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广东东莞虎门为例
提要：乡村都市化，带来了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生计模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虎门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的巨变，同时，也正经历着深刻的文化转型。外资、亲缘与地缘社会网络、乡村精英、传统的发明、后集体时代的土地资源等曾是虎门乡村都市化的动力机制。都市化需要处理好统筹规划发展与各村自主发展的关系，解决好产业转型升级、新莞人的城市融入、后集体时代集体遗产的延续、乡村都市化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的问题。
一、相关概念的讨论与虎门的巨变
（一）乡村与城市：概念与现实
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1999:316)。他指出，中国基层社会“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与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一处居住的集团为单位”(费孝通，1999:318)。中国农村具有如下特征：乡土束缚、家族中心、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闭塞的空间、循环的地权、灌溉农业、有机循环、单一经济、复杂的政治结构等（刘创楚、杨庆堃，1989：71-75）。从传统意义的角度来看，乡村往往具有较为封闭、固定的地理空间，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生计模式，以亲缘关系为主要的社会交往纽带，建立在以家为核心的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另外，乡村还具有一套国家控制之外的民间整合模式，土地神、庙宇等成为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因素。徐红（2004）用“乡民社会”这个概念来指称古代中国以礼俗和宗法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形态模式，她认为社会价值观念的一元化与恒定化、社会成员主体意识的极端弱化、社会基层组织的门阀化和帮派化是这种“乡民社会”的主要特点。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席卷下，乡村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封闭式地理单元。“流动”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农村劳动力迁移，以及随后出现的“打工妹”、“打工仔”、“农民工”等称呼，无疑都表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动、联系日益密切。
周大鸣（1997）认为，与乡村相比，城市则是有着更加多元、开放特质的人类聚落，城市作为一个不同于乡村的聚合体，具有经济角色、政治角色、文化角色和流通角色四种职能。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城市的起源和发展，并展望了远景，在他看来，城市最终的任务是促进人们自觉地参加宇宙和历史的进程，通过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传递和技术的精通熟练，尤其是通过激动人心的表演，从而扩大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范围，这是历史上城市的最高职责（芒福德，2005：586）。城市（都市）作为一个现代话语，与中国古代“城市”不同，古代的城是指城墙，而市则是人们进行交易的场所。本文所说的城市与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或者经济学概念，还是一个更多考虑社会文化因素的概念，包括居民对于城市与乡村的感知与认同。人类学学者认为，“都市化并非简单地指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而是指城市与非城市之间的往来和联系越来越密切的过程”（Guldin,1992）。
（二）乡村都市化与虎门镇区巨变
周大鸣曾在1995年就乡村都市化的研究提出以下观点，“从珠江三角洲的乡村都市化实践来看，乡村都市化不是都市化的终结，而是都市化的开始”（周大鸣，1995）。借鉴前人的研究，笔者将城市与乡村相互影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接触后产生了一种整合的社会理想，既有农村文明，又有城市文明的成分的现象称之为“乡村都市化”。随着乡村都市化而来的是城乡差别的缩小，农村的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收入水平及结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等与城市逐渐接近、趋向同一。从人口来看，一方面是居住在都市中的人增加，另一方面是享有都市化生活方式的人增加；从空间来看，一方面是原有都市的扩展，另一方面是乡村的就地都市化；从过程看，经历着村的集镇化、乡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国际化这么几个阶段（周大鸣、郭正林，1996）。
乡村都市化是乡村在地都市化，是我国都市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在珠三角地区，广大乡村凭借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借助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通过多方渠道引进外资，在村内发展工业，创造了乡村都市化一个又一个奇迹。笔者认为，珠三角近四十年的都市化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村的集镇化，二是乡镇的市镇化，三是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四是大中城市的国际化。村的集镇化和乡镇的集镇化都可看作乡村都市化的类型（周大鸣，1997b：223）。
虎门位于东莞的西南面，在珠江入海口的东面，南面靠海，并与深圳宝安隔海相望，北接东莞厚街镇，面积约为178.5平方公里。虎门与中国近代历史紧密相关，境内有林则徐硝烟旧址、威远炮台、鸦片战争博物馆等。截至2013年，虎门镇辖30个社区，常住人口为64.42万人，户籍人口为13.06万人，2013年出生人口为5014人，出生率9.59‰（《虎门年鉴》编辑委员会，2014）。2014年，虎门全镇生产总值416亿元，同比增长7.9%，实际利用外资、合同利用外资分别为1.9亿美元、1.3亿美元（虎门镇人民政府，2015）。虎门企业和个体工业发达，以2013年为例，全镇新增企业和个体工商户5332户，总量达到50410户，增长11.8%（《虎门年鉴》编辑委员会，2014）。
虎门镇区旧时为太平镇所在地，虎门于1985年合并太平镇，形成现在的虎门镇辖区的大致范围。1978年，中国发生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的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工作上来。而在此之前的数月，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正式投产，该手袋厂就位于现在虎门镇区的则徐社区。而在1979年3月，中国农村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诞生于虎门人民公社管辖的龙眼村。“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利用外资的四种主要形式，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起步、腾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1981年虎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各村各生产队分田到户，农村劳动力得到解放，各村的“三来一补”企业、村集体企业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了90年代，汽车、商铺、饭馆、旅馆、KTV已经出现在镇上，这些村落已经具备一般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和条件。在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虎门的都市化发展迅猛，归结起来与“改革”、“三来一补”密切相关。
但是过度依赖“三来一补”企业产生了不少问题，在最近几年的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2008年后，整个珠三角地区开始转型，在“腾笼换鸟”广东在2008年开始实施“腾笼换鸟”政策，当时将近3万家加工贸易型企业，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聚集在东莞各镇、村。当时广东省同时实施“腾笼换鸟”与“双转移”，“双转移”指的是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虎门的产业结构转型中，时装、电商、物流成为新时期产业转型的关键。物流、服装行业的发展，推动了虎门电商行业走在全国乡镇的前列。根据《虎门服装电子商务调研报告》，目前虎门从事电子商务企业及个体约5000家，90%以上为服装类企业。在阿里巴巴1688平台上注册地在虎门的诚信通商家数量有3562家，超过90%为服装类企业，其中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的有523家，超过10亿元的有2家。同时，根据阿里巴巴提供的增长数据估算，2013年全镇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19亿元。2014年，虎门建设的中国电商产业园投入使用，并举办了首届虎门国际电商节。
虎门一方面要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另一方面还面临社会转型。与珠三角其他地区一样，如何解决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增强外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成为虎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此，笔者以新莞人的新型社区为例进行简要说明。自2007年起，“新莞人”成为劳动在东莞各地的数量庞大的城市新移民的新称谓。根据对虎门新莞人新型社区——民泰社区副书记的访谈，2009年，东莞市政府在南城、东城、虎门和樟木头等建有大量商业楼盘的地方试点成立新型社区——新莞人社区，虎门也在同年设立新型社区——民泰社区，负责接收新莞人落户虎门，解决户籍问题。民泰社区成立6年，目前社区共有3300人左右，根据楼盘所属的社区进行管辖，是服务性社区，不用交任何管理费用。民泰社区全由政府资助，没有社区自身的土地和物业，今年政府拨款40万元给民泰，帮助社区400多个小孩买医疗保险。另外，社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从政府其他部门抽调过来的。
2014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虎门成为撤镇设市设区的试点。从行政管理权限的角度来看，这为虎门迈向新型城市奠定了基础。总之，虎门从乡村到城市的都市化发展之路，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延伸和拓展。
二、村落的终结还是农民的终结？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以法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为背景，分析了欧洲乡村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变迁过程，在他看来，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正走向终结，即所谓的小农走向终结。孟德拉斯将农村从事家庭经营、以盈利和参与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家庭经营体看作一种“企业”（孟德拉斯，200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落的个数锐减。从1985年到2001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的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2001年一年，中国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比2000年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详见李培林，2004）。李培林通过对广州的石牌村、冼村等40多个城中村的调查研究，把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和故事提炼出来，并形成一个城中村的理想类型——羊城村，分析了村落走向终结过程中的变迁逻辑（李培林，2004）。
（一）龙眼：从中国第一家农村“三来一补”企业的诞生地到城市社区
龙眼村是我国农村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诞生地。而今，龙眼社区已成为一个具有都市特征的社区。在3平方公里范围内，生活着将近3千本地居民和超过3万的新莞人。2013年，社区和小组总收入过亿元，纯收入超过7千万元，拥有超过500家的企业，工农业总产值从1979年58.8万元提高到1993年的6500万元（李秀国，2015：68）。在1994年，整个龙眼村的纯利润达到4千万元，是1978年利润的1143倍（李秀国，2015：251）。
（二）南栅：村庄里的新莞人
在超过8平方公里的南栅村落范围内，生活着超过5万人的新莞人，他们分别在这个村里的6个工业区从事制衣、电子、塑胶、五金等工作。虽然在政府的层面上，新莞人的称号的提出是为了促进他们与本地人的融合，但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这些新莞人与本地村民依旧存在隔离状态，形成了新的“二元社区”，指的是珠三角外来工与本地居民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所形成的职业、收入、居住、地位等的差别，具体来说，即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在同一社区（如一个村落和集镇）外来人与本地人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致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构成所谓“二元”（周大鸣，2000）。骆腾（2009）以东莞增埗村为例，实证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都市化而产生的“二元社区”的形成过程，他指出外来工与本地人的关系，从开始的隔离渐变成了融合，但二元社区没有根本消除，并且新的历史时期产生了新的问题。
新的二元社区，更多的区别在于不同群体的文化认同问题。经过几十年的乡村都市化，南栅本地人通过土地等资源累积了大量的资本，他们日益意识到本土资源和自我认同的重要性，从股权固化到修村史，无不凸显出本地村民的认同强化与文化焦虑。在南栅的西头旧村等村落旧址，狭窄、破旧的老房子因为百余元甚至更低的月租价格而满足了大量的新莞人居住需求，这些区域已经形成了来自不同省份的新莞人聚居的社区。在这样的新莞人社区里，将会发生怎样的族群互动与文化触碰？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再造何以进行？将会形塑何种新的社区文化？在乡村都市化的推进中，这些社区又将面临怎样的转型？这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与研究。
（三）大宁：从村落自主到国家主导的都市化
大宁社区位于虎门镇东南方，东面挨着S358省道（原107国道），西北有广深珠高速公路出入口，占地面积5.5平方公里。全村共有3个自然村（大宁、博投、江门），包括6个居民小组，共有常住人口2827人，新莞人2.5万人。大宁社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名称发生了多次变化，从大宁大队、大宁管理区、大宁村到大宁社区。根据大宁村村史及对其原村支书的访谈，大宁村事实上，现在不论是社区干部还是普通村民或者是居住在大宁的新莞人，都依旧称呼大宁为“大宁村”。
“大宁村”（当时成为大宁大队）在1979年引进了虎门农村第二家“三来一补”企业——大宁毛织厂，开启了乡村工业化和乡村都市化的发展之路。在1985年前后，大宁为了解决农村农田劳动力和工厂用工的矛盾，将两千亩的水稻改了一千多亩为香蕉种植地，解放了村内大量劳动力，后来又继续开挖鱼塘，发展养殖业。在90年代初，大宁开始大规模地建设大板地工业区，并将大宁规划成生活区、工业区和农田区等不同区域，大板地工业区主要占用原来村民不愿耕种的、偏远的山坡地。通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大宁已经稳步走在了虎门乃至整个东莞地区乡村发展的前列。在改革开放初，大宁人就四处动员香港的大宁人回来投资，在1979年，大宁毛织厂落户大宁。
综观大宁自改革开放到2005年左右的乡村都市化，可以归结为是乡村自主发展阶段，大宁通过自身的土地资源、社会网络资源、村干部等实现了从乡村到城市社区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转变，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缺席了。但2005年“村改居”后，虎门各村基本实现党工委书记与社区居委会主任“一肩挑”，甚至党工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经济联社理事长“一肩挑”的格局，国家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强化。
三、动力与机制：虎门乡村都市化
在虎门乡村都市化的过程中，以下几个因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资。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资涌入整个珠三角地区，“三来一补”企业成为东莞乃至珠三角地区乡村都市化的资本积累。外资的流入改变了政府作为城市化主要推动者的传统模式，外资成为珠三角城市化的新动力，它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城镇化的积极性，创建了一种新的城市化模式，即“外向型城市化”（薛凤旋、杨春，1997）。
二是亲缘与地缘的社会网络。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亲缘与地缘的社会网络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研究都已经讨论过中国的企业借助宗族等传统组织和社会网络进行开拓市场、维持企业的正常运作。
三是村庄精英。作为村庄精英的村干部，在整个乡村都市化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自改革开放到2000年这段时期，包括村支书在内的村干部多为同一批核心干部，虽然村的称谓多次变革，但是村支书一直在发挥核心作用。
四是传统的发明与资源的动员。虎门镇大部分的村落为单姓村，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其他姓氏，而只是说某个姓氏人口数量为某个村人口的绝大多数。在乡村都市化的过程中，村里的老人组织力量修族谱，与其他同祖先的村落共同祭祖，邀请其他分支的人参加村内公共活动，传统被延续与再发明。。
五是后集体主义时代的土地与村落共同体。土地资源是珠三角从乡村转变为城市的重要资本。在虎门，不少村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出售土地获取发展集体经济的资金，但因为土地资源的有限性，这样的发展路径注定是不可持续的，这意味着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转型。大宁村是虎门所有村落中土地开发利用较好的一个村落。在20世纪90年代，各村都在通过土地换资金，将大片的农田开辟为工业区，而大宁村却将整个村落规划为多个功能区——住宅区、工业区、待开发区等，将难以耕种的坡地开辟为大板地工业区，由村集体统一建厂房，此后，村集体统一规划和统筹土地使用。土地的集中统筹，促进了一个共同体的延续、强化与更新，村落意识也更加强烈，让村内各项社会福利开支有了持续的保障，也给大宁带来更加长久的发展。
四、从农村到城市：文化转型
自1978年以来，虎门的地理景观、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变，正如杨庆堃所说的中国社会正从不变到巨变（刘创楚、杨庆堃，1989）。这与36年前笔者第一次来虎门所看到的景观千差万别，产生了强烈的“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30多年的乡村都市化，虎门经历了从乡村到都市的变迁历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文化的转型。文化机制作为社会转型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性逻辑，深刻影响着社会转型的方式，是社会转型的本质，而文化转型则以社会转型为动因和表征，实践着文明进程意义上的变迁（周大鸣，2013a：36-40）。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来说，现阶段是一个从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变的时期，这个转变的过程也成为从农业文明向都市文明转化的文化转型过程，相较于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是一个长期、隐蔽的过程（周大鸣，2013b）。赵旭东（2013）认为，在文化自觉观念引导下的中国意识的构建，成为当下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动力基础，文化转型首先是人对自然界态度的转变，即从对自然无所畏惧的探索和利用，转变到以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去思考人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文化转型必然要在人心或心态上去做文章。对于文化转型的内涵，他指出，“文化转型对于中国而言，首先意味着一种整体性的世界观念上的转变，即从由于追赶先进而定位于自身为后进的姿态中转换角色，从别人影响我们，开始转变为我们去影响别人；其次，当下中国的文化转型也意味着一种价值观念的转变；最后，是由社会连接方式的转变直接带来的一种主体意识的转变”。
具体来说，可以从生活方式、家庭婚姻、社会网络、多元族群文化共存、社会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公益六个方面来看乡村都市化过程中的文化转型。在生活方式上，包括衣、食、住、行、休闲娱乐等方面，都已经呈现都市的特点，产品的多样化、消费的便捷性、时空的压缩性、文化活动的丰富多彩等，与乡村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区别。
不同地域、国家、民族的人群聚集在都市，人群的流动不仅使社会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还带来了都市文化的变迁，多样性、多元性和包容性成为现代都市文化的特质。乡村社会历来有国家与民间两种社会整合机制，国家的整合机制主要是指国家行政体系的管理；民间的整合机制主要包括民间信仰、宗族体系等，也就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问题。在乡村都市化过程中，国家的力量日益渗透，正如大宁的乡村都市化从村落自主转变为国家主导，村落原有的文化体系在这种张力中复兴与转型，同时也会出现文化断层与文化真空，乡村社区的社会整合可能会出现问题。最后，在这剧烈的社会与文化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并没有完全消解，在某种程度呈现复兴、强化的趋势，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原样，而是与现代生活、商业与公益紧密相连。
五、走向何方？——城市转型的人类学视角
回溯虎门30多年的乡村都市化路程，在为此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化发展模式感到震惊的同时，也需要思索乡村都市化的未来。在这个转型节点，都市人类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切入。
一是产业升级转型。曾经举足轻重、为虎门乡村都市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三来一补”企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国内民营企业日益占据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在“腾笼换鸟”和“双转移”的宏观政策下，虎门该如何立足原有产业优势和地理区位因素以及人文环境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是当前所面临的关键择决。产业升级转型的同时，要理顺发展历程，要处理好产业转型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
二是要从“各自为政”到“统筹规划”的转变，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兼容的城市规划问题。包括虎门在内的珠三角地区，在30多年的乡村都市化过程中，以各村为发展主体。当时所有的规划、建设都是各村自行决定与实施，这一方面发挥了乡村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日益明显的缺少大区域视角的统筹规划问题，这给今后更深层次的都市化建设带来挑战。虽然村庄的内部规划较为完善比如大宁村，工业区、生活区等单独分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有了长远的规划；龙眼村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请技术人员制定了村落建设的远景规划。，但是从整个虎门来看，城市建设规划仍十分迫切与需要。目前要实现镇级层面的统一规划与建设，各村原有的规划与建设路径将会是最大的阻力。
三是城市新移民的社会治理与城市融合发展。《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市化。该规划对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做出了整体的规划，提出了不少新的思路与设想。对新移民的称谓从流动人口、外来工到农民工，再到新莞人的变化，显示出城市治理理念与都市环境的转变，“城市新移民”的概念与内涵已经日益被政府管理者和社会民众所认可。虎门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型，离不开城市新移民的劳动与建设。截至2013年，虎门64万的常住人口中有超过50万的非户籍人口。数量庞大的城市新移民群体，其城市融入必然会对社会秩序以及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要认识到城市新移民这一群体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包括投资经营性移民、体力劳动型移民、智力型移民等；另一方面，在宏观制度设计层面上要考量城市新移民的特点与现实需求，在微观层面上要重视都市族群文化的融合。
四是集体主义遗产的延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虎门所在的珠三角地区的不少乡村将20世纪80年代初分田到户的土地再集中起来统一规划和开发利用，而村民则依据集体的收入进行分红，这种现象即为新集体化。这种新集体化并不是人民公社集体化时代的复制，而是融合了全球化、都市化、现代化等因素的新时期的集体主义。笔者称之为集体主义遗产，主要指的是土地资源的集体占有与村落共同体的延续。不论是在大宁或者龙眼，村落的土地资源由村、小组集体统筹使用，土地的占有让村落集体拥有持续的经济收入，集体分红等社区福利日益增强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并强化“我村”与“他者”的区别与边界。从乡村转变为城市，这种集体主义文化并没有因为个体主义的发展而消失。
五是乡村都市化的文化遗产传统与创新。城市并不只是一个地理单元，还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心。虎门已经从乡村向城市转变，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乡村都市化的发展并不是终点，而是更高水平都市化发展的基石。30多年的乡村都市化，融合了虎门悠久的历史文化、国际化与现代化，虎门形成了具有独特性的城市文化。回溯乡村都市化发展历程，虎门传统的民间文化、百姓智慧与侨乡社会网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既要有乡村都市化文化遗产的延续，又要结合时代特色，吸纳多元文化，自我提升与创新。
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陈世眀）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社会学研究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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