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型与演化
【摘要】中国农耕经济以有限的土地资源与血缘家族结合和平衡,产生了超稳定的乡土社会结构,唯有打破这种结合与平衡,才能从根本上推进乡土社会结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从推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开始,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乡村工业和各种非农产业大发展,小城镇不断崛起,从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冲击和改造农耕经济,血缘与地缘的结合开始松动,业缘关系长足发展,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进入初级阶段,并产生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陆的三大有效推进方式。
【关键词】农耕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结构；地缘关系；中国乡土；乡土社会；乡村工业；差序格局；社会分层；农民流动；
一、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型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解释,所谓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应该说,社会学关于社会结构的解释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到底什么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有的提“农业社会结构”,有的提“乡村社会结构”,有的提“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结构”,有的提“二元社会结构”,有的提“计划社会体制”,有的将产业结构也包含在社会结构之中。可见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型与演化,对研究社会结构转型已经十分重要。
正确答案还是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指引中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贯指引我们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中寻求各种人类社会的难解之谜。据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其它社会关系和方式的理论,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型只能是具有5000年（可能更长）历史的以中国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宗法社会结构,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乡土社会结构。前述产业结构应属经济范畴,所谓封闭半封闭社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计划社会体制等无疑都是乡土社会结构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具有历史性的特殊表现方式,它们既是转型的历史产物,又是历史性的转型对象。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原型,即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按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指引,有如下一些比较持久和稳定的联系模式根深蒂固：1.以血缘与地缘相融合为特征的乡土关系；2.以人伦等级为特征的差序格局；3.以克己复礼为特征的礼治秩序；4.以教化权力为特征的长老统治；5.以家天下政统为特征的双轨政治。上述乡土结构与西方封建社会结构相比较,有一些重要差别：1.中国是专制与集权高度统一,西方是专制与分权相统一；2.中国是流动性的等级制,西方是凝固的等级制；3.中国重礼治与吏治,西方重法治；4.中国以家庭、家族为本位,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原型的特殊性,其中蕴含着多种变异的可能,如果处理不当,则可能导致结构畸形。这类结构因以宗族家庭为基础,转型功能具有较强的惯性,不易发动起来；一旦发动起来,能量很大,而且旷日持久。
一百多年来,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在转型过程中,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先后生产了一些具有历史性负作用的畸形儿,诸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计划社会和城乡二元体制。经过近百年的奋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计划社会和城乡二元体制问题还相当严重,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将是复杂、曲折且十分艰难的历史过程。
二、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深厚根基
同西方的传统农耕社会相比较,中国的农耕社会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形成了超稳定的乡土社会结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具有独特的深厚根基,如果要有效调整乡土社会结构,促其良性转型,必须从变革根基入手。
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深厚根基深藏于农耕经济,其特点可以简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1.自给自足、自我绵续的自然经济。中国的农耕经济一开始就走上了自给自足、自我绵续的独特发展道路。农民以单一种植业为生存之源,以家庭为基本经营方式,聚村而居,共同利用以土地和水利为主要内容的稀缺自然资源,以自然方式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由于土地无法流动,人们离开土地后就会失去生活资源,这就使得人们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维持一种长久的家庭人口与家庭物质资料的简单再生产过程。
2.农耕经济与农耕文化相互融合,强化了乡土社会结构的固滞性。由流动走向定居,是农耕经济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催化剂。而农耕文化的不断发展,又强化了农民的定居意识,从而促使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巨量劳动,固化农耕经济。就农民而言,土地就是生活之源,“背井离乡”是人们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择。就国家而言,农民作为农耕经济的主体,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赋税的基本承担者和社会上层建筑的根基。“以农立国”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并积淀为相应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由于地理条件的封闭性,中国农耕文化在沟通不便的古代,很难与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在历史沉积的作用下,日益自我封闭、自我完善,形成一种超稳定格局。
3.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融为一体,乡土社会家族化。历史地看,中国和西方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但不同的土地制度造就了不同的结构根基。在西方,普遍实行封土制,而中国实行地主所有制。在地主所有制下,虽然容易实行土地兼并,但因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而为家庭与土地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促使农民以能得到土地为世代奋斗目标。农民一旦占有土地,就会世代相传,安土重迁。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中国小农经济世代相续的历史根源。家庭与土地长期融合的历史产物是农耕社会宗族化,并依此形成家天下政统,从而生产出农耕经济、农耕文化、农耕政治三农一体的中国特色。
由此可知,中国乡土社会结构之根深扎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之上。稀缺的土地资源与血缘家庭的结合、平衡和外展,形成“三农一体”的乡土社会结构,唯有打破这种结合与平衡,才能动摇其根基。怎样才能打破这种结合与平衡呢?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剥夺”之路。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有效途径是培养非农产业的内生力,加大变革农耕经济的力度。
三、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内生力培养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涌现,乡村工业的发展,小城镇的崛起,一些地区的乡土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大中城市增多,城市化水平提高,诸如此类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应该怎样准确而合理地理解这些重大改革成就在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呢?如果将这些成就看成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表现,并依此来评价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状态和水平,无论估价过高还是过低,都应该是无可厚非的。我想移植张琢先生的内生力观点,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套用张琢先生的话来说,相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内生力而言,许多具体的改革成就只是水到渠成之事。如果把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改革成就看成是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内生力,便可提纲挈领,把握转型规律,充分利用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各种经济、社会、文化资源,推进乡土社会结构转型。
如前所述,在社会结构转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是迟发外生型国家,要有效推进社会结构转型,就必须将外生力不断转化为内生力,即努力培养来自国家内部的工业化和一切非农产业的推动力。这种内生力的能量越大,工业化和一切非农产业的发展成就也愈大,农耕经济变革的速度就会加快。如果城市的吸纳力大,乡村工业的职位多,离土农民就会增多,农耕经济的份额就会减少,乡土社会的根基就会削弱。
集改革开放20年的成就,我们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全面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内生力：1.由于市场的作用,农耕经济由单一种植业向多种经营发展,由小农业向大农业发展,为农耕经济产业化创造了条件。有了农耕经济产业化的条件,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就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耕经济的性质,根除乡土社会结构的根基。王辉先生研究的大邱庄由一个村转化为“一镇四街”（1）就是一个范例。2.家庭经营由依赖土地向依赖市场转化,家庭经营资源的多样化不断突破血缘与地缘的依赖关系,家庭成员也不断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源源不断地开发出非农产业的人力资源,形成庞大的非农产业大军。有了庞大的非农产业大军,他们就会在农耕经济之外,寻求更多、更丰富的发展机会,从而加快非农产业的发展进程。3.乡村工业的发展突破农耕经济的一统天下,奠定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基础。4.小城镇的崛起和农民工进城,创造了城乡融通的渠道,推进城乡社会流动,加快了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大工业的结合进程。5.大中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增强了城市对农村的引力和城市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等诸方面的扩散力。以上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内生力的初步发育,将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产生重要影响。能否准确理解和把握上述内生力,并将其科学应用于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对社会结构的调整和促进乡土社会结构转型至关重要。
四、社会结构转型的全球推进
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在全球进程中始发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全球进程。尽管在社会结构转型的全球进程中存在着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异,但至少在如下几方面是公认的：
1.人类社会存在一种事实上的工业化进程（有的称为现代化进程,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为标志,还是应该称为工业化进程）,15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愈来愈证实了这一点。无论是早发内生型国家,还是迟发外生型国家,在历史发展的共时性方面,都面临过或正面临着本质相同的一些基本问题,而且都是工业化引发的重大问题,所不同的只是表现方式。
2.工业化是一种全球进程。工业化进程始于早发西方国家,也存在于迟发的东方国家,产生于资本主义体制,也共生于社会主义或混合经济体制,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和特权。一些非常特殊的国家和地区也许不会出现工业化,但就全球意义来说,所有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转型都是工业化所致。一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愈是紧密,其社会结构就愈受到工业化浪潮的冲击。若是一个国家孤立于世界之外,工业化对它来说,也许就遥遥无期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存在工业化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则是与这种世界范围的工业化发生什么关系。一旦这个国家被纳入这个世界,它的社会结构就向工业化方向转型。
3.社会结构转型必须培养内生力。早发工业化国家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发生和发展的,迟发非工业化国家则应善于从本国国情出发,通过引进和改造,培养内生力。以大工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体系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源。
4.中国工业化进程是对农耕经济和乡土社会的超越,含有更多的世界性成分,但又必须根植或改良于农耕经济和乡土社会,中国工业化的实践将表现为具有本土特色的世界性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和民族要完成社会结构转型,都要经历两个阶段：1.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形成主权国家；2.产业革命,发展工业经济。历史地看,中国的主权虽在秦王朝时期就业已建立,但几经周折,到恢复主权时,已是公元1949年。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只能同英国17世纪相类比,迟发近300年。但是,中国在短短半个世纪取得的工业化成就是举世无双的。特别是近20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速度已居世界各国之首。然而,由于历史的沉积,中国仅仅步入由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初级阶段。
五、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进程
1949年以前,自西方工业经济影响中国社会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处于为社会结构转型创造前提的时期,根本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因为只有结束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状态,实现民族独立,才能为推进乡土社会结构转型创造基本前提。
1861年至1949年,88年时间,中国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中国社会结构仍然处于传统农耕经济的制约中。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中国具备了独立自主的发展工业经济、改革农业经济、推进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前提条件。但是,建国不久,国家工业重心出现偏差,经济工作从属于政治工作,工业经济发展走了弯路。尤为严重的是在一系列不合国情的政策和路线指引下,形成了两个畸形社会产儿：一个是与计划经济配套的计划社会体制,乡土社会被整体套进计划社会；另一个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由于乡土社会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很少得到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资源,农耕经济和乡土社会结构在计划体制和政治制约中更加僵化。
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农村经济改革为重大转机。1978年开始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生产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第一次使农民在土地之外寻求生存与发展资源。于是农民工进城,乡村工业和各种非农产业兴起,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建立市场联系,中国的农耕经济开始接受工业经济的革命性改造,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赖以生长和延续的根基开始动摇。
六、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初级表现
最近几年,对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描述研究逐渐多起来。由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区域性差异,不同的研究个案产生了不同的研究结论。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农村社会,只经过了短短20年的时间,就已基本实现了从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只能看作中国乡土社会转型的特例,是局部表现,是在特殊政策、特殊历史机遇和特殊资源组合中取得的重大成果,全国大多数农村无法效仿,尤其是特区农村的转型模式,根本不可能大面积拓展。从全国范围看,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生活在转型初期的乡土社会；从历史进程看,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只是初露端倪。
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已能概括出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初级表现：1.血缘与地缘的融合关系受到冲击,血缘家族网络结构开始弱化。在乡土社会,血缘与地缘关系高度融合,血缘家族网络构成主导性的社会关系。乡村工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民工走出家庭,离开土地,在血缘与非血缘关系中从事生产劳动,使家庭、家族新一代成员的社会关系格局超越家庭与土地的规限,逐步向业缘关系发展。2.家庭、家族力量弱化,社会组织力量增强。乡村工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促进农民离土和农村社会分化,农民开始摆脱地缘势力（即家族势力）的支配,乡土力量对农民的决定作用弱化,新的社会组织包括工业组织、城镇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的支配力量愈来愈强。3.人伦基础动摇,力量重心开始转移。非农产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推进,人际关系变化,人的地位和身份改变,动摇了传统人伦基础,弘扬了人的个性,传统权威开始让位于人的职业、能力和个人业绩,包括金钱和财富。人伦基础的动摇意味着传统权力包括家庭、家族权力和长老权力弱化,权力重心开始转向非农业经营者和管理精英,转向有知识、有能力的中青年人。4.农民开始分层,差序格局被突破。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是以人伦为基础的,人际之间只有等级没有平等。农耕经济变革,农民进入市场,平等的商品经济促使农民打破人伦等级秩序,按市场社会的标准划分社会阶层。由于农民的财产、权力和声望诸方面开始分化,农民的分层也将随着上述诸要素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农民将用新的社会分层逐步改变传统的差序格局。5.礼治秩序弱化,法治秩序增强。随着上述变化的发生和发展,农村社会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者从家庭、家族走向社会,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的作用增强,农民的法治观念增强,农民开始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用法治突破礼治的约束。6.农民走向市场,城乡联系加强,城乡二元结构被突破。农业生产商品化,乡村工业发展,农民工进城,小城镇崛起,以及市场经济的推进,密切了城乡经济与社会关系,从而使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逐步融通,少数农村社会已经实现城市化。
七、转型社会的结构特征
在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化水平和工业化人口是不同步的。就前者而言,一个国家可以在少数城市和某些工业与科技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就后者而言,却可能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已快速进入“中期发展阶段”（2）,某些领域的发展水平更高。但中国工业化所涵盖的人口包括整个城市人口,至今尚未突破30%。换句话说,中国尚有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以农耕经济为主导的农村社会。正因为如此,在乡土社会结构向工业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当前的中国社会只能称为转型社会。
参照杨心恒教授关于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观点（3）,我们可以从如下诸方面认识转型社会的结构特征：1.以血缘为根,业缘关系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相互渗透与并存。虽然乡土社会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已经改变面貌,但一部分非农产业仍以血缘为本位逐步向业缘拓展,产业离土不离乡,农民离土不离家,进城农民与农村非农产业的离土农民,根仍然扎在乡土血缘关系中。2.血缘与地缘的结合关系仍然是农村社会的主导关系。全国大多数农村社会的离土农民数量和非农产业的份额有限,而且处于不稳定状态,流动农民仍然离乡不离土。3.长老权力与青年精英同时并存。由于农耕经济的地位尚未根本改变,农村的家庭功能处于传统状态,长老权力仍有经济和社会文化基础,加上农村改革开放出现的权威与权力真空,很多家庭与地方事务,包括婚丧嫁娶、兴学校与修水利之类仍需族人的权威。中青年精英虽然越来越受重视,但只是处于发育期,大多表现在非农产业和部分公共事务方面。4.差序格局与社会分层同时并存。农耕经济在血缘与地缘的结合中生产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非农产业超越血缘与地缘的结合创造社会分层,二者同时并存,相互作用。农民的社会分层正在改变差序格局,但差序格局制约社会分层。5.礼治与法治并存。在广大农村社会和一些已经实现工业化改造的小城镇以及城市社区,宗法关系仍然严重,传统礼教仍制约生活,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人员素质低,法治在基层走样,人们普遍寄希望于“清官”。礼治制约着法治,伦理大于法。6.城乡分割与城乡融通并存。这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城乡经济、文化与社会流动加速,城乡之间的分割状态正在变迁。然而,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改变,户籍、人事、单位分割制度普遍存在,城市农村分隔管理,加上市场机制不健全,农民进城难、离土难、改变职业和身份难、城乡通婚难,有些家庭还是一家两制,同一家庭的不同成员两种身份共存。诸如此类的现象严重限制了农民流动和城乡融通的进程。
八、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推进方式
改革开放2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农耕经济变革和农村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相比较而言,中国在社会体制改革包括社会结构转型及调整方面相对滞后。一般来说,经济结构调整在前,社会结构调整在后,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社会结构的调整不能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否则会影响经济发展。合理的状态是通过调整社会结构,推进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促使经济社会结构协调发展,相互作用,共同进步。
如何有效地调整社会结构,推进中国社会结构由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呢?结合社会结构转型的世界进程和中国一百多年的转型经验,可以总结出三种互济互补的推进方式：
1.由中央向地方推进。中国作为发展中的迟发外生型农业大国,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的方式,与早发内生型西方国家有重大差别。西方国家的转型方式从原始积累开始,由下而上,由内而外。由于西方国家由西向东推进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国已经不可能通过原始积累培养内生力。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命定采取由外而内,由上而下的推进方式。由外而内是大势所趋,由上而下是主动推进。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实践说明了由中央到地方,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事关农村进步发展的方方面面,通过政策导向、财力支持、思想教育和宏观调控与管理等各种有效手段,农民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这是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推进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政治方式。
2.由城市向农村推进。用城市剥夺农村、用工业剥夺农业的方式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这是一些早发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但在中国,这种方式行不通。中国的城市与农村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且城市离不开农村。因此,中国只能通过城乡之间的联系、合作与融通,通过城市对农村的支持与改造,逐步带动农村工业化。建国后,前30年的城乡二元结构方式是失败的。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变革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增强城市对农村的市场集散能力和工业经济的扩散能力,有力地促进了乡村工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发展乡村工业和小城镇是中国农村工业化和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由之路。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推进方式。
3.由沿海向内地推进。工业化发展先是借助天然航运的便利,沿着海岸和可以通航的河流推进,然后利用陆上和空中运输由沿海向内陆拓展,这是人类工业化兴起于沿海国家和沿海城市的历史原因。二战以来,东亚地区工业化发展较快的国家、地区和城市都在亚洲太平洋沿岸,包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以及中国的发展经济带。自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化发展成就最显著的城市地区,包括农村工业化发展,也在从广东到渤海湾的沿海一线和从上海到重庆的沿江城市带。尽管今天的世界已经形成了立体化的全球推进格局,而在中国,沿海城市率先工业化,并由沿海顺江而上向内地拓展,仍然是行之有效的空间推进方式。
综上所述,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结构转型,首先应该比较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型与演化规律,揭示中国社会结构原型的深厚根基和转型的复杂性,把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置于全球进程中,着眼于培养结构转型的内生力,创造改变社会结构变革滞后于经济变革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注释：
（1）王辉：《大邱庄的社会结构变迁》,《中国经济开放与社会结构变迁》,15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陆学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中国经济开放与社会结构变迁》,1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杨心恒：《从乡土社会到工业文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119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社会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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