是个问题吧。现在初中抢，小学开始抢，教学秩序特别乱。25
中国教育报S站有一个站长，他说：“你们河北有一所学校，就像强盗一样，自己家里的孩子长得不漂亮，到街上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长得漂亮，就带回自己家中，养别人家的孩子，招生不择手段。”……现在很难说，说他不好很多家长都要送孩子去，包括省领导也会写条子要去。26
从县领导的讲述来看，生源的争夺战已经涵盖了从小学到高中，从乡村到国外的所有层次领域，上面的引文可以隐约看出，县、市一级的地方政府对于教育资源不断上移的弊病也有不满。这里，我们姑且集中于家庭的影响。从衡水中学网站非常醒目的地方可以查到，2012年的高考榜单中，衡水中学垄断了全省理科前10名中的9名，文科前10名中的7名；北大清华在河北省投放名额总共为111人，有96名来自衡水中学。但是，河北毕竟只有一所衡水中学，它所能容纳的学生毕竟有限，因此，从结构上讲，27教育资源不断上移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而言一定是好的教育机会反而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28
在调研中，当我们不止一次地追问家长，上县城的小学、中学（这是目前大多数农村家庭可欲的教育需求层次）也基本上与好的大学29无缘，还为什么要想方设法地花钱择校？从那些已经被调动了需求欲望的家长脸上，看到的只有迷惑与无奈。这大概是“文字上移”在家长或社会层面所引发的深度效果。
（二）教师
1、事实的一面：教师专任化、研究化与综合素质提高
布局调整对于教师群体的积极影响，表现在教师得以专任化，有时间钻研教学，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从而也提高课堂教学水平。这些方面基本上是无疑义的，这也是布局调整的初衷之一，很多研究均有类似的发现，此处仅举两位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发言作为这一事实的确证：
以前在乡下，根本就不可能有专业的音乐老师、体育老师、美术老师。包括我在内，在来这个学校之前，包括这个电脑怎么开机、关机都不懂。现在呢，不说把电脑玩的多榴火啊，但自个上课的课件什么的，现在可能我花半个小时就能把一节课的课件做完，自己用。或者说在课上有什么问题呢，我就能自己调整，不用去求别人了。现在对老师也是有一个学习、提高的平台，像在下面学校里，根本就没有电脑，你想学这个都没有人教你。在这里呢，可以说有很多的机会让你去学。……虽然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从下面来到M小学就感觉也是进了一所大学，学了很多。30
从教科研这一块，也是很努力地去做的。现在我们研训这一块在我们县来说已经是非常突显的了，特别是从10-11年我们开始重点提出的，我们的课堂教学要形成自己的风格，要做自己的有特色的课堂教学，我们一直在摸索和研究，到2010年，我们正式提出了小学“单元四段式”教学模式。这种模式的实施，是我们以前教学模式的总结和提炼，结合教材的编写，结合农村小学的特点，实施起来效果还是非常突显的。比如说去年吧，市里搞青年教师教学比赛，我们县去了4个人，其中就从我们学校选了2个，一个是数学J老师，一共28节课，他拿了第一名，成绩是遥遥领先的，他用的就是“单元四段式”模式。L老师是语文课，她当时是26节课，拿了第二名。所以这个模式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31
2、事实的另一面：教师负担重、保姆化与层层淘汰机制
然而，布局调整在教师群体身上的效果也有政策初衷意想不到的另一方面，比如规模化办学所带来的教学负担的加重（至少教师每门课应对的学生数额大幅增加），寄宿制所带来的额外工作的增加（如生活照顾、心理辅导、安全责任、24小时负责；等等），在一些寄宿制学校，教师因为教学工作量的加重，对学生生活和安全责任的加大，根本无暇顾及钻研教学、提升素质，俨然退化为“教书匠”和“保姆”，这似乎又走向了教师专任化、研究化和素质提高的反面。更重要的是，布局调整通过一种层层淘汰的机制对整个教师群体重新洗牌，给他们的命运造成很大的影响。
Z老师：教师是不是也在调整的过程中被整合了？
X局长：我可以给Z教授举个例子，比如P中学，七所初中要合并，在职教师二百一十几人，然后只需要97人，97人就保证了所有的学科都开齐，都是单人单科。可以看出，在教师资源配置这块也是非常显著的。
X老师：那多出的一百多个老师呢？
X局长：这一百多个老师原来就是从小学拉上来的，当时初中老师不够，就从小学上来了老师。这样小学的老师多余了，就可以发展学前了。这就是“一招棋走，全盘皆活。”这实际上是整个农村教育资源的重新洗牌。32
从上述对话可以看出，对整个教师队伍的重新洗牌实际上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基本逻辑是先从几所要合并的初中教师队伍选拔出新建初中所需的教师（包括校长和管理人员），剩余师资淘汰到区域内小学，小学撤并的逻辑也是如此，剩余的师资则淘汰到幼儿园。上述案例中的初中撤并中教师的淘汰率在一半以上，这对于每一位教师来说无疑是一次残酷而命运攸关的竞争过程:
Y同学：局长您好，我有一个问题不太理解，就是您说初中的老师往下撤撤到小学，小学的老师往下撤，撤到幼儿园，那有一个问题，学校整体减少了，比如小学怎么安置初中下来的老师呢？
X局长：这个实际上是两个流动，一个流动是：在普九之前，初中老师需要的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师专、师范、本科毕业生，怎么办呢？就要从小学抽调一批优秀教师到初中去任教，要不初中的课开不齐，这种流动在我看来非常不合理，这是一个拔高流动，不是我们所喜欢的流动；撤并学校之后，比如初中几个学校合并了，我刚才介绍的学校，剩下一百多人哪去了，这一百多人有很多就是从小学上来的，那么这时就再回到小学，我觉得这个流动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符合教育规律。
X老师：可能也有问题，毕竟他们已经教了这么多年初中了，一直在努力跟进初中的教学。
X局长：尽管他教了很多年初中了，尽管他很努力，他肯定不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初中教师，如果是优秀的话，在学校撤并的过程中他就会留下。
X老师：所以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竞争过程。
X局长：实际上就是政府的决策没有跟上社会事业的发展，那责任由谁来承担了呢？让老师来承担了。老师能不纠结吗？33
尽管地方教育局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淘汰教师的政策背景，但他也不否认教师的“纠结”。这一淘汰机制的一个明显可见的现实结果，越是年龄大的、学历低的就越可能被淘汰、留在底层，结果留在村庄幼儿园的都是接近退休、年龄最大的老师。
在调研中，我们遇到了因撤点并校留在幼儿园的T老师，今年52岁，她从1985年开始从教当小学教师，直到2008年撤点并校。当时，T老师由于年龄偏大要被分配到幼儿园，但本村幼儿园并不缺老师，T也没找关系留在本村，正好邻村幼儿园有位老师生病回家了，T就补了这个缺，在H幼儿园教小班。……因为H幼儿园不解决教师的住宿问题，T老师每天只得往返于幼儿园和家之间，每天她都要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骑着电动车上班，晚上也要比别人晚一个小时到家，有时候遇到三九严寒、下雪天气，雪有几尺厚，不能骑车，只能下来步行，回来后发现脚趾都冻裂了，要是遇到路上结冰路滑，就更得小心了。34
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教师个案做更深入的民族志深描，但我们可以像福柯那样想象，在这场涉及近千万中小学教师命运的教育改革运动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10]354
（三）学生
1、事实的一面：有效学习时间、自立性与精神面貌的改善
布局调整集约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的初衷最终要体现在学生身上，根据地方当局和一线教师的叙述以及一些实际指标的呈现，这些方面的目标确实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布局调整不仅增加了学生的有效学习时间，提高了他们的受教育质量，而且在农村学生的自立自强、自我管理能力、好的生活习惯乃至整体精神面貌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
我曾经给我们厅长算过一笔账，我说城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除了在教育资源配置上不合理、不公平、师资不公平之外，还有一个，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有效学习时间也不一样，农村的孩子在冬天，九点上课，下午三点就下课了，就两顿饭，孩子走十几里路回家，城里的孩子，市区的孩子，无论寒暑，七点半到校，下午5点多放学，有的毕业班还要有早晚自习，我算了一下，这其中就差了三节课。一天三节课，一星期五天，十五节课，一学期20周，总共就有300节课。所以农村的孩子不是智商低，而是除了享受教育资源不均衡之外，学习时间没法保证。农村孩子回家还要干很多农活。从这个角度讲，家长也非常支持孩子寄宿。35
要说W县的布局调整，我觉得产生的效果，因为我主管教育这块，尤其是对孩子们，应该说是非常大的。首先从孩子们的精神面貌上来说，尤其是精神面貌，过去到小学看孩子们，穿的又破又脏，卫生条件方面和孩子们的精神面貌与现在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现在去农村学校去看，和咱们城里的孩子比，应该是从衣着、整体面貌上来说，差别缩小了。
另外，这几年我们整体教学成绩，连续四五年了，一直在C市领先水平。W县你们也看了，我们的面积大，学校比较分散，如果要是不这么搞的话，不是比较集中的呀，差距会越来越大，现在，我们不但缩小了差距，还赶超，这项工作也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36
合校改变了以前几个老师、很少学生的局面。在这里，孩子享受的教育也要好，因为师资力量提高了，我们孩子受的教育质量也就相对提高了。然后嘛，农村的孩子在这里学习应该是非常快乐的。刚才你们也跟孩子进行交流了，我感觉他们也成长了，他们自立、好的生活习惯也打下了基础。37
寄宿制学校对于学生的发展，我感觉有两点。第一就是有利于学生自立自强。比如我们学校一年级的学生，不管你六岁还是七岁，你来的第一天第一顿饭，你就要排队。老师强化训练，你就得拿这个餐卡去自己花钱，这个在家里是做不到的。比如说这个行为，他入学的第一天，学校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拉条幅啊、班主任强化啊、辅导员强化啊，比如七天要做到什么程度啊，一个月做到什么程度啊。学生的自立自强能力增强，也能带动一个社会。他回家以后，也会帮父母做点事啊，特别是我们学校搞的“一带二”工程。另外，学生这个自我管理能力得到发展。我们学校没有专职的辅导老师，并且班上也是四五十学生，老师工作量非常大，但是学生需要管理。所以这个班干部，学生会啊，少先队啊，这一点我认为是做的相当好。如果光靠老师去管理，一千七八学生，是做不到的。所以这种对学生来说，我感觉还是很好的。特别是近几年我们学校组织学生去演讲啊、讲故事啊，在这里还有乒乓球赛什么的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38
2、事实的另一面：精细化管理、安全第一与全景敞视主义规训
跟其他群体一样，布局调整尤其是其连带的寄宿制39在学生身上的效果有更为复杂的一面，这种复杂的效果促使我们从更深层的机制来理解布局调整的实质影响。比如在学习时间上，表9比较了布局调整前后农村学校的作息时间表，可以发现布局调整后寄宿制学校确实大大延长了学生的学习时间，三年级作息时间表显示前后延长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仔细研究不难发现，寄宿制不仅是增加有效学习那么简单，它要求对学生的24小时进行全面安排才是关键所在。这显然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精细化管理，比如M小学的做法有：每个年级的作息时间均需根据其年龄特点以及学校公共设施的要求（如食堂、图书馆、厕所、操场等）相互协调，越高的年级起床越早、睡觉越晚，越低的年级起床越晚、睡觉越早，五六年级早上起床的时间是5:40、晚上睡觉的时间是21:40，一二年级早上起床的时间是6:50、晚上睡觉的时间是21:00；不同的年级每节课的课时长度也略有不同，小学一二年级每节课30分钟，三四年级40分钟，五六年级50分钟；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当学生24小时住校，安全便成为一项首要任务。40“安全第一”的原则要求一种全景敞视主义[10]219的管理，一方面让学生在可视、可控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保持一致、有效的训练显得非常重要，这种训练最好能达到条件反射的程度：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1600多个孩子，一年级的才七周岁。我们使用音乐号声作为起床的声音，只要这号声一响，没有一个睡懒觉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外边上学的时候，在C市，我们都是大学生了，闹铃响了，躺一分钟再躺两分钟，现在这孩子根本没有那样，只要是号声一响全都起来。已经有这条件反射了。因为我们管理的比较细，他和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么多人盯着他们，所以现在他们都养成习惯了。完了之后，回到家之后，父母再让他们劳动，他们都是自发的主动的去做。原先他们不想去做，但是经过一段时候之后形成习惯了，有点类似于条件反射，把行李很规整地叠起来放好。41
因此，寄宿制学校与其说是一种提高有效学习时间的制度设计，毋宁说是一种保证学生安全的全景敞视主义规训场所。它通过时间、空间、动作、语言等方面细致入微的安排，把学生置于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贯彻纪律的保护区”，正在试图成为“即使不是最普遍的也是最完美的教育制度”。[10]160-161当然，这种规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会遇到一些不想和无法被规训者的抵制，这些人包括想家的、生病/装病的、哭闹的、捣蛋的以及不爱读书的学生，等等。在调研中，我们遇到了非常多的例子，其中最常见的是因想家而哭闹的和装病的，其他还有因想家而翻墙的，翻墙上网吧或餐馆的，因不爱读书而睡觉的，因睡不着而捣蛋的，等等，孩子们发明了不计其数的应对全景敞视主义规训的办法。一句话，在规训与被规训之间，也是一场触及身体和灵魂的拉锯战。
四、离土中国与土地财政的悖论：“文字上移”的双重动力
在《文字上移》一文中，笔者提出“文字上移”或“村落学校加速终结”的根本原因，应该从离土中国的整体进程中去探寻。作为乡土中国的一个反动，离土中国最基本的表现，是中国农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农民的生计来源越来越依赖于第二、三产业的工作，而非几千年来的传统农耕劳作。正是这一趋势决定了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既然人的生存越发不依赖于乡土，人们生活的重心越发远离村落，那么，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和文字也就必然地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这一趋向在以普遍性和抽象性为特征的现代教育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坚决。[1]137本文不仅在对全国到县域的最新数据中看到了“文字上移”依旧强劲的趋势，而且在对农村学生家长的分析中更加切近地看到了离土中国所给予“文字上移”的动力支持。老百姓正是看到了因学校上移而带来的远离农村的希望，才义无反顾地倾囊而出、不惜重金铤而走险为子女择校，老百姓对“好的教育的需求”甚至让地方政府都有些始料不及。这种被成功制造出来的巨大的教育需求催促着地方政府在更上一级区域内集中教育资源，以满足群众需要，从而进一步加快了“文字上移”的步伐。实际上，我们在更多的家长和学生的个案访谈中发现，他们借以克服其想家念头、亲情残缺、心理困惑的主要动力源泉就在于他们认为通过这种“好的教育”将来更有机会脱离农村。42尽管我们的分析表明，从结构上讲，教育资源的不断上移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而言意味着好的教育机会的减少，而不是增加，但这丝毫阻挡不了“文字上移”的坚定步伐。
与此相关，本文的另一个发现是，地方政府在促进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快速进程当中表现了足够的兴趣和积极性，这种积极性的来源不仅在于协调国家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之间可能矛盾的任务，而且有其自身的动力之源。从前文的叙述可以看到，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无论在C市还是W县，都不是教育局系统自身的事，而是市委市政府与县委县政府高度介入的大事。为什么地方政府会这么热衷于投入到这项传统上“无利可图”的教育事业上来？我们发现，其秘密恰恰在学校布局调整可能带来的土地财政收益。周飞舟的研究表明，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可以以1990年代中期为界，分为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两个阶段。前十五年，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中国兴起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工业化浪潮。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以及工业对GDP的拉动作用在1994年双双达到了高峰，分别从1981的14.7%和0.8上升到1994年的62.5%和8.2。[11]77但此后十五年中国的发展路径发生了重大转向，当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兴办企业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的时候，土地征用和转让行为成了地方政府新的生财之道。[12]80周飞舟把这一转向概括为“从经营企业到经营城市” [11]77的转变，1990年代末兴起的城市化浪潮[11]80以及因“圈地”而带来的土地收益成为地方财政和GDP增长的主要引擎。换言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越来越依赖土地的阶段。事实上，从学校布局调整可能带来的土地收益（包括直接收益与间接收益）无疑是地方政府热衷于这项工程的重要原因。因为每一次教育资源的向上集中都同样包含着土地征用、转让以及建筑业、房地产业甚至金融业的介入，尤其是靠近县、市等城镇地界范围内的布局调整，往往蕴含着巨大的利益诱惑。43这就是我们无论在经济欠发达的华北地区还是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地方当局那里得到相同答案的原因，即土地成为地方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44
这里，离土中国与土地财政似乎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大多数人的生计来源越来越不依赖土地，另一方面，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却越来越依赖土地。但事实上，如果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上去看，离土中国与土地财政是我们时代的一体两面：因为正是农民、农业以及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所有农村事业的离土趋向，为城市化及其圈地提供了前提条件；反过来，城市化与土地财政的强劲动力又进一步加快了农民、农业与农村的离土趋向。45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民的离土趋向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均为“文字上移”的趋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支持。因此，当我们发现“文字上移”的历程与大规模城市化/民工潮（离土趋向）和土地财政时代的来临几乎是亦步亦趋的，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鉴于布局调整日益显现的种种病征，国务院最近出台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14]，但可以预想，实践的逻辑往往是，土地财政的经济诱惑与老百姓对优质教育需求的民意幻象会驱赶着“文字上移”这台“高速列车”继续前行，其真正的转折点还得从中国社会经济的整体格局去找寻。
（作者简介：熊春文，社会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主任，博士生导师。）
【注释】
1 村庄的数据是以村委会的数据为依据的，在我国，村委会的数量大致与行政村的数量相当；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数据库》（http://219.235.129.54/cx/index.jsp）。
2 这一趋势也说明我国近期农村学校上移的重点在县镇一级。
3 本表的数据来源于“农村小学10年减少过半 学生上学平均多走4公里”2012-06-14，人民网-人民日报http://edu.people.com.cn/GB/1053/18175192.html，百分比因做四舍五入的处理稍有改动，其中广东2001年的数据由2000年的数据代替。
4 河北省C市在学校布局调整方面的具体做法主要根据2012年6月19日下午课题组一行与C市教育局的座谈会简报和该市教育局提供的《积极探索 努力实践 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两则材料整理而成。
5 有趣的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下述现象的问题化过程。
6 一个年级2个班，该市教育口习惯上称为2轨。
7 摘自2012年6月19日C市教育局座谈会简报，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8 学区建设工程的内涵为：打破乡镇、村级行政区划的界限，按照区域教育协调发展的需要，将所辖中小学、幼儿园，划分为若干个集约式教育单位——学区，以学区来替代现行乡镇中心校的管理模式。从区域上讲，学区是介于县城与乡镇之间的一个教育单位（没有行政意义），大体上平均三个乡镇建设一个学区。在农村区域，差不多一个学区建设一所标准化初中，一个乡镇建设一所标准化小学，一个行政村建设一所幼儿园。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学区看作是农村学校上移到乡镇与县城之间的一个过渡。这一点我们在下文W县的描述中将看得更加清楚。
9 数据来源于C市教育局相关数据统计。
10 但是，我们将在下文W县的案例中看到，一个县域农村的教学点是如何在“大洗牌”的整体推进中被大幅撤并的。
11 根据2012年6月25日W县教育局座谈会上教育局长的发言整理而成。
12 本表根据W县教育局编著的《中小学布局调整及标准化学校建设情况简介（2002-2005）》、《W县2006年至2011年初中、小学布局调整撤并学校情况表》以及W县人民政府关于各年度教育工作的自评报告整理而得。
13 其中幼儿园的数量为该年年底的数量，其他为该年年初的数量。
14 在W县的官方统计中，教学点已经不计算在“各级各类学校”范畴内了，而是合并到幼儿园当中，如《W县人民政府2011年度教育工作开展情况汇报（2012年2月16日）》称：“全县现有学区11个，各级各类学校96所。其中小学77所（含民办学校2所），初中14所（含民办学校2所），普通高中2所（公办、民办各1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职教中心1所，特教学校1所。……幼儿园290所，在园（班）幼儿15698人。” 实际上，剩下的39个教学点确实都设在幼儿园内。
15 事实上，该县的小学基本上都建设在乡镇所在地（因为大多数小学是在原有初中校址上建设起来的），初中则建设在学区这一单元，而近期该县正在讨论将初中进一步集中到县城的规划。村庄剩下的是在原有小学校址上建起的幼儿园。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新的基层教育结构。
16 此部分主要根据《2012年6月25日W县教育局座谈会简报》中教育局长的发言记录，另也可参考甄毓敏著《贫困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途径与策略研究——以W县学区建设为例》一文中的相关论述。
17 摘自《W县人民政府2011年度教育工作开展情况汇报（2012年2月16日）》
18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国家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往往两张皮，很多政策执行得不好，不是因为国家合法性不到位，经常恰恰是只顾及上级政策精神的合法性而忽视了下层社会民情的合法性而导致的。
19 摘自2012年6月19日C市教育局座谈会简报。
20 摘自2012年6月19日C市教育局座谈会简报。
21 这三种手段当中广告无须多讲；在布希亚那里，信用特别指现代社会中普通出现的购物时用信用卡支付的现象，由于信用卡支付的出现，人们可以在挣得某物之前获得它，因而对它的消费先于对它的生产；样式的差异化机制：它一方面与消费品在颜色、材料、附加功能上的差异相关，另一方面它又跟消费者社会地位的阶梯相关。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Baudrillard,1996：140-162.[9]
22 摘自2012年6月22日W县县委座谈会简报，县委书记发言。
23 摘自《W县人民政府关于2010年度教育工作的自评报告》。
24 在布希亚的概念中，引诱是游移于象征秩序和模仿秩序之间的一种模棱两可的现象。布希亚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引诱越来越失去其象征交换的特征而向模仿趋同了。[9]311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布希亚说，“（自发的、互惠的、象征的）人类关系之消失是我们的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7]161可以说，这一基本事实是布希亚所始终关注的焦点，也是其全部学说的轴心。[9]321模仿秩序与象征秩序的基本区别在于，在模式秩序中，只有符号与模型，不复有现实与原型。在布希亚的思想中，样式的差异属于“非本质差异”的范畴，换言之，学校样式的差异无关教育品质的改变。因此，布局调整所导致的不过是把应试教育的竞争场域往上移动而已，老百姓是否真的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或“优质教育”是大可以怀疑的。在应试教育的总体格局不改变的现状下，笔者认为，这一判断大抵是不差的。
25 摘自2012年6月22日W县县委座谈会简报，县教育局长发言。
26 摘自2012年6月19日C市教育局座谈会简报，市教育局长发言。
27 高校每年对各省的招生名额是固定的。
28 根据县教育局Z主任讲，“近几年来，W县的学生中，农村能考上大学的比例还是比较少。能够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大概5%，百分之十几的二本，如果连三本也算上吧，应该有40%左右吧。”（摘自2012年6月20日M小学座谈会简报）
29 其实，即便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优质教育的“诱惑”又何尝不是一种对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模仿”呢？在今年暑假参加的北京大学第二届教育社会学国际研讨会上，刘云衫教授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她说在北大这些天之骄子、学之宠儿当中，流行着“来来来，来北大；去去去，去哈佛”的口头禅。
30 摘自2012年6月20日M小学座谈会简报，教师发言。
31 摘自2012年6月20日M小学座谈会简报，主管校长发言。
32 摘自2012年6月19日C市教育局座谈会简报。
33 摘自2012年6月19日C市教育局座谈会简报。
34 高继波2012年6月22日访谈案例“乡村女教师的坚守之路”，略有修改。
35 摘自2012年6月19日C市教育局座谈会简报，市教育局长的发言，涂黑为笔者所加，下同。
36 摘自2012年6月22日W县县委座谈会简报，主管教育副县长发言。
37 摘自2012年6月20日M小学座谈会简报，教师发言。
38 摘自2012年6月20日M小学座谈会简报，主管校长发言。
39 布局调整并不必然带来寄宿制，二者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地理环境、经济水平以及校车制度等方面的因素，本文主要基于W县为例的分析；此外关于寄宿制对学生的全面影响，我们将另专门撰文讨论，限于篇幅，这里仅点到一二。
40 在调研中，一位学区校长就向我们讲述道：“说句实话，现在我们关心的就是孩子的安全问题，因为出一件事就是大事，每天我们的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就是怕有什么事联系不到我们，教学质量已经退居其次，安全才是我们最为关心的。”这种想法在小学校长和老师那里有一定普遍性。
41 摘自2012年6月20日M小学座谈会简报，校长发言。
42 如高继波访谈案例——“供孩子上大学，我们不后悔”；田牧野访谈案例——“农户的教育期望”；胡鹏辉访谈案例——“干啥都比种地强”；胡鹏辉访谈案例——“好好学习比想家更重要”；史晓晰访谈案例——“成绩比亲情更重要”；康敬祎访谈案例——“前程的代价”；等等。
43 早在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就明确指出：“学校布局调整要与危房改造、规范学制、城镇化发展、移民搬迁等统筹规划。”“乡（镇）、村对新建、扩建校舍所必需的土地，应按有关规定进行划拨。” 这相当于给布局调整批地提供了政策保障，这一点在目前土地审批日益严格的形势下对于地方政府显得尤为重要。
44 我们在山东S市的调研中问教育当局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困难在哪里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批地。
45 周飞舟在论文中详细地考察了地方政府是如何通过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及其造成的对农民失地的低价格补偿来获得暴利的。
【参考文献】
[1] 熊春文.“文字上移”: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向.社会学研究，2009（5）:110-140
[2] 赵婀娜 贾 娜.农村小学10年减少过半 学生上学平均多走4公里.2012-06-14，人民网-人民日报http://edu.people.com.cn/GB/1053/18175192.html
[3] 甘晓.“撤点并校”后遗症，中国科学报.(2012-07-05 A3 深度)
[4]甄毓敏.贫困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途径与策略研究：以W县学区建设为例[硕士论文]中国农业大学，2007
[5]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 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6]叶启政.从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到消费的文化经济学——从阶级作为施为机制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73-299
[7] Baudrillard,Jean,The Consumer Society:Myths and Structure.Sage,1998:29
[8] 夏光.让·布希亚//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89-291、321
[9] Baudrillard, Jean,TheSystems of Objects.Verso,1996：140-162
[10]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 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1]周飞舟.大兴土木: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行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0（3）
[12]周飞舟.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社会学研究.2007（1）
[13] 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5）
[1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 国办发〔2012〕48号20120906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寒石学居（微信公众号）2017-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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