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百年国家－市场宏观景观看中国农村金融发展
今天非常高兴到农行来做一个学术报告。多年来，我的农村金融研究得到了农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使我获得了很多鲜活的第一手的调研素材。在农行的支持下，我曾经两次与我的研究团队进行“丝绸之路”农村金融考察，每次都在五千公里左右，从甘肃，到青海，再到新疆，长途跋涉。可以说，这个近于“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农村金融田野调查，对我们了解农村的金融供求情况和农村经济变革帮助很大。当然全国其他地方多多少少我也都去调查过，今天特别高兴跟在座的长期致力于农村金融一线实践的同事们做一个交流，我觉得一定是富有收获的。
今天讲的大题目是“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与机制创新”。我想讲五个方面：第一，这一百年以来，国家跟市场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农村金融这个领域非常深刻地展现出国家跟市场的矛盾、纠结的关系，把这个历史梳理好了，我相信对于我们理解整个农村金融变革是非常有好处的。第二，在国际上，全球农村金融的历史发展状况和阶段性特征。第三，系统考察一下中国农村金融近七十年的发展史，从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第四，讲一下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增量和存量两个方面，看一看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有些什么特点。第五，展望未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应该有什么样的特点，宗旨目标应该是什么，应该进行哪些创新。
一、引言：国家与市场：百年宏观景观
金融体系的发展，尤其是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里面贯穿着一个核心，就是如何理解国家跟市场的关系。你研究任何问题都要找出一个核心问题出来，贯穿研究的始终。我们研究农村金融，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中政府跟市场到底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很复杂，实际上到现在还没有理清楚。最近北京大学两位教授，林毅夫老师和张维迎老师讨论了好几个月，你来我往，刀光剑影，讨论的核心是什么？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讨论的是中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这个问题，林老师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很必要的，而张维迎老师针锋相对，他认为产业政策基本上都是失效的，应该抛弃。
林张之争实际上触及到中国未来改革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就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要扮演什么地位。在中国的发展、改革过程当中，国家到底起作用了没有？起了好作用没有？我觉得这两个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讨论清楚。一个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产业政策是有效的？你不能说所有国家历史上的产业政策都是无效的，因为在历史上，日本通过产业政策而成为现在全球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和欧洲的工业革命和经济腾飞过程中，产业政策也发挥了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而中国通过产业政策，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工业化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成为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国家，事实俱在，这就很难一刀切地否定一切产业政策。所以我们要加一个定语，就是产业政策在“何种阶段”是有效的？第二问题是，“何种产业政策”才是有效的呢？你不能说全部产业政策都是无效的，那就太绝对了，但是一定有些产业政策是有效的，有些产业政策是无效的，甚至是起到反作用的。应该深入具体研究哪种产业政策才应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哪种产业政策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是起反作用的。这里面核心的问题是理解国家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我们要回顾最近一百年以来国家跟市场的关系，问题就会看得比较清楚。放眼全球的经济发展，我们看到最近百年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是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和实践跟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和实践彼此消长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的周期性比较明显。大概是三十年“轮回”一次，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第一个阶段，经济史学家们称之为“无体系的体系阶段”，这个阶段大概是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一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我们学过世界经济史就知道，这个时期在货币上表现为多元本位的货币体系，有金本位，有银本位，有铜本位，有纸币本位，同时，在汇率上是任由各国货币自由浮动，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所以，在国际经济史上，历史学家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non-system system”，就是没有体系的体系。这个阶段，欧美各个主要国家，基本上信奉经济自由主义，重视市场的作用，尤其是工业化水平比较先进的美英诸国。他们对内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调节，对外强调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
但是这个体系到了1929-1933年达到了总崩溃，大危机出现了。大危机出现对于人类历史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大危机之前是一个“无体系的体系”，全球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大家奉行自由主义，但是大危机之后，就进入了以国家干预为主要思潮的一个时代。我们知道大危机之后，罗斯福在美国执行了国家的强力干预，开始金融管制和其他国家干预措施。在德国，大危机导致希特勒上台，他要建立一套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他声称他要搞“社会主义”来振兴德国，那就是国家强力干预经济的一套政策。大危机之后，整个欧美国家就进入了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时代，放眼全球，美国在搞国有化，英国、法国在搞国有化，战时的日本搞国家统制经济，而战后的日本在执行非常非常严格的产业政策。你不要以为五年计划只有苏联才有，五年计划在日本到现在还在制定和实施，最近日本又出台一个关于技术创新的五年计划。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一个国家干预主义的阶段，大概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70年代。
在这个阶段，你发现英国、法国、德国的国有化运动在迅猛推进，公用事业、铁路、能源等领域的国有化程度在加深。在四、五十年代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全球都在倡导国家的作用，社会主义思潮在全球都在流行，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中国、日本、苏联都是如此。在这个时间，如果哪个人倡导自由主义，如果他猛烈批判国家干预，批判国家计划，这个人一定会被主流意识形态所鄙弃。我们都熟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大名鼎鼎的哈耶克，在五、六十年代，他的名声是很糟糕的，当他发表那篇著名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的时候，遭到了主流经济学界的鄙弃与批判，把这本书批得一无是处，甚至有人批评他缺乏学者的良知。这个人到了80年代才声誉鹊起，后来在中国得到很多人的追捧。哈耶克如此，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命运也是如此，这是时代造就的，历史造就的，形势比人强。在第二个阶段，凯恩斯主义和国家计划经济是主流思潮。
随着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和实践的不断深化，整个国际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阶段，构建了全球的计划货币体系，1944年在二战还没结束的时候，英美两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一套以IMF、世界银行为主体的国际金融机构，建立了以美元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绑定的一套货币体系。固定汇率的形成，是国际计划经济思潮的产物。这件事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是一个计划经济套路，全球看美元，美元挂钩黄金。
然而这个事到了70年代中后期撑不下去了，各国开始反对这套体系。同时，在政治思想上，在美国、英国、法国、欧洲大陆开始了一场自由主义的浪潮，这场自由主义是以私有化、市场化为主要潮流的自由主义。从那个时候起，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些人才开始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注和追捧。70年代最早开展自由化运动的是哪个国家呢？是英国，当时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最早开始了大爆炸计划，称之为“big bang”，迅猛地开始了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原来在五六十年代国有化的一些铁路、公路事业、自来水、公共交通、医疗这些行业纷纷私有化。法国、德国也是一样。在英、美、法、德这些国家私有化的同时，一些原来的共产主义国家也在走向市场化道路，中国是在70年代末期，南斯拉夫在70年代开始了改革，苏联也在几乎同一时间开始了改革进程。我们脑子里面不要一想到转型、改革就想中国和苏联的问题，实际上你看看撒切尔在干什么，法国在干什么，美国在干什么，它们都一样，都在搞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都在转型。这个事情大概进行了30年，而且步调极其一致。这30年，是第三阶段，是自由主义空前繁荣的30年，是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极其流行的30年。在这个时间谁要是谈计划经济，一定会被主流学界认为是疯了，人们已经忘记了在70年代之前的国家干预主义占主流的时代。
进入21世纪之后，进入了第四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古典修正主义”。到了2000年之后，全球的经济思潮又发生了转变，这个转变受几个因素的影响。一个因素是1997年左右亚洲发生的金融危机，接着俄罗斯经济金融危机，拉美金融危机，接着就是本世纪初美国的金融危机，这个金融危机到了2011年、2012年左右又蔓延到欧洲，使得欧洲发生空前的危机。欧洲现在已经是一个没落的欧洲，除了所谓的PIIGS（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希腊）之外，英国、法国、德国，也相继出现了问题，最近的难民问题和经济增长问题又在困扰欧洲，欧元区摇摇欲坠，问题很多。在这个时间，全球的经济思潮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大家不再无条件相信市场的原教旨主义了，比如在美国兴起的“华尔街运动”，那么多年轻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打倒资本主义，因为万恶的资本主义把这些贫困者、中下阶层搞得没有办法生活了。欧洲在经济危机中大量的贫困阶层流落街头无处居住。2008年之后，像法国、英国这些国家，很多人就在河边搭帐篷住，经济危机后这些穷人没有地方住了。“华尔街运动”直指自由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全球都开始反思资本主义。
中国现在慢慢开始反思过度的市场化带来的弊端。中国现在三座大山，教育、医疗、房地产，涉及到人的健康需求、教育需求、住宅需求，在这三个领域，过度市场化带来的弊端正在显示出来，政府应该扮演的公共品供给者的角色远远没有扮演好。现在大家都在反思，我们有些领域是不是市场化过度了？这个问题恐怕还没有答案，可是我们确实到了反思的时候了。这么多年我们的学生在西方新古典教教科书底下受的教育，都在说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市场解决一切，市场最终都是均衡的，要出清的，可是现实呢？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和中国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市场不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政府应该扮演它应该扮演的角色。为什么现在中央提出两句话，“让政府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到基础性作用”，我认为这是市场新古典修正主义典型的说法，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矫正过度迷信市场的做法。要尊重市场，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但是要让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这句话真是意味深长，说得很巧妙的。
回顾全球的这100年，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彼此消长的100年，周期大概以30年为限，当然这个只能是粗略的说法，不是绝对的说法。从这个消长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两种思潮，一个国家干预主义，一个经济自由主义，我们不能说哪个是绝对正确的，哪个是绝对错误的，其有效性如何，要看历史发展的阶段。林张关于产业政策和政府角色的争论，我们要加上两个限定的字，叫“历史”，要历史地看问题，不要脱离历史看问题。
第二个结论是，从这个消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家的发展路径是不一样的，主要原因在于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国家面临的约束条件不一样，它所处的历史阶段不一样。德国现在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无论是金融、经济体系，还是技术水平，都很发达。可是在19世纪初期的时候，德国是欧洲版图上的落后国，所以你要学经济思想史就非常清楚，在德国产生了以国家干预为主体的经济哲学，这就是官房学派与李斯特经济学。英国强调自由主义，而在德国强调国家干预，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德国是后进国家，是一个落后国家，因此他必须强调政府的作用。中国也是这样，中国在1949年左右是一个落后国家，中国要赶超其他国家，难道不需要政府的作用能行吗？德国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中国，我认为都是成功的国家，德国通过19世纪以来国家的干预，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实现了经济腾飞。
第三个结论是，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它的发展模式也是不一样的。以美国为例，很多人以为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国家，其实这种绝对的观点是错误的。在1933年之后，美国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干预是非常强的，美国的金融自由化路径走得非常曲折，不是很直的，也不是很快。1933年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强调金融体系强力的干预，强调分业经营，直到什么时候美国才放松了这个管制呢？整整66年之后，1999年美国通过了《金融现代化法案》，才真正废除了这一条。所以，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它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是多一点利用市场机制还是多一点利用政府干预，没有一个定论，具体要看这个国家当下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
这三个结论实际上体现出两个维度，一个是历史的维度，一个是地域的维度，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要绝对化地看待问题。
二、国际上农村金融发展的历史阶段
国际上农村金融的发展，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算起，到现在大概70年的时间，大概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国家主导阶段。在这个阶段，政府大量介入到农村金融体系当中，五六十年代，中国、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日本也如此。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用财政的方法直接补贴农村金融，并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取消那些市场化比较严重的金融体系。到了70年代末期80年代的时候，这个阶段基本结束。在这个阶段，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都面临着战后恢复经济和赶超的任务，因此在体制上必然采取国家主导的体制，尤其是在农村金融领域。经济赶超决定了农村金融体制的非市场化。
第二个阶段就是市场化和商业化阶段。全球农村金融到了80年代之后进入了全方位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时期，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政府不应该再干预了，政府干预阻碍了农村金融的发展，政府应该放开利率管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鼓励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同时鼓励原来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化。
第三个阶段我称之为“不完全竞争与公私伙伴关系阶段”。也就是最近的二三十年。最近二三十年当中，经济学爆发了一个革命，也就是信息经济学的革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信息经济学。他认为在金融体系，尤其是农村金融体系中，实际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一个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市场当中，政府有必要介入，提供公共品。这个阶段是既尊重市场，同时又强调政府对于市场的介入作用。
这个阶段的核心仍然在于讨论政府的作用，政府在农村金融发展过程当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这里面我要引用1999年世界银行的观点。世界银行认为，当前有三个观点代表着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倾向。一个观点叫“国家推动发展论”，他们说那么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尤其是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国家推动的，靠政府大力介入。第二个观点是“市场亲善论”，认为其实不是国家发挥作用了，实际上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其实只是在跟市场保持亲善关系。第三个观点是“市场增进论”，在两者之间做了调和，既不是说单纯政府发挥作用，也不是单纯市场发挥了作用，而是在经济的运行过程当中，政府的行为增进了市场的作用。这三个说法各执一词，我认为实际上在政府-市场关系讨论过程当中，第三个观点比较可靠，政府只有推动了市场的发展，增进了市场的机制，同时弥补了市场机制的缺陷，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迎来了经济的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确实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你想想看，政府这个作用是替代了市场，还是加强了市场呢？我是觉得政府的作用大部分时间是在加强市场的作用，鼓励市场的作用，才出现了经济的繁荣。反之，如果政府压抑了市场，扭曲了市场机制，就会带来经济的衰退。
政府的作用如何发挥？我们的老祖宗其实已经讨论得很深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序》里面有一段非常非常精妙的话，他说：“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善者因之”，最好的政府对这个经济的管理秘诀是“善者因之”，因循着老百姓当中好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天性的东西。“因”这个字就是因循、遵循，就是Follow，就是顺其自然。 “其次利道之”，第二个层次是因势利导，引导人民走向好的方面。“其次教诲之”，第三个层级就是对老百姓中需要纠正的地方给以教育、教导，也就是比较柔性的规劝和引导。“其次整齐之”，如果老百姓行动当中有不好的方面，要“整齐之”，即要加以管制，甚至惩罚都可以，这是第四个层级。最后一句话，“最下者与之争”，他说政府最坏的是干什么呢？是与民争利，把市场挤出去，自己做事情，这是最坏的、层次最低的政府干的事情。这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序》当中讲的一段话，很精彩，相信这几个字，顶得上西方经济学一本大书。他讲到，不同层次政府是不一样的，最坏的政府替代了市场，什么事都你做了，把市场踢出去。比如说假定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占据一切盈利的经济领域，不让私营企业进入，这叫“最下者与之争”。最好怎么办呢？最好是“善者因之”，也就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自由放任，当然在大部分时候这是一个理想的理论。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是崇信黄老哲学的。在思想史上，大家把司马迁这段话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提并论，认为“善因论”跟《国富论》的思想是一致的。当然，这个理论是非常理想化的。
三、中国农村金融的历史命运
我们讨论农村金融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了解中国农村金融体系起点是什么，为什么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会具备一些自己的特点，这个问题要从经济史的角度加以解决。说到中国农村金融，必须回到50年代毛主席所建立的那一套农村信用合作体系。当时那套体系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体系，集供销合作体系、信用合作体系、人民公社为一体。人民公社是一个生产单位，农村信用社是一个合作金融单位，供销合作社是消费合作单位，三位一体构成当时的整个农村的一套运行机制。我认为毛泽东当时建立的一套以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生产合作相结合的体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也是具有前瞻性的一套体系。
很多同志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这套体系如此先进，结果却瓦解了呢？因为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必然是先进的制度淘汰落后的制度。这种看法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新中国初期创建的人民公社体系，是一种包括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生产合作的体系，甚至把军事、政治和教育功能也包含在人民公社的制度设计中，应该说是一种极端先进也极端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它太过于理想化了。人民公社体系是基于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规模经济和高度理想化的人类信仰体系而建立起来的一套生产体系，它要求一个人有高度的觉悟，要求农民这个群体有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求信息是很完备的，要求农业是现代化的大农业以及与这个大农业相匹配的农业技术和信息手段。可是当时这些条件我们其实都不具备，整个国家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因此人民公社体制必然造成大量的失效。
新中国面临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都是很特殊的。50年代，毛主席跟梁漱溟先生有过一场著名的争论，这场争论被记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中。梁漱溟先生在政协会议上提出来，现在农民处于九天之下，工人处于九天之上，现在农民很苦。毛主席听了这个发言，很不以为然，认为有些人对当时的国家赶超战略不支持，持消极态度，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强调对农民的照顾，是 “妇人之仁”。毛主席提出来，你们行的是“小仁政”，我们要“大仁政”。梁先生是一个很有风骨的人，他提出农民的地位很差，农民很贫苦，难道不对吗？可是当我现在再读这篇文献，我的思想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变的是对梁先生的尊重和钦佩，对他这种知识分子风骨的尊重，可是变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认为毛主席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看问题。因为他知道中国面临着赶超和工业化这个目标函数，要达到快速工业化和赶超，要快速建立一套完善的工业化体系，同时又面临着国家一穷二白的情况，面临着工农业严重分裂的二元结构，面临着极其弱势的金融体系，在这种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下，作为国家的执政者，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从农业当中获得更多的剩余，用于工业化，用于赶超战略，来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在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里面，记载了毛主席1949年10月份发表的一个讲话，他说当我们看到中国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大国，今天衰落的情况令我们感到羞耻，我们今天跟这个文明古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因为我们的工业体系还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民希望发展经济和国家强大的愿望非常强，工业化的愿望非常强。所以，我觉得50年代毛梁之争，从长远的中国百年发展史来看，我认为毛泽东还是正确的，当然，梁漱溟先生也没有错，梁先生为农民代言，为农民鼓呼，具有知识分子高度的风骨，也是没问题的。实际上，纵观整个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农民和农村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和跃进，工业化目标和农村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矛盾的，农业现代化正是工业现代化的条件和基础，这一点，毛泽东已经有非常清晰的认识。
在这个阶段的最优解决方案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家主导的、能够最大限度获取农业剩余的一套机制。农村金融体系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创建的。你要查一下农村信用社体系的历史，最初起到了很好地作用，强调农民的互助，对于消除农村高利贷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为什么农村信用社体系越办越官办了呢？为什么不让农民自己办了呢？你如果观察一下当时农信社管理体系的变革，你就会发现，这个管理体系几乎是一两年变一次。解放初期有农民合作银行，后来被取消了。后来农信社并到农业银行，后来又分出来，后来又并，农行本身也变化多次，时而建立，时而被取消。我认为这个变化反映了在那个历史阶段，中国最高决策者的纠结、矛盾的心态。当工业化需要资金的时候，我们拼命从农业获得大量的剩余，把农村的资金调到城市去，强力管制农村金融。管制一两年之后发现农业发展出现了问题，怎么办呢？就开始放松管制，让农民自己办，把管理权下放。这个过程时常反复，两三年变一次，反映了我们当政者这种纠结。这种纠结，我总结了八个方面。
一个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纠结。时而重视政府介入，时而重视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
二是国家和农民的关系的纠结。时而重视国家战略，时而要照顾农民利益。
三是自由与管制的矛盾和纠结。到底自由多好一点，还是管制多好一点。
四是工业和农业的矛盾。工业化过程当中一定是大量汲取农业剩余才能实现的，但是农业又是工业化的基础，工农业既是一对矛盾，又是相辅相成的。
五是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和纠结，要发展城市工业，必然导致乡村发展滞后，城乡不协调。
六是国家目标和公民福祉的关系。国家在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在快速工业化和赶超过程当中，在一定意义上忽略了公民的尊严，忽略了公民的福祉，忽略了公民的幸福感。我妈妈是一个农民，她起早贪黑劳动，劳动强度那时候是很大的，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队年末一算帐，我们家还欠帐。因为国家剥夺太多了，所以人民就没有尊严，没有幸福感。国家目标跟公民福祉发生了矛盾。
七是宏观效率跟微观效率发生了矛盾。我们今天说计划经济没有效率，这是错的，不要讲计划经济没有效率，计划经济那30年过程当中，在全面工业化和赶超方面是很有效率的，我们在三十年中走过了西方一两百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这还没有效率？但是具体到某个企业，在微观层面，企业又没有效率。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是一对矛盾。
八是比较优势和赶超战略的矛盾。林毅夫老师讲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在50年代，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丰裕，因而中国应该发展轻工业，而不应该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中国如果按照当时的比较优势发展轻工业的话，诸位，我们今天恐怕在国防方面、在工业体系方面、在制造能力方面会有极大的麻烦，我们造不了汽车，造不了高铁，造不了大飞机，造不了大的船舶，我们也造不了国防工业所需要的原子弹、氢弹和远程导弹。没有强大的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化学工业，没有制造业的基本体系，只搞轻工业，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吗，中国能有今天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国家尊严吗？
我认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在总体上是有效率的，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后，基本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之后，中国的经济要转型，成为一个产业结构更加和谐的重、轻、农几大产业均衡发展的经济，这是没问题的，因为中国到了这个阶段了。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讲中国今天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搞垮自己的话，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办法战胜中国，为什么？答案只有一条，因为中国现在得工业生产能力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美国能制造的我都可以制造。之所以今天中国人敢说这样的话，因为毛主席那个时代确实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前几十年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造成了以下后果：
第一，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工业化基本完成了。这是一个非常伟大而且极其宝贵的成果。这个事可以大说特说的，恐怕历史上没有先例。
第二，农村的集体化的生产方式与金融运作方式，它的遗产是非常复杂的。中国农业集体化运动本身，诚然是超越了当时的发展条件，带来了某些不良后果。可是，集体化仍然给中国农民带来大量的好处，这个好处支撑了中国1978年之后的经济增长。1978年之前，毛泽东那个时代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灌溉体系、水利体系到了1978年之后还在用。农村实行了集体化的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制度，以低成本维系了相对高的生存寿命、相对高的健康程度、相对低的儿童死亡率，很多疫病消除了。
第三，在农村发展方面强化了二元结构，户籍政策和城乡不平衡，到今天还制约着农村的发展。
第四，造成了长时间的农村金融负投资现象。所谓负投资就是农村资金净流出到城市去，本来农村大量资金要留在当地用的，结果都流到城市去了，这个负投资现象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影响非常大。我们的整个农村金融体系，包括邮政储蓄、农信社、基层农行，当时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向城市输送资金的“抽水机”的角色，当然这种说法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农行和农信社还是对农村金融有很大的支持。
第五，农村金融体系效率低下。我们强调了宏观效率，强调了工业化，强调了赶超，可是我们在农村金融方面不可讳言的是，农村金融机构有大量不良资产，贷款的质量不高。这个问题直到本世纪初才逐步得以解决。
四、中国农村金融的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
2005年之后，中国农村金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把2005年当成是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元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中国建立了最早的小额贷款机构，从而揭开了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序幕。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整个农村金融的谱系当中出现了新成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农村金融改革实际上从80年代就开始了。80年代以来的改革分成两块，一块是存量改革，一块是增量改革。存量改革第一个就是农信社剥离不良资产。农信社身上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它是国家工业化和赶超战略的一个工具，因此从微观效率角度来看是非常低下的。80年代初期，农信社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减负和剥离不良。农信社要卸掉历史包袱，剥离历史不良资产，这个过程比较曲折，到本世纪初期，国家用央行票据逐步置换农信社的不良资产，当然政府花了很大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是对农信社对于国家工业化贡献的一种补偿而已。剥离不良资产之后，农信社就可以轻装上阵，与其他金融机构平等竞争。
第二个存量改革，就是致力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商业化，这一点在80年代之后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农行改革身上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农信社的“去合作化”和农行的“去农业化”。农信社的改革路径就是一步一步让合作制淡出历史视野，慢慢商业化。原来农村信用合作社当中有两类股份，一类叫资格股，一类叫投资股。但是90年代之后，慢慢把所有的资格股全部淘汰掉了。当然这个方法我一直觉得是不太符合法律规范的，这种迅猛的“去合作化”，彻底改变了农信社的合作性质，彻底商业化了，当然这个商业化有利有弊。现在农信社基本上全部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这是一个历史的剧变。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好处是建立了市场化机制，可是坏处是把原来的合作制完全被抛弃掉了，脱离了农民。农行在80年代之后，慢慢“去农业化”。农行是支持农业最早的、也是最全面的一家银行，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背负的政策性负担过重，到了90年代以后，仍然作为支农的主力军而存在，但是其不良贷款率是工农中建四家中最高的。因此，在改革之后，尤其是90年代，农行经历了一段时间“去农业化”的过程，压缩基层农业业务，减缩基层农行网点。当然从一个商业银行的定位来说，中国农业银行有“农业”两个字不意味着中国农业银行只是办农业的银行，因为大家已经不是专业银行了，可以打破领域限制平等竞争。在事后看来，农行“去农业化”本身，在一段时间当中大量撤销农村基层网点，实际上对农行有利有弊，造成的损失也很大。现在农行又在大力布局农村金融，进入县域金融的蓝海，重新考量自己的定位和优势。1999年，工农中建有一个“返城运动”，很多银行在基层没有网点了，把他们的县域和县域以下网点几乎撤得差不多了，这个事情对农村金融的供给影响非常大。
第三个存量改革是邮储和农发行的变革。在这段时间主要是进行了两个工作，一个是功能增进，比如说邮储，在2007年成立了邮政储蓄银行，终于从只有负债业务、没有资产业务的一家机构变成资产负债业务同时做的机构，终于可以对农村放贷了。我们知道邮储是中国农村金融当中最大的“抽水机”，它以前只吸收存款而不放贷款，而这种业务模式也奠定了它特有的企业文化，就是消极等待、不谋进取的文化，因为吸收储蓄不需要积极进取就可以有大量储蓄进来。2007年之后，邮储大力改革，组建邮储银行，这一传统的企业文化才得以改变，它要考虑资产业务，要考虑主动出击，要吸收好的客户，要控制风险，这些文化都要重新建立。邮储的力量很大，全国几十万家网点，比农行还多，力量是很强的，我写过几篇关于邮储的文章，认为邮储应该成为支农的主力军。。
农发行在近十几年以来开始了组织文化的转型工作。发行原本只是为粮棉油的收购进行金融支持的一家银行，但是这些年内部的变革很迅猛，组织文化开始转型，也介入到基础建设、龙头企业贷款等业务中，其运行机制也更加商业化和市场化，既配合国家战略，又更加符合市场的要求。
存量改革绩效怎么样呢？全面来讲，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存量改革，我认为有利有弊，有得有失。比如说农信社，是农村金融中最大的的一部分，在改制之后，“得”的地方在于机制灵活了，不良资产得以大量的减少、剥离，管理机制更加规范化，更加像一家银行了，但是“失”的地方在于，他把中国原有的合作制的金融体系全部抛弃掉了，其商业化的趋势对支农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个损失是历史性的，你也挽回不了，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商业化，是一个历史大趋势，不光王曙光挽救不了，农业部部长也挽救不了，央行也挽救不了，你只能感叹而已。农行大量撤并网点，也是有得有失，“得”在于确实通过改制和撤并网点使机制更加市场化，更加注重商业化，更加注重绩效，可是“失”在什么地方呢？失去了农民，失去了农村网点，失去了农行的血脉，失去了根。所以农行最近一些年，花了很多工夫又想恢复农行跟基层农民的血肉联系，又想接续这个血脉，建立农村的基层机构，可是取消容易，建起来非常难；毁坏容易，创造非常难；这个感情消失容易，要想恢复很难，付出了很多成本，但要想恢复在县域金融市场的龙头地位，已经难乎其难了。
除了存量改革，还有农村金融的增量改革，所谓增量，就是新建立的很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这里面像小贷公司、农民资金互助组织、村镇银行都出现了。2007年银监会通过了全面放开农村金融市场的方案，建立三种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包括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很多人都说，银监会为什么做这件事呢？银监会做这件事，从源头上讲是因为跟央行有竞争，央行在2005年的时候率先建立了7家小额贷款机构，开启了中国乡村银行体系的黄金时代，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这倒逼了银监会的改革。央行建小贷公司，本来是有些别扭的。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本来是管货币政策的，建立小额贷款公司这个事不属于其权限范围。但是央行干这件事功劳大大的，这是一个破冰之旅，等于打开了一个闸门，让农村金融机构谱系当中产生了新鲜的血液。这件事给银监会以巨大的刺激，银监会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动作，这就说不过去。2007年，银监会通过了一个更加有野心和魄力的方案，全面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建立三类农村金融机构。如果说人民银行建小贷公司是破冰之旅的话，银监会就是一举通过建立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重新获得了在农村金融江湖上的地位，这个步子很大，手笔也很大，对农村金融体系产生的深刻的影响。
现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立快十年了，我们可以盘点一下。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家谱中，可以说有哭有笑，有得有失。增量改革的第一类村镇银行，到现在一千多家，中国是2800多个县，大概覆盖了一半左右。村镇银行大部分把网点设在县域，乃至于县域以上，在村镇设立网点的很少。甚至我前几年在宁夏调研，还发现有些地区竟然不允许村镇银行在县域设网点，必须设在地区级，这是我看到的真实案例。村镇银行到现在为止，它的发展仍然是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什么地方？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村镇银行的发起行都是大银行，农行也发起了几家，他们跟我很坦诚地讲，我们原来的基因就是大银行，我们都是从大银行过来的，习惯了在大行做大业务，我们真的没干过农民客户，对农村的情况非常不熟悉。工农中建都发起了若干村镇银行，农商行、城商行也发起了若干，可是你知道，这些发起人大部分都是有大银行的传统文化基因，跟农民少有接触的这么一些人。第二，这些村镇银行都是“空降”下来的，原来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业务基础，没有客户基础，空降那边之后发现，竟然跟当地的农民没有任何关系。这帮空降的村镇银行跟隔壁的农信社比起来，天然就没有优势，没有客户，没有根基。我考察了很多村镇银行，到现在仍然面临着比较尴尬的局面。十年过去了，完全摆脱尴尬的局面、走上一条比较顺畅发展道路的村镇银行实际上并不多。第三，还有一点很关键，村镇银行由于是一些大银行所发起组建的，因此大银行对它的期许其实是非常低的。村镇银行注册资本只有五千万到一两个亿，比农信社还小很多倍，怎么可能指望你赚钱呢，放在那儿就行了，因此对村镇银行的发展并不持过多奢望，这种态度也影响了村镇银行的发展。今年村镇银行方案出台十周年，我在《中国金融》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就讲到村镇银行的这种纠结，这里面还是顶层设计有问题。
增量改革的第二类，农民资金互助的发展可能更纠结。到现在为止，村级农民资金互助社推进了十年，只推进了不到50家。中国的行政村60多万个左右，只有50个农民资金互助社获得了银监会的牌照，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所以我们说，农民资金互助当初喊得很高，理论界、实践界都寄予很大的期望，说农民资金互助可以重建中国的合作金融，实际结果很让理论界和实践界失望。为什么一开始银监会很有动力做这件事，后来推来推去就不推了呢？为什么虎头蛇尾了呢？我认为很大的原因在于他们推了几家之后就发现，原来农村金融市场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好，决策者在推农民资金互助之前并没有做过严密的论证和充分的田野调查。他们农民资金互助的风险很高，因此在推动农民资金互助的过程中开始了急刹车，在十年里几乎停滞不前，银监会也是有它的苦衷的。
与此相反，我们发现在中国农村当中，没有被银监会给予牌照的资金互助社太多了，农民资金互助社在中国迅猛发展，方兴未艾，一片蓬勃景象。在合作社内部的合作金融方面，全国各地都在努力尝试，比如说山东，前几年就制定了方案，鼓励在合作社内部搞合作金融。其他省份，浙江、北京等，合作社都在做合作金融，基本上是由农业部主导的。农业部主张建立农民合作社，在合作社内部再搞资金互助。另外一个合作金融的尝试是供销合作社的合作金融。我们这个年纪都对供销社有印象。我小时候在山东掖县梁郭公社，在隔着一条河的邻村有一个供销社，买任何东西都要到供销社去买。这些年以来，尤其是最近的七八年以来，供销合作体系已经深入地介入了合作金融，他们组建了合作社之后，在内部搞资金互助，这个量非常大。供销合作社要建立合作金融，它的能量就很大，它有大量网点，一搞合作金融，体量就比较大。最近有一部分供销社希望搞供销合作银行，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增量改革的第三类，小贷公司在中国成立的已经非常之多。近年来，小贷公司明显增长乏力，为什么乏力呢？因为先天不足，它只贷不存，资金问题一直约束着小贷公司的发展。昨天下午，原来在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五渡桥村设立的一家小贷公司的朋友们来北大看我，掌政镇离银川不远，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镇，2008年有一个企业家要办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和小贷公司，通过各种渠道认识了我。在2011年，经过三年的田野调查之后，我和王东宾博士写了一本书《金融减贫》，探讨了宁夏掌政模式。昨天掌政农村资金物流调剂中心的中层管理人员集体过来看我，他们的资产质量很好，比农信社好得多，跟农民关系好极了，利率比农信社要高，但是还款率也很高。现在得到自治区政府大力支持，允许在掌政镇之外的宁夏全区设立网点。政策不可谓不好了，但是现在发展遇到很大的瓶颈，最大的瓶颈就是资金瓶颈，小贷公司没钱啊，他们又不想干那种乱七八糟的事，公司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为此很着急。这帮年轻人都是我看着长大的，从二十六七岁到三十四五岁，干这个事很有激情，很有奉献精神，也很有幸福感。可是，受制于资金问题。
小贷公司在中国是个“奇葩”。奇葩有正反两个含义。一个是正面的真实的奇葩，小贷公司一枝独秀，各地金融办都批准建立了很多小贷公司，在各地很活跃，对中国小微企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很好的作用。另一个“奇葩”是贬义的含义，他只贷不存，就像一个人一条腿走路。金融机构天生就要两条腿，既有资产，又要负债，哪有只有资产没有负债呢？所以我在《金融减贫》那本书当中提到一条重要建议，我说中国将来农村金融的改革必须突破体制的障碍，就是允许那些有着良好历史记录，对当地农民有着非常好的凝聚力，有比较好的客户基础，资产质量很高，经营五年以上，不良资产在1%左右的机构，转型为小型乡村银行，给他银行牌照。我觉得这帮农村金融机构，他在基层扎根，属于草根金融，运作比较规范，群众基础好，应该给他牌照，如果让他吸收存款的话，将如虎添翼。这里面也涉及到顶层设计的问题，要有一种激励机制，鼓励那些好的小贷机构转型和升级。
五、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
中国农村金融将来要进一步改革的话，下一步怎么走呢？我想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必须实现五大目标：
1、农村金融改革要鼓励资源的跨区域配置。因为中国现在地域之间的二元结构非常明显， 二元结构怎么破除呢？资源要跨区域配置，打破诸侯割据的局面。比如说广东跟湖南正好交界，广东很发达，湖南有些地方就很差，为什么不让广东的这些金融机构有机会到湖南去办分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农村金融体系，属于诸侯割据，各自为政，不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2、要实现竞争主体的多元化与竞争的充分化。我们现在农村金融谱系当中，实际上问题很大，还没有实现竞争主体的多元化，竞争也不充分，在很多县域，只有那么几家银行，基本上很多地方处于农信社一家自然垄断的局面。
3、要实现金融机构组织的规范化与法人治理的科学化。在很多地方，农信社、农商行、村镇银行等等，法人治理结构严重不规范、不科学，体制僵化，治理混乱，内部人控制严重，影响到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健发展。
4、在顶层设计层面要鼓励微型金融和普惠金融。我在几年前出版了一本书叫《普惠金融》，这是国内比较早的研究普惠金融的专注，后来 “普惠金融”这四个字写进了十八大报告。我们现在整个农村金融谱系中微型银行偏少，要加强滴漏效应，让大银行的水慢慢要渗透到小的微型客户当中，让那些微型企业、中小客户、农民客户，让那些弱势群体分享改革的红利。
5、要实现金融机构运行机制的信息化、科技化、创新化。今天这个时代跟50年前不一样了，50年前农信社、农行都是背着一个挎包，给人家放贷去， 50年后大家都有了手机了，有了移动通信，有了网上银行，互联网金融对银行的体系变革提出了非常深刻的挑战。银行的脱媒现象进一步恶化，大量的储蓄跑到互联网金融那边去了，银行自己的运行机制也更加变得互联网化、电子化、信息化，各种创新层出不穷。农村金融机构要主动迎接这个挑战，拥抱这个变化，利用互联网变革自己的运行机制和盈利模式。
我认为将来农村金融体系要加大体制机制的创新，要解放思想。
第一，在农信社领域，要强调省联社服务功能，减少行政的干预，要强调县级和地区级的农商行的独立性，同时要鼓励农商行的跨区域竞争。
第二，村镇银行要鼓励多元化发展，发起人要多元化，要降低门槛，发挥村镇银行在跨区域资源整合中的积极作用。
第三，农行要找准自己的定位，要遵循优势匹配理论与要素对接理论，对自己的比较优势和业务定位做好准确判断。我在第二次丝绸之路考察之后，跟高连水博士合作了一本书《农行之道》，在这本书当中提出两个理论。一个理论叫优势匹配理论。农行一定要找准自己的比较优势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农行支农，其定位不是支持小农，而是支持规模化大农，支持现代农业，支持现代要素进入农村，这是农行的优势所在。如果农行定位在支持小农，则必败无疑，因为在这个领域它很难跟农信社、村镇银行和小贷公司竞争。农行永远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中国现代要素进入农村的引领者，是中国规模化农业的先导，他的优势就在这个地方，他要跟村镇银行、农信社、小贷公司要有一个分工。农行的优势在于其科技优势，规模优势，在这个层面上要支持大的合作社、支持大的龙头企业、支持科技创新、支持现代农业。这是优势匹配理论。第二个理论是要素对接理论，农行在支农方面不要单打独斗，要营造一个要素对接的机制，要跟政府对接，跟保险机构对接，跟担保机构对接，跟其他微型金融机构对接。这样的话，农行才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同时又不被小农的汪洋大海所淹没。
第四，在政府怎么发挥作用方面我们要重新思考。政府应该在农村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多做工作，包括硬件和软件，包括农业保险机制、土地流转机制、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等等，政府要提高行政效率，要为整个市场发展提供很好的基础，这是政府需要干的。政府要放开各方面不必要的约束，要尊重市场，尊重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比如要尊重县联社（县级农商行甚至包括一些地级农商行）的独立法人地位，不要随意干预。
我认为中国农村金融的愿景，就是建立一个多元化、多层级、多主体、广覆盖、可持续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所谓多元化就是产权主体多元化，既要有私营的，也要有国有的。所谓多层级，就是要巨、大、中、小、微各种层级的农村金融机构都有。多主体是不光有信贷市场，还要有农业发展基金、农产品期货市场、农业保险市场、融资租赁市场等等。广覆盖就是普惠，不光覆盖富人，还要覆盖穷人，不光覆盖发达地区，还要覆盖不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就是要建立市场化的机制，要有利润，要实现农村金融的自我可持续发展。当然这个过程我认为可能是极为漫长的。中国农村金融的变革，其成效如何，取决于中国农村本身的发展，取决于中国农业经营体系的变革，取决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取决于乡村治理以及整个乡村伦理关系的改善，如果这些基础设施不具备，农村金融就不可能单独发展。在这个改革过程中，第一需要耐心，第二需要智慧，不能乱干，不能盲目地干。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把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系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壹道曙光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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