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知道王磊光博士的大名，是在微信上读到他的返乡笔记，这些文字在网络上产生了巨大影响，阅读量惊人，认同者很多，批评者亦众。这样一种争议，恰恰说明了论题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同样来自农村的学者，我与王磊光博士有相似的经历和体验，很能够理解他的立场和情怀。但理解不代表完全认同，我认为，在城市化的背景下，要对村庄进行定位，或者讨论村庄对于人的意义，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逻辑：一个是审美的逻辑，另一个是实用的逻辑。如果不对二者加以区分，就会陷入鸡同鸭讲的无意义争论。
记忆和想象：审美意义上的村庄
对那些生于斯、长于斯，长大之后离开农村，在城市中找到一席之地的人来说，乡愁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绪。他们常常会忘记，当初他们是那么急切地想要逃离农村——在夏天的骄阳下，在蚂蟥的叮咬下，每一个有志的农村青年都梦想着有一天可以成为城里人——通过读书，通过当兵，通过招工，实现农转非，“鲤鱼跳龙门”。
记忆是不断被改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昔日的农村生活都变得越来越美好，越来越让人怀念。夏天晚上停电的日子，汗如雨下，蚊虫肆孽，追剧未遂的人们心痒难耐；而时隔多年，你只会记得自己挑灯夜读的画面，还有奶奶在一旁用蒲扇帮你驱赶蚊子的感人场景。你不再记得邻居们为了宅基地而大打出手，农妇用最恶毒的语言相互攻击，一言不合就有人服毒自杀，在你的记忆里，只剩下守望相助、温情脉脉的乡村共同体。时间会过滤一切的不如意，只留下那么美好的片段。城市繁忙的节奏、淡薄的人情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你仿佛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在精神上，你仍然是故乡的游子。于是，你开始怀旧。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逃离农村的年轻人，当年的贾平凹和现在的王磊光，他们爱土地爱得那么深沉；而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做梦都想要洗掉自己身上的泥土味。对贾平凹和王磊光来说，土地不再是一种束缚，而是他们精神上的“根”；而对于高加林来说，土地是他不得不背负的命运，想说爱你不容易。
有时候，我也会自嘲：当年我拼尽全力逃离农村，逃离土地，在城市生活多年以后，我最大的梦想居然是，退休后在郊区租一个农家小院，种种菜、养养花。一切似乎又回到原点，那么之前一切的奋斗还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小时候我种地，是无可选择；退休后我种地，是闲情逸致。
对于另外一些城里人来说，村庄不是活在记忆里的，而是活在想象中。在他们的印象中，村庄是如诗如画的梯田，是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是雕梁画栋的古建筑，是枯藤老树小桥流水人家。他们会一厢情愿地把村庄的样貌等同于乌镇、宏村、凤凰和丽江。他们希望苗族的人们永远居住在苗寨里，因为那才意味着文化多样性和历史的传承；他们无法理解为何凉山的彝族青年要逃离山清水秀的故土去城里讨生活；他们觉得自己面对的不过是日复一日的苟且，而村庄则是诗和远方；他们憎恶现代性，喜欢透过斑驳的城墙抚摸历史的沧桑。虽然他们自己离不开空调和抽水马桶；可是，当苗寨里的人们说，我们也喜欢空调和抽水马桶，我们要搬出去住，他们却不答应：那怎么行，传统怎么办？公寓房哪有吊脚楼的美感？
生活与实践：实用意义上的村庄
审美意义上的村庄，是属于游子和游客的。实用意义上的村庄，才是农民的村庄。
空心村让怀旧的人们痛心疾首。但不要忘了，离开村庄是农民的理性选择；理性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这些通过教育逃离村庄的人们。农民工不是盲流，他们的落脚地都是收入更高、机会更多的地方。
农民为什么要离开村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收入，农业劳动的产出太低，而且农业也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我在上海的调查发现：五六十岁的农民工，大多把房子建在村里，他们年轻的时候，造房子是村庄里社会地位竞争的主要形式，“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每个人都把打工的积蓄寄回家造房子，屋檐越高，瓷砖越漂亮，就代表自己越成功；三四十岁的农民工，大多在县城或镇里购买商品房，那里有更加便利的交通、更加优质的教育和公共设施，他们也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村庄反而住不惯了；更年轻的一代，出生在上海或自幼在上海长大的农民工子女，老家不是他们人生规划的一个选项，他们宁可群租、蜗居，也不愿意在陌生的户籍所在地购买一套商品房，因为那不是他们的故乡，而是他们父辈的故乡。
从这个意义上讲，村庄的空心化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全世界的村庄，人口都是相对少的；农村的人口密度必然大大低于城市地区。但人口少不一定就意味着萧条。我和家人在美国自驾游的时候，路过许多农场，当时有一个感慨：中美工业发展固然有差距，但远没有中美农业差距那么大。美国的小镇规模都挺小，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一个行政村，但镇上农民管理的农场却非常大，全靠机械化作业。
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不是人口减少，而是生产力过于低下，缺乏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我们的管理者却总是把乡村的问题归咎于农民，他们总认为农民的流动是不够理性的，是缺乏大局观的。要解决乡村的空心化问题，就号召农民工回乡创业，把家乡建设得跟城市一样美好；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就号召农民不要为了赚钱而外出务工，甚至要对没有尽到监管义务的父母进行追责。
农民只要体验了城市生活，他们就会知道：蹲茅坑不如坐在抽水马桶舒适。由于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农民已经不可能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他们必然要进入城市。怀旧者所怀念的旧日时光，是永远不可能回来了。
市场主导的城市化
在我看来，当前中国乡村的大部分问题都与城市化的模式有关。症状在村庄，根源在城市。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半城市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职业，但仍然摆脱不了农民身份，被称为农民工。半城市化实际上是一种行政主导的城市化。在这种模式下，一个人是不是城市需要的人才，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政府部门来认定的。符合政府设定的标准的，给予户籍或居住证，可以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不符合标准的，则被定义为流动人口，被排斥在公共服务体系之外。
这种模式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问题、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老年农民工的养老和医疗问题。近年来，人们开始反思旧的城市化模式，提出了就地城市化的新思路，这样农民在务工的同时可以兼顾家庭，大城市的公共资源紧张问题也可以得到有效缓解。看上去很美，但实践证明，就地城市化的思路可能是行不通的。
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模式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农村可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很难在全国推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十大城市分别是上海、深圳、北京、东莞、广州、苏州、重庆、成都、温州和佛山。除了重庆和成都以外，其他城市都是沿海城市，这意味着工作机会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人口流入地必然也是沿海地区。由于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内地大多数地区的农民不会选择“就地城镇化”，而是“异地城镇化”。这就能够解释近年来的“鬼城”现象，部分三四线城市新区建设和住宅开发速度过快，导致房地产存库严重，新城区楼房林立、人烟稀少。之所以会出现“鬼城”，就在于地方政府误以为在中小城市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区建设，扩大建成区面积，就能够吸引足够的农民和外来人口定居城市。真实世界的逻辑不是房子盖在哪里，人就去哪里；而是人去哪里，房子就应该盖在哪里。
当前中国城市化的高歌猛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的巨大规模。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多达2.47亿，占总人口的18%；二是村庄数量的迅速萎缩。有研究者发现，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行政村数量减少得相当惊人：村委会数量从2001 年699974个减少到2011年的589653个，共减少110321个，平均每年减少11032.1个，平均每天减少30.22个。每天30个村庄以三种方式消失：一种是撤消和兼并，即多个行政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第二种方式是村改居，即将原来的村委会变成居委会，原来的村民身份变为居民身份；第三种方式是整村拆迁，或分散或集中安置到城市、城镇小区和一些大型集中区。
对于人口流动，这是人们在用脚投票，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政府不要试图用“拆违”、“治理群租”、“教育控人”等方式进行人为干预，不仅有违市场规律和社会正义，而且事实上也发挥不了预期的作用；对于村庄撤并，这是大势所趋，但需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实际上不同地区的村庄撤并有着不同的逻辑：在中西部地区的偏远农村，村庄撤并很大程度上是“空心化”的结果，因为大量村民外出务工，相当一部分村庄人烟稀少，撤并可以降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成本；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的城郊地区，撤并则是为了给工商业和住宅开发腾挪空间。第一种情况下，撤并并没有改变村庄的性质，只是行政村的规模变大了；第二种情况下，往往会导致“村改居”，即村委会变成了居委会，村庄集体资产从村委会剥离出来，但村民的抵制情绪会很大，不少地方在这些城市化郊区仍然保留了村委会。
虽然在城市化的时代，乡村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要解决乡村问题，最终需要重建城乡关系，需要基于人口自由迁徙的城市化。
注：本文根据作者在本次讨论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
（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探索与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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