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浙江建德市乾潭镇政府的支持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与三生谷生态村在胥岭村的梯田油菜花间的帐篷中联合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国生态乡村建设研讨会。研讨会聚集了国内外一流的生态乡村建设和研究的专家、实践者共同探讨生态乡村建设的途径、方法和面临的问题挑战。以下分类汇总了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摘录：
一、乡村特有的生活方式是乡村生命力所在
有一件事需要清醒，生态乡村的吸引力是什么？乡村的吸引力不是生产，是生活，乡村的生活方式是乡村生命力的所在。这个生命力所在的原因来自一个大背景，这就是弊端凸显的工业文明造成的。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就是利用科技和市场的力量，有效地解决了高效率生产问题。
传统经济学有一个假定，财富增长等于幸福增长，但是今天人类遇到了问题，发现财富与幸福不是绝对等同的关系，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生活出了问题。为什么我研究生态文明最后走进了乡村？因为工业文明时代解决了以最低成本得到产品生产的最大化的问题，但如何以最低能耗实现生活幸福最大化的问题没有解决好。追求以最低能耗得到幸福生活最大化是生态文明时代要解决的难题，我们发现寻找低成本的幸福生活方式在农村。
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得到物质财富最大的产出，对这个问题人类已经有两百多年足够的工业化经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占用了社会最主要的资源。但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最低的能耗得到幸福生活的最大化，解决这个问题才刚刚开始。为什么有年轻人也觉得乡村生活有吸引力？同时乡村也开始吸引一批城市中产阶层下乡？这种情况，在三十年前是不可能的，十年前都不可能。因为那时我们提升幸福生活最大的障碍是温饱问题，是物质财富供给短缺。但现在提升幸福生活最大的障碍，不是物质财富供给不足，而是文化、精神、环境等供给不足。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乡村的价值开始被发现。
北京地球村发起人廖晓义老师从做环境保护开始，2008年后开始从环保走向乡村建设，从环境保护到乡村建设的转向存在时代的逻辑关系，这就是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乡村文明建设起步。其实不仅仅是廖晓义老师一个人，一大批包括国外的环境保护者都不约而同地从乡村开始探索走向未来的道路。起初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是小众人，但是最近几年，我们发现行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越来越多，有一种乡村建设的春天即将到来的感觉。
二、中国贡献给人类的不是重复西方的工业文明，而是生态文明和乡村文明
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背景下，我们却一直努力推动乡村文明复兴。难道我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恰恰相反，在一个时代的大转型时期，代表未来的恰恰不是传统的主流，而是在主流边缘地带的非主流。
起始于西方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诸多弊端已经显现，这里有一个对历史大势的基本判断，就是西方工业文明时代的使命已经完成。十八大之后，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中国作为世界巨体量的大国占据了地球很多资源，而且这个巨体量的大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历史和文化。目前主流学者讲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实现工业化，要超过美国。我认为这个目标定位，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也不符合这样一个巨体量大国的身份。如果中国的崛起，对人类的贡献就是重复西方的工业文明，那么我们这个大国就对不起人类。因为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是属于少数国家独享的文明，是一种让全球买单，使少数国家享受的高成本、高能耗、已经陷入高风险的文明。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巨体量国家，如果继续跟着西方走，重复西方式害人利己的让全球买单的工业文明，那么中国与世界面临的前景就是走向共同的毁灭。所以，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单纯地着眼于环境问题，而是一个新文明模式的创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人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必须是一条新文明之路，一条不是让全球为中国买单，而是中国要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就是生态文明。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再认识乡村建设，就会发现，自足、低能耗的乡村生活恰恰是生态文明时代所需要的生活。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未来贡献的新文明的落地载体，主要不是城市，而是乡村，因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乡村主导的文明。从古罗马、古希腊开始，西方的文明就是属于城市文明。搞城市化不是中国的优势，很难超过欧洲的城市，我们许多地方到处都在模仿欧洲的小城镇，无论模仿得多好，也无法超过原生的欧洲城市。但乡村文明是我们的禀赋优势，而且时代需要复兴乡村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工业化应该告一段落，走向未来的中国需要从乡村文明复兴开始，这是时代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三、胥岭“三生谷生态村”是乡村建设另一个创新
目前中国乡村建设模式呈现高度多样化。山西永济蒲韩社区属于内生模式，廖晓义老师的“乐和家园”是社工与村合作模式、北京的“小毛驴”属于都市社区农业模式。而我们今天讨论的胥岭“三生谷”属于社会企业与乡村合作的模式。
胥岭“三生谷生态村”是乡村建设的一个新模式。在乡村建设中，我们主张引模式比引资本更有生命力，更安全。胥岭“三生谷生态村”引入这样的有担当、有情怀的社会企业参与乡村建设，既可以有效解决乡村建设所缺少的资本和管理，也能够保护与传承乡村文化，一举两得。但是如果招来的是没有德行，没有乡村情怀，只想挣大钱的企业家，乡村建设可能会变得更困难，乡村成为商业的工具和奴隶，乡村文明和文化的传承就会面临中断的危险。这是个悲剧，这样的悲剧在中国的一些乡村已经发生。胥岭“三生谷生态村”有几个方面值得思考和研究：
第一，它用现代的企业股份制的模式，实现了乡村集体组织与集体经济的再造。胥岭村通过让村民全体参加乡建集体股份制，让原有的人民公社这样一个有价值内涵的组织和一个具有现代企业性质的组织实现一种融合，这是一个创新。600户村民这是一个集体组织，但是这个集体组织不是以纯政治组织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一个公司的形式来体现，下边又有许多专业分公司。分公司按照企业化运行，大公司应该说是社会性企业总框架。村级的公司不仅有经济功能，还有常规企业没有的价值功能。这种模式把利益的功能下沉到许多分公司，把价值功能上升到总公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辩证的结合。这个结合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如果有了一个企业法人的话，已经确定的事情不会因为更换村里的领导而变化。不管在什么地方搞社会组织，上边换一个新的书记、新的村长，这个组织就要受影响。当这个组织成为企业的时候，就会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具有合法性，解决了乡村组织合法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创新，值得思考。
第二个创新就是开创了乡村建设的PPP模式。通过这个乡建组织企业化的模式，使乡村投资就变成开放的平台，许多投资包括众筹等可以进入，可以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合作。经济学过度地强调制度，希望用制度去解决一切问题，但一个制度如果没有内在的组织价值，这个制度就没有生命力。在组织架构层面上，这里面导入了两个概念，解决了经济学的两个问题，将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经济学创新性地融为一体，将面向市场的利益主导的外部组织和内部组织的价值再生很好地嫁接在了一起。
第三个方面，胥岭“三生谷生态”是与国际接轨的乡村建设模式。不知道胥岭是不是国内最早，至少是最早之一，它们与国际生态村的交流合作也体现了温铁军老师强调的乡村话语体系应该与国际化接轨的理念。乡村建设的“国际化”不仅是一个概念，其实是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态乡村建设的新潮流。对于这个话题可以做一个梳理，这个潮流表现在多个层次，一个是在宏观层次上的，像温老师这样的学者常年与国际进行交流，说明乡村文明是国际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还有一个层次，是民间推动是世界乡村建设的潮流，比如国际生态村、国际慢城等等。
四、乡村建设不能用工业化思维进行复制拷贝
此外，今天讨论的四川华道社区是城市人群追求生态乡居生活的另外一种模式。在北京、上海等许多大城市已经有一批人，开始探索如何让乡村生活的元素植入城市之中的新探索，这种新探索叫城市共享生活方式，是牛健先生发起的共享生活的运动，目前已经变成一个由专家教授、文化人、房地产、环保工作者、企业等参加的一个群体，让乡村生活进入城市的共享生活方式，有可能成为未来城市房地产的一个新模式。由于四川华道社区是在城市搞生态社区建设，比农村要艰难的多。与其他案例相比，前期问题较多，但我觉得坚持3-5年之后，一些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任何新生事物都是这样，关键是走对了“道”没有，只有在“道”上，未来一定是好的。
大家都在考虑乡村建设的模式可不可以复制，这个话题十年前就在山西永济蒲韩社区讨论过多次。有的学者还想搞出一个模型来推广，最后发现没有结果。我认为“复制”是工业化思维。乡村的模式是长出来的，你看看长出来的一棵树上，没有重复的两篇叶子。你看看在一个树林里也没有重复一样的两棵树。我们的每一个乡村就像森林中的树，只有多样化，没有重复。但它们都是一个共同的生命体，都按照共同生命规律成长，但它们之间不简单模仿，而是各自充满生生不息的创新力，这才是乡村的本性。所以，我认为，乡村发展不能按照工业化模式，制定统一标准，拷贝重复，如果那样，乡村就会从一个生命系统变成一个被工厂化生产的死产品。目前我们许多新农村就是这样被生产出来的产品。乡村之间可以充分交流和借鉴，不要简单重复。每个乡村都要有自己的自信与主体性，不要外求，要内求，这是我们对于乡村建设的主张。我们现在特别喜欢搞标准，我反对标准化。乡建的模式不是可复制的，乡建的模式就是森林的树，各有各的模式。
乡建是否只能民间搞，才能行，不是。像义乌的何斯路村的书记兼村长何允辉就搞得非常好。在我们乡村文明论坛交流中，也有一个县一个区搞得非常好的。我觉得乡村建设有一件事非常重要，是谁来搞，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走对了道，道走对了，谁去搞谁能成。所以，我们乡建的视野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拓展开。政府里面也有许多有事业心的干部，想把一个县做得非常好。山西运城盐湖区一个书记连续几年搞传统文化下乡村、下学校、下社区、下党校，走在全国前面，改变了整个社群。实事求是讲，如果政府的道走对了，主流组织比社会组织的能量要大。官员推动乡村建设能量更大，能够改变整个区县。总之，乡建工作只有走对走不对“道”，没有说一定要谁来做这件事。
乡村建设之“道”，在于能做真正符合乡村需求的事儿。蒲韩社区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郑冰心目的“人”是什么人？是真正的老百姓；你看她做的事，老人需要，就做老人的事；儿童需要，就做儿童的事；搞合作金融，不是说谁贷款贷得多，谁交利息多就好。他们不是，他们发现，按照原来的办法，20%最穷的人贷不上款，那就降低收益，也要把贷款额度放到一万以下，三千、五千地贷给最需要帮助的人。一家一户拥有的土地规模多大合适？我们主流学者研究的标准是产出效率最大化，但永济的郑冰团队是真正地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来思考农村土地规模问题、农村的贷款问题和农村的建设问题。我们的领导干部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也有这样的干部，如果这样思考了，就在“道”上了。
五、没有文化的乡村经济是无根的经济，不可长久
做农村工作一定是文化引领，不能够只抓经济。这是温铁军老师一直在强调的，谁从经济开始谁就死，这不是诅咒，是乡建付出的教训和代价。我们不是简单反对搞乡村经济，而是要知道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乡村发展的根，经济是文化开花结出的果。经济是机体，文化是机体的灵魂，不能本末颠倒，如果颠倒了，就会受到规律的制约，用农民的话说就是报应。乡村建设中没有文化的经济，是没有根的经济，是不长久的经济。
如果把乡村变成单纯的企业去做，这个乡村是要做死的。乡村是生活，是生活带动的生产模式，这个理念也是永济蒲韩社区在实践的经验。在蒲韩，她们感到很快乐，十七年过去了，今天他们仍然感到快乐。但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了30多年，发现今天不幸福了。问题在哪里，经济增长没有了魂。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面临断根的危机。这是问题所在，乡村也是如此。
郑冰的团队，永远在做老百姓的工作。不要认为农村、生活在农村就一定了解农民。不是这样，郑冰的一百多个社员跟国家工作人员一样，专职地深入到每家每户跟老百姓聊天，要求每一年都要带进来多少户入社。老百姓入社是聊出来的。有这样一批人每天跟老百姓聊天，家长里短，才把所有贷款的信息收集到。他们有3000多户成员，这100多个人一个人10户、20户分门别类都要把贷款放下去。毛主席讲的农村调研，在郑冰这里是一个常态化的制度。我们讲制度建设，蒲韩社区有一个非常硬性的制度，就是所有新来的大学生通通要到老百姓那儿深入调研，这才是制度化的，不是搞运动，一阵子而已。我觉得这是郑冰团队真金白银的东西，也是我个人对蒲韩多年跟踪了解一直坚持的看法，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不是说搞经济不行，搞经济是短期的，我们这里有大量的案例。在十年前长期和我联系的一个农村合作社，第一次去的时候发现，合作社经济搞得轰轰烈烈。当时就提醒他，要搞文化。十年之后没有联系。后来他说，张老师当年没有听你的话，我们搞经济挣到钱，后来发现挣钱越多，内部问题越大，最后合作社分崩离析。搞经济不是说不行，只能是短期轰轰烈烈。我见到的一些人说，老百姓一看到赚钱，对我很拥护。我说，告诉你，明年不赚钱，对你就不高兴，就不跟你了。而文化搞好了就搞成一家子，今年有钱高兴，明年没有钱，我们大家还能共同过日子，后年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成为一家，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乡村社会组织成功的秘密在这里。
六、乡村是天地、祖先和我们共居的地方
我在几次会议的多次发言中强调，在乡村的规划设计中，要先解读乡村，再规划乡村。中国古代乡村规划的理念和我们现在不同，我们现在要把乡村变成宜居的乡村，把城市建设成宜居的城市。这个概念很时髦，因为这符合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我认为以人为本，这是城市的概念，乡村建设的理念不是简单的以人为本，乡村建设以天地自然为本。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乡村建设，按照重要程度排序，不是首先让人宜居。乡村资源是按照过去所有家庭的中堂上敬奉的五个字：天地君亲师来分配的，这是乡村资源分配的顺序。乡村最后的资源是给人的，首先让神、让天地在这里有位；其次是圣贤、祖先的，这就是乡村的祠堂；第三是乡村教育，乡村里最好风水和地方要让给书院、私塾等，第四个把最好的土地让给耕地，第五位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这就是乡村的资源分配理念，是天人合一，是人与天地、圣贤祖宗、自然共同居住的地方，不是目前的以活着的人为本。按照古代的建筑理念，这是天理不容的自利行为。
天地君亲师的排位在中国乡村不是迷信，恰恰是生态文明时代真正需要的可借鉴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所以在进行乡村建设规划时，要记住，要清楚这个地方的真正主人是谁，你可以占用他们的空间，但要跟他们协商，不要认为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位”是什么“位”？我们的“位”在哪里？认为“我”是这个乡村的第一位，人是第一位的，这是工业文明的思维，你的“位”就找错了。
在乡村规划的理念中，到底这个乡村的故事是什么？这个山上有没有山神庙？老百姓是怎么敬的？把这些东西统统搞清楚了以后，再考虑这个地方应该搞什么，那个地方应该搞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乡村的风水理论不是迷信，一定要把乡村风水学当作一个学科，好好地研究出来，乡村的风水是真正的“天人合一”的理论。风水所讲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那是天上的28宿星宿和地上之间能量的对应关系。如果你搞错位了，就会导致能量的混乱、场能的混乱，来到这里的人住着就不舒服。这个场能也许现代仪器测量不出来，但人心是可以感觉到的。风水为什么会成为迷信，就是因为风水很重要，人民对它过度追求，就变成了迷信，就会有些人用此来发财，就败坏了风水的名声。
我在胥岭村，今天早晨拜访了几家农户。村民说胥岭村原先讲风水的时候，盖房子是有限制的，超出村子的某个范围就不能盖房子，古代乡村不是乱建。他说今天的房子都乱盖了，已经超出了老祖宗的规定。在浙江另外一个村，他们在村子的四个角栽了四棵大樟树，规定不能够超出这四棵大樟树盖房子、搞建筑。其实在古代乡村，就像今天的城市管理，对于违建、乱建不是没有法治，那个法治比我们想象得还要严格。我们不能简单认为中国古代乡村没有法治，或者只有今天才有法治。
所以，乡村建设必须从读懂乡村历史、文化开始。廖晓义老师讲，早年他学习西方哲学，追随西方的环保主义走，后来发现，这样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后来回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她发现，在农村做传统文化就会赢。搞乡村建设的今天，我们大家都需要恶补传统文化。
在乡土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村民参与乡建，要从村民参与规划的讨论开始。有些老村民不一定会讲得那么多，但他对这个地方的感觉可能比你的感觉要好，所以说要建设一个地方，让他们过来看一看，喝喝酒、聊聊天，谈谈他的感觉，他的感觉比我们的感觉更真实、更贴近这块土地。对于参与乡建的新村民来说，最大的学习就是一定要找到和这方土地的天地君亲师的联系，建立起情感。
七、乡村复兴靠教育，面向未来乡村最大的使命也是教育
在一个生态乡村的发展规划中，到底这方水土未来吸引哪一类人来休闲、消费，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一直在思考如此稀缺的资源，远离尘嚣，如此宁静的环境，能否承担起轰轰烈烈的大规模人的旅游，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乡村未来最大的消费是城市的中产阶层，但也不是所有的中产阶层，应该是那些对乡村有情怀的人。中国五千年文明留下的乡村，首要的功能是教育人，感化人。乡村作为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不仅仅是满足游客来此吃喝玩乐地方，不是把城市的物质主义和消费物欲带到乡村来。乡村是对天地有敬畏的信仰的生活，乡村是以利他伦理为核心的亲情生活，乡村是尊天敬地、节俭简朴的亲自然的生活，乡村是自娱自乐以乡土文化为内容的文化生活。要让游客来到乡村，分享的是这样生活，而不是把城市的生活方式带到乡村。
乡村建设是引领时代的，乡村要有自己的主体性。游客来到乡村，要接受乡村的村规民约，尊重乡村的生活方式，在吃穿住用行的过程中接受乡村理念、乡村文化的教化作用。乡村建设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为迎合城市人而搞乡村建设。如果迎合，乡村就会处在被城市低看的位置，城市与乡村是平等的，乡村文明是城市文明的根，整个社会都应该像孝敬父母那样，关爱我们共同精神家园的乡村。我一直主张村规民约就是乡村的大法，凡是来旅游的人一定要进行乡村村规民约的教育，你要知道这个乡村的历史、村里的村规民约、这个乡村的忌讳是什么。在城市的人可以天不怕、地不怕，所有的东西都不相信，乡村这块土地容不得这种思维，乡村认为万物有灵，你来到这个地方，必须把你的心放下，生发出恭敬心、感恩心，再开始消费乡村。
风景优美的乡村资源太稀缺了，像胥岭这样的资源更是如此。乡村只有发挥她的教育功能的时候，许多家长才会带着孩子一次、两次、三次地来。如果一味迎合城市人消费的口腹之欲的享受，他回去以后不仅不会再来，还会抱怨这样不好，那样不好。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乡村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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