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陈文胜离开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调到了湖南省社科院，这说明陈文胜不仅了解农民、农村、农业，敏感“三农”圈子的人和话语，还有研究三农问题的能力。最近两年，在“三农”圈子，出现了陈文胜这样的一批人，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很多的事情坏就坏在不能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走下去。不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下去，就会有“问题”。今天的“三农”，完全不能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发展了。有一批像陈文胜这样的一线工作者，参与到三农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中来，也许会避免很多的错误。

    我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的时候，城市的朋友要求给村民修厕所。厕所修了，城市的朋友很高兴，觉得特有成就感——村民终于有厕所可以上了，不必提着裤子跑到地里方便了，这样也雅观多了，文明多了。城市的朋友肯定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了，但村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了。譬如：好臭！好多的蛆，恶心死了；厕所里生长出了好多的蚊虫，上厕所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厕所的尿和粪便怎么送到山上的地里去呢？狗也不得不改变吃屎的本性了，狗的“粮食安全”也成了问题。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些，是村民不能废除这个厕所，因为，厕所代表了现代性、先进性、代表文明等等，废除了的话，村民会担心城市的朋友不高兴，再不给他们提供帮助了。

    再有一个故事：有美国朋友去一个本来男女社会性别很和谐的拉祜族乡去扶贫，但他们很早就听说中国有严重的重男轻女传统，以为拉祜族地区重男轻女的问题更严重，于是设计了一个项目——将全乡小学毕业的女孩全部集中送到县上读书。这个项目感动过好多的人，没有人会怀疑这样的项目有什么问题。几年下来，不仅初中毕业的女孩子偷偷地跑到了相对发达的地区，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小女孩也有跟着偷跑的。引申的问题就更多了，譬如：十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绝大多数当婚的男孩子找不到媳妇了；婚姻没有了，拉祜族以婚姻为基础的伦理、文化和财产制度、权力结构都没有了根基；男人感觉不到尊严，喝酒、打架、不愿意劳动、乱性、不负责任、轻生厌世等等，原有的和谐秩序没有了；男人们不仅警惕和仇视每一个外来的人，也时时刻刻担心和防范再有女孩和妇女跑掉，传统的男女社会性别和谐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那些“偷跑”的女孩的父母和家人，绝大多数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到底是自愿跑的还是被拐骗了，这些家庭不知要经历多少年的痛苦等待，才知道自己孩子的音信和命运，也许有很多的人会永远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上述的两个故事，说明好心办好事，也会造成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庆幸这几年的扶贫经历，让我受到了这些难得的教训。

    近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我们这些进了城的人，下意识地觉得自己是农村人的救世主，用尽智慧，帮助政府制定了很多的与三农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可什么时候会觉得这些“政策和法规”会有问题呢？回过头来看过去，就有不少政策和法规，是为了保证工业化优先和城市化优先，就更难免不造成问题了。例如：有大学者说：土地承包要5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当然，其出发点也是为了农民有权、农村稳定、农业发展！所以就出台了土地承包长期不变的政策和《土地承包法》。大学者们肯定不会觉得这样好的政策和法律有什么问题，农民都会感激的。我发现，在贵州的好多贫困地区，有25%的人没有土地，靠佃进了城市的老师、干部、商人的地种，每亩要交纳300斤的租子，比解放前的地主收的租还高！这些地方，25%的人进城了，成为了干部、老师、商人，不是村民了，不是村集体的一员了，但他们是村里的地主，而村里的水系坏了，他们不参与修，村里要搞公益事业，建设用地大家分摊，他们不让搞，造成乡村社会越来越不和谐；有些交不起地主租子的人，不得不砍树开荒，在石头缝里刨食，导致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山清水秀的农村不再；更为严重的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过去人造梯田及其水系受到破坏，结果是土地越来越贫瘠，农业生产力越来越低了。相信出现的上述问题，一定不是“大学者”的本意。

    说句实在的话，类似于《土地承包法》这样的法规和政策，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不知出台了多少，少说也有数十个。这些政策和法规，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到底带来了多少个新问题，这是值得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者们认真思考的！

    也许，“精英”人的生活逻辑一般只是在城市的生活逻辑，“精英”人的理性往往也只是在城市生活的理性。如果“精英”人以自己生活的逻辑，去规范农村人的生活；以自己城市生活的理性，去规范农村人的理性。这也许就在无意识下埋下了三农问题的根源。

    尽管我不全部赞同陈文胜对三农学界的有些评说，也不全部认同他关于三农问题的一些观点，但陈文胜的声音是值得认真倾听的，因为他的声音中带有农村、农业、农民的真实气息；陈文胜的思考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他的思考，是站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客观反应。读陈文胜的书，也许能带给读者更多的反思。

                                                                   2006年5月1日于徐水
 

    作者后记

    我出生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大山沟里，祖祖辈辈都是朴实的农民。叮咚的山泉，陶冶了我的情怀；憨厚的风俗，哺育了我的品德。我虽曾听过“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谚语，却更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

    一方面我是农民的儿子，父母兄弟都在农村，特别是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而另一方面又作为一个乡镇干部，特别是当上了镇长和镇党委书记以后，尽管我在励精图治：连续三年镇党委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扶助特困户的意见”、每年帮助了300多户特困户，把历经12年不断停工的镇中心中学建成竣工，把镇内的三条主干道全部进行了柏油改造和水泥硬化，兴建了高标准的敬老院，可仍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特别是农民需要的帮助太多，而乡镇的财力太少！农民有80%的愿望乡镇根本就无法满足，乡镇的工作有80%不为农民所欢迎，有80%的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得不到调动。更为严重的是，乡镇干部的工资都得不到保障，怎么能够真正地帮助农民服务农民呢？

    感谢互联网，使我有机会拜读了很多三农专家的论文。当我看到很多学者和官员把三农问题归咎于乡镇时，我开始在网上不断地发出不平之鸣！我感到，作为三农第一线的具体实践者，应该有责任向社会揭示问题的真相。我深知自己的理论素质不是很高，在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上对三农学界的一些评论，虽然是代表基层实践与理论前沿进行对话的一种声音，却难免东施效颦。因为实践是不规则的，而理论是规范的，以不规则的实践来评价规范的理论，肯定会贻笑大方。尤其是因此而开罪学界高人甚至引发误解和纠纷，在此深表歉意！

    本书内容大多是我调入湖南省社科院之前在乡镇工作期间所作，且都先发在网上，一些章节已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有些章节被一些报刊杂志直接在网上下载刊发。值得强调的是，本书的很多文章，凝聚着衡阳县三湖镇全体镇村干部与我在田野上对三农问题进行实践与思考的集体智慧！同时，要感谢三湖镇全体镇干部和中小学教师所作的问卷调查！要感谢《县域经济论坛》卢立等各位网友对我不少文章的修改和指正（其中有些文章就采纳了网友提出的整段修改意见）！要感谢《经济日报》编辑吴永亮先生对本人三农文章的首次约稿及其激励和支持！要感谢《乡镇论坛》徐付群老师、孙晓青编辑、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德喜教授、原《求索》编辑室主任张瑞洁老先生、衡阳县政府办欧阳中球先生等对本书所进行的修正！

    我衷心希望本书能为学界的引玉之砖，能为基层的共鸣之声。

                                                        陈文胜

                                      2006年6月5日1时41分于长沙市德雅村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