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2010~2015年5年间，上海市土地流转率从59.3%增加到73.7%。各区注重加强规范农村承包土地流转，引导和鼓励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扩大土地流转规模。截至2015年底，全市农户委托土地流转率为97.2%，示范流转合同签订率已达99.7%。通过鼓励村委会对零星分散的农户承包地进行集中归并，并引导承包土地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切实提高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水平。
2013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本市加快推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了对家庭农场“规模适度”的控制性标准“家庭农场经营土地规模要与经营者的劳动生产能力相适应。现阶段粮食生产家庭农场的土地规模以100—150亩为宜，今后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可逐步扩大土地规模。”截至2015年，本市共有粮食家庭农场3555户，水稻种植面积达到45.94万亩。
春耕备耕时节，由于玉米等粮食生产效益下降以及对种粮前景的“悲观”，鲁西北少数种粮大户出现“毁约弃耕”。但在我国玉米大省吉林的部分产粮大县，不少种粮大户“蠢蠢欲动”，继续扩大规模经营面积。
毫无疑问，规模化种植打破了运行30多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小农经济现状，将成为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之一。
随着非农经济的发展，推动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中央顶层设计的基本共识。自1987年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要采取不同形式实行适度规模经营以来，中央连续在多个一号文件和若干《决定》中提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能实现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绩效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然而，虽然规模种植的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但经营效益却无法与规模经营面积的增长同步，这也是政策层面提出规模要“适度”的应有之义。那么，到底多大的规模才算是“适度”呢？
租金成土地规模经营主要影响因素
2016年我国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生产者补贴”+“市场收购”新机制。总量过剩的玉米价格回归市场，从2014年每斤1.12元、2015年的1元，跌至目前的0.6元左右。
由于玉米等生产效益下降，山东等地的一些农业大县出现了种粮大户“毁约弃耕”现象。山东省武城县地处鲁西北平原，是传统农业大县。这个县丰旺家庭农场负责人于秀全刚刚退掉了三年前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的100多亩土地，目前还剩400余亩流转土地。“原来和农民签合同时说好了租5年，但今年实在是租不起了，没办法只好委托村支书挨家挨户做退地工作。”于秀全说。
但与此同时，在吉林省却有不少种粮大户继续扩大规模经营面积。吉林省公主岭市一个“大户”去年种了2700公顷玉米，今年他计划种1万公顷，支撑他跃进的就是效益。在他的账本里，因为“团购”，生产资料等投入低，每公顷种植成本仅3500元，而普通农民则普遍要7000元；在产出上，单产要高出附近农民10%以上，又是近2000元的效益；在质量上，他生产出的是一等、二等优质玉米，每公顷效益又能增加2000元。“一降两增”，他每公顷纯收入约4000元，甚至高于种自家责任田的“小农”。
不论“毁约弃耕”还是“蠢蠢欲动”，都离不开一个关键地租，它占了种粮大户的近半生产成本。地租问题应放在一个时间坐标系来看。以吉林省为例，十年前，地租约为3000元/公顷，随着国家连年实施玉米临储收购政策，玉米价格逐年提高，地租节节攀升，在2014年玉米“托底”价达到顶峰时，平均地租达到8000元/公顷，有的甚至达到1.5万元/公顷。在这一阶段，种粮大户疯狂“抢地”，一些“外行”也投身粮食生产。
事实上，流转的土地租金过高不是个案，全国各地的流转租金都呈现出上涨趋势，并且地区间的差异也非常大。从土流网发布的2016年《全国各省土地流转市场价格排名》报告中可以看到，目前在江西、湖南、安徽、新疆、辽宁等地区，土地流转的平均价格在300~600元/亩/年不等，600~1000元/亩/年区间内的有重庆、浙江、山东、广东、河南等地，而北京、上海、海南、天津、陕西、山西等地则流转价格比较高，多在1000~3000元/亩/年区间内。
河北廊坊绿园农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春华从1988年成立公司以来，已经在农资行业摸爬滚打了近30年。近几年，农资流通企业面临着竞争激烈、利润下降、赊销严重等难题，她也在积极思考转型的问题。对于土地流转和规模种植，她也曾反复思考和研究过，最终还是放弃了。
“规模化种植确实利于农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细算一下投入产出比，如果没有好的盈利项目而纯粹种植的话，在固安肯定行不通，因为土地的租金太高了。”杨春华表示，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河北省固安县的土地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平均每亩的租金已经到了1500元。种植大田作物的效益本身就比较低，在租金五六百元的前提下，去掉种子、肥料、农药、机械收种以及人工费用等，每亩能有一两百元的利润就已经非常好了。“1500元这个价格确实太高了，况且粮价始终很低迷，更让我们碰都不敢碰了。”杨春华说。
造成土地流转租金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推手恐怕是资本的炒作。自从土地流转政策推行以来，大量资本流入农业领域，但动机不纯者不在少数。他们有的为了拿到项目，有的为了政府补贴，有的甚至囤积居奇，赌一次机会。土地租金就这样被哄抬了起来，有价无市，而真正想做农业的企业再想拿到土地，必然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从而加大了营利风险。
“毁约弃耕”是市场自动调节的表现
从农业经济的角度看，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生产应能实现成本投入、科学管理和市场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叠加，最终提升效益，本不该亏损。然而，最近因为农产品价格的下行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确实有少数经营主体的经营出现了亏损，其中也有少数出现了退地现象。
但毁约弃耕并不意味着规模经营失去了优势。
事实上，对毁约弃耕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有些工商资本流转土地的投机色彩较重，“有实力争地、没能力种田”，这在前几年表现得更突出些，当时毁约弃耕的主体很多是工商资本。另一种是，由于前年和去年玉米价格持续走低，一些大户由于土地流转的租地成本高，因“种粮越多，赔钱越多”而退出经营。
这些年国家重视农业，出台了不少惠农政策，近年来更着力引导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但是，一些资本务农原本就不是为了规模化种粮，有的是为了圈地以后更改用途，有的是因为有国家补贴才进入；也有一些资本或大户确实是诚心种田，但忘记了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的“适度”两字，一味贪多贪快贪大，导致资金链紧张难以支付租金。
无论是投机种地还是真心务农，无论是工商资本还是传统大户，市场规律始终存在，他们都要面对农业的弱势和各种风险。与工商业不同，农业投资大、周期长、贷款难，属于“靠天吃饭”。近年来，随着农产品价格改革，农产品价格与国际接轨，尤其是玉米价格下降幅度很大，这打破了很多人“粮价会一直涨”的预期。
去年，取消东北玉米临储收购政策，玉米价格回落，吉林省的地租一度跌回十年前水平。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高强表示，种粮大户根据市场条件变化缩小经营规模，也有一些种粮大户在土地流转价格高位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从而出现“毁约弃耕”现象，这都是市场自动调节的表现。与此同时，一些地区也有种粮大户利用粮价和地租“双降”之机选择“逆势接盘”。无论是粮价低点的退租退耕，还是地价低点的扩大规模，都是市场竞争条件下自然选择的结果，是农民寻求最佳适度规模的必然过程。
事实上，适度规模经营也是由我国农户经营的基本情况决定的。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全国基线调查的基本大数据样本，我国农户农业经营的基本情况有如下特征：一是人多地少，农户分配土地数量较少，33.70%的家庭土地占有禀赋不足3亩，75.44%的家庭土地占有禀赋不足7亩，93.51%的家庭土地占有禀赋不足15亩。土地耕地资源紧张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走西方国家较大的家庭农场的道路，而是应该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道路。二是耕地资源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分布不均等。耕地资源分配不均匀决定了我国的农地政策不可能一刀切，也决定了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标准在各地应该存在明显的差异。三是我国土地流转比例虽然较之前已大幅度提高，但土地流转比例在全国存在明显的差异。
适度规模经营的最优区间范围
规模化种植不是无限制地规模化，在当前农村劳动力不足、劳动力价格攀升、规模化种植管理经验欠缺的现实情况下，“适度规模”是每个农业经营主体首先考虑的问题。
何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理解。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认为：适度规模经营来源于规模经济，指既有条件下适度扩大生产经营单位的规模，使得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配置趋于合理，以达到最佳经营效益的活动。适度规模的定义主要强调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华南农业大学李琴主持的关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课题组研究认为：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特征。课题组认为，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应是以家庭经营为主导的适度规模经营。
经过最低标准的测算，上述课题组发现：在平原类型的地区，基于农户种植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东北三省农户户均适度经营规模的最低标准为30亩左右，中部地区为23亩左右，西部地区为11亩左右。在丘陵地区，中部地区测算出农户户均最优耕地经营规模为24亩左右，在山地类型的地区，中部地区测算的农户户均最优耕地规模略小一些，为10~21亩左右。基于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的角度，课题组测算了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最高标准，结果显示：不管是在平原、丘陵地区还是山区，东北地区人均适度规模经营面积最高，为35~47亩；中部地区次之，为20~35亩；东部地区最低，人均15~19亩。如果按照家庭人均2.5个强劳动力计算，东北地区农户户均最优面积为88亩~117亩左右，中部地区为50~75亩，东部地区为40~48亩。在西部地区，农户适度规模经营依土地类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在西部平原地区，人均适度规模经营面积为33亩，而在丘陵地带和山区类型的地方，人均适度规模经营的面积分别为22亩和17亩。以户均2.5个强劳动力计算，最优农地经营面积为34~82.5亩。该课题组公布的结果认为，2010年我国75.44%的农户耕地占有禀赋不足7亩，93.51%的农户耕地占有禀赋不超过15亩，显然，农户离适度规模经营的最低标准仍有距离。
对于土地的实际经营者来说，这个问题就相对简单一些。
在查干新谷农场总经理张大志看来，“适度规模”就是有多少资金就种多少地，多大饭量就吃几碗干饭。
张大志的查干新谷农场坐落于吉林省松原市境内的查干湖畔，2013年8月，张大志用从乡政府和周围农户流转过来1800亩盐碱地在这里创建了查干新谷农场。经过两年的整地、引渠、土壤改造等措施后，2016年，查干新谷农场的第一批有机水稻已经上市。在种植水稻的同时，张大志还在稻田里养鱼、养蟹，志在打造种植养殖一体化的综合型农场。
在建农场前，张大志对于国家的土地流转政策已经充分了解，对经营的风险也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估。“前期投入非常大，有一定的风险，但从长远看，我觉得非常值。”张大志这样说。
张大志流转的盐碱地每亩租金1000元，承租期限30年。农场的前期改造包括引渠、修路、改良土壤等所有费用加起来共540万元，平均每亩3000元。对于这个价格，他觉得“可以承受，比较合理”。
查干新谷农场地处查干湖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环境优美，空气和土壤未受到污染，昼夜温差大，水稻的品质好，而且交通运输也非常便利。正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张大志最终选择了这里，并注册了商标，计划在数年内将自己的农场打造成无公害品牌大米的生产基地。目前整个农场共有职工12人，都是经验丰富的种植能手，负责农场的具体事务。他则通过网络、媒体等各种现代化方式进行销售渠道的拓展和开发。与此同时，为了抵御风险和帮助周边农户共同致富，他还联合了附近3000亩左右的合作社和农户加入稻米的品牌塑造。
2016年9月，查干新谷农场的第一批水稻上市，每亩500斤的产量虽然低了些，但平均10元/斤的售价还是让张大志看到了希望。况且，销售体系的建立和品牌影响力的提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需要一段较长的过程，他有信心支撑到黎明的那一天。
规模化种植仍有盈利空间
我国土地流转比例虽然较之以前已大幅度提高，但土地流转比例在全国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农地高禀赋地区，农地流转的比例相对更高一些，例如，青海、黑龙江、吉林，农地流转率在40%-60%之间，而在农地低禀赋地区，例如重庆、四川、广西等地区，农地流转率不超过15%。在农地禀赋较高的地方，通常在北方地区，随着农地规模的增加，农户并不倾向于转出土地，更多的农户选择要么自己耕种土地，或者转入土地进行适度规模经营。但是在土地禀赋较低的南方省份，农地禀赋的增加使得农户转出土地的意愿增强。由于南方地区人均分得土地较少，即使增加土地的分配，但依然无法突破土地规模太小的瓶颈，农户种地的意愿明显下降。
对于当前的规模化种植，北京迪智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博在做农资项目的时候也有所感悟。“种植大户越来越多，越来越成为种植业的中坚力量。”张博表示，“目前来看，很多种植大户大多数是由传统的农资经销商转型而来，在资金和经验上都不欠缺。虽然暂时面临各种困难导致利润率很低，但只要坚持住，规模化农业一定会给他们带来稳定、可观的利润。”
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亿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鄢和平多年前就开始研究规模化种植，并称之为“企业种地”。他在其著作《企业种地改变“三农”》中论述道，未来十数年内，农村绝大多数土地将由企业来种，而农民也将成为一种高级技术工种。
那么，规模化种植究竟能否盈利？至少在目前来说，三个方面必不可少。第一，提高机械化程度，剔除最不可控、最不稳定的人力劳动；第二，种植作物单一化，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第三，打造品牌，创建渠道，并保证销售渠道畅通、价格平稳。
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利农集团就是一家以农产品研发、标准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化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型国际化农业公司，并于2010年10月30日登陆美国纳斯达克。
利农集团把美国的规模农业和日本的精细农业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使种植实现了流水化作业。同样是以设施农业为主，与寿光等北方地区的高温大棚不同，利农集团采用的是面积更大、适应机械化作业的拱棚，人工成本大幅降低。种植基地的工人就像企业里的职工，拥有较高的职业化水平，生产效率也因此得到保证。
利农集团拥有强大的信息网络，在利农的福州总部，设有专门的信息部，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不同时间蔬菜价格的变化，以制定最合理的种植计划。利农的信息情报人员遍布全国主要的蔬菜批发市场主产区，同时还通过种子公司搜集不同时间不同种子的出售量，以预测市场未来的走向。
在这个基础上，利农集团在设施农业领域稳扎稳打。截至目前，其在国内的种植面积已超过3万亩，几乎所有产品都直供香港、欧洲等地区的商超。由于有稳定、高效的销售渠道，仅种植一项，每亩的纯利润超过5000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多种形式”和“适度”就是要把握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尺度，探索适度规模经营的新模式。要在不流转土地的前提下，发展土地股份合作、代耕代种、联耕联种等模式。农业规模经营决不仅只是集中土地，单个要素规模的大小并不能决定综合效益的高低。因此，工商资本也好、传统大户也好，不妨在盯着流转土地之外，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以服务的规模化补充土地的规模化。这是避免产生土地租金成本、提高农业效益的关键，也会是今后解决问题的最关键之举。
（注：CHARLS数据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导的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数据）
（本版文字统筹 张树良）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东方城乡报 2017年03月28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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