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日益显现。广大内地农村,从绝对意义上看确实进步很大,但从相对意义上来看,实存在失落并且继续走向衰落的趋势。对此趋势,理性派认为是必然的,甚至认为衰落的可能还不够彻底;乡愁派则认为衰落的农村需要加以挽救。务实的态度应该是综合两派观点,一方面,顺应历史,继续加大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步伐;另一方面,立足现实条件,充分挖掘一切现阶段可以利用的条件,提高留守乡村者的生活质量。 更多还原
关键词:理性派； 乡愁派； 区域平衡； 相对失落； 城乡二元结构；
以中国地域之辽阔，东西南北自然条件、人文环境、发展先后之差异，贸然地说农村如何如彼，都难免有例外的情形出现。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有一个大致的判断，那就是广大的内地乡村，已然开始衰落，越是远离经济中心，衰落的程度越是迅速、决绝、彻底。如何看待这一趋势，需要有务实理性的态度，既不可因为目标正确就无视过程中的阵痛，也不可因为乡愁的温馨浪漫，就模糊了远望的视野。
一、理性派与乡愁派
对于乡村衰落的趋势，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首先，有一部分人是不承认这一趋势的，认为农村这些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收入一直上升，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等等。毫无疑问，这只做了纵向比较，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总体而言是少数。其次，另一部分人认可乡村衰落的趋势，但对此趋势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分歧。我们权且把这些不同的态度区分为理性派和乡愁派，或者叫做经济派和文化派。前者以经济学者为主，后者以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者为主。
理性派的典型，就是从舒尔茨到盖尔·约翰逊，到林毅夫的研究传统，其基本观点是：三农的根本问题就是使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当。毫无疑问，这是从根本上保证城乡人口平衡的要求。因为理性派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农民是明智的，同样会进行理性选择，这也是我们在乡村中实际所看到的，乡村空心化就是农民用脚投票的结果。而要达到城乡居民收入相当，就需要减少农业人口，具体的方法，一方面是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即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是改善教育，为农村人口到城市就业提供知识准备。所以，政府在三农领域的作用，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在此逻辑下，中国目前乡村的衰落可能还不够彻底，毕竟农业人口所占比例还偏高。如何通过科技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就是理性派认为最紧迫的问题；相反，土地问题，口粮问题，都不是问题①。
对这种理性观点，我们应该有足够的重视，毕竟发达国家的历史也印证了三农最终走向衰落的趋势。但以中国人口之多，农村发展之不平衡，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势必有一个过程，而对此过程中的种种痛苦，政府必须要有充分的预估，不能因为目的正确就忽视这一阵痛的过程。
与理性派不同，乡愁派成分复杂，支持者众多。它首先体现为一般的文人雅士的乡愁观念，而这往往都是那些已经脱离了乡村生活人士的一种回忆。客观地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们都有这样一种对自己儿时生活环境、玩伴师长的念旧情绪。对于乡村，它表现为乡愁；对于城市，它表现为对旧时街巷弄堂的难以割舍②。其次，乡愁派也体现为某种形式的政策或主张。比如，有政府提倡“留得住的乡愁”，就是从乡村建设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也算是对乡村建设可能带来的破坏性的一种提醒吧。又比如，一些地方出于旅游宣传的目的，假借乡愁情怀来打造所谓的“老家”“乡愁”概念。此外，在学术研究中，典型的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出于保护急剧社会变迁中的传统文化的目的，他们高度认同乡村文化的价值，对于乡村的失落感到痛心疾首，主张对村落文化进行抢救；面对急剧变迁的大环境，有些人甚至退而求其次，主张对这些消失中的文化哪怕做点“临终关怀”，也是一种积极的态度③。
二、乡村真的失落了吗
从纵向比较，中国农村的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的变化更是有目共睹。但从横向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存在地域差异、城乡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我们所说的乡村衰落问题。究其实质，目前中国乡村的失落只是一个相对衰落的问题，但这种衰落，却存在从相对衰落走向绝对衰落的趋势。
基于对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安徽、北京、山东、江苏等地区不同乡村的实地考察④，关于乡村是否已经失落的问题，我们有如下大致判断：越是发达地区，越是靠近中心城市，乡村衰落的趋势越不明显；而且，这些乡村的农业也相对越来越不重要，经济收入越来越多地依靠工业与服务业。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城市有更多的反哺，另一方面是这些区域的地价为乡村赢得了更多资源，或者说，乡村工业化是其没有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反之，越往内地，越远离中心城市，乡村衰落的趋势就越明显。
具体的，乡村的衰落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口裂痕很大，乡村人口难以为继。当前乡村家庭人口的基本构成是：老人留守村庄，干农活，带孩子；中年人奔波于打工城市和乡村之间，城乡对他们而言都是鸡肋，在城市并无轻松赚钱的活干，回乡已经没有了种田的热情；青年人多数远离乡村在外打拼，状况也千差万别，有少数对城市生活适应良好的，但大多数人并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但几乎所有青年人都已经对回乡毫无兴趣；幼小一代，大多随老年人留守乡村，隔代教育，在家长、学生和老师的三角关系中，难以建立顺畅的沟通渠道，受教育状况不容乐观，学业不佳、性情不良，预示着幼小一代的未来未必能够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乡村人口在代际继替上出现脱节和恶性循环，同时因为计划生育而在数量上也开始青黄不接；当乡村人口难以为继时，乡村事实上的衰落和人们精神状态的颓败，就不可避免。
二是各种资源的流失。首先，最直接的就是物质财富向城镇集中。如果说上一辈人的物质财富积累体现为建造一幢房子，那么当前这辈人的理想则是集老少几代人的积蓄，到县城或者小镇买一套房，人们就是这样用在乡村的微薄积累浇灌着城市建设。其次，还有间接的物质财富流失，表现为农副产品进入市场后，大部分利润落入中间商和工业生产者手中。无论是种植粮食，还是家畜饲养，无不如此。此外，各种公共资源设置的城市中心化导致乡村相对被边缘化了，如优质的教育、医疗这些涉及民生的关键资源，都集中在城镇，从子女入学到治病就医，人们都得往县城省城跑，乡村包括所谓的中心镇，慢慢空心化了。
三是基层组织涣散，无法应对市场大潮。这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基层党政组织不强，越是衰败的乡村，村级财政亏空，既无法行政，村民也无所期待，加上家族因素掺入其中，更有偏离代表所有村民的公意初衷；二是村民各自为家，眼睛全都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既无先进带动后进，又无合作精神，哪怕修条小小的马路，也因为意见分歧而困难重重。然而市场是无情的，没有合作就难以形成力量，在市场大潮的冲刷下，乡村这一盘散沙不断地被侵蚀，如何不走向衰落？
当然，乡村之衰落远远不止这些，其它如自然环境、民风民俗、传统手艺等等，都有江河日下之势。旧的乡村崩溃殆尽，新的尚未成型。笔者观察的结论是：广大的内地农村，正在走向全面的衰落。
三、兼顾理性与乡愁
现代化过程并不仅仅只是物质的变迁，文化的衔接、文化生态与精神家园的传承，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而我们目前的发展模式，过于强调物质的一面，忽视精神层面的东西，已经产生了很多不良的后果。但文化的传承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应该如何面对全球化的现实，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至少，我们应该承认，文化始终处于变迁之中，文化是为满足人类需要存在的，而不是相反。这就要求我们应该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去考虑乡村变迁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增强人的文化适应性，而不是为保留某种文化而保留。乡愁固然美好，但仍然阻挡不了历史的变迁。因此，面对相对失落的乡村，无论是理性派还是乡愁派，都要顺应历史潮流促进乡村的进一步发展，又立足现实改善乡村目前的处境，应该才是我们面对失落的乡村应有的务实态度。
费孝通先生曾将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巨大变迁概括为三级两跳，即从农业社会跳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跳到信息社会。在此过程中，第一跳就拉开了很大的差距，以致英国著名学者托尼也不得不说，上海周边只不过是中国的一条绣花边，切记不能将这绣花边就当成中国全部。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二跳，虽然我们正在大力建设物联网，倡导“互联网＋”的概念，但这些与广大的内地农村还是没有多大的关系，并且第一跳的缺口没有补上，第二跳的作用就非常有限，毕竟边缘化的内地，没有人财物的汇集，物联网时代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大量农村青壮年到城市充当快递员。虽然费孝通认为“西方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工业化的道路。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中国是绝没有可能走这条道路的。不能想象上亿的农民，拥入城市来发展工业”①，但实际上乡镇企业的成功，只是沿海地区的事情，而且它们正是人口流入地。对于广大的内地农村，恰好与费孝通这里讲的西方道路没有什么不同。从区域发展来看，这就是因为一步慢，步步慢，马太效应明显，内地（尤其是乡村）在三级两跳中顺应失当，相对陷入衰落。
鉴于这一大趋势，对于乡村而言，无论进退，都积极顺应，而不是徘徊于城乡之间，以致彷徨无所归，既不安其位，又失其发展。人们能够做的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以积极态度融入城市，真正适应城市，在城市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追求有质量的留守。
积极融入城市。乡村人口融入城市，首先取决于城市的吸纳能力，吸纳能力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取决于创新，否则，人们进城也只能从事建筑、快递、小摊小贩之类技术含量极低的职业，终归难以融入城市。我们有超过2亿流动人口在城市，但只有极少数能够留下来，这不仅仅是政策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我们的产业创新不够，没有足够的产业支撑来养活这个庞大的人口群体①。其次，从人口自身来看，能否在三级两跳的过程中适应环境，是否具备良好的素质是最关键的问题之一，这就涉及学校正式教育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资格的获取，无助于快速变迁中乡村人口适应能力的提高，更何况这种敲门砖式的教育，对乡村青少年来说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此外，品格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实中，有很多并未接受过很好学校教育的农村青年在城市里凭借自己的诚实守信、吃苦耐劳，迅速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但遗憾的是，在当前我国内地农村，品格教育与正式学校教育，同样的缺失。
追求有质量的留守。首先，政府对农业需要重新认识与定位，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提出不同的经营模式。适宜规模经营的，坚持走规模经营之路；对于不宜规模经营的，可以根据当前追求特供的时代特点，强调高品质的农产品生产与经营，这也是目前很多学者提出的社会生态农业②。其次，要减少人为地将乡村边缘化。如果说市场导致的乡村边缘化是必然的，那政府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政策方面将乡村边缘化则是可以避免的。像目前农村的各方面投资远远不足③，政府应有倾向性地扶持，通过加强乡村的社会建设，让人们在乡村看到希望。最后，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努力维持乡村社会的生态平衡，这既包括纵向的乡村文化与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有形的如传统手工艺，无形的如桑梓情谊、乡贤精神等；也包括横向上各种力量的结合，促使今日中国的乡村从一盘散沙走向合作。在这一方面，英国、日本等域外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法学院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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