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厚的历史积淀转化成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崇尚学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为今天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是相通的，不仅中国经验需要放在全球发展的大背景之下，通过国际比较才能得到更深刻、更科学的理解，而且中国经验也需要在国际比较和交流的过程中加以提炼并走出国门，发出我们的声音，对农业经济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做出应有的贡献。
无庸讳言，在国际学术界我们是后来者，需要通过引进和交流加速成长的过程；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和农业发展的奇迹又为我们弯道超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帮助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应有的话语权，就看我们是否做出了必要的努力。
要承担起历史重任，重要的是不能固步自封，要适应形势的变化，深入研究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制约条件；确定发展方向就要排除各种干扰，持之以恒坚持下去。
从1936年金陵大学招收农业经济学研究生开始，南京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已经走过了80多个年头。回顾80多年的历史，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可谓硕果累累、长盛不衰：无论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还是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作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半数都出自于南京农业大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更是如此：自从第二届学位委员会成立农林经济管理评议组以来，6届第一召集人当中5届是南农教师，另1届是南农校友。长盛不衰当然有其原因；但是，再长、再辉煌的历史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保证未来。如何让一个80多年的老学科永葆活力，需要我们付出更大努力，包括总结经验，更需要面对未来。
1、卜凯：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回顾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历史发展，不能不归功于传奇人物卜凯先生。他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工作二十多年，开创了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正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主持了最早、规模最大的农户调查，不仅是中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奠基人，也是利用现代统计学方法研究中国农户经济的先驱者。
卜凯先生全名约翰·洛辛·卜凯（John LossingBuck），189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德彻斯县快乐谷的一个德裔农户。19岁那年卜凯进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同学中有胡适、赵元任、过探先、邹秉文、吕彦直等中国学生，1914年毕业，次年受美国长老会海外传教协会委派到中国安徽宿州传教并从事农业推广工作。卜凯本来就对古老的中华文化十分入迷，宿州的工作给他提供了亲身了解中国普通农民生活的机会，与赛珍珠的婚姻（1917年）更为他走访农家增添了非常难得的翻译，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农家生活并开展初步的调查工作。
1920年卜凯先生应康奈尔大学校友、金陵大学农林科主任芮思娄（J. H. Reisner）的邀请，到金陵大学创立中国第一个农业经济系，自1921年开始正规的四年制大学本科农业经济学教育，自1936年开始研究生教育，均为全国最早。与此同时，卜凯先生也开创了大规模农户调查的历史。从1922年夏天开始，卜凯要求选修“农场管理学”的学生必须回家乡调查100户以上的农家经济情况，到1930年系统调查了7省17个地区2866户的农家生产生活状况，卜凯将所有资料汇总写成《中国农家经济》一书。
1928年亚太地区非政府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委托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主持实施一项名为“了解农村社会现实而为农业改进提供依据”的土地调查，每年提供一万美元的经费。卜凯将全国分为十几个区，每区设一名调查主任，下有调查员数百人，深入农户进行实地调查。这次调查的范围之大史无前例，除了边远地区西藏、内蒙古、新疆以及被日本占领的东北以外，其他所有省份全部覆盖。1929-1933年期间共调查了22个省168个县16786个农户，实地调查取得的数据和资料计算汇总并进行分析后形成了名为《中国土地利用》的巨著。1936年《中国土地利用》英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日本出版了两种日译本，1938年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1941年由卜凯的弟子乔启明、邵德馨、黄席群、孙文郁、杨铭崇等教授译成中文，并在成都成城出版社印刷出版。
卜凯先生的经典著作《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历久不衰，不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近现代农业和农村史部分，主要资料即来源于上述两次调查的结果，而且近几年来仍然有不少博士论文和学术文章在深入挖掘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或用现代观点和方法进一步研究诠释，或与现实中的问题做对比分析。
当时的金陵大学农经系还组织、主持了多项大型的农村调查，如乔启明教授主持的“乡村人口问题研究”涵盖了11个省12000多农户，孙文郁教授主持的“中国农民食物消费研究”涵盖了22个省近30000农户；以及随土地利用调查附带进行的全国土壤调查、1931年中国水灾调查、豫鄂皖赣四省农村经济调查和四川省土地分类调查等等。在这些调查中金大农经系师生把现代经济理论运用于分析现实问题，不仅对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成果，为农经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农业经济学人才，提高了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发展水平。
深厚的历史积淀转化成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崇尚学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为今天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制度的力量
任何学校、任何学科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制度建设，也无法超越整体环境的影响；因此，外部建设和内部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一直把制度建设作为学科发展的根本，不仅在校内制度创新和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与兄弟院校一道，通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农经学科组和院长系主任联谊会等机制推动全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制度建设和实施。
中国1981年恢复了学位制度，建立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教育部设立学位办公室，负责全国研究生教育的领导工作；同时成立学科评议组，作为最高咨询机构并完成学位委员会和学位办委托的工作。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没有建立第一届学科评议组，第二届、第三届名称为“农业经济及管理学科组”，1997年调整学位目录以后更名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组”。召集人名单如下： 第二届刘崧生；第三届朱道华；第四届顾焕章；第五届钟甫宁、温思美；第六届钟甫宁、温思美；第七届朱晶、温铁军。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制度建设早于学科组的设立。1981时任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农经学科组组长的刘崧生教授主持全国农业经济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初步形成全国农业经济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1985、1988年刘崧生教授主持又两次主持全国农业经济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修订、完善农业经济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同时制定了博士生培养基本要求。
1995年朱道华老师主持会议全面修订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生培养计划，委托南京农业大学负责起草农业经济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等文件。经过与会人员的深入讨论，形成正式文本报农业部教育司，由教育司发文各校参照执行。这些文件及其在南京农业大学的实践成果，以“高层次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为题，荣获1997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受国务院学位办委托，2011-2012年由南京农业大学牵头编写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以及学科简介》和《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经过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及相关学科代表的深入讨论和反复修改，这两份文件按时提交国务院学位办，并且于2013年正式发布、出版。2015－2016年受国务院学位办委托，南京农业大学再次牵头编写学科点准入标准和合格评估标准。南京农业大学组织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和相关学科代表在广泛深入调研和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按时完成这一工作，形成的文件成为指导今后审查批准设立新学科和考核已有学科的依据。
全国性总体规范文件重要，本单位具体实施的制度同样重要。在学校研究生院的指导下，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多次修订本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在硕士生和博士生两个层次上逐步形成了完成的课程体系，并且通过指定教材或限定教材选择范围以及相应的师资培训确保教学内容和质量。随着外国留学生数量的增加，近年来开始建设全体系英文课程，涵盖硕士、博士阶段近20门课程，以保证留学生的培养质量，同时为本国学生提供教育国际化的选择途径。
对研究生教育而言，研究工作和课程学习同等重要。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一贯坚持学术导向的实证研究，强调理论结合实际，无论参加多少规划设计或政策研究，学位论文必须用规范的实证方法研究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科学问题，而不是抽象地讨论原则意义或个人观点，也不是简单的实地调查、就事论事的具体实施方案或对策建议。保证学位论文的方向和质量同样需要一套严密的制度，并且在实践中严格执行。
上世纪90年代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南京农业大学率先实行博士和硕士论文全面双盲评审制度，在正式答辩以前必须通过外部专家的评审。为了进一步提高质量，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效率损失，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又率先建立正式的预答辩和开题制度，不仅把论文的预答辩和之前的开题过程变为毫不留情的批评会，而且通过相关讨论和批评提出实质性的修改意见，力求每一篇论文的研究工作都向着科学、规范、严谨的方向努力前进。
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1999-2013年期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管理学门类一共评出30篇全国“百优”论文，其中江苏高校共4篇，全在南农（农业经济管理3篇）；如果按学校排名，南农4篇全国第一（上海财大、西安交大、厦门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各2篇并列第二）；全国农业院校共7篇，南农4篇，约占60%。在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中，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一共有13篇博士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在省内各学科中也名列前茅。
3、开阔的国际视野造就了“南农帮”（NJAU Mafia）
1936年金陵大学农科研究所刚开始招收研究生时，农业经济部7位成员中有3位外籍教授和4位“海归”，教学和科研水平完全可以和国外一流大学媲美。改革开放以后大批学人出国深造，但最初20年学成回国的并不多，尤其是经济管理学科，回国人数更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本世纪初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科“海归”博士已经有6人，加上1名从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回国的博士后，“海归军团”的规模不仅在全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中位列第一，即使与其他一流高校的经济管理类学科相比也不逊色。到2016年年底，获得国外博士学位的人数增加到17人，加上一批国内外联合培养的博士和在国外进修一年以上的教师，师资的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值得指出的是，在“海归”博士大量回国以前，在国内进行国际化的培养是提高师资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主要得益于两个项目：温洛克博士班和女经济学家培训班。温洛克博士班由美国温洛克国际农业发展协会发起，1988年开始酝酿、调研，1991年正式启动；经教育部批准，在农业部教育司协调下，国内12家教学科研单位参与，推荐已入学博士生参加选拔，1996-1999年期间在中国农大集中授课，国内外导师联合指导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原单位授予学位（同上）。女经济学家培训班由北京大学赵耀辉教授和加拿大温尼伯大学董晓媛教授发起组织，2002-2011年期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了10期，邀请国外知名大学教授集中讲课、报告，然后进行一、两年的一对一的研究指导。南京农业大学先后选派4名博士生参加温洛克博士班、17名教师和博士生参加女经济学家培训班，不仅为自己培养了一批师资，也为兄弟院校输送了更多人才。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国际化不仅表现在师资结构上，更体现在国际影响上。现有师资中有多人次被聘任为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高级专家、国际畜牧研究所董事局董事、联合国粮农组织技术援助项目独立评估专家、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食品安全与农业理事会理事、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顾问和南非政府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顾问，以及国际农经学会刊物Agricultural Economics和加拿大农经学会刊物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的编委，经常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南农声音。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两年一度的国际学术会议是扩大学术交流和影响的一个重要平台。近年来，应邀参加会议并作主旨发言的国际顶尖学者包括国际农经学会主席、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董事局主席和澳大利亚农经学会主席，以及国际农经学会的执行委员、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高级专家。2014年欧洲农经学会当选主席更是主动提议与南农合作，共同主办在中国的首次国际研讨会，会议2016年10月在南农顺利举行。这些学术活动以及参与活动人员的层次，充分表明了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校友在扩大南农的国际影响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80年代的校友中有2人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人担任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所长、1人担任亚洲开发银行亚太局局长；年轻的校友中也有人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等名校。各种大型国际农经学术会议都是南农校友聚会的时刻，每年美国农经学会年会期间参加中国之夜聚餐会的100多人中更通常有四分之一以上具有南农“血统”，以至于“南农帮（NJAU Mafia）”的名声在国际农经界广泛流传。
4、未来路在何方？
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不能闭门造车，农业经济管理也不例外。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农业经济管理的教学研究必然聚焦于中国的“三农”问题；但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是相通的，不仅中国经验需要放在全球发展的大背景之下、通过国际比较才能得到更深刻、更科学的理解，而且中国经验也需要在国际比较和交流的过程中加以提炼并走出国门，发出我们的声音，对农业经济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做出应有的贡献。无庸讳言，在国际学术界我们是后来者，需要通过引进和交流加速成长的过程；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和农业发展的奇迹又为我们弯道超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帮助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应有的话语权，就看我们是否做出了必要的努力。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成就来之不易，它凝聚了多少代人付出的心血，也得益于国内外同行的长期支持和帮助。当然，作为领头羊，南农农经人也为全国农经学科的发展、为兄弟学科的发展贡献过自己的努力。历史和现状只代表过去，如何发扬光大优良传统，与全国同行共铸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辉煌，是我们肩上的历史重任。要承担起历史重任，重要的是不能固步自封，要适应形势的变化，深入研究农业经济管理学科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制约条件；确定发展方向就要排除各种干扰，持之以恒坚持下去。
注：标题为编者拟定，内容亦有变动，未经作者审定。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业教育》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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