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农业发展长期依靠资源消耗的方式，农业生产投入品和废弃物的不合理使用与处置，造成了农业资源过度开发、生态超载、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为了应对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中国政府提倡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并于2013年和2016年两次提出构建循环型农业产业体系。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落脚点在于技术应用，这就需要普及可持续农业技术。然而，目前由于缺乏统一的规程和标准，以及农民的文化、科技、经营管理素质尚未适应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推广仍面临一定程度的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农业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影响了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这些深刻变化中突出的一点是，大量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从事非农工作，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有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会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发展，从而提高其获取新技术的能力（Mesnard，2004；石智雷、杨云彦，2011）。但同时，外出务工意味着农村优质劳动力逐步脱离农业，会引起农户从业重心的改变，不利于农业生产方式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转变（潘丹、应瑞瑶，2013）。那么，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到底是会使农户积累能力以适应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而促进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还是会改变农户的从业重心，使其减少农业生产投入，从而限制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
关于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不同研究得到的结果不同。值得思考的是，在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背景下，农户们走上了相同的劳动力外出务工之途，却为何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采用结果上走向了不同的终点？本文认为，回答这一“同途殊归”问题的关键，在于综合考虑积累能力和改变从业重心两方面的作用。考虑到这两方面的现实路径相同，影响效果难以得到有效区分，本文试图从侧面印证积累能力和改变从业重心两方面的影响同时存在，并用兼业程度衡量农户的从业重心，以探究在农户对农业重视程度不同的情况下外出务工影响其可持续农业技术采用的差异。
二、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孔祥智等（2004）修正后的农业技术采用理论模型，并将可持续农业技术看作一组混合技术，用线性概率模型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的影响。若农户未采用任何一种可持续农业技术，则y取值设为0；否则，不管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数量是多少，y取值均设为1。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家庭的农业生产经营决策者（简称“农业经营决策者”）中是否有人外出务工。在上述模型设定下，外出务工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了排除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进行处理。
考虑到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被访者的兄弟姐妹数量作为外出务工的工具变量。《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外出务工者的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的生育率呈长期下降趋势，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由此看来，被访者的兄弟姐妹数量与农户外出务工状况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而直观来看，兄弟姐妹数量不会影响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决策。因此，兄弟姐妹数量这一变量符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和相关性两个条件。考虑到外出务工这一内生性变量是二值变量而非连续型变量，本文采用工具变量的CMP估计法。
除了使用工具变量法，本文还通过稳健性检验来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有无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两类农户的农业经营决策者可能具有不同的特征，例如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在均值上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为排除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可能源于两类农户的农业经营决策者个人特征的不同，本文通过截取样本对模型重新进行估计，使两类农户的农业经营决策者在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均值上均没有显著的差异。通过分析外出务工变量的系数的变化，本文可以判断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是否是由农业经营决策者的不同特征造成的，从而验证外出务工影响结果的稳健性。
（二）数据、样本与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6年7月中国农业大学调研团队对山东、河南两省农户开展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调查主要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样过程是：首先，以省为初级抽样单位，根据各省农业生产情况和人口流动情况，选择河南和山东这两个农业大省、人口流动大省；然后，在样本省内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各地（市）分成高、中、低3层，在每层中选取在农业生产方面最具代表性的1个市；接着，在每个样本市随机抽取2个县，在每个样本县随机抽取2个村，在每个样本村随机抽取从事农业生产的约14户农户为调查对象。
本文用2015年家庭的农业经营决策者中是否有人在本乡镇地域外的地方务工来衡量其外出务工状况。这样界定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限定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必须是家庭的农业经营决策者之一，保证了外出务工所积累的能力可供农业经营决策所利用，并使得分析外出务工的异质性影响时区分农户以务农收入或非农收入为主具有现实意义；第二，限定劳动力外出的地域范围，使其非农从业行为在能力积累和劳动时间损失方面都比本地兼业农户更为明显，从而弱化其他因素的干扰，更便于分析出劳动力流动因素的影响及其机制。
三、实证分析结果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与无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相比，有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概率低0.161。使用工具变量的CMP估计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外出务工的平均边际效应是-0.381，即有劳动力外出务工会使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概率降低0.381。外出务工变量系数的绝对值显著增大说明，若不考虑内生性问题，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会被低估。在稳健性检验中，通过分析有无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样本在性别和年龄上的差异，与基准模型估计中性别和年龄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方向，可知农业经营决策者的性别和年龄不是造成外出务工负向影响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原因；通过剔除受教育程度小于4年的样本，使有无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两类农户间受教育程度均值差异最小，本文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仍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四、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不同兼业程度下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首先用是否以务农收入为主来衡量农户的兼业程度，并将是否以务农收入为主以及其与外出务工变量的交叉项加入基准模型，以此来分析外出务工的影响在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和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兼业程度不会直接而显著地影响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但是，对于不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会使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概率显著降低0.200；而对于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则会使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概率显著提高0.187。外出务工对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积极作用和对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消极作用，不仅说明了外出务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而且从侧面证实了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存在积累能力和改变从业重心两个方面的作用。
考虑到劳动力的务工距离各不相同，返回家中起居劳作的便利性有所差异，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不同，本文以无劳动力务工的农户样本为对照组，分别以有劳动力在本乡务工、跨乡外出务工和跨县外出务工的农户样本为处理组，分析不同务工距离下劳动力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负向影响随务工距离的增加而增大。对于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会促进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这种促进作用应当来源于务工为农户带来的能力积累；并且，在能力积累的过程中，跨县外出务工的积累效应最大，其次是跨乡外出务工，本乡务工的积累效应最小。
五、简要结论
本文借鉴修正的农业技术采用理论模型，利用2016年山东和河南两省“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采用LPM模型和Logit模型分析了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农业可持续技术的影响，并通过对比是否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之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以及对比不同务工距离下劳动力务工的影响，间接验证了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总体来看，劳动力外出务工会使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概率降低0.161。第二，使用工具变量的CMP估计法和稳健性检验处理外出务工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后，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负向影响仍然显著。第三，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存在强烈的异质性，不同兼业程度农户的采用行为不同，表现出“同途殊归”的效果：对于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确实会促进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而对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不利于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并且，积累能力和改变从业重心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会随劳动力务工距离的增加而增大。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8期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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