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只有把县委书记因“担当”而可能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才能使这支队伍中涌现出更多的尽职有为、敢于担当的人民公仆。
2015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县委书记座谈时强调，“干部就要有担当”。各地县委书记纷纷表态，要牢记党的宗旨，为人民敢于担当。“敢于担当”的典型事迹也频繁见诸报端。
如，福建省南靖县县委书记张琳光，面对工作中的遗留“旧账”，他不做“甩手掌柜”;面对干部中的说情之风，他敢于铁面喝止;面对群众中的“蝇贪”“蚁贪”，他决不姑息迁就。河北省香河县县委书记王凯军，心系群众所想，对热点、难点坚持一天不拖;坚持以身作则，打造风清气正的干部队伍。
这两位书记的事迹确实感人，其勇于负责、恪尽职守的精神确实值得赞扬和学习。但笔者认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还有一种“担当”与“风险”紧密相连。你维护人民利益，却可能因此丢掉“乌纱”或因得罪上峰而影响升迁。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担当”更是难能可贵的。
1958年到1962年的我国农村，“左”祸横行，“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猖獗。在政治高压下，多数官员都随声附和，只有少数领导干部敢于为民请命，其中，也有一部分“县官”。
如：广西环江县原县委书记王定，敢于从实际出发，推行“大社划小”、“设立分社”、“三包一奖”，“包产到户”等办法，有效地解决了社员拉牛退社的问题，使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7.8%，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后来遭到严厉批判，并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再如，黑龙江省明水县委书记宫瑞、德都县委书记于祥、汤原县委书记李景明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本县粮食产量不实、征购任务偏重、群众生活困难和生产积极性下降等问题，分别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到兰考任职时，极左政策已经有所调整，但“两条道路斗争”仍在继续。在“狠刹单干风”的斗争中，他灵活地执行“收回‘借地’(将集体耕地‘借’给社员个人耕种)”政策，允许灾情严重地区“借”给社员的碱地暂不抽回来;在谈“包”色变的政治气候下，他为了多栽泡桐治风沙，接受林业护理员的建议，勇敢地提出了“六包”“六定”责任制。
这几位“芝麻官儿”的业绩和影响可能差别很大，但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情怀，都感人至深，理应名垂青史!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先行者，同样具有敢冒政治风险的担当精神。如：安徽省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在大跃进年代曾因公开说“卖粮不能卖过头，老百姓的口粮得保住”而被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他为了让百姓不饿饭，仍大胆支持小岗村包干到户;山东省诸城市的市委书记陈光，顶着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将全市国有、集体企业的90%以上的净资产卖给了内部职工，实行了股份合作制，使诸城经济换发了新的生机。
今天，以往那种政治风险可能没有了。但是，改革不配套、法律政策不协调的问题远未根本解决，作为多项工作“第一责任人”的县委书记，仍随时可能因处理棘手问题不当而被问责;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仍然拿在上级领导手中，如果冒犯上峰，可能影响自己的前程。
中部A县县委书记刘广军(化名)曾经历这样一件事：省里决定在高速公路两旁建立绿色通道，将本来已经存在的绿化带拓宽至50米。如完成这项任务，本县需毁掉良田近千亩，除了挪用山区退耕还林资金以外，政府还要拿出几千万元补偿给农民。很明显，这是得不偿失的形象工程。刘广军在听取大家意见后明确表示：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但第一，政府不拿补贴款;第二，不能强迫农民毁田植树。事后，在向上沟通过程中，他极力陈述资金筹措和群众工作的难处。后来，省里大幅度增加了资金投入，县里在坚持“两不”的前提下勉强完成了任务。事后，刘广军说，我没有彻底做到实事求是，只是做好了被通报批评或影响提职的最坏打算，用“柔软的肩膀”有限地“抗上”了一把。
实际上，这种有限的“抗上”有时也很难做到。中部某省为提高粮食产能，连续多年采用高压紧逼的办法抓秋翻地。为了应付检查，很多地方的基层组织花钱雇机械替农民翻公路两旁的耕地。F市是粮食主产区，所辖10个县区的县委书记背地里都对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持有异议，但无一人公开说出来，而且还违心地向下“督战”。直到2013年，省、市改变了这种抓法，县、乡、村干部才缓了一口气。
大量事实表明，县委书记们是否敢于担当，固然与他们本身的思想境界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只有把他们因“担当”而可能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才能使这支队伍中涌现出更多的尽职有为、敢于担当的人民公仆。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法治周末》2016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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