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上班打开电脑，映入眼帘的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先生去世的消息。作为杜老徒孙的我，不禁回想起与杜老相关的点点滴滴。
读博士之前，我曾是宿州市委党校一名党校教员，当时一位同学因组织农民抵抗政府加重农民负担的努力，而遭到政府打压，几年不敢回家。出身于农村的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不禁对农业农村问题产生了强烈兴趣。当时在党校图书馆翻阅《中国高层智囊丛书》时，曾看到过杜润生这个名字，并且还记得书里提到杜老是“毛主席眼里的好同志”，那时却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将来的某天成为杜老的徒子徒孙。由于对三农问题的浓厚兴趣，在党校工作的我又陆续认识了安徽省内那些为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辛秋水老师、何开荫老师以及张德元老师，也曾不止一次从他们那里听到杜润生这个名字。
七八年前，我离开了党校，并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院里看到了杜老的大照片，并得知他是我们的名誉院长。这样说起来，我们也就成了杜老的徒子徒孙。我博士期间的第一位导师是著名经济学家白南生老师，当年他曾在杜老的指导下亲身参与了中国农村改革。在集体讨论中，那时曾多次听南生老师谈起当年的中国农村改革是如何启动的，杜老在农村改革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入学后的一天南生老师带着我们，去木樨地杜老家看望杜老。当时风和日丽，杜老那天精神很好，但耳朵有点背。杜老和南生老师聊了几句后，又问起我们几个。当得知我家是安徽宿县的，还和我提到了当年他曾受毛主席委托到宿县符离集调查借地救荒相关事宜，并问起符离集的相关情况。我对杜老的询问一一作了回答。谈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我们离开了杜老家，并且告别了杜老。南生老师去世后，温铁军老师作为我的第二导师，也曾不止一次提到杜老是如何推动农村改革的。
一晃过去了七八年，如今杜老离开了我们，南生老师也离开了我们，温铁军老师仍在继续为三农鼓与呼。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推动者，杜老、南生老师和温铁军老师以他们的学识智慧，以他们的身体力行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成为杜老的徒子徒孙，成为南生老师和温铁军的学生，是一种命运，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责任，这种命运和缘分让我感到骄傲和自豪，更让我感到责任沉重，时不我待。仰望璀璨的夜空，眺望苍茫的大地，作为新一代的三农学者，我们难道不应该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做些什么吗？倘若能真正如此，我们才能无愧于杜老、南生老师以及温铁军对于我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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