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传媒智库（以下简称“问”）：田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紫金传媒智库的专访。春节越来越近了，每逢此时都是中国人“乡愁”最浓的时刻，您能谈一谈您的乡愁吗？
田毅鹏（以下简称“答”）：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用一张我站在老家河南舞阳村口照的照片，作为我微信的头像。我把它作为我的微信头像，是有特殊意义和内涵的，这里面有我对故乡的一种憧憬，也有一种乡愁的情怀。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寻根，要追根溯源。
问：您在不少研究中都提到了中国乡村的过疏化、村落终结、村庄空心化等现象，这些现象也导致了一批“故乡丧失者”，是不是也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无处安放的乡愁”？
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古老的农业活动的国家，村落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来看“乡愁问题”，自然会产生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此外，我们要注意乡村的过疏化、空心化所描述的问题——在现代化城市化冲击之下村落的一种衰败现象。如何保持和激活乡村文明，是一个严重而紧迫的现代性问题。把这一空前的巨变与故乡、乡愁的话语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乡愁问题，理解乡愁发生的背景和实质。
我认为，从现在村落构成和乡愁发生主题的角度看，所谓乡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故乡的怀恋者，主要指游走于城乡之间的成年农民工群体。他们的身体虽然处在城市，但他们的一些重要关系、利益和生活的记忆，还都在留在农村。所以，由这一群体发出的“乡愁”是最真实的、最典型的。
第二种类型是故乡留守群体的“乡愁”。应该说就是老年群体、妇女儿童，他们真切地目睹和体验了乡村的衰败和变动。值得注意的是，留守群体乡愁的话语表达是在缺少对话者存在的前提之下发生的。因此，它的叙述是难以自然展开的。
第三种类型是所谓“故乡丧失者”，大部分是由那些新生代农民工构成的。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也没有真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甚至在记忆中亦未留下可资回忆的痕迹和资料，故他们基本上属于与乡土绝缘的一代：这些“故乡丧失者”实际上是作为社区关系以外的人群而存在的。故这里所说的“故乡丧失”实际上是双重丧失，即在乡村无有故乡，在城市亦无有归宿。即首先是对乡土意义的故乡的丧失；其次才是因城市社区的拒斥而难以融入。其结果很可能产生大量漂浮在社会上的“社会无根”群体。
问：中国农村凋敝现场近些年时常见诸报端，您自己是不是也有“故乡丧失”的感受？
答：在空前历史变局的背景之下，“故乡的丧失”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快速城镇化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流动，其中最典型的流动，就是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所以乡村人口的减少不可避免。这种变局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只要我们置身乡村，都会对这种变动有感受，它不是某些地域的特定问题。
问：在您看来，乡村过疏化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对策？其他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吗？
答：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其运行和发展也有其特殊的内在肌理。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一个变动前提的话，那么就一定会寻找出一些相应的对策。近年来，我主要关注日本20世纪60年代以来针对乡村过疏化的对策，这对于我们今天中国所面对的乡村过疏化问题，还是具有一定启示意义的。
第一个是所谓经济对策。既然乡村过疏地域衰败最主要的表现是经济凋敝，那么，各种过疏对策自然首先将政策目标指向了经济开发领域。试图通过招商引资，兴办企业等经济对策，以实现过疏地域的发展和振兴。如在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陆续推出的过疏对策中，“积极开发论”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希望通过建立企业，投入大型公共设施项目等方法，以扭转乡村衰落的事实。应该说，经济开发意义上的过疏对策在初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开发意义上的过疏对策的局限性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在：现代经济集中化、过密化发展趋向，使得企业的流向并不趋近于过疏地域，从而给过疏地域的经济振兴方略蒙上一层阴影；很多开发要求强烈的过疏化地域因其环境、资源、交通等方面的弱点，使其并不适合走经济开发之路；过疏地域劳动力的普遍缺乏。对于年轻人来说，无论过疏地域的公共设施如何整备，但那些没有工作场所的地方都不可能成为青年人的理想居所。
于是，20世纪晚期各国的过疏地域治理已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重视“内在的开发”，注意经济开发地方特色。其最具典型意义的事件是“一村一品”运动。“一村一品”是日本大分县知事首倡的一种过疏地域振兴活动，主要是指每一地域（町村）都运用其智慧，开发独具地方特色的产品。这些特色产品或者是古时流传下来的建筑旧居遗迹，可以是口耳相传的民谣，民间歌舞，也可以是地方出产的有形的土特物产，结果大获成功。“一村一品”运动实际上是在从外部引进企业已不可能的过疏地域，转而走向挖掘和激活地域传统内在资源、人才，凸显地域个性，以地域居民独具的智慧和理念创造出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产品，这是典型的内在的开发策略。
第二个是人口对策。因为过疏地域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就是人口的大量减少。这种减少不是一般意义的减少，而是年轻人大量外流。因此，设法留住年轻人，给年轻人创业的机会和发展的条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留住年轻人的同时，也要发挥老年人的作用，这就是人口对策。
第三个对策是文化对策。文化对策就是由过去注重物的开发，到现在重视精神价值的开发与重构，重视地域资源的开发利用。比如，对基于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而生发出的自然资源，以及基于地域历史发展进程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过去单纯的追求物的丰富性到追求文化的价值，并且将这种价值放大。
第四个对策是组织对策。发掘激活过疏化村落自治的传统，发挥村落精英的作用，加强村落组织的建设，增强乡村的凝聚力，以避免过疏的村落出现一种社会衰败的现象。
问：您刚才提到发挥精英的力量解决乡村过疏化问题，南大社会学院去年也参与了福建一都的“精准扶贫、建设美丽乡村”的项目，是希望借助城市精英的力量来改变乡村的衰败，您认为这个过程有哪些问题是需要注意的？
答：对于这个问题，我有这么几点思考。
第一，我们今天谈三农问题、农村问题时，一定不要单纯地局限于以农村来谈农村，必须放到城乡框架体系内统一思考。要将乡村问题放到城乡体系的框架内加以解决，必须在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观念。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建立在城乡不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的一套制度框架和关系体系。今天当我们打破了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之后，就应该建立起新的城乡关系理念，这就是要把城市的要素引入农村，把一种外在的、现代的、新的资源和力量纳入到农村的发展进程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建设意义的思路。
第二，在引进城市元素、资本下乡的过程中，需要认真把握一个限度。资本下乡、城市的元素进入乡村一方面可以激活乡村，给予乡村一定城市资源的冲击和激活；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一些城市元素覆盖乡村元素，甚至导致资本侵蚀、强制拆迁，让农民利益受损的情况发生。现在中国学术界关于资本下乡的争议非常激烈：反对派认为，资本下乡是对乡村的一次洗劫和冲击，而赞成派则认为这可以给乡村赋予现代活力，资源的投入会赋予乡村转型的必要条件。所以，如何在这两种争论之间实现超越，我认为把握城乡之间的互动的尺度和限度，包括制度的规制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简介：田毅鹏，祖籍河南舞阳，1963年1月生于吉林省吉林市。现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系主任，研究方向是理论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城市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史等。主要学术兼职有：第八届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社会工作硕士（MSW）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民政部城乡社区建设咨询专家，国家新世纪百千万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会副会长，吉林省社会学会副会长，吉林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社会学学科专家。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紫金传媒智库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