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10月9日晨6点20分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杜润生，1913年出生，山西省太谷县人。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一位老人杜润生，他对中国的农村改革农村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是山西人，出生于1913年，是一位生命力非常顽强、非常坚韧的老人。相较而言，邓力群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成立和运行创造了很多条件，但他基本不给发展组安排具体任务。杜润生是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用得最多的，一个农村研究机构能为中央主导农村政策的部门主要领导所用，说明它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用的过程中，也使它得到成长并日益成熟。
杜润生在共产党内是位老资格，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他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当时他是北师大的学生，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太行山区做领导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南局的秘书长，所以他经常说：“我给两个人当过秘书长，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因为他们俩先后主持过中南局的工作。杜润生在指导中南局的土改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对土改中出现打击面扩大化等提了很多很好的纠正意见。后来，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之后，他就调到农村工作部去协助邓子恢，指导全国的农村工作。在合作化问题上因为跟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是合作化运动的“小脚女人”，认为合作化搞得太快了。后来毛泽东就把中央农村工作部解散了，他被分到中国科学院去工作，到了科学院后就跟很多自然科学家结识了，建立了长期的友谊。他是典型的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直到他晚年的时候还能熟练地运用计算机，对很多计算机词汇，他的熟识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年轻人。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新恢复国家农委，调万里到国家农委做主任，他做副主任，农委副主任很多，他是其中之一，但很多具体工作都是他在做。1982年以后机构改革撤消国家农委，成立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他是主任；成立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他也是主任。基本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两个主任都是他。
从1982年以后一直到1989上半年，农村政策制定的具体工作都是杜润生在主持，影响着农村改革农村发展的方向，是主要政策制定的参与人、操办人。20世纪80年代的前五个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除了第一个是由两个研究室共同起草的，其它的四个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起草，经中共中央批准后发布。他对中国农村发展倾尽全力、应用一切可能性并作出了杰出贡献。在这期间，他跟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关系，成为一段佳话，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忘年交。平均起来，发展组成员年龄是30多岁，他比发展组的成员年龄大几十岁，当时杜老已经接近70岁了，年龄相差几十年，但成为终生的朋友。
发展组的这一群人跟杜润生的关系，大概有两个人起了很大作用，一个是翁永曦，他本来是在农民报工作，不在国家农委，有关农村问题他有一些言论，杜润生知道后就找他谈话，谈完以后就直接把他调到农委。翁到国家农委以后，对发展组做了很多串联和推介工作，他自己也参与了发展组早期的创办。介绍陈一咨去和杜润生见面是他起了作用。还有一个是发展组早期的创始人之一白若冰，他父亲白介夫，原来是中科院一个所的党委书记，那时候杜润生在科学院做秘书长，俩人私交很好。通过他们两人向杜润生介绍了，有这么一群人，自愿在搞农村、农业方面的研究，引起了杜润生的兴趣。他知道有这么一批年轻人乐意研究农村问题，他是国家农委副主任，而且长期关心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很支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正式成立会，先是邓力群讲话，隔了一天，杜润生也到这个会上做了一个大报告。
他一开口，就开门见山地讲：我来的主要目的是代表农委，表示对一批青年人有志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的同志的支持，现在我国农村的问题很多，而研究的专家大多老了，后继无人，要赶快加强培养，不但要有计划地培养，还要造成一种环境，让人才自发地涌现，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好地前进。
他讲到：农民问题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毛泽东同志了解农村问题，在处理农村问题上是最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看到了农民的力量，而且看得最深刻。毛泽东同志很了不起，成功地完成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写下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杜润生强调搞研究要注意科学化，所谓科学化，就是要适合国情。他说：“你们在座的几十位年轻同志自动地组织起来进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能够真正坚持下去，就更好了。请同志们记住我这句话，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能够搞出成果，就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了科学基础，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没有科学基础的决策是很不稳定的。你们的工作是适应这个需要产生，是一个时代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办几十所大学作用要大得多，能培养大批人才，按照这个需要去努力，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你们开了个好头，就会有后继者前赴后继，即使你们坚持不下去，开个头也是好的。能否坚持下去，也有一个客观条件，我年轻时也常到农村去搞调查研究，以后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坚持到底，你们这个头开得很好，树立了一个榜样。
当时，谁也没有估计到中国后来的发展会这么快，他说：“在今后20年内，农民的收入能不能实现倍增，如果平均每个农民每年收入能达到340元的话，就是历史的飞跃。因为我们有八亿农民，如果做到这一步，我们国家就可以初步算是富强了。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农民定，天下定。世界上有许多伟大事业，如果能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就是一件很伟大的事业，凡是能为这一事业出谋划策出力的人，都是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要，实际上能够为国家节约资金，也能为人民造福。因为一切错误造成的浪费，到头来都会转嫁到农民身上。现在都在议论，老干部特权等等，其实仔细研究一下，中国的社会，总得有政党来领导，试问，没有共产党，又有哪个党来领导。世界上像我国这样的老干部不多，他们在几次大运动中脑袋上戴过冤枉的帽子，还衷心地相信中央，忠心地为党工作。但是，我们有许多事情办得不科学，使好事变成了坏事，坏事的结果转到人民头上，造成人民的不理解。一方面要办好事，一方面要避免把好事办成坏事。这就要有科学的研究，科学的决策，就能避免损失，少花代价，少交学费，这就是你们研究组的另一个重要意义。以前我们只是说花点学费没有关系，但是30年了，总不能老交学费，多了也交不起啊！”
可以看得出，在当时对一些重大问题上，社会主义道路啊、共产党领导等方面，杜润生跟邓力群的观点还是很接近的，在一些基本判断上也很相近。在讲话过程中，直接涉及到包产到户的，杜老讲得比较少，因为当时他有一种担心，他担心包产到户以后，中国农民的经营规模这么小，如何和整个国家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配套。当然，这些疑虑后来逐步地在改革与发展创造出来的新形势和实践中逐步改变了。另外，他也担心，在包产到户以后，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土地兼并等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还看不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前景。只是一种趋势性的分析，可能会出现，但是谁也不能肯定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会以一种什么状况进行，所以他当时是有担心的。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农民的经营规模太小，那么结果会怎么样。第二就是如果普遍地包产到户以后，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会不会让一部分农民随着土地兼并、流离失所，他当时有这样一些担心。这些担心在会上讲了。他在讲话的过程中，也像邓力群，引了马克思的一些话，他说，马克思说过“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社会生产一定要用社会的生产方式”，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中国不能不搞社会主义，我们是靠农民起家的，决不能再让农民接受资本主义分化的痛苦，必须找到一条使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搞社会主义基本上是成功的，我们解决了十亿人的吃饭问题，避免了农民的两极分化，这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究竟如何搞社会主义，我们是走了很长一段弯路的，生产水平不高，农民的文化落后，工业化的水平很低，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搞社会主义，毛泽东最初有个设计，第一是拉长过渡时期，用15~20年完成，第二是选择过渡方式，由点到面，由小到大。当时毛泽东是强调要有足够的过渡时间、妥善的过渡形式、要有足够的价值范畴、要发展商品经济、对农民要有物质刺激。但是1955年以后，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批判保守、批判右倾，把正确的东西批掉了，从15年变成3年，合作化变成集体化，后来又来个人民公社化，农民之间的平均主义发展成为农民吃大锅饭，就更荒谬了。
他当时也给我们讲，他说你们看自留地，哪一年的灾荒都没有把它搞垮，自留地产量高，农民最关心自留地，中国农业的优秀传统，如用地与养地结合，精耕细作都保留在自留地里面了。他说，全国如果有50%的土地能够达到自留地的经营效果，那就很可观了。他讲到，看来我们不能全都像南斯拉夫一样，全部退回去，都变成单干，南斯拉夫的集体化只搞了3年，所以要退回去比较容易，中国搞这个集体化已经搞了30年了，要退回去也没那么简单。他说，现在有些地方搞集体经济中的个体经营，如包产到户，对包产到户不要怕，中国农民不会脱离社会主义，我们有强大的国营经济。承包是我国一个很好的经验，以前认为是资本主义，是右倾，现在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种经营管理方式，承包是非常必要的，发展农村经济的一条可行的路子。
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农业现代化，远的不说就说近20年内，美国的现代化是不可取的，是投入产出不成比例，投入太多产出不太多，他们的农业，机械化的成本太高，不经济，它的农业是靠石油浇灌起来的，现在问题成堆。我国的人口多，世界上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农业现代化，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不断地迅速地把50%以上的农民转移到城里，而这一点在我国不可想象。只能让农村就地吸收，怎么个吸收法，必须走城乡综合发展的道路，总之，中国要走出自己的路子来。
在工作方法上，他也提醒发展组，他讲的一些话，后来大家都长期当成座右铭。他说：研究工作不能怕犯错误，害怕被别人否定，就要自己先否定自己，要人家拍板，就要自己先不拍板。这都是他从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很有哲理的一些话。他在会议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同志们，八亿农民期待你们！
这之后，发展组在研究工作的每一步，都得到杜老的悉心关怀。他全力支持这批年轻人，信任他们，倚重他们，使他们的能量发挥到极致。发展组的成员们，多次到杜老那里去汇报沟通，进出国家农委的院子可以说是如履平地。当时也有门卫把守，但是一打电话就让进去了，而且经常是杜润生亲自来跟发展组的人交谈。有时候在那里办完事后，就在农委食堂吃饭，很经常。在组织滁县调查之前，陈一咨把调查的意见、计划、方案等等包括人员都向杜老作了专门汇报。调查之前他跟准备去参加调查的多数人都见了面，谈他的想法，总的来说他希望大家下去能够在尊重实际，尊重农民创造性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给中央和政府的高层决策提供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这种规模较大的调查，发展组没有专项资金。发展组当时申请的课题费每一项都很具体，比如说编包产到户数据选、编一些基础文献等等都有专门的经费，做这种野外规模比较大的调查，没有专门的经费。于是把这个情况向杜老汇报，就由杜老直接给这次滁县调查批了八千块钱的专项费用。几十个人在滁县搞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地方也给予很多支持，如用餐只付基本伙食费。大家去时都坐火车硬座。到地方以后，用地方的车，我们用经费里的一部分付了部分油钱。当时汽油是要有指标的，专门由地委批，就用调查费的一部分来买油。那个时候住宿费也很低，八千块钱，这么多人去，整个地区各个县都跑遍了，搞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有蹲点，有面上调查，有专项调查。
滁县调查结束后，又分了几个小分队，分别到浙江、贵州作补充调查，回去以后，成文、打印、在成文的过程中，讨论会若干次，全部搞下来，八千块钱还退还了几百块钱给国家农委。按现在来说，一个人去搞这么长时间的综合调查可能都不够。
调查结束以后，杜老亲自听汇报，送报告给他，也是亲自看，能够吸收进文件的就吸收进去。1981~1985年，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还存在的这五年，每一年都是由杜老安排发展组的人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每次大的调查之前，他都听意见，回来以后他都要听汇报。那种汇报会是很活跃的，一边听一边讲，他讲话，其它人可以随时插话，气氛非常融洽。针对的问题，都不是那种概念性的，那些东西杜老熟得很。他最喜欢听的就是，你看到了什么问题，你认为应该怎么办，你有什么办法。有很多问题涉及全国性的，像粮食问题，虽然实行包产到户，但是统购统销并没有取消，城市的农产品供给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在包产到户的条件下，只能靠市场来调节。包产到户以后，有很多农副产品仍没有放开，包括蔬菜、鱼、水果等等。突破是一点一点进展的，要颠覆原有的“神圣”堡垒，杜老费尽心思。广州就是先把鱼这一类的产品放开了，慢慢的，搞统购统销的东西就越来越少。
杜老自己的学识渊博，但是他勤于发问，勤于好学的精神，对这些年轻人形成了很好的言传身教。他随时会提出一些问题和年轻人讨论，听年轻人意见，把发展组成员吸收去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至于后来吸收去参加一号文件起草的前期调查，以及参加文件形成过程中的讨论。
杜老年龄不小，心境却很年轻，他希望有能力的青年能尽早担起大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时，经他鼎力推荐，将翁永曦任命为研究室的副主任，才30多岁，开了当时副部级干部的先例。后来因为一些人追究翁永曦在文革中的所谓问题，把他搞了下来。这件事，对杜老的打击和影响是很大的，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手下的一些相当于局级的“组长”，因为年轻，他怕提快了受到意外伤害，“压着”不明确行政级别。所有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杜老跟年轻人的关系，他依然那样热忱地倾听他们的声音。记得大概是1985年的农村工作会上，他跟张木生、陈锡文、还有我这一帮年轻人在一起谈农村扶贫的事，讲到农村基础设施的事，包产到户以后，要搞修路等公益性的事业是有点困难的。我们建议，在贫困地区实施扶贫时，与其送东西、给钱，不如换一种形式，实行“以工代赈”，就是农民去参加修路、修水库，国家就把储存的一些粮食、棉布、百货发给农民，他接纳了这个意见。他在给中央汇报农村工作情况的时候，向胡耀邦讲了这些意见，回来后对几位发展组的成员讲，总书记说了，谢谢你们这些年轻人出了好主意。
对农村的问题，杜老保持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就是面对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时，换一种说法，让它不那么从正面发生冲突。例如人民公社制度，那是三面红旗之一，根本是碰不得的，彭德怀稍微碰了一下，他在党内这么德高望重的人，一下子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所以在对待人民公社问题上，当有人提出要对人民公社进行改革的建议，杜老却引而不发，没有表态从正面去涉及。到1984年以后，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人民公社自然就寿终正寝了。杜润生是改革博弈中的高手，别人看一步棋，他至少看三步棋，他知道这一步棋走了，后面会发生什么事。不必急着把后面的棋放到前面走。因为他很懂，什么事情解决了之后，哪些东西可能还存在，哪些东西就可能消亡。他常对发展组的一些人说，农村改革深入之后，许多原来认为是禁区的东西，都会彻底被“颠覆”。但他从不预言，究竟具体什么东西会被“颠覆”，你有兴趣，你就去研究，他会微笑着等待实践的结果。在他看来，现在包产到户这件事还没有做完，还没有成为一种制度化的东西，就没有必要去对人民公社做出改变。当时的人民公社既是政权的基层组织，又是一个经济组织。经济组织已经发生了变化，最后必然会引起政权组织的变化。如争论很大的雇工问题，1983年的时候，争论的焦点是七个人以下的是不是剥削。当时杜老安排张木生、白若冰去做了大量有关雇工问题的调查，由这些年轻人出来说话，他引用这些年轻人的调查和得出的一些结论，他拿来作为依据。这样就保证了在那个阶段，没有因为雇工问题出现大的政策性波动。
有的事现在看来似乎很可笑，但在当时就是一道坎，这道坎过不好，也许会翻车。包产到户实行到一定阶段，中国地少人多，很快就出现了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这些剩余劳动力要干别的事情，农产品加工等其它一些东西就出来了，出来就要企业化，企业化就要有工人，有工人就会产生雇工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不管是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只要它能多雇工，就能解决就业问题，都是一大社会功绩。但是在当时来讲，有很多政策的禁区，认为搞社会主义就不能雇工剥削。杜老对待这类问题没有采取从正面把这种争论搞大的方式。他用年轻人的调查，年轻人的结论来说话，避免了许多无谓的冲突，大大节约了改革的社会成本。
杜老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参与中央农村问题的政策制定，可以说对80年代农村改革的对象十分熟悉。那个时期中国要搞工业化，原始积累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只能靠剥夺农民，把农民剩余的东西用来搞工业化。王小强在写《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一文时，对这一历史过程持彻底的否定态度。杜润生不评价王小强的观点，却反问王小强，如果你是毛泽东，你怎么办？王小强无言以对。要在当时条件下搞工业化，就必然要搞合作化。土改之后，农民是一家一户的，用非市场交换的方式是很难征集到农产品的，要搞工业化就要集中一批人，这些人就要有工资，同时还要解决吃的问题，吃的问题最大的就是粮食问题。在宣布合作化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要实行统购统销。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农民的“余粮”部分只能由国家收购，叫做统购；也只能由国家来销售，叫做统销。实行配给制，是计划经济的核心内容。那么价格也是固定的，带有强制性，就是粮食只能卖给国家，也只能按这个价格卖，而且你必须卖。正因为这样，就需要把农民集中起来，从初级社很快到高级社，很快又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只有到了人民公社化以后，所有的土地集中了。每一年工业需要多少粮食就分配到每个公社去，每个公社必须首先生产这些粮食。即首先要交出这么多的粮食。粮食问题变成城乡二元结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也是工农关系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包产到户以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征集方式出现了变化，形象的做法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但是光交够国家和留足集体的仅仅是农业税和集体提留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不足以能解决城市的用粮。用哪种方式解决城市的用粮问题，是维持现状还是转变方式？后来就逐步从征粮转变成买粮的方式。征粮到买粮，看似简单，却是历史性的变化。价格高了，要补贴低工资的消费者，价格低了，担心谷贱伤农，就采取补贴的机制。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要考虑粮食安全，就要有一种补偿机制，粮食价格太高的时候，也要有补偿机制，粮食太低的时候，农民不卖粮食给你，你就要考虑用市场价格或者准市场价格来买粮食。整个工资结构、收入结构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当时的稻谷大约是八分到一毛钱这个水平，如果是花三毛钱向农民买的，卖给市民也是三毛，在收入变动不大的条件下，就只能国家来补贴。但是这一步必须走，走了之后才有可能进行下一步改革，如果哪一头都不动，就不可能进行下一步改革。
这个时期农村发展组提出了粮食改革的方案，杜润生对此非常重视，他安排发展组的成员跟中央高层，以至于跟赵紫阳总理对话，同时在河北搞试点。当时发展组的罗小朋、宋国青、高小蒙等人就亲自去盯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到80年代的中期，特别是农产品有比较大增长的基础上，最后取消了统购统销制度。拿掉了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对扶贫问题、山区开发问题，杜老一直高度关心。发展组研究扶贫问题曾先后提出：扶贫要扶志，扶贫的方式要进行根本性的转变，不光是发钱的问题，要以工代赈，最终提出“输血不如造血”。在发展组不断地凝结出这些思想的过程中，也含有杜老的心血。农村发展组在80年代中期提出建立西部开发基金、扶贫基金的建议，他欣然接受，积极促使其变为中央决策。又如乡镇企业，那个时候叫社队企业。1982年我跟白若冰到江浙一带作乡镇企业的调查，回来写了报告，杜老也是很认真的看。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杜老是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农村发展改革中的很多政策性问题，他都随时拿来和发展组的这些年轻人讨论。
在发展组的创办期，邓力群对发展组能成立、生存、发展，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杜润生在创办期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参与，但发展组正式成立后，经常给发展组安排活、真正用发展组最多的就是杜老。农村工作会、一号文件起草、搞调查、研究问题，他都要用发展组，他特别能听这些年轻人的建议。
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之后，发展组的王小强就觉得应该搞一个农村发展论坛，探讨农村发展的问题。大家都觉得很好，就以发展组的名义，由王小强执笔给杜老写了一个报告，杜老很赞成，很快在发展中心办农村论坛，后来发展组的很多文章都登在这个论坛上，成为发展组展示成果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1981~1985年期间，发展组在整个研究工作上，跟杜老的联系真的太多太多，他常常带发展组的成员去调查，国家有领导人去做有关农村方面的调查，他也常会推荐发展组的成员去参加。很多重要的专题会议，他也尽可能安排发展组的人员去参加。1983年，包产到户已经基本上在全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在这个基础上也有了一定发展。这时，发展组意识到需要进一步的改变城乡的关系。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交换方式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城乡二元结构中原有的很多方式都要发生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最终要通过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实现，即不仅涉及农村改革的问题，还包括城市的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当时提出了“分区立体开发”的意见。杜老把这个意见反映到赵紫阳总理那里去，赵紫阳专门就这个问题听了发展组的意见，听完之后还很风趣的说：“要进行这样的改革试点，必须相对封闭，不封闭就看不出效果，不封闭等于全国一起搞，风险太大。可以考虑把海南岛拿给你们做试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属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以后，由该所提出建议，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农村综合改革实验区办公室。发展组此前的不少研究成果、意见、建议，都融合到各地的试点中去了。实验区的工作指导，由杜鹰负责。杜老对发展组相当一批成员能长期坚持做农村方面的研究，是下了很多功夫的，视这批人为宝贝。1984年，我已经调到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了，当时那边曾经考虑成立一个农村小组，专门研究农村问题，中办副主任周杰让我推荐人。当时我就推荐了陈锡文、高山，中办方面很快同意了。名单打出来了，办公室都安排好了。胡启立说这个事情要征求杜老的意见，他亲自给杜老打电话，后来启立说杜老不放人，他那边工作需要。胡启立对杜老很尊重，此事只好作罢。
很长一段时间，发展组的编制在社科院，人是以杜老为主在用，到1985年下半年，当时发展组的一部分人出去办报纸了，一部分调动了，还有一部分由陈一咨带去筹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剩下的还有将近20人，编制继续留社科院农经所。这个时候杜老就下决心，把他们编制转到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和国务院农研中心。经过与社科院协调，很顺利的就转过来了。转过来之后，就叫做农研中心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这是发展组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批人到农研中心以后，杜老专门召集这批人和农研中心的人开了一个会，杜老有一个热情的讲话，中心内容是说，大家的编制过来，只是编制的变化，我们一直在合作，五年来，我们的基本关系没有变。说到底，变的只是原来由社科院发工资，现在由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和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工资，其它的都没有变。
到1986年的4月份，经过国务院批准，农村发展所成立了。以发展组的这批人为基本骨干，正式成立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王岐山，跟发展组也是老熟人，他此前全力支持过发展组的很多活动，副所长是陈锡文。王岐山调离这个所后，陈锡文任所长，林毅夫、杜鹰任副所长。发展组的一批人都是这个所的骨干，邓英淘、罗小朋、高山、白南生、周其仁、高小蒙、谢扬都是这个所各个室的主任。以后发展所又为两块，一部分到国务院发展中心成立农村部，另外一部分到农业部成立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杜老一直跟这批人保持长期密切的联系。
六·四以后，杜老不再主持农村政策研究工作，如一号文件的起草等，他担任主任的两个机构都撤销了，他受到一定的冲击，他担任成员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改组了。再后来就开始过退休生活了，他是退而不休，天天去上班，天天在那里议论、讨论农村发展、改革问题，跟发展组的相当一批人结成终生的关系。而且一直影响这些后来也不年轻的人，坚持长期搞农村研究的人。陈锡文、杜鹰这些人长期受到他的影响。杜老年龄大了，每年给他过生日的时候大家都会唱一首《好大一棵树》，这首歌本来是写给胡耀邦的，但是始终尊敬杜老的这些人把它借过来献给杜老，把杜老当成一棵叶茂根深的大树。这是每次的必唱歌曲，中间的美感和沧桑，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够体会。
从杜老开始，还创了一个先例，他的影响和作用这么大，可他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每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都由他来主持，参加会的都是各个省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副书记以及各部的部长，中央委员不少。杜润生德高望重，会开的很活跃，主席台上的人在讲话，下面的人可以插话。中间大会套小会，讨论问题，畅所欲言。那时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般都会由分管农村工作的万里来做一个报告，会议完了以后再由赵紫阳找部分代表座谈。在头五个一号文件的年代，胡耀邦没有去参加过一次农村工作会。1984年后，当时我已经到了中央办公厅，但是每年到开中央农村工作会的时候，中办这边的周杰副主任就带我去参加这个会。他工作太忙，经常叫我在那里盯着听会。有时候周杰还在农村会上召开若干小型座谈会，让我做记录，回去之后整理成报告，送给胡耀邦、胡启立等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在1985年的那次农村工作会议上，有一天杜老专门把我找去，要我跟周杰说一下，大家希望耀邦同志今年能来参加这个会，哪怕不讲话，跟大家照张相也好。我回去之后就向周杰汇报了，周杰也向胡耀邦讲了。后来周杰对我说，你回去跟杜老讲，耀邦说还是不去，去了不讲话，不好，引起议论，讲话就有碍自由讨论。胡耀邦对杜老的工作是高度信任，很放心的，对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的大政方针都是很支持的。1982年搞了第一个涉及农村改革的中央一号文件后，下面反映很好，胡耀邦就说以后每年都搞一个一号文件，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问题的。当年的那些会开的非常活跃，都是集中精力讨论问题、政策，有些问题该争的时候，争的一塌糊涂。杜老担任主任的时候，已经是接近70岁了，1989年的时候，他已经76岁了，但是完全感觉不到他是一个老人。整天跟这些年轻人切磋、交流、循循诱导。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做了两件事：第一是为中国的整个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直接参与制定政策。第二就是培养了一批年轻的长期从事农村发展研究的人员。在他之后，是段应碧，再之后是陈锡文，他们跟杜老有很直接的渊源，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陈锡文一开始在发展组，后来是发展所的副所长、所长，再后来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当部长、党组成员、副主任，再到中财办当副主任、中农办当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当副组长，一直到现在。他的表现就是杜老所说的一直坚持下去、坚持到底，反映的是农村发展和改革研究的延续性。中国这个国家很多事的延续，是要靠人来保证的。
杜润生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立会上的讲话，很多内容大家都记不住了，因为事物在变化，观念也在变化。但是有两句话，第一就是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村古代化，中国不会现代化；第二就是要想别人不否定自己，就要先否定自己。发展组的许多人，对这两句话，都终生难忘。
摘自《潮聚潮散 —— 记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大风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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