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内有军阀混战争夺政权,外有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中国社会面临着重重困境。中国农村处境则更为艰难,面临着经济凋敝、社会失序、文化失调、教育荒漠化等众多困境。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民间掀起了乡村建设运动,部分学人把乡村教育作为拯救乡村的关键,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在当时比较突出。梁漱溟认为: “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1]所以,他认为唯有教育才是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良方妙剂。基于此种认识,梁漱溟将目光聚焦在了乡村教育,开始了以乡村教育为主要手段拯救乡村的改良主义道路。

一、《乡村建设理论》蕴含的教育思想

     《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致力于重建乡土文化、恢复社会秩序、改变乡村落后面貌,并指出,乡村教育是重建乡土文化、恢复社会秩序、改变乡村落后面貌的着力点,乡村教育得以恢复发展,乡土文化才能得以重建、社会秩序才能得以恢复、乡村落后面貌才能得以改变。此书蕴含了梁漱溟丰富的乡村教育思想,具体涵盖五个方面:

1.乡村教育的重点在于“创造新文化”

“中国旧社会可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2]的社会,但在西方集体关系、阶级斗争思想的冲击下,中国的“伦理本位”开始动摇、“职业分立”开始崩塌,中国旧社会的秩序对民众的约束能力逐渐减弱,梁漱溟认为,这一切的一切,究其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严重失调,而要改变这一切就需创造新文化。因而,他认为,救济乡村的关键是推行乡村教育,创造一种新文化。所谓“创造新文化”,就是要换一种新的生活的样子或过日子的方法,换一种新办法才能去适应一种新的环境。[3]“中国文化表面上顶光华,顶整齐文密,而内里精神空虚,顶糟;外面成了一个僵壳(指礼教),里头已经腐烂。”[4]所以,乡村文化要推陈出新,从旧文化里面催生出新文化,一个完完全全的、新的适应乡村的本土文化,赋予中国文化新活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实现其文化思想的手段,教育与文化自然相连。他强调教育首先立足本国文化,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不能忽视乡村文化,在结合乡村文化和教育现状基础上,努力创造新文化,进而达到改造整个乡村甚至中国的目的。

2.农民自觉与知识分子下乡相结合

乡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单靠农民自身无法实现,需要统筹社会各方力量,尤其是知识分子应加入农村教育建设,只有农民自觉和知识分子结合才能推动乡村教育成功。“我们必须启发乡村人的自觉,因为乡村问题虽然是很严重,能让乡村人很难过。”[5]那何为“农民自觉”? 就是要激发农民自身积极性,催生农民的内生动力,让农民明白自己是乡村建设的主力军。梁漱溟在本书中也提到:“乡村问题的解决,一定要靠乡村里的人;如果乡村里的人自己不动,等待人家来替他解决问题,是没这回事情的。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6]换言之,只有知识分子与乡民打成一片并汇聚成一股合力,方能破解乡村难题。缘何知识分子会下乡支援乡村建设呢?梁漱溟认为“所以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7]知识分子是由乡村人养育的,他们有责任去为乡村人服务,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后,在帮助建设乡村的同时也能改造自己。为此,梁漱溟在山东、河南都创办过乡治讲习所,其中山东乡建院办院时间长达七年,不但招收大中专学生培养送到农村,再去培训农民人才,而且大办乡学、村学,培训教工人员,举办自卫团和职业训练班,还让他们帮助、带动农民创办农场,推行粮食品种改良,谋求建立一个理想的“新文化社会”。 

3.注重“理性”教育和人生行谊教育

中国社会可说为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2]“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8]换言之,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持靠的教化礼俗,而非国家法律。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的过程中,主张培养中国传统理想中的理性人格,并在其乡村教育中推崇“理性教育”。这里所谓的理性,“指的是吾人所有平静通达的心理”。[9]“教化、礼俗皆为理性”[10],所以,在乡村教育中要培养乡里人“理性”思想,加强乡里人“理性”教育。梁漱溟认为当前我们教育的一大问题是“教育将趋重知识技能,抑要着眼人生行谊”。[11]“知识技能是生活的工具,是死的”,认为中国教育要想复兴,“必自人生行谊教育之重提,而后其它一切知识技能教育乃得著其功;抑必将始终以人生行谊教育为基点而发达于其它知识技能教育焉。”[12]换言之,中国教育要始终以人生行谊教育为基点来发展其他知识技能教育,人生行谊教育是发展其他知识技能教育的基础。注重“理性”教育与推行人生行谊教育能更好的维持社会秩序,让受教育者——乡村人树立“修身立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以饱满热情投入到乡村建设中去。 

4.推行以社会为本位的教育系统

梁漱溟认为乡村教育不是孤立的学校教育,而是与其他教育方式相结合的体现终身教育特点的“社会教育”。当然,梁漱溟强调教育以社会为本位,主要是为了适应社会多方面需求,更好地服务乡村社会。他在《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里指出: “今之学校教育,一传统教育也; 今之社会教育,一新兴教育运动也。正唯传统学校教育有所不足,或且日益形见其缺短,乃有今之所谓社会教育 (或民众教育或成人教育) 起为补救。”[13]梁漱溟通过在“乡公所或镇公所设立下列教育机关:一、初级小学;二、国民补习学校;三、国民培训讲堂”[14]来普及教育,并在教育内容方面推崇: 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他认为职业教育要打破一切非必要的学校约束形式,如入学资格、年限、师资限制等等,进行职业化学习;“教育非儿童所尽学”,应延及成人,成人也需要不断接受教育;梁漱溟他还主张终身教育,认为乡农学校的“学生即为本地农民(尤以成年农民为我们主要的学生,也可以说是从成年农民入手,而不止于成年农民,男女老幼皆在学生之列)”。[15]换言之,乡民要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追赶时代之步伐,满足社会发展之要求。

5.建立“政教合一”的乡村教育

梁漱溟办乡村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人生问题及连带的社会问题,教育问题不过是其二者之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要把整个乡村都办成一个大的教育机构,村学、乡学为政治、经济、教化三者合一。“表面上我们的乡农学校,很像一个还曾任补习学校——在现行法令中有所谓“国民补习学校”与“国民训练讲堂”两个名词,从表面上看也与我们的乡农学校相近,然而内容完全不同。”[13]然其实质是一种“以教统政,政教合一”的行政机关,除办理普通教育外,还负责对各乡、村行政自治与社会改革事项进行辅导。乡学、村学以一乡一村的全体民众为教育对象,引发大家联合团结,形成“自觉”,在乡农学校这个机构的引导下改良进步。乡学、村学的学长为一乡一村的师长,一般由德高望重者担任,不住学校,不拿薪金,有权对该乡、该村中的不孝者进行督教,对乡党、邻里中不睦者进行调解。乡理事、村理事负责执行乡村自治事物,而乡学、村学的学长处于监督地位。总之,乡学和村学起着以教统政的作用。由此可知,乡学和村学既是教育机关,又是行政机构。虽然它们有一定的教育功能,但不是以知识传承、培养为唯一目的,而是带有社会教育性质的一级行政组织。

二、《乡村建设理论》蕴含的教育思想局限之处

《乡村建设理论》蕴含的教育思想对于今天的教育发展仍有重要意义,但它仍存在于一定的局限性。

1.乡村教育异化

梁漱溟认为,乡农学校其实质是一种“以教统政,政教合一”的行政机关,它的主要功能是负责各乡、各村行政自治与社会改革等事项,辅之办理普通教育,其普通教育内容主要侧重于对乡村建设有利的方面。于此,梁漱溟所倡导的乡村教育更像是一种为乡村建设服务的手段,类似于行政机关,而非教育本身,丧失了教育本来的目的,使乡村教育异化。教育主要任务是要育人,使人进步,而非参与行政管理,本末倒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盼望。”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正如我国现阶段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乡村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非主要负责乡村建设的行政任务。

2.过分重视礼俗教化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秩序良好运转,更多靠的是社会礼俗,而不是法律。梁漱溟中国社会可说为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2]“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8]换言之,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持靠的教化礼俗,而非国家法律。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以儒家思想为基,主张培养中国传统理想中的道德人格。其在乡村教育中比较推崇礼俗教化,甚至认为礼俗教化高于知识传授。这使教育内容发生偏转,过于重视教育的礼俗教化功能,将知识传授置于末端。这里的礼俗教化主要是儒家的传统礼制,有一些内容是不适于社会发展的,其过度重礼俗教化,而轻法律法制,对于乡村建设而言也是不利的,对于乡村教育的发展也具有阻碍作用。

三、《乡村建设理论》蕴含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的启示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时,成为乡村教育思潮中一个重要流派。他开展的一系列教育实践活动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一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乡村教育发展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1.重视优秀乡土文化的保护与培育

梁漱溟认为,“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15]所以,中国的教育制度,无论小学教育、职业教育、中学教育,还是大学教育,都必须从乡村生长起来,逐步形成一整套教育方案。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教育实际上是在农村中进行城市教育,而城市教育又是一种经过“洋化”的教育,没有 反映乡村的文化,而是脱离了乡村社会的现状。梁漱溟试图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 根本,吸收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建设一种新文化、新文明。他认为乡村教育应以农村文化为突破口,这种尝试精神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众所周知,任何 一种文化都具有承传性。文化的发展是具有连续性的,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在人们身上已经烙下深深印记,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为此,乡村教育要重视乡土文化的保护与培育,深入挖掘优秀乡土文化,挖掘其中的“优秀的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加强乡土教材、校本教材的研发,在教育内容中增添具有乡土特色的内容,使乡村教育更具特色,更具优秀乡土文化的内涵。这样的教育才能符合农民的需要,才能使乡村教育真正找到出路。

2.培养高素质“自觉”农民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影响自然,并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在生产力的诸多要素中,劳动者是最活跃的因素,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就是革命阶级本身”。[16]换言之,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是推进乡村建设的主力军。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理论中对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他主张通过教育引导农民,尊重农民意愿,逐步发展农村事业。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运动中,在乡村兴办村学、乡学,由社会知识分子深人到广大村教育农民,对农民不仅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也传授现代化的农业科学知识,并灌输现代民主的基本观念,使广大农民“自觉”,即让农民明白现在乡村的事情要自己去干,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运动中去,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农民“自觉”,让他们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支持子女完成学业,配合政府,共同推动本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民的支持和参与,在今天的乡村教育发展的征途中,要培养高素质“自觉”农民,努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有力地推动乡村教育积极发展。

3.引进优秀教育人才致力于乡村教育

优秀教育人才是乡村教育发展的瓶颈所在。要实现乡村教育发展仅仅依靠乡村社会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动员全社会的优秀教育人才积极投身于乡村教育发展。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过程中,鼓励大批热心教育的知识分子深入乡村致力于乡村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和致力于乡村改造的建设者,为乡村的农业生产和文化生活带来了活力,改良了旧风俗,开发了民智。当前,乡村教育需要一大批扎根于乡村的教育工作者。“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的重任”[17]要发展乡村教育,“努力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教师的素质对于教育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要担负儿童的正规学校教育,而且要注意到成人的教育。这需要贯彻落实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推动优质师资均衡、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乡村教师支持制度和激励机制,确保提升乡村教师队伍质量,让优秀的教师能够下得来、留得住;加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和教育能力的提升,引导乡村教师积极提升自己;破除乡村教师晋升的体制性障碍,在交流学习、培训深造、职称评审、待遇提升等方面有所倾斜,确保乡村教师教得好、得发展、享实惠。与此同时,还要关注乡村教师的自我认同感与社会归属感,不再使乡村教师游离于城镇与乡村之间,减轻其心灵上地孤独感;引导乡村教师成为党的理想信念的坚守者、优秀乡土文化的传播者、学生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而不是成为一个只专注课本而忽略实践的“教书匠”,不断改变乡村教育面貌,推动乡村教育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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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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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99.

[7]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0.

[8]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7.

[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9.

[10]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89.

[1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91.

[12]马秋帆.梁漱溟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02.

[1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09.

[1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96.

[1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0-11.

[1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0.

[17]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致慰问信[N].人民日报,2013-09-10.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