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紧缺的时代，过年能吃上一口猪肉炖白菜就是很幸福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多数的小孩都买不起烟花爆竹，只能收集炸过的鞭炮倒出粉末放在纸上，用火点燃，再一起高兴地又蹦又跳，新年就在小伙伴们手牵手的时光中度过。现在我们这批小孩都已经长大，大家能一起玩的机会越来越多，相聚在一起却越来越难，住在隔壁也基本不走动，年越来越难过。难过在于我们长大了，村庄和我们自我评价的标准也成人化、社会化了，更在于家乡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分化了。回家就意味着攀比，通过攀比给自己挣面子，给父母挣面子。攀比围绕着具有外部展示性的金钱消费展开，车子、妻子、年货等，回家多了层沉甸甸的意涵。打拼一年，大家都身心俱疲了，只想回家好好地休息，不料却被引入一年又一年的年节大战中无法自已。过年是会包装的人的节日，是老实人的苦难日。
贷一辆车回家
这两年回家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家里的车变多了，马路变宽阔了，乡村马路可以让两辆轿车并排前行，十点之后小镇的十字路口就开始堵车，大客车不得不限行到环城公路上绕行。开车回家过年变成了村民争相效仿的一件时髦事，过年堵变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去年村子里只能偶尔看见一两辆小车，今年小车变得格外多，一眨眼一辆就过去了。村子里的年轻人多在工厂上班或附近打零工，父母在村里种田，绝大多数家庭没钱买车，他们的车过完年就消失了。消失的年车在特定时间掀起的财富和面子竞争让年轻人感受到了压力，租也要开辆车回家。
进叔今年做鸡蛋生意赚了二十多万，趁着年节，赶紧买了一辆十几万的小车回家，连生意欠款也没还。这辆小车让他在娘家人面前赚足了面子，过年那天，吃过年饭，娘家亲戚就让其载着专门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名义上是为了买烟花，实际上是为了告诉别人自己买了新车。
进叔表哥的小孩爱坐车，一天到晚围着这辆小车转，上车了就喜欢东摸西摸，到处乱按。小孩的奶奶怕小孩把车按坏了，非要把小孩抱出来，小孩一抱就哭，老人没办法只能让他在上面蹦蹦跳跳。进叔比较客气，没说什么，他们喜欢玩就让他们在上面玩。到了晚上小孩的奶奶就和自己的儿子说孙子喜欢坐车，希望儿子买一辆车，“别人家都买了车，我们给你们凑点钱，你们自己攒点钱，明年买辆车回来”。表哥夫妇决定省吃俭用，明年贷款也要买辆车回家。
进叔表哥家刚在城里花了三十万买了栋房子，老人的积蓄都用光了，房贷还没还清，买车对他们而言还是项艰巨的任务。他们家房子的地段不好，无法居住，每月除还三千多的房贷外，还要出一千多的房租，生活过得很拮据。老人六十多岁了还在街上做小工，儿子女儿担心老人出事故，不愿意老人出去做事，老人还是要去，他说自己不劳动，儿子就养不活这一大家子，自己必须劳动。
对游走于城市和乡村的打工青年来说，家乡是其确认自己，获得存在感的地方。赚钱也好、借钱也罢村民都想通过这种高消费来获得面子，获得村庄的存在感。当家乡对青年的吸引仅仅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竞争而非温情和礼节的吸引时，回家就变成了一件沉重而且无趣的事情。
光棍的笑话
回家除了看车子，还要看有没有带回一个姑娘来。这是最直白的炫耀和检验。没有开回车子，村民还能勉强装作不知道，没有带回媳妇却是一件可以公开嘲笑的事情。村民常说的一句笑话是，“冬冬是不是又一个人坐回家的啊”。
冬冬今年29岁，住我们家前排，还没找对象。因为没找对象，不管是日常还是过年他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长得有点黑，说话也比较慢，在网吧里卖水和零食。出去打工上十年，一直没有带一个媳妇回家。家里住的是瓦房，前两年父母花钱把家里粉刷了一下，还在屋后盖了几间猪屋，让他回家养猪，好找媳妇。猪那两年行情不好，亏了，他又出去打工了。母亲喜欢打牌，父亲比较木讷，家里没攒到钱。为了让儿子早点结婚，一向喜欢打牌的母亲外出打工了，做卫生，一个月1000多元。
长相一般，自己又没本事，家里也没钱。冬冬能够娶到媳妇的希望非常渺茫，这也是村民常年累月敢放心大胆嘲笑他的原因。以前回家他还会到我们这排来串串门，这几年几乎没有看到他在湾子里走动，今年吃过年夜饭，他就离开了家，上班去了。听大人们说是因为在家过年没意思。
讲完冬冬的笑话后，村民往往会附带着说一句我们这的男孩子真笨，连个媳妇都说不到，看别人四川人多会找媳妇。湾子里这一圈二十五六岁的男孩多数还没结婚。冬冬的笑话对村民来讲既是谈资，也是警告，他们都笼罩在媳妇的恐慌中，种完田还出去打工赚钱，以前他们种完田就窝在家里玩了。
当村庄里的多数人不能轻易娶到媳妇时，媳妇就变成了公众需要争夺的资源，女性资源就多了一层公共展示性。这种展示性与村庄里的本事、面子挂上了钩，没娶上媳妇是家庭的事，也是村庄的事，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压力。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时刻，弥撒在城市中匿名的媳妇压力变成了直接的、透明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加倍的，青年人是直接的压力承受者。
年货之争
拜了这么多的年，每年走亲访友的年货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开始的时候是玻璃瓶的罐头，一个烂罐头，转来转去，特别惹小孩子讨厌。后来是老酒，劣质的、廉价的酒，有时还会出现过期好几年的酒。后来就是饼子、糖，老人和小孩的零食会单独买，现在则是统一的包装精美的牌子货。前几天听妈妈和亲戚在商量，自家亲戚以后干脆过年就不要买东西了，就换着吃一下，玩一下算了，反正都是给街上做生意的人做好事，东西也没人吃。年货上差异化的情感表达逐渐被统一化的包装所取代，年货逐渐地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物质形式。人们越来越不看重年货背后的情谊，而比较看重年货本身的商品价格高低。年货本身的价格高低既指示着对方情谊的厚重，也表现着购买者的穷富与否，是否有面子。同等距离的亲戚关系，因年货的价格差异也会引发有面子和丢面子的纠纷。
大年初二，大姐和二姐回家拜年。大姐离家远一点，带的东西多一点，每家一条烟、核桃、红枣等，二姐每家一箱五十多元的王老吉。拜年当天，二姐夫不愿意和大姐他们一起去拜年，躲在房里不出来，让二姐去拜年。二姐看姐夫这样也不好意思了，说了没说，低着头把东西放在亲戚家就走了。回来之后二姐就和大姐说以后买东西商量一下，这样送东西，搞得他们很没面子，他们也不是买不起。妈妈也说了大姐一顿，“拜年就是一礼去一礼来，他们每年拿的东西都很便宜，买这么多就亏了”。为此大姐觉得很委屈，因为她也没想这么多。
因年货、烟好烟坏、菜好菜坏的讨论和小纠纷在春节中时有发生。在我的家乡，这个地方性规范很弱、人情礼仪不厚重的地方，人们因个体财富差异而掀起的表达和面子竞争依然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财富作为一种形式化的力量不断地在切割甚至重构人们之间的血缘和人情关系，人情本身的特殊性和厚重性逐渐在一致化，并最终消失。人们越是追求差异化的情感依托，就越是容易被无差异化的物质力量所刺痛。
家乡的年是寂静而缺乏仪式的，鞭炮不多，没有节庆活动，各吃各的饭，节日热闹就表现为车子等外在消费品的竞争。年被财富和消费所切割，不带一丝仪式和节庆的掩饰，直接、平淡，索然无味，越来越难过。在城里打工的哥哥告诉我他们不喜欢回家过年，因为现在农村的贫富分化比城市还大，农村人又喜欢比来比去，他们感觉到非常难过，在城市里谁都不知道谁过得怎么样。少量农村人先富起来了，他们在村庄这个透明的场域变成了激发竞争的催化剂，多数相对贫困的农民要么参与这种竞争，要么忍受这种压力。他们的儿子或者女儿就成了这种特定时刻的压力承担者和推动者。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新乡土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