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四点，从梦中醒来，朦胧中觉得窗外哪儿不对劲，对面的楼不见了。先是以为玻璃上有水汽，伸手去擦，一下子就醒了。连续几天的红色预警在今天零点结束，而霾不见少，反而更重了。
现实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从前陌生的事物、难以想象的事物、科幻末日的事物，成为生活的常态。
洋垃圾早就存在了。绿色和平组织在2003年就对贵屿的进口电子垃圾展开了调查。只不过，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正视，并且努力遮掩。王久良的纪录片《塑料中国》，就如他的上一部纪录片《垃圾围城》一样，又一次把那些早就普遍存在的，一直被人忽视、被人遮掩的事物，呈现在亮丽光鲜的都市君子面前。它们虽然是难以想象的，但并非是难以理解的。
“洋垃圾”一词包含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垃圾”，一个是“洋”。
垃圾问题是工业文明的内在问题。一切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都同时伴随着物质与能量的转化。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天上不会掉馅饼。工业社会中的一切，小到别针、手机，大到楼群、公路，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森林、矿藏、天然水体，亦即大自然本身；而在它们退役之后，都将成为垃圾——固态的、液态的、气态的，以及耗散热。广义地看，雾霾也是垃圾的一种形态。
从物理学的角度，垃圾是一个物理系统在运行一个周期之后排出系统之外的高熵状态的物质和能量。物理系统可大可小，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视为一个物理系统。所以工业社会的运行，归根结底，就是把森林、矿藏、天然水体——低熵状态的物质和能量——转化为不同形态的垃圾。技术越发达，就越快越多地把自然转化成垃圾。工业文明，就建立在垃圾堆的旁边。作为一个物理系统，必然要有垃圾输出。就好比一个人，必须要吃饭，也必须要排泄！所以，垃圾不可避免，并且必须要排除到系统之外。但是，哪儿是外？
“洋的垃圾”，是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现代化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现代化，其实是一个资本运行的食物链。这个食物链同时也是一个物质和能量的转化链条。它的运行机制是，第一，上游优先获取下游的能源和资源（低熵状态的物质和能量）；第二，上游要能够把垃圾（高熵状态的物质和能量）送到下游去。两条缺一不可。一个现代化国家或者地区，需要有自己的下游，这是它存在的前提。从前我们关注的是这个链条的前半截，而垃圾问题，则是这个链条的后半截。
在任何一个地理区域中，都存在上游与下游。从全球范围内看，美国是上游，欧洲、日本是上游，中国、非洲、南美是下游；从中国范围内看，东部沿海、京上广是上游，西部是下游；从北京看，城市中心区是上游，周边区县是下游——所以会有垃圾围城。垃圾永远从上游转向下游。
一个传统地区要想加入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游戏，只能从下游进入，那就意味着，为上游提供能源和资源，同时接受上游的垃圾。
垃圾转移的方式有直接的，有间接的，并且主要是间接的。间接，就更加隐秘。工业文明的全球分工，制度性地规定了垃圾转移的方向，确定了垃圾转移的合法性。那些有污染的工厂被转移到下游，而产品则送往上游。处于上游，既可以享受产品，又不承担环境后果。比如iPhone、iPad，在中国生产，利用中国的能源和资源，污染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源，剥削中国底层劳工的劳动，而产品则走向全世界——的上游。
直接的方式，就是“洋的垃圾”。在iPhone用过之后，成为电子垃圾，还可以再出口到中国来。这就走完了上游剥夺下游的食物链全程。
上游总是以或明或暗、或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向下游输送垃圾，但是下游并不是一定要接受洋垃圾的。尽管全球化本身隐含着上游对下游的掠夺，但是在形式上，是以公平贸易的面貌出现的；而在道义上，下游更加没有义务接受上游的垃圾。
所以洋垃圾问题，又是一个本土政治的问题。
虽然接受洋垃圾的国家并不在少数，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以及非洲某些国家也接受洋垃圾。但是，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下游国家、下游地区，都是洋垃圾的倾销地。即使一个“贫穷的”国家，也可以坚持自己的尊严。“1987年春天……一艘装满垃圾的驳船在纽约港和墨西哥湾之间寻找垃圾场：经过五十天的海上航行和被六个州拒绝驶入港口卸船后，又漂回了出发的港口。”
中国的洋垃圾问题，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观念，二是政治。
关于垃圾问题，一直有一种流俗之见，即“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这种观念是基于对科学及其技术的无限信任，是科学主义在垃圾问题上的表现。这种观念相信，垃圾问题是技术问题，可以随着技术进步而解决。这种观念基于对物理学的粗浅理解，只看到了热力学第一定律：物质不灭，能量守恒；而未能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加原理。所以才会相信物质的循环。比如，相信技术手段可以把电子垃圾中的贵重金属逐一提取出来，重新成为原料；相信技术手段可以把废纸、废塑料重新变成相差不多的纸和塑料；相信技术手段可以提取出污水中的污染物，使水变清，使污染物变成原料；相信技术手段可以吸收雾霾，将其中的pm2.5压成宝石……按照这种理论，现在越来越多的垃圾堆，将来也可能重新被某种神奇的技术变成一个个硕大的宝藏。
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加原理是说，一个现实的热力学系统，它的熵总是会增加的。一个小的系统的任何熵减，都需要从外部注入能量，并且导致包括小系统在内的更大系统的熵总体增加。2005年，液态苯进入松花江，苯在江水中扩散，这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试图通过技术手段，把已经扩散的苯从江水中提取出来，那是一个熵减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过程。
从铜矿石中提取铜，对于矿石这个小的系统，是一个熵减的过程。一来，要实现这一点，需要付出巨大的能量；二来，如果把整个矿山作为一个系统，则是一个熵增的过程，因为在生产的过程中会有污染，会有废渣。大块的金属铜被切碎，分布到一个个电子器件中，这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这些电器变成电子垃圾，运到贵屿，贵屿的打工者把铜再从一个个器件中提取出来，这是一个熵减的过程。被提取出来的铜，的确变成了新的原材料。于是，电子垃圾就成了资源。也只有在这个观念之下，进口垃圾才具有政策上的正当性。
但是，在贵屿提取金属的这个熵减过程，并不能自发地产生，而是有代价的。首先，当然是要付出能量的。其次，这一点更重要，从更大的系统考虑，则必然还是一个熵增的过程。无论技术多么先进，都必然会产生废水、废气、废渣，必然会导致空气污染、水土污染。因而，总的来说，这种所谓的变废为宝，是得不偿失的。
而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行业之所以能够存在，之所以能够赚钱，之所以能够被政府默许，是因为：1，工人的劳动力成本远远被低估，工人的劳动保护几乎没有被计入成本；2，环境代价没有被计入成本。
这样的经济发展，短期内貌似赚来了钱，获得了GDP，从长期看，无异于卖血卖肾，自绝生路。
固然，在现代化初期，很多地区是以出卖资源污染自己的方式进入全球化食物链的。但是终究，极少会有人认为，卖肾买iPhone是明智的选择。在《塑料中国》里，即使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底层打工者都能质疑：如果废旧塑料能赚钱，为什么美国人自己不去赚，要运到中国来？难道中国的处理技术比美国还高，难道中国的处理技术美国没有？
到了今天，这样的模式依然还能够存在，是因为，那些赚钱的人，卖的不是自己的肾，而是别人的肾！在贵屿这个模式里，被卖掉的是打工者和本地人的肾，打工者付出血汗与身体，本地人将要承担环境破坏的代价，而赚大钱的人，则远在贵屿之外。
所以，中国的洋垃圾问题，还是本土政治问题，直言之，就是腐败。这里又包括两个层面。其一，现行的法律法规为洋垃圾的进入留下了很多空子；其二，即使现有的法律法规，也并没有被严格执行，总有特殊人物能够突破禁令。
对于很多社会问题，人们本能地会想到两个解决途径：一是技术解决，二是管理解决。就垃圾问题而言，技术解决可以突破的空间并不大。而在管理上，我们对于自己的垃圾，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启动，比如政府主导的全面的垃圾回收系统尚未建立。当然，由于垃圾问题是工业文明的内在问题，无论怎样的技术，怎样的管理，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部，都是无法解决的。垃圾问题的彻底解决，要到生态文明的框架中寻找可能性。
但是，就现实而言，中国的洋垃圾问题，却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主要的责任在政府。首先政府要改变观念，放弃“垃圾是资源”的想象，建立严格的政策防线；其次，政府要下决心，严格执法，御洋垃圾于国门之外。在具体的操作层面，需要环境NGO的参与，需要媒体的参与。
曾经见过有企业家这样发问：当年没有钱的时候，我们造伪劣产品，造低端产品，现在我们已经很有钱了，怎么还在造伪劣产品、低端产品呢？
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刚刚加入现代化的食物链时，不得不为上游提供能源和资源，不得不接受上游的垃圾，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很有钱了，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怎么还在接受别人的垃圾呢？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公众号 科学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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