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有了两免一补这些农村孩子为何还弃学？
摘要：未成年人自愿弃学、被迫就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能否在9年义务教育之后，顺利进入高中或职高就读存在担忧。因为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无法保证，导致了农村家庭对9年义务教育参与率的下降，贫困家庭出于经济能力的考虑，被迫提前结束让子女接受充分教育的机会。
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表示，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的精准帮扶力度，在2020年前实现现行标准下57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使7亿多人摆脱贫困，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随着经济增长的扶贫效应日益下降，剩余贫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更为分散，传统的以地区基础的扶贫瞄准机制，其成效越来越受到限制，这使得我们进一步削减农村贫困的努力面临重大的挑战。
上海财经大学第八次“千村调查”表明，农村家庭的贫困与教育水平较低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已全面推行9年义务教育制度。2006年的义务教育改革，又针对农村地区推行了“两免一补”的政策，取消农村学生的学杂费和书本费，并为贫困在校生提供生活补助，以此来普及农村小学和初中教育。按理说，免费义务教育能减少家庭的教育支出，消除学龄儿童辍学失学的现象。然而，调查中却发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仍不容乐观，有83%的贫困人口其家庭成年人所受的教育年限不到9年，接近一半的贫困家庭中的所有成员最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从扶贫开发的角度来看，农村贫困家庭的教育水平已成为制约我国各项扶贫措施产生积极效果的瓶颈。
受调查的农户中，超过三分之一家庭所有成员都没有高中或以上学历
近年来，我国高中毛入学率已超过80%，但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居民能够接受高中或更高水平教育的人口比例明显偏低。上海财经大学第八次“千村调查”共走访农户2万余户，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地区除外），231个地级市，719个县和1179个行政村。本次调查中，有13365个农村家庭提供了教育水平的信息，数据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户，家庭所有成员都没有高中或以上学历。在最高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的农村家庭中，西部地区占了36%以上，同时西部地区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村家庭仅为18.5%，而东部地区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村家庭占了51%以上。
1、越是贫困的家庭，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越低
调查数据显示，农民的受教育情况与其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密切的联系，在农村贫困家庭（包括贫困户和特困户）中，约80%的农户，其家庭成员的最高学历为初中甚至更低。特别是在特困户中，约50%的家庭所有成员只是刚刚读完甚至没有读完小学。在所有贫困家庭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家庭比例只有16.5%。而脱离贫困的家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相对较低，只占25%，高中以上的占比超过35%。显然，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在逐步提高。
农村学历人口的家庭分布。
2、学校合并现象突出，农村教育的隐形成本正在上升
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免除学杂费的政策，有效地减少了农村家庭的支出负担，但在贫困学生的食宿补贴方面，各地存在标准不一的情况，而且受制于县一级政府的财力。此外，在校学习还需要支付其他的直接成本，比如练习本和纸张、计算机、电话费、交通费等。在调查中发现，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许多农村的中小学学生人数减少，学校合并的现象十分突出，单位成本高的学校被关闭，教师和学生被转移到规模更大的学校。学校集中化的政策不但影响了农村学校的数量和质量，还增加了学生就读的成本，交通费、住宿费和伙食费都较以前大幅提高。如果学校离家里距离较远，学生就必须住校，或者家长在镇上租房子陪读，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农村教育的成本。
3、高中阶段的教育成本制约了农户对基础教育的参与程度
当农村孩子的年龄大到足以作为劳动力来使用时，在校读书的机会成本就会上升，即使有免费提供教育的扶持措施，其吸引力也会下降，贫困家庭往往迫于当前的生计，不鼓励或者放弃了对子女未来教育的投入。根据本次调查的数据，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认为日常消费是家庭最大开支的家庭比例从52%下降为37%；同时教育支出占比逐步上升。特别是一到高中阶段，家庭的教育开支就明显上升，有15.76%的农户认为教育开支是其最大的家庭支出。因此农村高中教育的入学率大大低于初中，并且越是贫困家庭，入学率越低。因为到了高中（或职业技术学校）阶段，子女教育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就更为明显。通过与农户的访谈发现，未成年人自愿弃学、被迫就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能否在9年义务教育之后，顺利进入高中或职高就读存在担忧。因为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无法保证，导致了农村家庭对9年义务教育参与率的下降，贫困家庭出于经济能力的考虑，被迫提前结束让子女接受充分教育的机会。
农民受教育程度已成为影响其收入的重要因素
1、外出务工是农户脱贫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返贫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大
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我国农村家庭的收入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收入来源日益多样，非农收入的占比逐步上升。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户的收入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但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家庭中，农业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有较大的差异。非农收入成为影响农户富裕程度的主要因素，完全脱贫家庭的人均收入最高，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还不及其总收入的30%，而特困户的收入中，有61%来自农业生产。
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收入减少的一个原因是我国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耕不再是唯一的生产方式，养殖、经商和农村服务业的收入对农民有更高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以农民工的身份外出务工。在本次调查中，对于脱贫户来说，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占比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农户，这说明外出务工是农户脱贫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一旦缺乏务工机会，该类农户返贫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大。
2、劳动力不足不再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非农收入高低取决于受教育水平
农村贫困家庭的主要资产，就是其自身拥有的劳动力。调查发现，农村贫困家庭的平均常住人口近6.6人，而脱贫家庭的平均常住人口为4.1人，贫困家庭的规模要大于非贫困家庭，而且贫困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所占比例略高。这说明劳动力不足并不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农村家庭收入差别的关键，来自其劳动报酬的不同。报酬更高的就业机会，往往与劳动力已有的教育程度有密切的关系。
调查表明，对农村贫困家庭（含特困户）来说，如果所有家庭成员都没有接受过初中教育，则其家庭的非农收入占比低于30%，而如果家庭成员中有大专以上学历，则其家庭的非农收入占比会超过50%。因为接受过较多教育的农民，视野和见识相对开阔，更容易从事农耕以外的经济活动，更容易获得外出务工的机会，更容易在劳务输出地找到长期的工作岗位，更容易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获取更高的收入，也就更容易使家庭摆脱贫困。
非农收入占比在不同学历水平家庭中的分布。
以教育作为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提高农村扶贫的效果
1、进一步延长教育时间，适时过渡到在农村地区推行十二年免费义务教育
对农村居民而言，虽然子女教育能够增加家庭的未来收入，但是贫困农户对于教育成本的增加更为敏感，更有可能因为生计而让子女辍学。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应改变传统的以区域为主（包括贫困县和贫困村）的瞄准机制，在精准识别、建档立卡工作中，重点关注贫困农户教育水平，资金投向应以家庭瞄准（贫困户）甚至家庭成员（残疾人、学龄人口等）为主要方向，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我国，虽然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有效地降低了农村文盲人口的比例，但考虑到约80%的农村贫困人口只具有初中及以下的文化程度，要使农村贫困人口外出务工或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从而获得较高报酬，还需要加强对农村人口初中毕业后的教育。考不上高中或缺乏后续的教育机会，导致初中辍学率居高不下，这反过来严重影响九年义务教育的巩固。从精准扶贫的角度，解决农村贫困现象的一个必要举措，就是进一步延长教育时间，可考虑率先在农村地区针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的学生，免除其高中阶段的学杂费，并适时过渡到在农村地区推行十二年免费义务教育，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村人口的就业竞争力和劳动报酬，阻隔贫困的代际传递，巩固扶贫的成效。
2、进一步加大普通高校农村贫困家庭招生专项计划
我国自2012年起，面向680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实施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单报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线。最初计划“十二五”期间，每年在全国招生计划中专门安排1万名左右农村贫困地区专项计划。近年来，在执行过程中计划人数逐年上升，2014年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扩大至5万名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教育差别，但是，与全国招生规模相比，这一数额仍然十分微小。例如，2015年，高考录取人数700万人，农村贫困专项计划占比为0.7%，远远低于2%的理想水平。
因此，一方面，要尽快加大农村贫困家庭招生专项计划的规模，力争在“十三五”期间，达到全国招生计划的2%。另一方面，在招生过程中，将原来贫困地区的瞄准方法，改为精确瞄准至建档立卡的农村贫困家庭。通过专项计划的实施，增加贫困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促进教育公平，在此基础上引导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健康发展。以此为前提，鼓励学生毕业后回贫困地区就业创业和服务，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3、应扩大教育扶贫贷款力度，提高普惠金融的范围
通过分析农户的贷款需求，我们发现，不同收入家庭的贷款用途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收入越低，对助学贷款的需求就越明显，例如特困户的贷款用途中，助学贷款占比高达42.5%，而脱贫户用于助学贷款比重只有10.67%。因此，教育贷款在扶贫过程中的作用，应当得到重视。
我国现有的教育资金支持体系具有“两高一低”的明显特征，即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主要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在大专以上教育阶段，家庭支持的不足可以通过助学贷款来解决。但是对于高中阶段，贫困家庭财力不足，社会能够提供的财务支持也十分有限。因此，出于精准扶贫的需要，有必要将助学贷款向下延升至高中阶段，缓解贫困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入不足的困境。教育扶贫贷款的利息，采用优惠利率，再由政府加以贴息。教育扶贫贷款的偿还，应由获得贷款的学生毕业获取收入后来承担。教育扶贫贷款能更好地激发农村贫困家庭通过教育贷款提高子女教育水平的动机，对于农村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
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上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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