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如３０年前，谁也不会清晰地知道今天的农村是这个样子一样，３０年前会是什么样子，也是勾画不出来的。即使勾画出来，也不算数。
３０年前，中国的改革刚刚从农村发端，当时的改革，是从最边远落后山区年年要救济的地方开始的。１９７８年，安徽小岗村１８村民以托孤（即如果失败遭遇不测，孩子由其他村民抚养）的方式，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手指印，同年１１月，贵州日报以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通栏标题，报道了贵州极为贫困的顶云公社，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办法。记得之后，小平有个说法，对于落后的地方，索性用丢包袱的办法，让他们去搞（大意）。出于解决农民吃饱肚皮的这些探索，在极度短缺的年代，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引领了中国改革的方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可以说，是农村的主动改革，推动了被动的城市。
３０年后的今天，星移斗换，中国农村的发展，必须依靠城市化的进程来带动，农村成了被动的一方，没有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进一点提高容纳农民进城的空间，消除已有的２．５亿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现象，中国农村的进一步改革，就没有充裕的条件，农村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受阻。
我认为，这是中国城乡３０年到了今天发生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即主导力量的变化。如果对这一点缺乏认识，其他都免谈。下面就所提问题，说说想法。
依我的认识和所知，我认为农村比较理想的状况是：农村的人力资源与土地资源，在可以利用的一切现代科技水平条件下，实现最佳组合。村仅作为一个农村社区存在，曾经由完全具备生产组织功能的生产大队演变过来的村，将完全失去生产组织功能（现在已经大大弱化了），而由各种具备实体性质的合作社、公司等所取代。按公布数，中国现有耕地１８．２亿亩，三分之二属中低产田土。如果水利设施到位，中低产田土改造到位，大规模的集约经营到位，中国不仅可以实现粮食完全自给，而且还会有大量的粮食和农产品输出，参与国际竞争。从而为合作社或公司等赢得更大的运作空间。在这种方式下，在大部分农村地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将消失，而出现合作社或公司等的股份成员，出现农业工人，出现农业工人家庭等。这依然可能是需要有国家保护政策的一个产业，但是，其间的组织者和生产者及其生存方式，和旧有的农民已经完全不同了。
但是，要达到这一步，涉及到若干重大问题需要解决。下面点到为止。
一、土地制度。之前的土改、互助组、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土地承包等一系列土地权属关系变动，都是按照当时国家政策的分配式结果，而非交易行为。现在农民只拥有经营权。在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基础条件下，中国最合理的农村土地制度，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如果有了顶层设计，如何打破既有框架，也是一个难题。而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土地流转，生产力的大发展，难关重重。
二、土地的稳定产出和高产出，必须依靠完备的水利设施。未来的种植区域，必须与水资源的调度相符。所有的田土，都必须测土配方，大量的中低产田土要整治、要改造。所有这些都涉及大规模的投入。目前的水利设施、土地整治，几乎都涉及到国家大规模的投入或部分投入。在这种投入和形成的产权关系下，如何使之与未来的种植区划和土地经营规模相适应？举个简单例子说，一个大水库，与数百公里的水渠相连，如果规模经营地在下游，上游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由于权属和管理方式方面的原因，随便一个小动作，就扼住了下游的命脉。
三、生态重建中的若干问题。仅以林业为例，国家实施的有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等六大工程，还有难以尽数的各种工程，是防治水土流失、涵养水源，保障农业生产条件和全社会居民生活的重要条件。这些都涉及到国家的巨量投入，有的是国家补助，林农管护，从而构成了复杂的权属关系。没有林农的收益，就没有生态保护，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就没有林农的收益保障。究竟该有一套什么样的制度设计为好？
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多，说不完，知乎答题也不能写得太长。就上述三个问题而言，就已经很难很难了。而现在国家要考虑稳定，要解决当前急需，出台的不少新政策，在当前来说，是必要的，对今后的改革来说，又会形成新的障碍。比如，对现在土地承包权的固化，必然会大大增加土地流转的成本，种粮补贴等惠农政策，已经具有刚性特征，而且未必是真正种粮的农民才得，今后该如何变动等等。
至于未来会不会有人种田，我在昨天关于“未来中国为什么越来越少人想种田？”中，已经答过了。不是大问题。新一代农民必然会产生，城市人、学有所成的人，都可能成为农村土地和种田的经营者。就说到这里吧。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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