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业和农村发展经常被作为中国的样板，然而，日本农业的状况究竟如何？完成了“现代化”以后，日本农业和农村事实上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对日本农业发展历程的理解，对我们思考今天中国三农问题的方向有借鉴意义。
本文是食物主权”亚洲农政“系列的读书会讨论记录。讨论的过程包括与日本学者小林舞（Mai Kobayashi）关于日本农业问题的对谈。小林舞博士就职于位于日本京都的“人文与自然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读书会也包括了对日本农协的讨论，限于篇幅和主题，在本文中并未包括，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阅读材料的第4篇。
读书材料
1. 张玉林：《“现代化”之后的东亚农业和农村社会——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案例机器历史意蕴》，载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9月，第3期。
2. Shuji Hisano. “Food Security Politics and Alternative Agri-food Initiatives inJapan.” Working Paper at the Academic Forum on Food Security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Taiwan, April 25, 2014.
3. 小林舞(Mai Kobayashi). “An Analysis of Japanese Domestic Policies”，2017年4月24-26日在西班牙维多利亚召开的“21世纪食物的未来和农业的挑战”(ICAS)会议上的发言PPT。
4. 李晶：《政府荫庇下的日本农协——仙台秋保町的人类学调查》，载于《开放时代》，2011年第3期。
一、东亚资本主义：低度粮食自给率，高度农村空洞化
在农业和农村领域，日本面临着两方面的现实困境，可简言之为粮食和人口的再生产问题。
困境之一：粮食高度依赖进口，在世界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问题尤为突出。
在粮食供应方面，日本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
（1）从二战结束到1960年前后：农本主义，小农经营为主，规模经营受到抑制；社会整体的食物消费伦理较为朴素，“大量消费”被作为恶行，受到抑制。在此期间，日本摆脱了美国的“粮食援助”，其谷物自给率在1955年达到88%，大米生产过剩。
（2）1960年以后：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日本开始了农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强化了粮食的对外依赖。1960年代是日本粮食自给率大幅下降的关键十年，自给率下降了37%；日本从1970年代开始就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到1980年代中期，自给率降到50%以下，谷物进口量不断增加。到今天，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已不足30%。
日本当下的农业处于双重矛盾中：一方面，如同欧盟和美国一样，日本既加入了一些自由贸易协定，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同时又采取了一定的保护主义和农业补贴措施；另一方面，农业在日本既被边缘化，同时又被赋予了多重价值。
困境之二：现代化的日本农村面临的严重的凋敝和解体问题，农村空洞化、老龄化，劳动力不足，“新娘短缺”，人口再生产难以持续。
非农化：农业就业比例不到6%；
老龄化：农民平均年龄超过65岁；
土地抛荒：直接抛荒9.4%，间接抛荒（弃耕）近30% [1]。
就人口再生产而言，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离农、离村现象从50年代开始在日本出现，60年代也开始在韩国和台湾出现，到90年代，日韩台的农业就业比例都下降到10%以下，2008年都不到6%了。也就是在短短的三十年间，三个地区都完成了高度的“非农化”过程。这个过程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农业人口老龄化，农业人口的老龄化率在台湾和韩国超过40%，在日本超过60%，其直接结果是农业生产陷入困境，例如，台湾在2000年时作物种植面积仅相当于其种植高峰期1965年的54%，日本也出现了大量抛荒的状况，这加剧了日韩台等地对外的粮食依赖；二是农村新娘的短缺，使得农村家庭再生产困难。
二、食物大量进口背后：美国资本改造食物结构，国内工商资本的内压
日本从粮食自给到粮食进口的转变，尽管有人口增长的影响——二战后的四五十年，日本人口增长了近50%，但更主要的是国际、国内资本的影响。与国际上对“粮食安全”界定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同出一脉。1970年代世界粮食危机爆发后，国际上曾形成过对粮食安全的共识，主要是指各国采取措施增加粮食产量、稳定国内市场的粮食价格等，包括建立粮食预警体系、粮食储备等。然而，1970-198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体系从福利国家向新自由主义转型，对“粮食安全”的界定开始转向。在强制推行的贸易自由化、国家干预减少的背景下，“粮食安全”不再是指一国以内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能力，而成为个人和家庭购买力的问题。与此同时，一些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也不断通过发挥政治影响力，使政策有利于自己。到2008年，日韩台三地的粮食自给率都分别仅28%、27%和31%，严重依赖粮食进口。从自给自足到进口依赖，推动日本大转折的有以下几个动力因素：
（1）美国粮食援助战略下，强力灌输美式饮食习惯带来的食物结构转型。食物结构的转型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加后，食物生活的改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即美国的“粮食战略”，主要表现为美国的“粮食援助”。对美国而言，粮食援助既是国际战略延伸，也是解决其国内谷物过剩问题的需要。并且，为了在取消“粮食援助”后，仍能维持他国对其粮食依赖，美国强力灌输以美式饮食习惯为标准的营养学知识，导向肉、蛋、奶的消费。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于1954年颁布《学校给食法》，开始向中小学生提供包括面包、奶粉和肉类等的免费午餐，而由美国提供资金援助的“流动厨房”则在全日本巡回宣传，直接促进了日本食物消费的“现代化”，即以面包、牛奶和奶制品、肉类的大量摄取为特征的“欧美化”。这一过程50年代就开始在日本进行，到70年代，韩国和台湾饮食结构的转变也已经完成。
（2）市场逻辑主导下，农业结构调整对谷物生产的轻视。消费结构的转变带来了农业政策的转变，政策导向从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转向鼓励蔬菜、水果种植和养殖业发展，主要特点是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农业经营者的收入，缩小农民和市民的收入差距，以排挤小生产者的方式实现所谓的“农业现代化”。
（3）美国的“外压”导致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以及“比较优势”逻辑下对外依赖的强化。在日本，作为主粮的大米生产的减少，本可以转向生产饲料作物（玉米、大豆和小麦），然而，在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下，因为日本不具有生产饲料作物的“比较优势”，所以大量依赖从美国进口这些农产品。
（4）国内工商业资本的压力。除了美国的“外压”外，日本政府也面临着其国内出口导向型工商企业的压力。这些企业通过牺牲农业——进口大量廉价农产品，换得其他商品的对外出口，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三、世界粮食价格危机：危机已过去，粮价不回落
2008年世界粮食价格危机前，日本一些主要杂志刊物都不太关注粮食问题，2008年经历了危机后，才开始有所转变，日本国内也开始对大量的进口依赖表示担忧。但在一些国际贸易协议（如此前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的强大压力下，日本被要求进一步打开市场，解除农业管制政策，日本国民担心这将进一步损害日本的农业和粮食安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的世界粮价危机结束后，尽管全球出现了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粮食价格却再没有回复到2008年前的水平，且在剧烈波动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的食物价格危机？
粮食出口国的出口禁令，是价格危机的催化剂。
中国、印度等国家对粮食、饲料需求的增加，与环境变化导致的农业生产不稳定共同作用。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粮食储备方面投入的减少。
美国、欧盟国家将粮食和饲料作物用作生物燃料。据估计，从2001到2011年，对玉米需求的增量中，70%是因为生物燃料的生产，这一需要占油菜需求增量的90%，大豆的47%。2010-2011年，世界最大玉米生产国美国有40%的玉米用作了生物燃料。
农产品期货市场上投机行为的增加。这是金融自由化的产物。以芝加哥的小麦期货为例，90年代中期，小麦期货市场上的金融投资者占到12%，这些人只是想从价格变动中赚取利润，而不是想要买粮食。到2011年，金融投资者所占的期货市场比例已经达到了61%。
正因为上述几种情况同时发生，才使2008年的粮食价格危机爆发，对粮食进口国造成严重影响。
四、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农业决策：危机在恶化
从1960年代和70年代起，日本就开始开辟除美国之外更多元的食物进口渠道。通过提供援助，日本把东南亚国家变成了日本的“原料后方”。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取代东南亚，成为日本的“原料后方”。然而近几年，东南亚再次成为日本原料进口的后方，日本公司不仅再次看重曾经是后方的泰国和印尼，同时也转向越南和缅甸这些新后方。
此外，在农产品方面，日本政府也在和美国、澳大利亚还有其它出口国进行双边贸易会谈。如果日本降低或者放弃关税，或者放松非关税方面的政策，学者们担心日本农业将会被摧毁。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不再推动环太平洋11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TPP。这项协定在孕育期间也遭到过日本民众和很多社会组织的不断抵制，包括日本农协。然而，虽然没有TPP，日本的安倍政府却依然在积极推动原TPP框架里的政策。例如，日本自1952年通过的《主要作物种子法》给各县政府赋权（县是日本的一级行政管辖区），使各县政府具有为当地农民提供主要作物（水稻、大豆、小麦）的制种和种子流通的责任。1986年，种子法通过修改，允许私人企业涉入各县的种子业务。可是2016年底政府提出取消种子法，而日本国会在今年年初闪电式通过！京都大学经济学教授久野秀二认为，种子法的取消不是空穴来风：打击和破坏公共部门，把“生命共有权”（genetic commons）私有化，取消种子的公共品性质，使农民的种子非法化，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安倍经济学”在农业上的延伸。[2]
日本政府农林水产省(部)追求把农业做大做强(strong, aggressive agriculture)，鼓励资本下乡。在推动工业化农业上，日本崇尚想象中的“荷兰模式”。2009年日本修改了《土地法》，使得农地对企业开放。
在贸易自由化的大势下，日本官方仍在进一步推动进口，只是试图通过使进口渠道多元化，以此减少风险；从种子法的取消来看，可见官方还在进一步放弃对农业的保护；并试图通过工业化农业的方式来做大做强农业。很多人担心，这一趋势下，日本农业的危机将会恶化。
五、从危机中寻找出路：日本农业另类实践的民间探索
早在1960年代，有机农业就已经在日本开始有实践，其主要是通过“生产者-消费者合作运动”来推动的，并在1971年成立了日本有机农业协会，1983该协会的会员数量达到顶峰。然而，此后第三方经销商取代了”生产者-消费者合作运动”，它致力于发展有机市场，牺牲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在北美、澳大利亚、欧洲等地的很多讨论一样，日本国内也有一种担忧，担心有机农业和一些替代性农业生产实践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可能会被主流所吸纳。这些另类农业实践对主流食物体系的改造潜力，可能会被利用来仅仅生产有机食品，而失去原有的另类实践道路探索的可能。这一分歧主要发生在小规模的有机农业生产者和专业化的、为主流市场提供产品的大生产者之间。
2001年，日本政府建立了有机认证体系，但是与中国的状况相似，日本很多农民都支付不起有机认证的成本。2012年，日本国内认证的有机食品为61,291吨，仅仅占全国总产品的0.24%，当年进口的有机食品48,640吨。2013年，日本全国农地中只有0.22%经过了有机认证。
除了生产健康的食品外，日本的另类农业实践还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1988年，日本消费者协会及其分支机构“反转基因运动（No! GMO Campaign）”发起了“大豆信任运动”，倡导本地大豆的生产和消费，这个运动在2000年达到最高峰，一共有57个农民团体和6000个消费者加入了这场运动。大豆作为日本健康饮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给率在1990年代中后期跌至谷底，仅2%-3%，日本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大量从美国进口大豆。消费者日渐对进口的转基因大豆的安全性表示担忧，同时也担心日本大豆食品品种多样性和大豆物种多样性的丧失。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农民团体和消费者团体开始提出倡议，利用稻田的周边土地、抛荒的农地种植大豆，并通过“生产者-消费者合作运动”的平台销售。现在，日本的非转基因大豆正在成为其国内的大众消费品，一些食品公司也采用非转基因大豆作为原料。
小结
对东亚农政变迁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农政本身，东亚农政变迁是东亚模式的产物。所谓的东亚奇迹是工业品大量出口与粮食大量进口并行，是过密的巨大城市与面临粮食、人口再生产困境的凋敝农村形成对照，这两种对立属性的并存，才是东亚模式的特征。尽管出现畸形的结构，日韩台地区因为体量不大，现阶段靠大量的粮食进口、农业劳动力进口和外籍新娘的嫁入，使畸形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后果向外部转嫁。参照中国大陆，我们的三农问题在规模、严峻程度和影响范围方面都远超日韩台，如果这三地还能向外转嫁其畸形结构的后果，中国走上这条路的影响却不可预料。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人民食物主权论坛 微信公众号（原创）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