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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险峰:中国城镇化的时空逻辑与西部发展模式创新

[ 作者:张险峰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02-10 录入:19 ]

导读:在重大机遇面前,西部地区应积极探索,走出一条符合当地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使小康社会建设与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利用达到高度的协调和统一。在推进城镇化和城市建设、项目选择的过程中,应将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加讲究科学合理,拒绝瞎折腾。

一、中国城镇化的时空逻辑

1.中国城镇化进入攻坚克难关键期

去年12月底,李克强总理在国博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指着中国地图上的“胡焕庸线”说:“中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和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

胡焕庸线是1935年胡焕庸先生在《地理学报》上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文章中首次提出的“黑河(爱辉)-腾冲线”,这条线以东居住的人口多,以西居住的人口少。根据2000年“五普”资料,利用ArcGIS进行的精确计算表明,按胡焕庸线计算,东南半壁占全国国土面积43.8%,人口占94.1%,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85人;西北半壁占全国国土面积56.2%,人口占5.9%,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人。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总人口之比仍为94:6,基本特征仍然维持。

李克强总理提出的这一问题透漏出两层含义:一是西部地区需要城镇化和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二是受自然条件制约,实现难度大,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要回答好这一问题,首先就要搞清楚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城镇化道路的逻辑,才能解答如何实现逻辑自洽。

2.中国城镇化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

一直以来,中国的人口和生产力布局,都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统筹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经济特区战略、沿海开放战略,城镇化空间布局、对外开放格局、工业化布局相互促进,有机协调,取得了良好开端。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城镇化的时空逻辑和理论思想,主要来源于“一个理论”、“一个目标”和“两大战略”。

“一个理论”即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正式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根本特征是“物质文明还不发达”。党的十三大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初级阶段理论,正确认识在工业化、区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上存在的阶段性差距,东部地区在发展条件上的优势地位,为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集中最优质的资源和力量来发展现代化,这就是非均衡理论实践的初始。

“一个目标”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小康社会。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使用“小康之家”来描述中国的现代化。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这是党的决议第一次提出“全面小康”的概念。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更具明确政策导向、更加针对发展难题、更好顺应民意的6点新要求,即: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两个“倍增”,进入创新型国家,促进四化同步,建立区域协调机制,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增强。

“两大战略”其一,是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前35年实现了前两步,能否如期实现第三步就要看后35年我们怎么干。其二,是区域发展中的“两个大局”战略部署: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共同富裕”构想: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逻辑设计,是从中国独特的地理格局、经济社会基础和对外开放格局出发的深入思考,也是对建国以来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而做出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城镇化规律的一种纠偏。

3.中国城镇化的时空格局

上述思想理论和制度安排,决定了中国城镇化的时空发展逻辑:

(1)在时间维度上,形成以特区和东南沿海为先行、继而沿海与内陆地区跟进的梯度开发局面;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提出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形成全域推进格局,思路非常清晰,当初“两个大局”的设计也得到稳步推进。

(2)在空间维度上,形成了以东南沿海城镇密集带(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城镇群),京津冀、辽中南、山东半岛等北方沿海经济区,以及武汉、沈阳、郑州、太原、西安、成都、重庆等一批内陆大都市区为骨干,以国家干线公路、铁路串联起来的,由各级城镇构成的城镇发展轴为纽带的人口和产业聚集格局。

这种时空逻辑设计,开启了大规模的异地城镇化模式,经过实践检验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中国独特的地理格局的,它使中国人口和生产力布局向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就:

1)释放出大量农村和城市剩余劳动力,助力东部地区实现率先发展,并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摆脱贫困获得发展;

2)迅速整合内外两种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大幅提升了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3)缓解了广大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压力,缓解了西部生态敏感脆弱地区的保护压力,许多地区生态得到休养生息,像陕北、甘肃、青海等地的荒山绿化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4)为实施新的区域开发战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到21世纪初,异地城镇化战略似乎已经看到了成功的曙光。

张险峰:中国城镇化的时空逻辑与西部发展模式创新(图1)

总体来说,当时的决策从时间上看,照顾到东西部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和历史欠账不同,选择东部先行容易获得成功。从空间上来讲,一是对外开放的区位不一样,东南沿海据守港澳台,拥有沿海港口资源,优势明显;二是地理资源条件不一样,更适合人居和产业集聚,所以采取先东后西、东部高密度发展的一种梯度战略。但是,当东部地区已经实现了率先发展,当年的时空次序需要往下轮转的时候,这种逻辑又如何自洽?如果不能有效破解一直存在的障碍,又如何实现当初“共同富裕”的承诺和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决心?这恐怕就是引起总理发问的原因。

二、时空逻辑轮回的压力和挑战

张险峰:中国城镇化的时空逻辑与西部发展模式创新(图2)

到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从快速增长进入到较快速增长阶段的拐点。但是近1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推进出现了明显的瓶颈。通过改革开放20多年努力,已经形成的“孔雀东南飞”局面、异地城镇化构想几乎获得圆满成功,却由于政策体制的滞后,而无法把这些异地城镇化的人口固定下来,也享受不到改革开放的成果,造成大量外出务工农民回流,而西部农村问题也迟迟没有解决好。

张险峰:中国城镇化的时空逻辑与西部发展模式创新(图3)

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不断回落,外出则以本省市为主,西部地区吸纳能力继续增强,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更大。

张险峰:中国城镇化的时空逻辑与西部发展模式创新(图4)

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城乡二元制度隔离的改革政策滞后、与城镇化时空逻辑不合拍,导致外出务工人员不能在大城市扎根,也不能全身而退回归农村;加上全球经济形势对沿海地区的冲击、生产成本上升等,于是产生大量人口回流。随着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布局的深入实施,西部地区发展条件改善,吸引众多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此外,农村政策的改善也吸引了部分农民工返乡务农。

外出人口回流、选择就近就业无疑有其积极的一面,但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则会给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城镇和产业发展、社会治理带来更多新的挑战,加剧人地矛盾,造成更复杂的发展和保护压力。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更多地是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智力资源、创新模式和充足的资本,而无法仿效东部地区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总量”累积的传统路径,因为西部地区没有这个“本钱”。

因此,政策设计与战略逻辑如何相一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三、城镇化在上路:思考与建议

要制定好西部地区城镇化、现代化、奔小康路径,首先必须对西部地区的情况有深刻的认识。概括来讲,主要有以下一些共性:

1.西部地区发展条件

一、西部是我国的对外开放门户和国家安全堡垒;二、是祖国的蓄水池和生态屏,中东部地区生存发展的源泉;三、各类资源丰富,文化多元璀璨,利用程度低;四、生态极其脆弱,生产生活条件艰苦,生产力发展滞后;五、高山峡谷或盆地地形,城镇用地普遍狭促,坪坝耕地宝贵,人地矛盾极其紧张;六、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发作频繁,救援困难。

2.未来的趋势和挑战

(1)国家战略对区域重构的影响。国家战略布局是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的,是必须的;但也不可否认,其对一个地区的生态格局和城镇格局也必然要产生一定的影响。

(2)全球信息网络,以及国家快速交通网络化,将促进城乡发展平台更加均等化,城镇等级更加扁平化。

(3)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深入推进,既给西部地区带来机遇,也带来诱惑和冲击,需要慎重选择。

(4)国家消费结构转型,居民对文化、旅游、休闲度假、服务等需求将成为新的热点,对西部地区拥有的独特文化、旅游资源的需求将日益高涨。

(5)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将加快众多老区、山区的发展。

机遇与矛盾并存,西部地区正面临城镇化前所未有的压力。

3.西部地区城镇化的逻辑推演

张险峰:中国城镇化的时空逻辑与西部发展模式创新(图5)

在重大机遇面前,西部地区应积极探索,走出一条符合当地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使小康社会建设与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利用达到高度的协调和统一。

首先,内陆城镇开放化

一是互联互通的网络化。依托互联网、快速交通网、国际贸易平台、开放度高的大都市区,提高经济外向度。二是提高市场化水平。要转变观念,真正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做好服务。三是社会包容度。发挥西部地区民族融合、社会兼容的优良传统,制定优惠政策,大力吸引外来人才创业、就业,带动创新发展。

其次,产业结构特色化

依托本地特色资源,结合现代市场需求设计、研发新产品。鼓励结合本地自然条件的小微企业发展,不能盲目迷恋大项目。提高对战略性资源、本地能源开发的管控能力,避免污染和破坏。积极发展生态、自然风光、文化旅游,拉动相关产业发展。结合国际大通道和边境口岸,发展现代物流、国际贸易和跨境旅游。在有条件的地区,承担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功能,如国防军工、电子信息、新型能源产业,以及出口加工等。

第三,地均产出高效化

世界各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表明,当城镇化水平突破50%之后,会有不同的结局:一种是西方发达国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人均收入快速提高;另一种是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人均收入长期徘徊不前,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我国要摆脱后一种局面,就必须要致力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否则即使城镇化率数字上升,也无法实现国家富裕。这个结论在西部地区尤其适用。从根本上讲,西部地区可用于开发建设的土地资源更加有限,生态环境更加脆弱,产业集聚总量会更小,必然要走地均产出高效化、人均产出高效化的道路,没有别的选择。

第四,家庭增收普惠化

西部地区的发展不能只是树几个典型和样板,应该以加大教育、培训和帮扶力度,提升农民文化水平和自主就业、创业能力,自主选择适销对路产品以及对接市场能力,从而提高农村自我造血能力。要深入研究多种形式带动农村、农民致富的方法,藏富于民。避免一些平原地区大企业入主土地、集中经营模式导致的企业致富、农民出局的结果。

第五,建设模式生态化

首先还是要划定生态绿线、河流蓝线、自然灾害红线。同时,应该根据西部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地采取大集中、小分散的布局形式,研究低丘缓坡地用于城镇农村建设问题,给行洪通道、滩涂湿地、动物栖息地、高效农田留下宝贵空间。这方面我们的祖先早就总结出许多好的经验,值得现代人去学习。

以公共交通走廊建设为引导,构建低碳、高效的城市结构。西部地区除了像成都、西安这类少数平原城市之外,大多是沿河谷走向的带状城市,最适合推广公交走廊。应通过公交走廊的设计,改变人们的出行理念和习惯,转变平原和东部沿海城市以小汽车为主导、圈层式扩张的模式。

要大力研发本地化绿色营造技术,避免“唯高技论”。从“土办法”、“老手艺”中汲取灵感,研发推广本地化生态适用技术,避免唯技术、商业化、难推广的“高科技崇拜”。

第六,城乡风貌地域化

这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命题。中东部地区在现代化建设中,已经破坏了大量历史遗存、乡土风情,造成千城一面。广大西部地区多民族共融,自然风光独特,历史遗存众多,民风民俗淳朴,相较发达地区来讲保存得更多一些,特色也更鲜明。在已经到来的快速发展中,应该吸取先发地区的教训,加大保护力度,更好地服务于传承华夏文明的需要。

四、结论和建议

在发展理念上,一定要吸取先发地区教训,转变发展方式,避免生态灾难,要避免把东部平原地区解决问题的方式照搬到西部地区。

在国家政策层面上,首先仍应坚定不移地实施异地城镇化战略,不应让已经形成的“孔雀东南飞”再往回飞,这对西部地区的生态、文化保护等都是巨大的压力。

其次,要因地制宜,采取灵活多样的城镇和人口聚集形态。要根据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特色,以及城镇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灵活布局城镇体系和空间形态,创新空间组织模式。不应简单套用“城镇群”的概念来指导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形态。

第三,加大对自然、文化资源统筹管理力度。很多专家呼吁设立“国家公园”制度,在此本人也再次呼吁,将众多部门管辖的,边界交织、事权重叠、责权不清的各类自然景观保护区进行整合,创建“国家公园”,由中央政府统一划定、统一管理、投资保护和建设,真正保护和利用好国家战略资源。

第四,制定“精准化”城镇化政策和标准。一是在产业发展、扶贫资金和项目、支持政策上,制定更加严格的准入标准,坚决杜绝重污染、高能耗、高风险产业进入;二是在城市规划、建设、技术等方面,制定更加符合西部地区的差异化技术标准体系。

西部地区是落后的,但也是重要的。它之于全国的国土安全、生态意义、战略资源意义、民族团结意义、文化繁荣意义非常重大。如果不能很好保护和开发利用,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并直接影响到东部地区的生态、资源供给和稳定。同时,西部地区的优势也是明显的,发展机遇也到来了,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将难以面对当地群众的期待,也无法实现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政府的承诺。因此,西部地区在推进城镇化和城市建设、项目选择的过程中,应将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加讲究科学合理,拒绝瞎折腾。

作者简介:张险峰,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教授级高级规划师。1989年毕业于原哈建工,1992年获硕士学位。主持天津战略、天津总规、北部湾城镇群规划、舟曲灾后重建城镇规划、哈尔滨总体设计、重庆两江四岸城市设计、大理总规、延安总规、天津西客站竞赛等一批重大项目,参加了北京战略、北京轨道交通线网优化等项目,参加国家“十一五”重大攻关课题《人居环境评价技术》、建设部《建设用地分类标准》修编。在各类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发表会议演讲10余篇。合著有《建设技术政策纲要》、《规划师札记》。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清华同衡规划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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