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世界上唯一值得你为它奉献，值得为它奋斗、牺牲的事物，因为它是唯一永存的东西。”这是著名文学作品《飘》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的确，土地对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都非常重要，不同的土地制度也塑造了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方向。古代中国虽然一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中国却未能率先通过工业革命进入现代化。
对于工业革命发生学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土地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思考维度。
一、作为现代化先声的“圈地运动”
现代工业需要土地，这就是历史上“圈地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
英国的“圈地运动”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随着纺织业的繁荣，羊毛需求量陡增，农户们自己开始协商重新划分土地，将小条田转化为更为集聚的大土地。
第二阶段在18世纪，这一阶段的圈地运动得到了国会在制度上的支持，由国会对土地进行确权。因为有议会的立法、协商等一整套程序，第二次圈地运动没有那么剑拔弩张，但是却盛况空前，到19世纪圈地运动进入尾声的时候，英国基本已经不存在无主荒地。
英国圈地运动前后，英国的农民经历了一个分化的过程。一方面，富裕的佃农（Yeoman）渐渐成为地方士绅，他们参与圈地运动，并借此渐渐跻身小资产者乃至上流社会。另一方面，较为贫穷的公簿持有农、租地持有农和农业雇农，有些勉强得到土地进行耕种，有些在圈地运动后继续进行农牧场作业，有些成为当地的手工业者，有些移民去了美国和加拿大等地，有些冲着相对较高的薪水，进入城市，成为了城市的手工业者或工人。
圈地运动破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将一些土地产权不明确、不匹配的土地，通过地方协商、议会法案以及一些非法暴力手段，重新进行土地确权、功能改良和产业升级，从而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土地。圈地运动虽然导致了一些“羊吃人”的惨剧，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则是解放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工业化进程，最终提高了所有人的福利。圈地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形成了可以对抗当时的政治权力的资产阶级阶层，从而开启了西方现代政治。由于有相关法律作保障，圈地运动也并非像一些文学作品描述的那样凄惨。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工业建设用地需求激增，也出现了土地财政、征地拆迁、农民上楼等等现象，这与西方现代化的进程是一致的。
我们的问题是，为何英国在几百年前就出现了圈地运动，先发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了现代化，而我国的现代化历程主要体现为对西方现代化的被动回应，在今天依然有着一些人为城市化而非自发城市化的痕迹？我们不妨回看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
二、勤劳而不富有的中国农民
从英国圈地运动的历程可以看出，土地的集聚是一个趋势，这有利于规模化生产。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出现了土地不断碎片化的趋势。
根据台湾学者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古代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远远小于英国。英国的庄园制度时期，农奴从领主手中得到的份地，普通是30英亩大小，多者能达到80英亩。在中国，以汉平帝元始二年的人口与耕地总数为例，每人平均只有1.6英亩耕地，平均五口之家的农户只有8英亩。中国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每户的平均耕地始终在30英亩以下，而且总的趋势是平均耕地愈来愈小，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从北宋开始日趋下降。
中国农民勤劳而不富有
“分家”制度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的碎片化。秦国的商鞅变法开始鼓励“分家”，先后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史记·商君列传》），通过分家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在大多数中国农村地区，土地与劳动力比例非常低，规模经济无法盛行。相比之下，中世纪英国的长子继承制一方面保证了土地的规模，另一方面促进了阶级流动，使得富裕家庭的次子、幼子向城市工商业转移，成为优质商人，提高了商业质量。
民国之时，“满铁”曾在华北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453个村落中最大地主占田千亩以上者只有两处，2/3的村落其最大地主拥有田产不满200亩。
综合来看，从秦汉到南北朝，每户所得耕地与播种面积大体上是农民劳动力所能负担的合理面积。土地尚未形成制约性的生产要素。从隋唐开始，人口增长超过了耕地面积增加的速度，产生了土地相对不足的现象。唐以后，人均耕地开始下降，形成绝对性的耕地不足。
随着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增加，每亩耕地上的人力增加，于是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下降，土地的边际报酬上升，地主自己经营土地的收益率不如出租土地。赵冈和陈钟毅发现，自明朝起，整个农业开始走向以租佃制为主，地主自己经营的情况越来越少。明清时期，自耕的农田占农田总面积的比率不足一半。
在转变为租佃制后，佃农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而家庭成员的劳动没有工资成本，不会计较个别成员的贡献。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生产单位愈发与家庭单位相重合，从而经济状况与中国的家庭文化相呼应。中国的农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耕种，既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经济，也不同于西方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农场。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在同样的耕地上，中国的劳动力远远多于英国。按理说，中国应该比英国有着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富余，更有动力向城市转移劳动力，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过多的人口形成了劳动密集型农业，中国的农民勤劳而不富有。这是为什么呢？关键在于古代中国制度上没有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出路，只能维持低效率的生产模式。
三、重农抑商阻碍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重农抑商”的制度导向是阻碍中国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因素。
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商人在中国古代是四民之末。早在秦王朝建立之初，秦始皇便“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实则进行监控，后来又将商人发配去修长城、戍五岭；汉代规定商贾不得穿丝、乘马、为官；唐代禁止商人与工匠骑马，还得率先服兵役，且其子弟不得应试与出仕；明代有关于“商贾止用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等规定。
中国未能自发出现现代化的原因主要在于重农抑商的制度，而重农抑商的制度与专制集权相呼应。要维持专制就要限制民间财力，因为民间资本一旦形成规模，就会出现可以与政治权力相抗衡的社会力量。因而民营工商业势必受到遏制和压榨，只能在夹缝中艰难生存。
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而非商业中心。城市常因政治与军事功能的变动而兴衰变化，不会有持续的城市化发展。中国在北宋时就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汴京，汴京最盛时有13.7万户、150万人左右。但实际上有宋一代的总体城市化率并不高，在10%左右。宋之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始终没有发展，反而不断下降。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7270万左右的人口中，大约有6650万民籍人口，620万军卫人口（包括军人及其家属），大约有633万居住在城市中，占民籍人口总数的9.7%。由于都城北迁，明代之后的城市化水平很难超过明代初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中国城市人口总数为2273.4万，占中国人口总数的7.3%。虽然城市人口大大增加，但是城市化率却较明代下降了。
“重农抑商”政策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后果。
首先，产生了限制人口流动的后果，使中国人养成了留恋故土家园的民族性格，观念上偏保守。
其次，重农抑商反而导致农业的税负重于工商业者，因为执政者认为农业生产才是真正的生产，才能创造财富，农业生产者才真正有能力负担租税。于是农业生产者的税负一向偏重，这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不利处境，影响社会和谐。
第三，重农抑商使得更多的资金流向附加值并不高的农业。虽然商业的收益率高于农业，但是商人在赚到钱后还是把资金投向农村，购买土地。这有点类似于今天人们一有钱就买房，因为没有太多使财产保值增值的选择。商业资金投资土地，导致耕地价格迅速上涨，结果是土地投资的收益率下降。进一步导致地权交易频繁，妨碍耕种。唐朝以后，商业日渐发达，人口也有上升趋势，这使得耕地日趋分散于中小业主手中。大地主绝少，而中小业主多，是普遍现象。
第四，重农抑商使得古代中国没能出现有质量的中产阶层，缺乏推动自发型现代化的社会力量。
第五，当大量人口集中于土地上之时，中国的科技创新模式也受到了影响。在宋朝之前，农业技术发明的主要方向是节省劳动力。赵冈和陈钟毅认为，从南宋开始，中国的技术改进方向发生变化：一是，农民尽量开发以前不值得开发的土地；二是，与湖泊及河流争田；三是，尽量提高复种指数，试行双季稻或稻麦两熟制；最后是，关注新的作物。总之，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为原则。而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采用大量节省人力的机器从事生产，工业革命以后的新发明与科技进步，都是朝这个方向走。但是中国恰恰不需要节省人力。古代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人口过剩，而是制度原因造成的农业人口过剩，因而农户家庭要在已有的耕地上尽量多用人力去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耕地面积上的产量。
最后，过剩的农业劳动力也会从事一些副业，且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这种模式影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方向。从南宋开始，中国的手工业日趋家庭化，以南方为典型。同时工场手工业出现了没落的趋势。在明清两朝，棉纺织品几乎全是由家庭出产。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有了使用洋纱织布的手工业工场。中国的手工业与其说是工业，不如说是农业的副产品。这样的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使得中国民间很难自发地孕育出成规模的重工业，而重工业恰恰是工业革命的重头戏。
总之，古代中国无法依靠自发力量形成“圈地运动”，从而由农业化走向工业化。
四、走向自发型城市化
改革开放全面拉开了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幕。但是由于历史传统、社会基础等原因，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随着改革的深化，一些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就土地问题而言，一方面，土地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在产权方面的不完备性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工业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已成为一些地方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回顾历史有助于我们发现促成现代化的自发因素与阻碍因素。中国历史上的重农抑商政策本质上体现的是政治权力对社会空间的挤压，抑制民间资本、压制民间思想。然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则在于释放社会活力。
作者简介：毕竞悦，腾讯思享会专栏作者。有多年智库工作经历。现为神华研究院战略研究人员。曾任《改革内参》执行主编、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法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博士。主要学术兴趣为宪法理论、能源与环境政策、公法与规制。出版译著《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文集》《大宪章》《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等十本。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腾讯思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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