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为出生于农村的缘故，也许因为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缘故，我总希望农村能够发展起来，希望有一天农村人能够像城市人一样有体面与骄傲，不再因被称为“乡下人”而感到羞愧，就个人的信念而言，我也十分坚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因此会在任何场合的交流中坚持这样一个看法，并努力探寻这一信念的合理性。这些年不断以此为研究对象，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下，带着学生，带着信念，走东串西，深入调研，试图寻求农村不必凋敝的理由，走得越多，看得越多，心中的信念也坚定。然而，有点沮丧的是，在参加学术会议的交流中，发现许多学者不赞成农村繁荣的想法，甚至认为乡村凋敝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并用许多的理论来解释，由此在政策主张上也就自然而然地坚持城市倾向。我十分担心这样的倾向会加剧“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乡村发展的不充分”，因为一旦这种“不平衡不充分”被当作是“规律”，就不会有人去关注农村发展了。那么，乡村凋敝真的是规律吗？
读大学时的哲学教科书告诉我，所谓规律，是指事物现象之间必然的、本质的关系，它反映的是事物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哲学课本上说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只能利用规律，但不能创造或者消灭规律。如果说乡村凋敝是规律，那就意味着乡村只能走向衰退而无法向前，这是多么可怕啊！但是，现实当中我们却发现，不少的乡村由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让原本的凋敝一去不复返，源源不断吸引着城市人的到来，这种逆城市化现象是意味着一种例外，还是意味着被当作“规律”的东西原本就不是“规律”呢？我们得先去探寻把“乡村凋敝”当作“规律”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在历史的演进中，原本没有城只有乡，所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自然秩序”非常肯定地说“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每个处于发展中的社会的大部分资本的投入顺序，首先是农业，其次是工业，最后是国际贸易”，说明先有乡村后有城市，城乡发展与农业及商业发展是一种有着发展顺序的演进关系。所谓“城市”并不是天然就是要素聚集地和高端产业衍生地，从概念上看，城与市并不相同，古代的“城”是用来防御敌人入侵的设施，而“市”则是交易聚集的场所，二者并不在一起。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随着城里人口的增加，产生了交易需求，城里的基础设施条件好，人口多，交易需求旺盛，吸引了市井、野郊和草乡的交易，才使“城”与“市”合二为一的。可见，今天的城市繁荣其实并非是天然的，而是历史演进的结果。
这个结果的出现包括三个条件：一曰要素条件。“城”用来防御敌人，需要修建各种工事设施，由于国防属于政府公共服务，因此这些设施是由政府（尽管在封建时代政府也是私人的）出资修建的，但在客观上造成城里的基础设施条件优于乡野；二曰人口条件。用于防御的“城”要抵挡敌人的入侵，不能仅有空城，还需要有军队驻扎，因此城里的人口密度要远高于乡野，由于人口集中，也就有了消费需求的集中，有需求就有市场，因此才有了城里复杂丰富的交易活动；三曰制度条件。本来城里驻扎的用于防御敌人的军队就是纪律严明的，完全不同于乡野居民。随着城里集中的“市”规模越来越大，交易越来越频繁，就会产生许多纠纷，需要用制度加以规制。尤其是，城里聚集的人具有极大的随机性，不像乡野中基本上是以“家族”为单位，有着共同的“家族规则”，因此城里的“公共制度”一般是由政府供给的，并要求所有人严加遵守。而一般的乡野，随着外姓人杂居的出现，“家族规则”就慢慢失去作用，所以，城市的制度供给与需求都要比乡野复杂和丰富。有要素就吸引了人口，有人口就需要制度规制，有制度规制让人们感觉到安全可靠，能够安心谋发展，大家安心发展就使经济不断繁荣，要素价格不断提高，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要素到城市来。这样，城市就像一个抽水机，渊源不断地将乡野的要素、人口吸引到城市来，城乡的差别也就越来越大。可见，城市发展最初的原动力其实是来自于政府，直到今天，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制度及要素供给的偏向。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来自政府的要素及制度供给的偏向，才促使城市在发展上把乡村远远抛在身后。从经济的角度说，将要素聚集于城市，让城市先发展起来，通过城市化推动人的生活现代化，是一条有效率的路径。但是，如果以此说农村的凋敝是规律，显然不那么有说服力，因为在这个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政府的要素及制度供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城市是有效率的，就把乡村衰败说成是天然的，是规律，其实是政府的要素与制度供给偏向了城市，才出现了农村荒废的结果。为了国家的经济进步与繁荣，每个国家或许都需要走城市化的道路，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向城市投入的要素效率与边际报酬率都是经济可行的。然而，经济的进步与繁荣毕竟不是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目的。这里的人不是一群人，一部分人，而是所有人。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他的思想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的理论心系劳苦大众，心系社会底层。因此，即便城市里没有了阶级分层，人人都生活安逸，但只要农村没有发展，生活在农村的居民不能过上安乐的生活，社会发展就有缺憾，而且，这种缺憾是可以改变的。按照城市的演进历史，我们毫无理由说乡村凋敝是规律，如果政府改变要素与制度供给的城市偏好，乡村的发展就可以期待。这里需要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城乡发展不是替代关系，需协调发展。以前的城市化工业化，用的是牺牲农村的办法，这是历史特定阶段的策略问题，不要把它当成是铁律而由此为忽略乡村找到一个理由；同样，今天说乡村振兴也不能不顾要素的城市投入的确存在效率优势的现实，而企图用乡村发展替代城市发展。城乡发展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即便是在古代，城堡里的交易要能够活跃，也是依靠乡野里的丰富物产，没有乡野丰富的物产，城市里的交易就会惨淡得多。今天是五一假期，人们一定感受到城里人纷纷逃离城市在路上备受拥堵的煎熬，我们要问，为什么城里人明明知道路上会有拥堵，也不愿放弃驱车下乡一游的享受呢？说明美丽的乡村自有吸引城市人目光的东西，如果没有，遗憾的不是农村，而是城市！城乡需要协调发展，才能减少城市人的这种遗憾；就中国而言，不管城市如何发展，总会有人居住在农村，我们十四亿人口，即便将来有十亿人居住在城市，也还会有四、五亿农民将居住在农村，如果不能通过农村发展让这四五亿人享受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就是不全面的。
二是乡村凋敝不是规律使然，需加强投入。正如前面所说，城市发展得益于政府的要素及制度供给偏好，乡村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跟政府的这种偏好相关。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力量推动农村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是造成乡村凋敝的主要原因，但这种所谓的趋势并不是规律，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政府如果改变要素与制度供给的偏好，关注于乡村的发展，加强向农村的投入，就能够改变城市单轮驱动的发展模式，使城乡协调，改善乡村凋敝。我的同事在美国考察告诉我，跟中国相比，美国的城市并不怎么样，但美国的农村堪称“天堂”，在日本学习与考察，也发现那里的农村不必然衰退，在经历高度工业化导致的农村“过疏化”萧条之后的今天，日本政府调整政策，使农村变成城市人向往的地方，使农业成为年轻人喜欢的体面职业。
三是乡村振兴不能用一刀切，需灵活施策。现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人们固有的“乡村凋敝是规律”认知的改变。但是，长期在农村的人知道，现在聚焦于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来改善农村单一产业结构，以产业兴旺为抓手推动要素向乡村回流，道理上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在这里，我们需要对“乡村”有一个认识，是不是有人居住的乡野都称之为“乡村”，都需要振兴呢？以我在西部农村地区考察的经验，在一些大石山区、荒漠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人们栖息的村落。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在农耕时代为了躲避战争，的确有人安居在此，但这种散落在大山荒野深处的零星人家，未必算得上经济学意义上的“乡村”。以今天的情况来看，那里或许本就不具备起码的生存条件，不应该有人居住。对于这样的特困地区，振兴的最好办法，或许是让他们永远离开那里，让他们迁往生存条件相对有保障的空间去居住。从这个角度上说，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的确有一些现在的“乡村”是需要让其凋敝以回到过去的原生态，而不是要求地方干部在根本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地方去振兴乡村，把振兴乡村变成了教条。
我相信乡村凋敝不是规律所致，是可以改变的，但改变需要方法与策略，需要智慧，通过政府制度供给，让要素与人口回归乡村，乡村凋敝就可以得到治理。我们刚刚踏上乡村振兴的征途，困难虽多，前景光明！
作者系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柳州市人民政府顾问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三农庄园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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