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突破了农村社会的闭塞，为各孙新观念和新思潮的涌现创造了前提。近来已有一些研究文章指出，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形形色色思潮中，功利主义的腾播一时称最。它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心理的鲜明特征，流贯农民头脑的各种愿望、嗜好、信条、意向、理想等，都清楚地折现出这一点。
作者在一九八七年撰写的《功利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已经试图论证，两千多年来，功利主义思想并不比伦理原则”更受人轻视，它通过人们的日常社会活动和社会心理的途径，经久不变地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成为漫长历史的文化遗产之一。本文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续说，主要想讨论三个问题:(一)功利心态给当代农民群体带来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特点，(二)功利心态的盛行给农村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危害性，(三)中西功利学说的同源殊流以及当代中国农民功利心态的发展归向。
(一)
如果说，中国的农民群体长久地承受着重义贱利、清心寡欲等传统意识形态的外在压力和束缚，那么，追逐财富和物质利益则始终是他们内在的冲动。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这种内在冲动就会变得十分明显，并向凭藉行政权力而播化的传统说教进行公开挑战。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商品经济潮流汹涌而至。在农村，商品化的趋势则以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为起点，迅速延伸到其它各个领域。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动摇了建国四十年中确立起来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基石，促使人们对现实社会及个人意义产生新的见解，并重新寻找权衡和塑造衡量事物的客观尺度，重新谋求对新环境的适应。对此反应最敏锐的就是农民的心态。他们根据参与商品生产和商品市场的切身经历，感到追求个人利益并不与社会公共利益相悖，因为行为评价的基础并不在于它的动机如何，而取决于它所产生的效果；在社会交往中，根据自身利益行动以求自我需要和快乐的满足，正是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支柱；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要实现个人的快乐和彝，基本手段和有效途径就是要获得足够的金钱和财富，同时金钱占有的多寡也维系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这些认识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民功利心态的主要特征。
在这种功利心态的左右下，“文化大革命”中盛极一时的以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为核心的道德准则失去了威灵，被毫不犹豫地冷搁一边。农民们对舆论工具鼓励他们大力发财致富的宣传感到欢欣鼓舞。他们以追逐金钱财富和享受作为个人追求和生活目标，焕发出了极大的劳动热情。这种功利心态不仅成功地引发出当代农民的干劲，在客观上为打破物质生产的自给性、消费品分配的平均性、产品流通的封闭性以及消费的抑制性等自然经济的特征起了基本推动力的作用，同时也赋予了当代中国农民群体一些具有社会意义的特点。
首先功利心态使农民趋向于注重时间效率。
自近代中西接触以后人们对时间节奏的紧迫感己开始有所认识，但主要局限于沿海的一些城市，并且多半与政治、军事局势相维系。至于内地农业生产和社会活动的节奏，则依旧循着《礼记·月令》之类的传统季节记述缓慢地进行。八十年代以来，对时间节奏和效率的注重与追求，作为功利心态的派生物，迅速在广大乡村发展起来。处于商品经济潮流中的广大农民切身体会到，相同的经济行为和过程的重复时间，以及不同经济行为和过程的交替时间愈为加快和缩短，就愈为有利，在同一周期内，依靠勤奋劳作和有效管理，就可以完成超出常频的生产和流转，从而获得超出常频的利益。生产和流转的节奏越紧密，时间效率意识也就越增强。“时间就是金钱”，便是这种心态的形象概括。八十年代的农民已试图抛弃习于慢节奏、用节令来规范经济生产和社会活动的小农社会机制，向工业化的快节奏迈进。即便在偏僻的山区农村，我们也能看到这一趋向。有人曾对贵州遵义某生产队农民在一年中的时间利用结构作过具体分析，[1]从中可以发现，农民们除了以尽可能多的时间投入农业劳动外，还注意设法支出较少的农业劳动时间来换取较多的劳动产量，而每年在缺乏实际意义的迎来送往中空耗的时间也降低到最低限度。
其次，功利心态促使农民冲破狭小的生活范围，增广人际交往空间。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分散隔膜的家庭手工业和小农业的综合性家庭构成乡村社会的核心。所谓“家家守村业，白头不出门”。(白居易诗)人们的一切活动很九出自然村落的范围，交换和互济也是以区域狭小的集镇为中心。随着当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农民们已日益不满于完整而落后的自给自足水平。他们以财富收入的多寡来衡量功利心态的满足程度，期望通过增多商品交换的机会获取更多的金钱。于是，对金钱和财富的追逐化作对外在交换市场的关注，促使他们自觉打破狭小有限的村落范围和常年囿于一地的封闭状态，向城镇和都市迁伸。这样，随着活动和交往范围的不断增广，农民们的视野日益开阔，与外界交往的广度和密度也日趋增加，从而直接促成了城乡经济网络的萌生。
又次，功利心态培育了农民敢于冒风险的精神。
传统农业的生产者同时又身兼消费者，他们为满足白身消费需要的生产是十分确定的，因而无须担心产品的销售问题。但是，当农民成为商品生产者，便立即卷入了社会商品经济的旋涡中。商品经济的一个特点是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以及消费对象的不稳定。农民们甘愿参与其中，期望销售掉自己的产品以换取所需的金钱，他们承受了产品滞压或过剩的潜在危险，逐步适应商品经济那种波动起伏、风险丛生的生活。除此以外，我们从大量涌现的农村工人及各类专业户、重点户身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种为涉足新的领域和部门而敢于冒风险的精神。
最后一点，功利心态促使人情味趋于淡化。
不少农村地区在人际关系中曾经或多或少保存着的建立在宗法观念基础上的人情昧，在农民功利心态的迅速蔓延和强烈影响下，似乎变得不堪一击，很快地趋于淡化乃至消失。同村落的农民们那种往来密切、晨夕相处的人际关系逐渐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注重讲求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的互惠关系、交换关系，并日益成为社会人际关系的合理墓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类颇得人心的流行口号，也为此作了生动的注解。在互利取代人情的过程中，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譬如温州地区就出现了兄弟之间借钱也得付利息的情形。从中已经隐约可见资本主义“经挤人”的影子了。
(二)
商品经济孕育下的功利心态，以其所附生的经济力量和文化潮流，冲击着农村社会的恰性和既定价值观念，并给当代中国农民群体带来了一些富有历史意义的特点。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清醒地注意到，当代农民中盛行的功利心态，在不少方面起了阻碍现代化进程的作用，给当前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危害性。
一项平凡的道理是，在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里，只有保证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才有可能为工业和商业的兴旺提供坚实的基础，而农业正常发展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拥有足够的耕地面积。但是，由于功利心态的作祟，农民常常将这一浅显的常识抛置脑后，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应有的危害。我国的耕地面积共有14.8亿亩，仅占世界总数的7%；平均每人1.5亩，只占世界平均数5.5亩的27%。这一数字本来就是相当严峻的。然而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耕地面积却在原来极少耕田面积的基础上，’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跌。据悉，“六五”期间，全国耕地减少3688万亩，其中1985年净减少1500多万亩，[2]1987年则减少900多万亩。[3]以四川省为例，两年内全省非农业用地占去耕地达283万亩，相当于四个中等县的耕地。[4]而山西省在1983年至1986年间，非农业建设用地也达74万亩。[5]造成耕地锐减的严重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一些农民和农村干部只顾眼前利益，不珍惜土地而随意占用，他们以发家“致富”、“搞活经济”为借口，任意改变土地的用途，甚至非法出卖、出租耕地给非农业用户，或用耕地拉关系，将它作为与对方交换利益的本钱。四川省有的村庄就是靠出卖土地而每户都跻身“万元户，行列。不少地方因失去耕地而发生了农民口粮遗乏的困难。[6]
方兴未艾的农村造房热，不仅反映出当代农民的消费投入、道德文化、价值观念，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农民们对土地使用的功利心态。当农民手中有了钱以后，不是首先考虑对农业的扩大再生产，而是要寻找既能满足自我需要和快乐，又有保值效果的消费途径，于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在造房上。据统计，近八年间农村新建住宅49亿平方米。[7]农民造房标准越来越高，占地也越来越大，于是出现了乱占耕地的问题，有的农民即使手中无钱盖房子也要先占耕地。据1981年第6期《半月谈》载文计算，照这样的造房势头，到200O年全国就会丧失1.4亿亩的耕地！
在农村，无视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生产体系的建设所造成的损失也十分严重，它同样清晰地折现出农民急功近利的心态。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与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互相依托，构成了高效能的生态型农业，并保证了最高综合效益的取得。然而可悲的是，我国当前农村各业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其中固然不乏历史和自然的因素，但功利心态指导下的人为作用更不容忽视。这至少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畜牧业生产水平严重下降。据统计，1981年我国猪、羊、牛出栏数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5.8%、10.8%、15%，[9]其中耕牛的急剧下降尤为严重。以四川资阳县为例，六十至八十年代初，全县耕牛总数保持在22000头。自1981年开始大幅度减少，至1986年3月仅存6200头，比198。年下降了75%，并且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10]在农业机械化尚不发达的情形下，耕牛仍然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动力；而对于适应我国国情的有机农业来说，强大的畜牧业生产结构更是不可或缺的基础。目前耕牛的一再减少，已经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究其主要原因，恰恰是由于饲养耕牛经济效益低，农民因获利无几而不愿意继续饲养，于是造成了管理不善、随便贩卖和宰割的严重现象。
其二，对土地的无机投入片面增加。依靠化肥、农药等无机投入的支持而达到尽能可高的农产品总量，是现代化发展的特点之一，它在促成农业生产的进步之际，也带来了生态恶化这一根本弊端。我国的农业发展要克服这一弊端，就必须尽量以足够多的有机肥和完善的防治体系来维持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但是许多农民却出于对眼前经济利益的考虑，期望通过单纯增加对土地的无机投入，在短时期内达到尽可能高的农产量。他们对每亩耕地的化肥投入量在逐年上升。[11]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冲刺，造成了土壤肥力下降，地力衰退的后果。如东北三江平原地区开垦初期，土壤有机质为6一n%，现在已降到3一5%。黄淮海地区有近一半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在1%以下。[12]急功近利的举动常常使人们忘了这样一条真理:“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13]
其三，森林面积大量减少。据报道，我国的森林以每年一亿立方米的数量被吞噬，国有林区的蓄集量近十年来已减少28.1%，集休林区蓄集量在300万立方米的林区重点县，已减少了近一半。到本世纪末，大部分林区将不能提供商品材。导致这一情形的并非天灾，而是人祸。许多林农出于“要想富，多砍树”的信念，盲目地乱砍乱伐，使大片的绿色国土变成了荒山秃岭。湖南就出现过几个乡的农民在乡政府支持下，一夜间哄抢1000多亩国有林恶性事件。[14]仅以农村中重新掀起的修造墓穴之风为例，一年中就有近五十万立方米的木材白白地与死人一道被埋葬。这种滥伐森林的现象，使我国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据了解，由于植被遭到破坏，我国每年流失表土约50亿吨，相当于全国耕地每年流失一厘米厚的肥沃表土，也相当于平均每年毁坏600万亩耕地的肥沃上层。
除了上述对农村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性和危害作用，当代农民的功利心态也给农村的科学文化、思想道德的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少弊端。
以科技、教育在农村的遭遇为例。如果说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没有超出中古型的经验性阶段，是由于在功利心态支配下，抽象的理论研究被搁置一边，科技仅仅成了满足实际物质需要的手段；那么，这种对待科技的功利心态今天同样存在。它表现为除那些可以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的科技知识颇受重视外，其他则受冷落。即便是农业科技知识，在农民眼中，也仅仅是达到发财致富的工具，“要想富，学技术”这句新谚语简洁地表明了农民的这种心态。我们固然可以将此视为与温饱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力发展的动因，是隐藏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背后的动力源；但是这种见解毕竟是非常肤浅沟，并且会给农村的科技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对于乡村教育，农民更是抱着强烈的功利态度。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并不是能够直接显现出来的，农民因而对此缺乏热情。他们认为要想致富，还得靠经验和运气，并不需要良好的文化知识，书读多了反而会变得迂里迂气。因此象“送子读书，不如带子赶墟”那样的看法在农村比较流行。在这种心态背景下，出现家庭乡镇工业冲击农村教育的情形便不足为怪了。这几年中，普遍出现了流生现象，许多中小学生都离开课堂，抛掉学业，去当贩子、当童工挣钱。这一流生日益增多的趋势仍在上升。
目前农村流行的婚姻、生育观，也反映出相同的功利色彩。这种功利性，表现为农民仍然沿续了古老的社会传统，将婚姻仅仅视作延续生命的需要，自然地使农民们形成了“早婚早育”的思想。因为在农村社会生产水平还比较低的条件下，家庭的劳动力直接决定着生产成效。因而农民牢固的信念就是“多子多福”、“早插秧子早打谷，早生儿子早享福。”据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早婚在我国各地区仍然存在，人数达442万以上，占同年龄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二。在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功利心态驱使下，许多农民对国家的人口政策置若周闻，依旧坚持“多生儿多享福”的信条，使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严重失控的严峻态势。以1986年为例，全国二胎数为429万人，三胎以上数为116万少、，分别占当年新生儿总数的26.91%和7.28%，并且绝大多数都出现在农村地区。[15]
各种腐朽的旧习俗和迷信活动在当前农村各地区又有所重现和泛滥，农民的功利心态在此无疑起了推动作用。修建葬坟、占卜、看相、算命、堪舆、打酿、拜忏等对超自然、超人间神秘境界和神秘力量的迷信活动，集资修建“土地庙”、“观音庙”、“关圣庙”、“龙王庙”，设神位、雕菩萨、立牌位等等到处出现。这些五花八门的迷信习俗，表明功利心态与蒙昧相结合，正严重地侵蚀着农民的身心健康，污染了农村社会的风气。
以上所述，不难看到农民功利心态的恶性发展，不仅严重腐蚀了农民的心灵，也使农村的社会风气受到污染。如果不对此实行有效的引导和纠正，妥在农村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十分困难的。
(三)
历史现象与进程在特定阶段中的重演，往往会掩盖其中存在着的内在差异。欧洲在从封建社会迈向近代化国家之际，功利主义以及人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等迅速兴起，成为近代西方文化的主流；许多启蒙思想家高扬功利原则，为扫除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障碍奠定了思想基础。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行程，虽然在形式上重复了这一情形，然而在中西功利主义学说的发展背景及价值取向上却存在着相歧之处。
在农耕世界孕育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过程中，欧洲社会出现了一系列为传统农本社会前所未有而义相形见细的崭新的社会现象。人们出于获利的欲望和对营利、金钱的追求，依靠勤奋不断更新生产工具和增进效果，以保证在生产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从而给新生的工业社会带米了生产节奏紧密、时间感增强、计数精确、不断机械化和不断追求工效等普遍特征。[16]为近代工业社会作前奏的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对此加以礼赞之际，从道德与经济利益相维系的立场，揭示了功利主义的一个著名观点，即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只考虑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并没有帮助别人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动机；只是经过竞争原则的自然平衡和调节，才产生彼此间的协作和帮助，消除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对立。继斯密之后，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边沁和约翰·穆勒也分别提出了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及依据外部舆论的裁定提倡适度的快乐的见解。这种功利主义思想一方面激发了对无穷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鼓励资本主义“经济人”实行最大限度的内外盘剥和掠夺；另方面也强调了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同等重要和不可偏废性。而各种规章法律和资本主义的法治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个人贪欲的无限膨胀和扩张起了一种抑制或缓解的作用。然而，我国的这种功利心态结构与西方近代的功利主义思想有所不同。这一情形在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身上就明显地反映出来。他虽然第一个向中国人全面介绍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却又将功利学说与利己主义思想混为一谈，认为先秦时代杨朱利己主义的“为我”之教与近代功利学说互相吻合。不幸的是，我国的农民们长期以来恰恰也持如是观，将功利主义的自利性这一端片面地推向极致，而无视功利主义也强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上节所概述的种种弊病和危害，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认识的严重后果。中西社会的功利主义观念可以说是同源而殊流。
造成当代中国农民功利心态结构偏颇的原因固然很多，如政策上的偏差、法治观念，淡薄等等，然而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应当在于农民文化素质低下造成的愚昧性。当代中国农民的智力程度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农民，甚至不及某些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智力水平。最近的人口普查公报报道，全国目前共有文盲、半文盲2.38亿(其中青少年为1.4亿)。[17]据农区村点调查，在97900个农村劳动力当中，文盲占27.4%，小学生占39.6%，初中占25.8%，高中占6.5%，中专占0.4%，大专占0.02%。山区、牧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农民中文盲所占比例更大。云南调查的8个村408个农户的劳动力中，文盲占50.4%，青海调查的316个农户的劳动力中，文盲占58%，而甘肃临夏县一个村的713个劳动力中，文盲比例竟高达84.3%。[18]
目前农民功利心态的那种极端偏颇性则无疑应当予以纠正和批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唯一切实可靠的途径就是在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和加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重点开发农村的教育事业。因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广大农民的心理素质提高到先进的水平，使农民对新的社会生产力具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开拓视野和胸襟，更新观念，以健康的心灵投身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发展教育事业并非易事，它除了会受到各种具体物质条件和限制，还会遇到愚昧落后的习惯势力的阻碍。应当充分估计到这一困难，并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和录象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有效作用，充分发挥大众教育的潜移默化的效应，使农民大众尽快走出愚昧，迈入新的时代洪流之中。
农民群体的功利心态是历史地形成的，因此对它的纠正与克服无疑也需要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农村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盖系乎此；中国的现代化行程能否正常发展，亦系乎此。
注释：略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复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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