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乡村人才的不足，不是简单地动员很多年轻人到乡村去。如果不以乡村为职业，不学会如何经营乡村，如果不是基于个人的基本利益到乡村去，到乡村去人多了，反而更是麻烦和负担。”
2017年，我在河边村建设“瑶族妈妈的客房”的过程中就开始思考，河边村这样一个瑶族聚集的村庄，将来要搞自然教育、高端休闲旅游、小型会议，发育一个新的业态，这样分散的农户无法进行经营。所以，就开始考虑首先建设一个能够集中进行经营的经营主体。在2018年开始筹建雨林瑶家合作社，当时和村民开会讨论确定了所有的客房都由合作社经营的基本原则，合作社从中提取百分之十作为管理费，村民都十分赞同。雨林瑶家合作社就此成立起来了。有了组织的形式，就必然会涉及到谁来经营。当时的思路是，年轻人都追求城市生活。追求城市生活的主要原因是在城市里他们可以从事一个现代化的业态，即使在工厂里打工，他们的文化符号也是现代的。乡村就等同于种地，种地就等同于受苦，低收入。所以青年人不愿意回到乡村。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假设，我们努力将雨林瑶家打造成一个与城市就业具有同样文化符号的新业态。我们在村里修建了具有现代感的雨林瑶家办公室，配备了与城市酒店相同的计算机管理系统、财务系统和各种会议设施等，希望在乡村里植入一个现代化的业态。我们把村里在外打过工的几个年轻人组织起来，由村干部支持他们，让他们变成雨林瑶家的CEO，CFO，CTO，并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培训，为他们定制了工作服装，希望提升他们的就业现代感。外来的客人都称赞，在这样一个贫困的村庄里，看到现代的业态和管理，周围的村庄都到河边村来学习和参观。这些的的确确吸引了几个年轻人在村里扎根就业。河边村自2019年到现在，在几位年轻人的努力下，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实践的角度看，不仅将新的业态植入到乡村是有效的，而且打造和提升这一业态的现代感对于吸引青年人更为重要。基于这样的经验，我们将乡村CEO推广到我们在昆明的其他村庄，推广到我们在临沧的村里。但是，在实践中，乡村CEO如何更有效发挥作用的问题，在不断地出现。在很多情况下，乡村CEO的工作困难重重。乡村的CEO为什么不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
首先，即使像河边村已经建设地非常好，而且在河边村也植入了一个比较现代的新的业态，青年人的就业现代感也很高，但是，乡村的生活环境依然不能够吸引青年人安心就业。无论在河边村，还是在麦地冲村，都是如此。追求城市生活和现代生活并不仅仅是一个就业，也不仅仅是收入。我们给年轻人算过一笔账，在外打工每个月也就是挣到三四千块钱，吃住刨去，所剩无几。在村里工作与这个收入相差不大，但实话说，仅仅从收入角度讲，还不足以让青年农民，尤其是高素质的青年农民留在村里。我以前说，村庄建好了，居住的条件好，大家就愿意留在乡村。但事实上，河边村这几年也有青年女孩出去读书，但是没有一个留在村里，都嫁出去结婚了。河边村建好了，收入提升了，外面的人来得多了，但是我的那些光棍青年朋友还没有一个找到对象。我经常私下暗暗反思自己，把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带到乡村里，是不是不切合实际呢？很多人其实都觉得，我带着一帮人在乡村胡搞，他们对我这些工作不屑一顾的态度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我和我的团队就是想实践一下，乡村这个人才的荒漠如何能长出一点绿苗。青年人能留在乡村实际上取决于一个大的环境，仅仅在乡村植入一个现代的产业，把这个乡村建得很好，的确也能够吸引青年人留下，但是这样一个建设好的乡村和产业，就像一个现代化的孤岛，它与城市的联系还是断开的。青年人无法在这个乡村里无法享受到他期望的现代生活，比如逛街，去歌厅酒吧，他们也希望和城里人一样去那些公园，穿上与城里年轻人一样的装束，去看电影，这些都是乡村无法提供的。乡村的人才缺乏的的确不是一个可以在微观上解决的问题。
其次，在乡村的创业其实远远比在城市里的创业要难。城市是一个现代的商业社会，在这样一个商业社会中，无论进入工厂还是进入商店，还是进入机关，都已经形成了相应的规范，形成了一套适应于就业的体制和系统。一个青年人只要具备相应的文化素质，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体制的培训，即可融入这个社会。而在乡村，并不是一个现代商业文化和市场体制构建的社会，乡村只是一个适应于家庭农业生产，用家庭劳动力组织进行简单的农业生产的乡土社会。青年人在乡村里创业无法得到相应的培训，也没有商业市场网络的支持，也没有现成的信息服务体系，更缺乏一个个体相互关联的心理支撑的社会网络。所以，青年人在乡村里创业显得非常孤立，一是创业很难展开，二是展开以后很难持续。河边村的乡村CEO之所以能够支撑到现在，主要依靠我们团队长期不断的支持。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同志在考察了河边村以后，对河边村的乡村CEO印象深刻。但他敏锐地告诉我，小云教授，你不能离开，你们团队离开以后，这个事情是搞不成的。麦地冲村CEO的工作也是同样的情况。如果没有我们的支持，这些乡村CEO就会觉得非常孤单，而我们所提供的支持也恰恰是在城市里很多公司和机构所能提供的最基本的支持。所以我一直在讲，市场本身是一个社会，是一种文化，乡村不能说没有这样的文化要素，但总体来讲，乡村的文化不是现代的市场文化。一个年轻人到城市打工，他就会遇到很多在企业机构里工作的年轻人，相互之间就会形成信息分享的网络，他们之间的交流就会形成心理的支撑网络。而乡村里几个年轻人按照现代市场的企业来创业，他们是孤立无援的。所以我们希望把像旅悦集团这样的企业引入到河边村、麦地冲村，希望通过他们来为这些乡村CEO提供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市场的社会网络支持。是否可行，还要看下一步的实践。
第三，河边村的几个CEO每次我到村里就会听到他们说不想干。他们真的比过去穿得好了，见的世面多了，也经常到外面开会培训，他们挣钱也比过去多了，反而不想干了。他们说，干这个事儿，太伤神了。我们团队的曾艳在九乡麦地冲村花了大量的时间，帮助麦地彩居的几个青年CEO展开工作。我去麦地冲村工作的时间不多，曾艳经常告诉我，某某与某某吵起来了。河边村的CEO和麦地冲的CEO都是村里人，他们首先面对的是管他们的村干部。这些村干部或者是他们的长辈，或者长期是他们的领导。这些青年CEO的想法与村干部想法不一样，村干部要在很多事情上面说了算，青年人拉不开这个脸。我在村里开会明确告诉河边村的村干部，要让雨林瑶家合作社几个CEO放开干，村干部不要干预。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谁会远离能看到利益的权力呢？这些CEO还要和村民打交道，让他们拆猪圈，打扫卫生，开会，所以河边村CEO经常告诉我，李老师，村民不配合啊，不想干了。麦地冲CEO也频繁与村里发生不愉快的事。我们在培养CEO的过程中，遭遇到了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的困扰。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不是按照利益和契约来建构的，乡村社会不是一个企业，这些村里的年轻人无法将社会关系置身事外，他们没有办法摆脱亲属、家族和村里各种关系的困扰。看看全国其他的村庄，但凡搞得好的，几乎就是一个家族型的企业，一个家族把全村变成了一个企业，农户都变成了这个企业的工人。如山东烟台的南山集团，其实南山集团就是一个南山村。或者，像大多数村庄一样，一盘散沙。所以我在很多时候讲，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日本、欧洲的乡村里，每个农户都是一个企业，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基于契约的合作社，不同的村庄都是在一个大的合作社企业下的自负盈亏的家庭企业，这就是所谓的小农现代化。我们的乡村不是这样一个企业，年轻人在自己的村庄里担任CEO，处处遭遇尴尬，作用很难发挥。在各种社会关系的约束下，信心经常受到伤害。我每次到村里都给这些年轻人打气，实话说，我不是村里人，很难理解他们的苦衷。
第四，其实我也早就意识到了，青年CEO在熟人圈里搞管理的难处，开始实验从外部着手青年人的想法。我们在安宁的雁塔村和晋宁的福安村，都从外部招聘了乡村CEO。这几个CEO都不是农村人，都受过大学和研究生的教育，他们家住在离村不远的地方，开车到村里上班，因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好的待遇。这些青年人到村里来，的确没有像其他村里那些CEO受到社会关系方面的制约，所以他们的工作显得相对轻松和自如。我每次到雁塔村和福安村，都会看到这些CEO们在发挥作用。我经常收到他们的私人信息，给我讲述他们的设想，我自己倍受鼓舞，我也看到了通过这种机制，吸引青年人到乡村创业的希望。前不久，福安的乡村CEO给了我一份他按照我上次去讲所形成了一套经营思路，我感觉非常符合实际。他们的技能与乡村社会的需求对接了起来，但是我同时也了解到，外来的CEO在乡村其实也很难发挥作用。我们虽然在这些村子里头成立了相应的经营性公司，但实际上这些公司都还是村里的干部在做决策。这些CEO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变成村干部日常工作的助理。他们既不是村党支部的成员，也不是村委会的成员，所以，如何充分发挥外来的乡村CEO的作用，也是我们解决乡村人才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实验点。我们现在主要的机制是向乡村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这对于解决乡村人才不足的问题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问题是，实际上乡村真正需要的人才恰恰是这些能够经营乡村的专业型的人才。在实践中，培养一批以经营乡村为主的职业化的人才特别重要。乡村不缺支部书记，派第一书记驻村，总还是要回去，不可能永远在乡村里工作，驻村工作队也是轮换，都无法将经营乡村管理乡村作为职业。除非，对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进行专门的职业训练，让他们在乡村工作至少五年以上。
上述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是解决乡村人才问题的难点。解决乡村人才的不足，不是简单地动员很多年轻人到乡村去。如果不以乡村为职业，不学会如何经营乡村，如果没有足够的个人激励，到乡村去人多了，反而更是麻烦和负担。
（作者系《中国乡村发现》学术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原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小云助贫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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