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聚焦于转型期的乡村社会正在出现和亟待解决的特定选择困境和社会现象——道德焦虑。以库尔特·韦兰制度变迁理论的制度供给作为理论基础，通过对江苏农村典型观测点的实地调研，考察乡村政治文化中的价值观、政治参与和乡情中呈现的道德焦虑问题。并以制度文化供给为路径，对乡风文明进行制度重构：一是改善制度环境以降低交易成本，二是增强政治参与以缓解信息不对称，三是创建新乡情以实现道德均衡。以此在新的社会群体中形成共有的情感认同、道德认同和制度认同，培育具有现代性内涵的乡风文明。
关键词：乡风文明;道德焦虑;制度供给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了一幅乡村振兴的壮观图景，并且指出，农业农村农民关系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乡村的城镇化正在经历着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的时代巨变，在此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逐渐弱化的主体感和归属感，拥有更多选择机会的个体也需要更加内向化的道德力量来维持更好的生产生活秩序。乡风文明建设的道德目标，需要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被进一步再诠释和再创造。
费孝通曾把传统的乡村结构看成是差序格局建构的关系网络，梁漱溟把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遵循着“伦理本位”基本原则，随着时代的变迁，乡村政治中人与人的联结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许多学者对此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考察。林耀华对村庄内部人们相互竞争与合作的案例研究，杜赞奇对村庄中个体人是如何进行集体行动和集体决策的研究，都涉及道德层面的村治伦理问题。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变迁，乡村内部的人际伦理关系也在不断发生演变。贺雪峰和吴毅通过对“新乡土中国”的社会基础考察，讨论了华中乡土派眼中的乡村重建和道德建设主题。王铭铭曾经以社区史、信仰仪式和地方的“乡政村治”为关键词，探讨了道德理性会怎样影响村民的公私观念。景军以道德文化中的信仰问题为切入点，讨论了村庄的信仰仪式产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关于乡风文明的学术探索，学界普遍认为应该探寻新时代的乡村精英定位和乡村意义重现。“新乡贤”的语汇一直以高频率在政治文献、新闻传媒和学术活动中出现和传播，并且在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话语背景下得到不断深入的思考与建构。比如厉以宁等认为乡村振兴中的城归群体代表了新的人口红利，是乡村走向民主政治、农村实现经济发展、农民走向致富之路的正确路径。虽然乡村精英在村庄中具有比较优势（经济资源或人际关系），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支配能力，对村庄的变化和发展具有较大影响，但是也存在与“本土派”水土不服、稀释公共资源、阶层政治排斥等现实困境。比如贺雪峰就认为当代村庄精英作为一种精英政治实践，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金太军等采用了体制内与体制外或治理与非治理精英两分法，这些都意味着乡风文明建设是基层精英政治的延续和表现。
上述研究或多或少地涉及村庄中的个体联结方式，以及其中隐含及嵌入的道德元素，为本文讨论村庄中的道德结构和村民的道德行为方式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本文试图从一种新的道德问题和道德现象出发，从文化、结构和制度的角度探究其发生逻辑、演变趋势和纡困之道。本文属于质性经验研究，材料来源于既有研究文献和南京农业大学“江苏新农村发展系列报告”课题组近年来对于乡村治理的问卷调查研究。在丰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本文以库尔特·韦兰的制度变迁“文化供给”为理论路径，从道德焦虑的呈现到成因的分析以及道德焦虑的破解三个维度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
二、道德焦虑现象：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情感失衡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劳动力迅捷流动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着 “意义世界”和“价值基础”的巨变。受到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这是一个新的“乡土中国”，更是一个常在常新的现代社会，村民需要更多的、符合现代化发展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也许应该多一些个体主义、普遍主义和协作精神，而少一些地方主义、熟人网络和自利思想。现代社会的转型，使得乡村社会群体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道德焦虑。所谓道德焦虑，本是伦理学概念，它不仅有着道德选择的情感困惑，也包含一种因难以应对而造成的浮躁不安的心理状态。根据弗洛伊德的研究，道德焦虑的本质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构成，能够升华和净化原始本能，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为取向和行动创构。在政治社会学学者库尔特·韦兰看来，道德焦虑意味着外在制度环境和内在道德秩序的失衡，它体现于人们心存对善的最高追求。韦兰是一位新制度主义学者，他在研究制度变迁和政治文化的联结方式时提出了重要的“文化供给”模型。道德焦虑虽然不是其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却是政治社会学中研究道德和制度关系绕不开的一个理论话语。当行为体开始对善进行追求，却出现伪善或者恶的结果时遭遇的选择困境，道德和制度的双重约束力会给这一选择困境带来精神困扰。
（一）价值观的“善行恶报”与“恶行善报”
在邻里关系和村民与上级关系的链条中，往往会出现村民因为善行得不到善报而在选择时出现困惑，部分村民甚至会出现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的“善行恶报”式心态。在观察村委会选举中，有学者曾经提出“恶人治村”这样的“非道德式”发现。在人们的道德想象中，谁会选一个恶人来管理村庄呢？但是实际情况却比预期复杂得多。在对江苏沭阳S村村民的访谈调研中发现，过去的老支书是一个拥有20多年村务工作经验的好人，深得村民信任。2009年后，他在南京、上海等地创业，村中事务一时群龙无首。后来选举的村支书是一个性格强势、能力强但私心很重的“恶人”，这样道德品质不过关的人物怎么能够成功当选? 但是恰恰一部分村民认为“好人”的性格不敢得罪村民，也不敢得罪上级，最终把握不住村子的发展机会。虽然新支书人品差了一点，也肯定会有经济上的问题，但是他的能力不至于为村里赚不回他贪去的那点钱。这就形成了“恶人治村”下的一种道德焦虑。村民越是认为“道德无用”“仁慈无用”“官官相护”，就越是对村干部不满，干群关系就越紧张，就越不愿意交纳税费。县乡就越依赖那些狠人、强人来当村干部，且越是要让这些人得到好处。问卷调查显示，问及“做生意赚钱是有本事，采取什么方式不重要”时表示“非常同意”“同意”的占57.5%，表示“比较同意”的占8.2%，表示“不同意”的占34.3%。以上两端，就在村庄中形成了非常有趣的道德焦虑循环。
（二）政治参与的“角色黑箱”
道德焦虑涉及政治参与时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尤其是乡村社会的发展经历了结构性的变化，原本建立在农业生产方式之上的道德观也由此改变。这一现象可以用生态学中的“黑箱”模型来解释，所谓角色黑箱是根据政治行为的输入—输出关系而建立，反映了村民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参与的一种笼统的直接因果关系。传统乡村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每一位个体成员在他的角色黑箱外都不断地深化社会关系，它以生活在乡村结构中的熟人为群体基础。在变迁中的乡村社会，道德焦虑现象表现为角色黑箱中政治信号输入和输出的不均衡，即角色不可重叠性。这一特性突出体现为以下几种指标的游移：人际关系、财富、对于政府权威的认识、家庭主义、革新精神、志向、世界观与满足感、移情能力。政治参与的角色黑箱可以从村干部和村民两个维度进行观察。
一方面，政治参与的道德焦虑表现为村干部的“好事难办”的现象。在农民的税费负担取消以后，政府的服务型功能也得到了强化，干群关系应该更加融洽。然而，在对参加金湖县M村村委会2016年换届选举的村民进行回访时，却发现一些不太和谐的杂音。在村子的低保名额分配上，有些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人却能“吃上低保”，因为他们是村干部的关系户。村干部往往也会通过这样的特权分配，获得部分村民的支持以加强私人关系。类似为了提高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而实行的低保政策，却被某些村干部化作私用，这也是引发道德焦虑现象的重要表现。
另一方面，政治参与的道德焦虑表现为村民的政治态度、信仰、感情和习惯，在特定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之中呈现出角色冲突，角色黑箱往往会输出不和谐的结果：其一，政治输入小于政治输出。不少村民并没有对政治选举有多少的参与热情，对于政治过程和政治活动的角色和价值也漠不关心，即使参与了村民选举，政治反馈和体系信号也是消极的。而政治体系则在道德宣传和三令五申中不断发出信息，这样的不对等状态导致上面的指示根本得不到下级执行，只能自行其是和应付了事。问卷数据显示，问及“你们村党支部选举工作总体上是否符合相关规定”，64.3%的受访者表示“非常符合”“符合”“比较符合”，但表示“不符合”“不了解或不关心”的比例也近1/3。其二，政治输入大于政治输出。主要表现为部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渐萌发，但是广大农民群众对于道德宣传的各种意见难以反映到政治体系当中。村民在政治权益受到损害也会有选择性地进行回击，能够坚决反抗政治决策的不公正，村民的政治意识也更趋于自主，主体意识萌发，更加赞同那些道德品质较高、办事公道、品行端正、有文化知识、敢为村民说话的村干部。问卷提到“当发现身边基层干部不公正时会怎么做”，52.3%的村民回答“只要发现就挺身而出，维护人民利益”，27.4%的村民回答“想伸张正义又担心后果”，20.3%的村民会选择“在不涉及自身利益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村干部的某些自利行为引发村庄社会的矛盾和怨气时，村民很少会将这样的问题归结为领导的道德品质问题，而看作是“上面不作为”，导致基层组织合法性的削弱。
（三）乡情中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对照
所谓的乡情，是指对存在于一定区域群体之间的人际关系及其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在情感上的互相认同，其基础是群体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和群体生活道德的一致性。在全新的社会结构中，村民与熟悉的家园环境进行了短暂的告别，投身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这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部分村民因生活、就业等原因迁徙到城市，成为城市新的外来务工人员；另一种是传统乡村由于城镇化进程卷入经过规划的，以行政和经济力量推动的群体迁徙与聚集过程，从城市回归乡村的城归一族。在波澜壮阔的城镇化浪潮中，流动群体中的村民很容易出现道德焦虑，这种道德焦虑就来自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这种道德生活显然存在着一种不同于往昔的焦虑，比如面临新生活的人们会发现，现实社会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往往会形成内心的焦虑。
这种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不仅切实地存在，而且已经在人们的心理预设中成型。问卷提到“您认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应该享有一样的权利吗”，64.9%的村民认为“农村居民应该和城市居民享有一样的权利，但是现实生活中做不到”。甚至人们会发现，传统的户籍制度、经济福利、社会公平和政治权力等资源分配不均虽然正在向积极的方向转圜，但仍然无法满足绝大多数“外来者”的愿望。同一个城市原住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可能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些关系可能呈现于农民工在城市发展的角色问题、农民如何看待城镇户口、对于外来务工者的生存状态问题的关注和看法。这些生存状态暴露出来的社会状态，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道德问题，是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怎样”的应然问题。之所以在城市缺少归属感，或者对“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应该享有一样的权利”心存疑惑，或者是觉得“在外打工依然很辛苦，没有家的感觉”（问卷调查有62.7%的村民选择此项），对于这些道德议题和道德困境的态度不是缺少关注，而是在遭遇心理挫折之后依然缺少践行的勇气。当心中空存有美好的理想，却对现实的期望和梦想不切实际，这就可能加重内心的焦虑情绪，并且影响人们再次道德行为的选择，造成个体的损失和社会资本的损失，甚至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价值观的构建和伦理秩序的稳定。
三、道德焦虑成因：道德与制度主体间互动的视角
道德焦虑会引起一系列价值观、价值标准、政治意识和社会乡情的不平衡，而身处其中的村民正是在一系列剧烈的社会变迁和变革中，经受着多重的道德困境。道德焦虑的成因多种多样，但总体是“情势性的”（situational）,受到社会环境、制度文化和内部资源的制约和影响。这一原因机制的解释恰恰可以通过库尔特·韦兰的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制度供给”概念来说明。
（一）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道德秩序之间的悖论
韦兰认为，在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道德秩序发生不连续性时，道德主体将有可能突破规则和传统，拒绝外在制度的约束，形成道德焦虑。在城市化和逆城市化交互作用的今天，众多村民要么告别熟悉的家园环境，背井离乡去城市寻梦；要么怀揣着寻找机遇的美好愿望，成为新一代返乡农民工创造商机。他们面临陌生的外部环境、快速流动的人群和变动不居的习俗规范，约束人的道德秩序和道德行为也在发生转变，属于外部因素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影响着个体，能够形成一种新形势下的道德观和道德秩序。道德失去了制度环境的外在效力，也使得他律将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得以呈现。
行之有效的旧道德评价标准不断遭受挑战，不断自我更新，而新的道德评价的标准更需要充足的制度准备和时间储备。在这样的转型时期，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追求的起伏不定使人容易产生忧虑、疑惧甚至不安。尤其是在传统乡村向现代社区的切换之中，群体之间的流动性增强，街坊、邻居、宗族等群体关系正在变得快速“空心化”，置身于其中的村民面临着断裂的时序和再造的乡情。外部环境的时代变迁是诱发道德焦虑的重要因素，也是必然的结果、时代的产物。当人们追问“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也就是在质问曾经发挥约束能力的制度规范为何失去了效力，道德规范和道德义务的基本信仰为何遭到了破坏。
传统中国乡村的道德生活是宁静而富有秩序性制约力量的，而变革中道德秩序则充斥着突破曾经羁绊的激动，也有面临新生活和新秩序的不安和惶惑。传统的农村经济结构正在由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转变，道德舞台也因之而变得焕然一新。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到变动不息的陌生人群，人们面临道德选择的两难：是将功利主义的利益标准作为行动准则，还是坚守过去习惯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底线，这就出现了时代变迁背景下的选择困境。
在以“美丽乡村”为主题的调研中发现，村民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种从“生态友好”到“生态责任”的转圜历程。在对沭阳S村村民的访谈调查中，不少村民已经把生态保护看作是一种个体责任，而不仅仅是政府责任，这是在新的历史变革时期应时而生的必然道德要求。在回答“建设美丽乡村，您认为最重要的因素”的问卷调研时，38.2%的村民认为“需要政府的引导”，42.7%的村民认为“人人有责，从小事做起”，而19.1%的村民认为“需要舆论的监督和制度的保障”。可见，道德的自律功能显然进一步被强化，而道德的主体也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浮动和调整价值标准。
（二）经济制度是影响道德秩序的功利性力量
韦兰认为，根据报酬递增概念，某一制度带来的递增报酬有可能有利于“帕累托最优”的分配结果，使得相关行动者受益。现代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从农业中国变为了市场中国，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市场元素正在重新建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使得人们对于幸福感、道德感的追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反。一方面，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现代文明高度发达、技术植入快速彻底，人们的选择能力和选择方式显得多重而复杂，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外扩化和多元化。另一方面，在社会思潮多样化和信息社会大爆炸的同时，精神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相对 “异样”，人们在价值观剧烈的波动和冲击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担忧和疑惑，这也是物质和技术这把双刃剑带来的副产品。从长远来看，这样的精神困扰和精神不安会导致道德恐慌。
在传统乡村社会，稳定的人际网络和稔熟的社会交往是道德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伦理基础和价值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简单的善恶原则相指引，这是一种对传统美德的维护和遵守，也是对较为稳定的习惯角色进行服从和认同。而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的强大体系开始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不断地越过生活的边界。生活领域由此不断收缩，个人意愿和社会需要相互冲突，技术和道德相互脱节，最终引起生活世界相对于体系世界的强烈反抗。
在乡村社会中，经济的发展以及追求品质生活的价值观，会重新塑造群体关系和人际交往，使得乡村社会中的道德形象已经不仅仅包含乡情内涵，还包含了经济、市场的内涵。在问卷调研中发现，超过半数的村民认为“做生意赚钱是有本事，采取什么方式不重要”，73.6%的村民选择了“人与人相处，诚实守信、宽以待人是起码准则，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选项，经济优先、效率至上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直接影响到村民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经济交往。市场经济在乡村社会的发展依然是不够完善的，这就使得道德的自我发展受一定程度的制约和限制，不少村民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也较为片面，简单地用利益的最大化来进行定义，而对于它所需要的道德水平、道德境界和道德环境视而不见。正如亚当·斯密所表达的，充满了开放境界和竞争要素的市场经济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未来的担忧和期许，充斥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内心的焦虑不安都可能影响到道德培育的群体性基础。
（三）道德认同的“知”和道德实践的“行”之间的联结失衡
道德认知是道德主体进行自我调适、自我归正和自我学习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道德主体承担道德责任和履行道德义务的动力和保证。在传统乡村社会中，道德认知体现在村民对于村规民约等道德规范的理解和认识，是一种亲情和乡情的情感表现，也会影响到行为体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判断。在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道德标准和旧有的心理情感，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善恶原则和情感趋同上了，而是需要建立在新群体格局中的人际关系和利益格局。比如，道德选择涉及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判断和选择，常常会因为道德的背反和选择的困境面临两难选择。问卷调研中，对于邻里之间有困难就要相互帮助，而不是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问题，村民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冷漠，仅有27.8%的村民选择了这一选项。当人们遭遇到“好心没好报”的不幸结局而产生困惑时，也是一种道德主体在道德认知失衡时所出现的自然反应。
这种“知”，还在于群体关系发生变化时经常出现的情感失衡和情感断裂。过去的乡情纽带和乡情联系还未结束，新的乡情意识和乡情认同还未形成，过去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不能够进一步维护社会秩序，也就无法对道德主体形成认知上的指示，自然也无法对道德行为进行有力的约束和实际的制约。在变化迅速的时代，群体间关系复杂不定，各种类型的“知行不一”或“知而不行”会产生人们产生种种道德失衡，道德焦虑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结果。这种无序和失衡对于乡村道德文化起着腐蚀、破坏的作用，也容易产生极大的隐患，使得当代乡村社会的道德秩序面临重建的必要性。
四、乡风文明的制度建构
道德焦虑是一种选择困境，在道德文化中对道德焦虑的化解需要引入一定的理论建构来实现道德的稳定性和“自我实施”。这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第一，制度公正。制度变迁的外在环境需要制度本身进行不断自我更新，在此过程中各方利益需要达到平衡，集体行动的困境需要加以克服，权利和义务的公正需要被进一步强调。这也是制度的合法性得以成立，社会的公正性得以维护，以及一种制度是否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支持的重要基石。第二，制度效率。公平还是效率，这是道德制度化的一个典型难题。制度主义者们普遍希望将道德问题制度化、法律化，甚至借助制度和法律的规范实现公众行为尽可能地符合道德，也就是建立一种他律。制度供给理论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为个体的行为选择提供了结构化和稳定化的路线图功能；起着协调整合作用、消弭不同道德行为中分歧的粘合剂功能；内化为道德主体意识和行为的代理人功能。
（一）改善制度环境以降低交易成本
契约、准则和准协议等制度框架能够有效地提供交易信息，并且降低遵守承诺的成本、增加违反承诺的行动成本，也就是新制度主义描绘的“制度降低交易成本” 。制度降低道德成本的过程，通过制度对个体道德选择的偏好、行动和影响，塑造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作为路线图，它不仅仅从外部规定了道德应为，还指明了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拥有道德品质的人们能够把自己想象成道德如何。也就是说，它为特定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提供了内在化的行为规范和认知模板，使得道德行为能够在制度环境的约束之下，进一步被教化和塑造。
一方面，在乡村的道德文化场域中，道德必需的规则和制度得到了重视。制度形塑道德，体现为制度环境下道德角色的合理配置、道德空间透明宽松、群体沟通渠道畅通等等。在道德联结的种种群体关系中，只有拥有共同的群体规范和社会规则，才能够成为和谐的乡村社会。另一方面，没有以秩序为目标的道德教育和实践，没有规则和制度要求的道德，也是一种伪善。在“好人治村”和“恶人治村”的矛盾背反中，那些牺牲公德、缺乏决断力的好人之所以没有市场，就因为他偷换了善的概念，没有看到现代社会中制度和秩序是最高的善。良性制度下的“善”，才能够有效地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特别是“陌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中的善。传统的道德纽带——乡情，能够为制度环境下群体秩序的卫护，设置较为稳定的价值标准。比如，在对金湖县M镇街道办的村民自治实践调研中发现，如果邻里之间因为利益纠纷而发生矛盾不快时，如果能够建立一种第三方介入、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础之上的调解式机制，就能够最大限度地裁断善恶。虽然不一定能够使每一个人都满意，但却被绝大多数人心悦诚服地接受。
（二）增强政治参与以缓解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还会造成政治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息缺失问题。比如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一个想要购买旧车的买主不得不提防买到次品。如果缺乏全面的信息，又缺乏合适的制度安排，相互有利的谈判协议就难以达成。在村庄运作的政治实践中，只有增强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才能提高村民的道德自主意识，践行道德行为，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于道德现象的缺失不能随波逐流，人要充分发挥自我的主观判断和评判是非善恶标准。只有当村民更好地熟悉了民主机制和民主程序，积累了充分的民主政治实践经验，加强民主意识的熏陶和民主演练过程，才能更好地提高道德自主意识，判断是非善恶，建立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
道德焦虑的化解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村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自觉，包括拓展制度化参与渠道、 充分地掌握信息、拥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权和知情权。同时，在实地调研中还发现，进一步完善“村民理事会”等自治组织，能够从制度建设方面充分保障村务公开和村民自治。搭建一个可以交流、处置、落实的工作平台，确保村民话有地方说、理有地方讲、困有人帮、惑有人解，能够有力推动基层村民政治诉求和生活需求的解决，让制度创新和信息公开成为道德文化的一个减压器。
（三）创建新乡情以实现道德均衡
在制度文化的分析框架中，道德元素可以看作是其中的一个变量。当道德受到制度的约束，并获得制度安排带来的好处，道德均衡就更加有利于实现。道德均衡包括在制度谈判中，所有谈判者的经济力量和交换总体达成了一种和谐的安排，没有一个行为者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分配是有利可图的。同样地，实现情感与理性良性互动，充实着道德内涵的新乡情有助于实现这样一种均衡状态。在乡村社会中，群体的道德关系往往被凝练成一种亲情和乡情。当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便很容易产生道德焦虑，也就是道德资源分配的数量不均衡和质量不均衡。
新的道德公共物品，需要由道德文化构建的新乡情进行制度改造。它是一种特殊层次的情感，是维系社会组织中人际关系的桥梁。缺少情感的维系，人只是社会组织中孤立的个体，不会存在什么信任、友爱、帮助，也就不会有道德世界中的善。新乡情的培育可以使道德认知直接外化为道德行为，从而真正做到知行合一。道德情感被唤醒，并被进一步发展成为道德执着，道德其实就是人们内心自愿遵循的秩序。当这种秩序进行了自我更新，不仅可以消解道德焦虑产生的精神困扰，甚至有可能将这种消极的道德焦虑转化为积极的道德情感，从而使道德情感在维系道德秩序和伦理功能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五、结语
在当代乡村社会，道德焦虑现象的出现给原本就居于转型时期、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态和政治文化带来了危机。价值观的起伏不定,尤其是共同的道德治理基础难以建立起来；政治参与缺少公认的规范，需要更多的制度与法律支撑；乡情中理想与现实的强烈落差，使得农民工和城归在城乡融合进程中缺少认同感和归属感。过归纳、整理和提炼道德文化中的价值观、政治参与和乡情命题，发现乡村社区普遍存在的道德焦虑是新乡风建设亟待解决的社会心态问题。这种道德焦虑表现在村民价值观的嬗变、政治参与的供应不足，以及乡情效能感的断裂所带来的情感、认知、信念中，是一种复合形式的情感失衡，需要在制度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设定。
根据韦兰的制度供给理论，可以尝试建立一个制度主义的研究架构，来规范道德选择、培育主体意识、实现道德约束、培育乡风文明，就需要对道德文化进行制度性分析。制度从硬约束入手，通过改善环境、降低订立契约的交易成本、增强供给能力，有效结合自律与他律。它能够改变道德的软约束内核，充分培育个人的自觉意识，增强制度框架下道德约束的主动性和灵活性。道德焦虑发生在乡村社会不断遭遇现代性的新时代中，是因理想与现实、自律与他律、本我与超我之间的落差与张力而产生的一种选择困惑，亟待在乡风建设的框架之中得以缓解和完善。这就需要加强道德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重构与重塑，在新的社会群体中形成共有的情感认同、道德认同和制度认同，并且通过进一步时序重建、道德解困和道德共同体建设，培育具有现代性内涵的乡风文明。
作者简介：姜姝，女，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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