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京报报道，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猝死案的6名嫌疑人，都来自福建或在福建长大，其中3人来自有“诈骗之乡”的福建安溪县。记者在当地发现，“整个村都在行骗，以骗不到钱为耻”。
“整个村都在行骗”是个粗略的统称，其实应该是“村民诈骗成风”，否则难免对当地有污名之嫌，就像对河南人的歧视一样。诈骗成风的村子里，以骗不到钱为耻，倒也并不出乎常情。金钱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高下的标准之后，弊端当然很多，带来的便利却也明显：你有钱就是本事，没钱就是无能。
在几乎所有回乡手记中，作者都会忧心忡忡地提到农村道德的沦陷，拜金便是重要一端。在以前，人们都被束缚在田间地头扒坷垃，五邻六舍都穷，贫富之别主要体现在温饱程度上。当人们赚钱的空间和能力被解锁一部分后，眼界大开，金钱便成为终极的主宰，进入“笑贫不笑娼”的时代。
事实上，农村并无田园牧歌的“更有道德”的过去。在回乡手记体中，作为农村参照物的城市，也谈不上“更有道德”。反倒因为生存竞争更加残酷，城市人必须更加拜金。
城里的富人看起来更知礼节，主要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资源来拱卫自己的体面。网上隔三差五就会曝出河南农民哄抢事故货车的新闻，评论区地域炮一堆。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那些货车拉的不是苹果和西瓜，而是一包包钻石，趁乱过去摸一把，就可以在北京三环内轻松置业，还会有多少城里人能淡定旁观。
不与生存情境匹配的道德，都是在逼人耍流氓。道德在某些地方普遍沦为虚词，最大的可能是它无助于解决人们的紧迫问题。“仓禀实而知礼节”并不准确，真相是“仓禀实”之后，往往会进入更高阶的圈层，不“知礼节”将被朋友圈视作异类，付出现实的代价。从自我认知上，一个年收入十万元以上的白领，也很难接受自己与一群农民哄抢几个苹果。
再看“诈骗之乡”安溪县，地处偏僻，经济凋敝，教育水平落后，求生艰难的人们之前也曾尊师重教，把读书视作阶层上升的唯一渠道。在这个渠道价值严重衰减之后，诈骗风起，从最早卖假膏药，到卖六合彩，再到电话诈骗。
可以说，投身诈骗，他们失去的只是道德枷锁，得到的却是用人民币标价的美丽新世界。再加上长期以来，电话诈骗别说破案率，就是立案率也极低，成本收益率相当可观。
在农村，贫富贵贱都是在与左邻右舍的比较中得出的，相对于诈骗团伙，老老实实种地打工的年轻人经济上处于弱势，在婚嫁市场上就会缺乏竞争力。农村男青年一旦娶不来媳妇，就不会有孩子，绝户没人续香火是小事，等到老了病了，只能忍饥挨饿、屙尿在床，活不成又死不了。两相对比，倘若你生于“诈骗之乡”，书没读成，又不会做其他生意，你会怎么抉择？
我不是要为那些电话诈骗的人辩护，只是道德声讨对事实的改观并无太多助益。贫贱的人群甘于贫贱，欣然接受被“剪刀差”裁剪的命运，在上等人需要的苦力岗上做牛做马，对于上等人来说，当然是和谐而可爱的。可是，上等人自己又何尝不是天天想更上进？只是，他们理解的上进，跟“诈骗之乡”追求的上进，不在一个评判维度而已。
诈骗跟杀人一样，有史以来便是人类主要的罪名之一，裁断其是非不需要大费周章。然而，法律毕竟是最上等人意志的体现。有人以不到10万元一亩的价格，赶走土地上的农民，然后以3000万元一亩卖掉，很少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犯罪，因为“合法”。更多的人在为这种做法寻找合理性的解释。可是，被赶走的农民会这么看吗？
社会割裂的后果，不仅仅是贫困山区的农民每天睁开眼，跟都市居民看到的，并非同一个世界。还包括，两群人对罪与非罪的理解，很多时候也会大相径庭。在安溪县的“诈骗之乡”，诈骗团伙都以“听电话”或“杀候鸟”来指称自己的作为，除了语言的矫饰外，更反映出他们已达成集体共识：这事儿虽然犯法，却也不是滔天的罪恶。挂掉电话，他们还是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爸爸。
组织架构上，中国农民在脱离土地谋生之后，非常依赖亲戚朋友的提携。从经营角度看，这也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方式。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中提到，她家方圆有很多人出门靠校油泵为生，靠的就是亲朋之间的传帮带。我家跟她家相距十几公里，我也有好几个亲戚就做校油泵，其中就包括我的妹夫。他是给他表哥做学徒出师的，在他买了校台之后，他弟弟又给他做学徒，现在也独立店面了。
福建莆田的游医团伙，更是依赖姻亲关系进行产业繁殖，最后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安溪县的电话诈骗团伙蔓延成灾，除了利益诱惑，熟人间的引领和切磋，也为这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骗术也因此得以不断迭代。
这些团伙有组织、有分工、有高额收益，自然会形成足够的向心力，以抵制普适的对诈骗的道德谴责。时间稍微久一点，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不以诈骗为耻，以没骗到钱为耻。这种价值共同体倘若没有外力足够的压制和分化，只能越来越稳固。
10年前，我所在的城市因为非法征地被追责，一主事官员主动揽下大部分领导责任，直到现在还被本地官场传为美谈。网络视频中，城管群殴小贩，网议声讨震天，而在城管内部，那却是为了保护同伴，惩治占道刁民的必选项。但凡价值评判一涉群体，都会帮亲不帮理，乱成一锅粥，公务员如此，城管如此，警察和医生也一样。诈骗团伙内部，难道就会例外？
所以，不必对道德在“诈骗之乡”失效过于惊诧。世界上本无道德，信的人多了，就有了道德。如果你不信，那些便只是空谈。打击电话诈骗，法律和道德宣教或许有用，但效用不容乐观。更要紧的，则是各地警方必须对符合诈骗案立案标准的电话诈骗每案必立、凡立必查，最大程度压缩诈骗团伙的生存空间。
我对这点毫无信心。那就再回到“诈骗之乡”，如果有一天，那里赚正经钱致富的人超过了搞电话诈骗的，这问题才有希望解决。在此之前，普通人还是多学学防骗知识，提高防范意识吧。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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