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农村居民大量的煤炭消费是引起二氧化碳和其它有害物质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各地区煤炭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气候条件的不同则是产生各地煤炭消费差异的原因。因此，为保障我国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减少因煤炭消费引起的本地及周边地区的空气污染，我们必须及时抑制其煤炭消费持续增长的态势。
作为人口大国，能源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非可再生能源的过度开采、能源消费的结构失衡、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环境污染以及资源匮乏等问题无不危害着环境甚至威胁经济发展，同时也不符合我国所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虽然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能源使用效率、可再生能源发展、碳排放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并承诺于2020年之前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45%，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减排形势仍不容乐观。目前，我国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已经超过60亿吨，几乎是1994年的2.15倍。不仅如此，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规模也已于2007年跃居全球第一位。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关数据，近十年，在我国一次能源的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消费占比始终最高，平均达到69%，而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和风能的平均消费占比仅分别为19%、4%和8%。相比之下，世界总煤炭消耗量仅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耗量的不到30%，而美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这一比重甚至还不到25%。
除二氧化碳外，燃烧煤炭产生的另一种大气污染物就是二氧化硫。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4年上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指标公报》，2014年上半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1037.2万吨，居全球第一位。我国的煤炭在使用过程中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以2012年为例，因煤消费产生的一次PM2.5、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占中国污染物排放总量的62%、93%和70%。可以说，煤炭消费是目前我国雾霾形成的重要因素。
另外，因煤炭开采所导致的土地资源破坏、地下水资源污染、矿井瓦斯和矸石山自燃排放的有毒气体，以及因原煤入洗对土壤植被及河流水系的污染等均对脆弱的环境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如何在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有效减少对煤炭的消费是摆在我国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我国煤炭消费的主体来自工业，因此大量的研究集中于此，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我国居民家庭用煤。实际上，居民家庭是我国煤炭消费的第二大主体，特别是农村家庭。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减少居民家庭用煤，尤其是降低农村地区居民煤炭的消费水平，那么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由煤炭消费带来的环境污染压力。
我国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状况
基于2001-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能源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2000至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的总体状况以及2005年和2013年部分省市农村居民用煤情况。
2000至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的总体状况
第一，居民煤炭消费从2000年的8456.96万吨持续增加至2013年的9289.83万吨。其中，城镇居民的煤炭消费总量却下降了近50%。导致居民煤炭消费总量增加的关键原因是农村居民的煤炭消费在2000年较高水平的基础上增加了40%多。
第二，伴随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居民的煤炭消费量在2004年达到高峰后，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同时由于城镇居民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煤炭消费量不到2000年的三分之一。
第三， 2000年至2013年农村人口比重下降了17.5%，且从2011年开始农村人口绝对数低于城镇，但是同期农村居民煤炭消费却稳步增长。这一结果最终导致城乡之间人均煤炭消费量的差距愈来愈大。2013年农村居民的煤炭消费量占全部居民煤炭消费量的84.3%，人均煤炭消费量是城镇居民的6倍多。
上述现象足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农村居民煤炭人均消费量不仅持续居高不下，而且呈稳定的上升态势，按此趋势我国未来的减排压力也会持续增加。
探索引起农村居民人均煤炭消费量持续上升的原因，可以发现，这一现象的产生其实是农村居民收入与家庭能源结构之间互动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居民的收入仅仅能够维持温饱，家庭能源消费来源主要是未加工的植物燃料（秸秆、稻草以及树木等）。这些未经加工的植物燃料获取不需要支付货币购买，而农村劳动力成本又十分低廉，因此在收入预算的约束下，农村居民主要通过自己收集这些植物燃料来满足自己对能源的基本需求。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加上植物燃料存在的诸多不足（燃烧热量不足、持续时间不长等），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煤、电、气开始逐步进入农村家庭。由于农村用电成本很高（主要为供电成本比城镇高以及日常维护管理不足造成）、农村煤气管道铺设成本远大于城市、液化气供应点不足、风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的投入成本较大，加之农村居民预算的约束，煤炭成为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首选。因此，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煤炭需求量越来越大，并且煤炭的品种也在发生变化，过去的有烟煤正在被无烟煤以及其它类型的清洁煤替代，煤炭依然是20世纪90年代农村家庭能源的主要来源。
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也刺激了农村居民对电、气的需求量的增长，导致能源消费总量大幅上升。2000年以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如果把家庭用煤折算成标准煤，同时按发电煤耗计算法计算，那么2013年农村家庭能源消费量是2000年的2.76倍。虽然农村煤炭消费占农村总能源消费的比重从2000年的57%下降至2013年的31%，农村家庭能源的构成情况也已经发生变化，但是对煤炭的需求量仍呈上升趋势，农村人均煤炭消费量不断提高，对煤炭依赖的情形依然没有彻底改变。
2005年和2013年我国部分省市农村煤炭消费状况
为了方便我们理解目前农村居民煤炭消费的总体状况，我们根据年鉴的数据，得到2005年和2013年我国部分省市农村居民煤炭消费总量和人均煤炭消费量（见表1，P44-45）。
表1显示，我国2005年和2013年省际间农村人均煤炭消费量存在显著差异。如果我们以每年人均消费200千克为标准，那么2005年和2013年均有7个省市超过此标准，这些省市主要为冬季较为寒冷或者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2005年人均煤炭消费前三的省市分别是北京、贵州和山西；2013年人均煤炭消费前三的省市分别是北京、山西和河北，人均煤炭消费量最高的地区始终是北京。从煤炭消费总量来看，2005年煤炭消费总量超过500万吨的省份分别为：河北、山西、河南、湖南和贵州；2013年消费总量超过500万吨的省份为：河北、山西和贵州，其中河北和山西农村居民煤炭的消费总量超过2000万吨。无论从人均水平还是消费总量来看，华北地区煤炭消费量在此期间都有明显的增长。北京长期的雾霾天气显然与此有关，然而这一现象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从人均煤炭消费量来看，南方热带地区，如广东、广西和海南，以及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和浙江，农村居民煤炭消费量都很低。通过对比人均消费量的差异，不难看出产生省际间农村居民煤炭消费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气候条件的不同，当然获得煤炭的方便程度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山西、河北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但是离产煤地区不远，并且冬季较冷，农村地区有烧火炕的习惯，因此煤炭消费主要集中在冬季。贵州六盘水出产煤炭，并且贵州农村经济比较落后，加之冬天较冷，所以人均煤炭消费也较多。与此相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加上冬季不太寒冷，人均煤耗很低。海南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但气候炎热，离煤炭产区较远，所以几乎没有煤炭消费。
通过上述对农村居民煤炭消费情况的研究，我们认为农村居民大量的煤炭消费是引起二氧化碳和其它有害物质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各地区煤炭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气候条件的不同则是产生各地煤炭消费差异的原因。因此，为保障我国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减少因煤炭消费引起的本地及周边地区的空气污染，我们必须及时抑制其煤炭消费持续增长的态势。
减少居民煤炭消费的对策建议
首先，从源头上保证市场上销售的煤炭均已在出厂前进行过环保方面的深加工。一方面，加快对小煤窑和小煤矿关停并转的节奏。相关部委应承担起监督、管理和处罚的责任，切断地方政府与此相关的灰色利益链条，坚决打击其中存在的违纪腐败和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政府要制定相关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那些对原煤进行环保方面深加工的企业。通过上述措施杜绝各种劣质煤炭流向农村家庭。
其次，由于能源污染属于公害品，政府应将农村基本生活能源的提供作为准公共产品，以改善农村家庭的能源结构，减少污染的排放。如前所述，农村能源结构的转变主要与农村居民的能源预算相关。若想减少农村居民的煤炭消费量，必须改变现行农村电价过高的情况，强化农村电网的投资和管理，最终降低农村家庭的电价。此外，还可以通过实施阶梯电价，确保农村居民基本生活的用电成本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同时，政府应在农村地区大力推广清洁能源和节能产品，降低能源使用成本和有害物的排放。对农村人口密集且居住集中的地区，要充分考虑管道煤气建设的可能性；对人口居住比较分散的地区，要仔细研究液化气供应网点的布局并确保质量和安全。对部分农村居民自己投资使用新型能源要给予财政补贴，确保其成本不高于使用传统能源，特别要鼓励农村家庭使用废弃秸秆作为生物能源。
再次，我国农村各地区社会经济差距较大，自然条件也不尽相同，对不同地区要采取不同的政策。例如，改善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问题，重点是改善河北和山西农村的能源消费结构。为此，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加大“煤改电”以及“煤改气”的力度，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大幅降低煤炭消费量。对于青海、甘肃以及贵州地区，要坚决杜绝各种劣质煤流向农村。同时，降低其它能源的价格以改变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费结构。另外，还要积极拓展其它能源的使用途径，如贵州省可以通过加大水利资源的利用，减少对煤炭的消费。
最后，确保农村“五保户”和“低保户”不会因收入不足而无法使用清洁能源。毕竟一个冬季用有烟煤和无烟煤烧炕的成本相差大约1000元，这对于贫困家庭还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使用劣质煤，不仅污染了环境，而且对家庭成员的健康构成了威胁，会使他们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在“五保”和“低保”管理办法中，需要将清洁能源消费纳入对这些家庭的补贴中。特别是冬季寒冷的地区，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
（本文作者：陈建东 吴茵茵 宋马林，分别为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安徽财经大学教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人民论坛网 2016-08-30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