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城市化，很难出现‘城市吃掉乡村’的状态，城乡会长期并存，大规模、高度地粘连。”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万胜表示。
2017年7月16日，2017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城乡社会发展研究论坛”（下称论坛）在上海大学举行。该论坛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等主办。
会上，围绕城乡社会发展议题，来自各个高校社会学系的专家学者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经过三十多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城乡之间人口大规模流动，农村“空心化”问题突出，但城乡二元体制和候鸟式的城镇化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与此同时，一部分农民工开始返乡；而资本下乡加快，带来如何监管、规范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环境、经济产业结构、年龄结构、社区治理等方面都出现了新变化、新痛点、新需求。
农村青年为何返乡？
“大学生直接涉农的意愿很少，从事农村电商方面相对乐观。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会更愿意回到农村。”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王小璐在会上表示。
此次，她的研究对象为江苏省苏北地区抽样的20个“淘宝村”的返乡青年群体，介于16岁至45岁的劳动人口，在城市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出于各种原因返乡。所调查的村子，以粮食种植为主要产业的占七成。2015年，研究以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访谈的形式进行。
调研发现，受访者在返乡前平均外出打工9.48年，四成在工厂就业，14.6%从事建筑、装修行业，直接从事电商的比例仅为3.7%。选择外出打工的原因，经济动机居首位，外出务工的最高月工资平均值为2861元，收入水平一般。根据人社部数据，2015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3072元。九成以上的就业地点集中在苏北当地县市，或经济更为发达的苏南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就外出打工生活的总体满意度，有超过四成的返乡青年表示满意，近五成的表示一般，满意度最高的是工作环境，最不满意的是工作的晋升发展机会、子女的教育机会，以及与城市人的交往。
那么，促使年轻人回乡的动机和预期究竟是什么呢？“作出返乡决策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收入及工作发展的瓶颈所致。”王小璐表示，选择返乡的原因，有三分之一的青年表示“因为没赚到钱”，约四分之一表示对现有工作不满，另有三分之一认为“在家乡会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还有12.7%的人称“得益于返乡政策的宣传”。
此外，生活便利、家人团聚、子女教育、照顾老人、住房条件等都是吸引返乡的非经济因素。
返乡后，其中有约25%的青年创业，12.5%进入村委任职或担任村知识分子，7.1%从事农业种养殖业。据统计，返乡者中有一半左右的人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农村电子商务相关的工作。同时，在就业意向中，想尝试电商创业的占56.7%。
“农村电商的发展为苏北农村青年提供了务农之外的另一条扎根农村的就业及发展路径，但是，机会与利益不均等，那些没有选择在电子商务领域就业的人往往是资源匮乏者、就业困难者。”王小璐认为，实际上返乡青年已经出现了分化，另有近三成的人打算再次外出，还有一成的暂时不打算工作，而外出工作者多为较低收入者。
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姚兆余的课题组则提出，目前农村人口老龄化比城市更加严重，家庭总收入、非农收入、子女数量和家庭结构对农村老人居家养老服务有显著影响。近年来，居家养老作为结合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新型养老模式，已在不少城市社区展开。
根据民政部《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曾得出结论，如果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反映的农村向城镇迁移人口绝大多数为年轻人的趋势不变，预计到2050年，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将为城镇的2倍，农村空巢老人比例将为城市的2.9倍。
前述课题组在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和福建等东部农村收集了829份问卷，调查对象均为60岁以上的老人。课题组发现，受访者中，有26.3%表示对居家养老服务有需求或者较大需求，63.6%表示一般、较少需求。需求内容包括医疗保健、康复照护、生活照料等服务。在生活照料中，需求排名首位的是陪同看病，其次是上门做家务、聊天解闷。
“农村老年人的年龄越大、自理能力越强，其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意愿越低，而老年人的受教育年限越多，获取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意愿越强。”课题组表示，除了个体人力资本的影响，在家庭社会资本影响方面，家庭总收入、非农收入与居家养老需求的意愿成正比，而家庭子女数量、家庭关系的亲密程度与之成反比。
“现有的各种政策大多属于指导性的条例，对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实施模式和以地方政府政绩为导向的政策行动，能否满足农村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课题组建议，从农村老人养老的需求出发，有针对性地提供各种专业化养老服务，制定合理的居家养老服务收费标准，政府加大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力度，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立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农村工业存在“污染保护”
另就农村污染问题而言，由于城市环保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土地与劳动力相对廉价，环保管理工作相对薄弱，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生产项目趁虚而入，向农村转移。
会上，关注农村环境研究十多年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提出，“极端的发展主义取向和压力型体制，造成了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并促使它与（相较于农民）能够带来更多的GDP和税收的企业结成政商同盟。”他认为，这导致了国家层面的环境保护在地方层面演化为“污染保护”，而“污染保护”贯穿于从企业建立、污染危害到受害者寻求帮助的整个过程。
“一家企业的份量要超过一个村庄、一个乡镇，甚至一个县级区域的成千上万的小农。正因如此，许多企业成为当地政府‘重点扶持’或‘绿卡保护’的对象。”张玉林表示。
“中国涉铅工业高速扩张，2003年河南超过湖南成为全国最大的铅冶炼省，铅产量一直站全国的30%以上。”张玉林选取了2004年至2014年河南省涉及“铅污染”的七个县级行政区域和“副地级市济源市”，覆盖14个乡镇30多个村庄，作为研究案例。
在他的观察中，这些“铅污染”的村庄，由于劳动力、土地、环境都顺从于资本的积累和营利目标，权力资本化了的地方政府不能够有效收拾“残局”，而基层社会也尚未形成有效的反制和自我保护能力，“中毒”的村庄如何摆脱受害状态走向重建，成为一项紧迫而未决的课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财新网 201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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