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江苏人，从小就听说我们省华西村了，那是一个让我父亲他们这些大队干部羡慕、学习的榜样。当时我们的大队书记参观华西村回来后，也兴办了一点集体小加工作坊，一时也很引发干群对未来的喜望，但是不久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实行和计划生育的实施，我们的这位大队书记甚为不堪而辞职，他在位时所兴办的集体加工作坊也就迅速消失了。
参观南街村，我不由得回想起我小时候的大队办企业的事来，也想起华西村来。引发的思考大致有这么几点：
一， 集体经济的产生、兴衰，与“分田到户”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有根本性关系吗?
我们大队的集体作坊的消失，是因为当时的大队书记对“分田到户”后人心的变化有点失望，更是因为计划生育工作所带来的烦恼而辞职导致的。但是，这是导致我们大队集体经济消失的根本原因吗?现在想来，不是的。华西村，一直没有“分田到户”;南街村，是分了以后又合起来的，这就说明，集体经济是否产生、存在、发展，根本原因是是否有足够才能、意志的领导者。吴仁宝，在集体劳动时代就以自己过人的才智创办集体企业，并让它们生存和发展，“分田到户”并没有分掉华西村，因为吴仁宝带领农民发展集体工商经济的事实证明华西村不需要“分田到户”。南街村的王宏斌，将“分田到户”后迷茫的农民重新领回到土地合拢的集体规划发展之中，走向富裕路;王宏斌，这是何等的魄力、意志、才智!我们大队的集体作坊的消失，表面看是“分田到户”等新政策引起的，实际上是我们那位大队书记没有像吴仁宝、王宏斌那样的魄力和意志。拓宽一点，看八十年代崛起的农村集体企业，后来纷纷消失，究其原因，就是缺乏适应外界变化的高素质的现代企业家，更何况这些集体企业内部滋生腐败了呢!如果我们以冷静、理智的头脑思考这些问题，就会意识到：现代农村集体经济能否产生、发展、壮大，与“分田到户”没有根本性关系，分田到户本身并不会成为搞集体经济的根本障碍;搞农村集体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要有像吴仁宝、王宏斌那样才智、魄力、意志，并且有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的人才!
我们左翼的很多同志，将“分田到户”认识为私有化，我以为这个认识上的偏颇已经成为我们认识中国现实问题的很大的迷障!这个迷障使得我们左翼不能找到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原因，当然也就无法探得中国未来之路。“分田到户”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不切合实际的，切合实际的说法应该叫“分劳到户”。所谓“分”，其实并不是分“田”，“田”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分的是“劳”，即生产劳动的方式，由集体统一安排成员的生产劳动，变为成员生产劳动方式的自由决定。承包制下的生产劳动方式的自由决定，具体方式在发展中很多的，大致上有这么三种：一是农户自家内部的安排，比如全家劳力都从事农业劳动，或者家庭部分劳力从事农业，部分劳力从事打工、工业、商业等;二是农户间的协作互助，比如几个农户根据劳力、耕牛、拖拉机、技术等的取长补短的需要，互相协作，进行分工，共同完成他们的生产劳动。这在“分田到户”初期，是个普遍的现象，——解放前后的自然萌生的互助组，也就是这种!三是所有农户的重新进行生产劳动的协作、分工，即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的承包地重新合拢，生产上各有分工，务农的务农，经商的经商，办厂的办厂，这就是当今南街村道路。“分田到户”的土地生产劳动承包制，实质上就是在土地这个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将人的生产劳动方式放回历史的起点，让农民的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得到自然发育、生长，然后在发展中走向协作互助，走向社会化意义上的生产关系的集体所有制。让农民在创造自身历史和未来的过程中，走向新的集体化，这就是邓小平的长远的战略构想。说得通俗一点，土地生产承包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客观上就是放弃拔苗助长式的人为制造的生产劳动方式和生产关系，让农民在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前提下自己去创造生产劳动方式和生产关系。如果谁能像王宏斌那样带领你的村上的农民重新组织干起来，尽管伸开手脚干，没有法律阻止你的，如今的合作社组织，其实就包含了这样的趋势。把农村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分田到户”，是从表象上误识，这种误识，会将我们引向解决问题的歧途。华西村、南街村等，不是因为坚持集体产生劳动制才富裕的，而是因为有了吴仁宝、王宏斌这样的德才兼备的共产党人才富裕的，我们不能颠倒因果。
再想到小岗村。左翼对小岗村的批判是铺天盖地的，往往是竭尽痛斥、挖苦、嘲讽之能事。当初，小岗村分开单干，是吃饱喝足过上好日子闹分家的吗?显然不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正是他们为了生存才分开单干的。如果当时没有其他办法解决他们的贫困、生存问题，那么分开单干就是正道，就是真理。其他事后“假如”类的否定，都是谬论。他们当时必须分开单干，因为他们中没有“吴仁宝”。单干解决了生存问题后，没有走向发展和富裕，这也不能证明当年的分开就是错误的选择;如果说以此来否定当年的分开单干，那么你又怎么解释他们当年为什么会走向分开单干?单干后，小岗村没有发展起来，不是因为当年分开单干选择错了，而是小岗村没有“王宏斌”!
没有吴仁宝，集体时代的华西村也不会富裕;没有王宏斌，农村改革后的南街村也不会走向富裕;没有“吴仁宝”，小岗村才会走向单干，没有“王宏斌”，小岗村才不会自己走向富裕。我以为，中国农村改革前存在的问题和改革后存在的问题，根本原因都不是集体不集体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即要有德才兼备的优秀的领导者。
二， 集体经济村的发展，靠的是传统意义上的集体制度还是改革后的工商业经济?
左翼同志往往以华西村、南街村这些集体村的富裕来肯定传统的集体制，但是，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在集体经济时代，吴仁宝也是偷偷摸摸搞工业的;在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而这产生和发展的背景是允许发展商品经济了。在传统的集体制、计划经济、封闭的管理制中，有几个华西村、南街村发展富裕的?陈云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没有自由、流通的工商业经济机制，华西村富不起来，南街村也富不起来。如果你承认需要发展工业，那就要承认需要发展商业;你承认需要发展工商业，那就会认识到传统的集体、计划管理体制必然会被工商业的发展所打破。所以，我以为，不能简单地以当下的集体经济富裕村现象来肯定并要求回到传统的集体制中。
三，目前集体经济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左翼同志绝大多数一提到华西村、南街村等，就是赞颂之声，自豪之情，很难看到谁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集体经济村，将靠什么来保证其沿着这样的路子发展前进?这个问题，在一些学者和右派那里早就指出了，但是我们左翼同志就是充耳不闻、充脑不思。目前的集体经济村，其存在和发展，靠的是第一代创业者的权威来实现的，华西村是如此，南街村也是如此，其他集体经济村也是如此。然而，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谁能保证吴仁宝、王宏斌之后的领导者都能有他们第一代创业者的德和才?要想集体经济村长盛不衰、健壮不腐，该如何产生它们的领导者?大邱庄的禹作敏，走向了封建庄主，家族成员可以为所欲为，这已经暴露了集体经济村的政治上的根本问题，但是左翼同志不见有思考研究的;华西村的吴仁宝，在位时就确立了自己的儿子作为接班人了，(当然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华西村的发展道路的不变)但是左翼中不见有深思研究的;南街村的王宏斌一班领导者，他们将怎样产生自己的接班人，不见左翼中瞻望讨论的。怎样才能保证集体经济村永远有德才兼备的“吴仁宝”、“王宏斌”?这个问题不解决，集体经济村的发展道路也必将是有限的。吴仁宝、王宏斌等集体经济村的创业者，都没有将此作为一个深远、重大的课题去思考研究、探索实践。靠家族传承，明显是不可长久的;靠培养指定，局限性也是不难想到的。吴仁宝、王宏斌，以及其他的集体经济村的领导者，都是客观上的权力终身制，他们没有研究和探索如何进行领导者的新陈交替，让集体经济村在政治上的不变质获得制度和机制的保证，所以他们实行的是为民作主的人治政治，而非由民作主的民主政治。权力不间断的终身制，起码说客观上压制了人才的出现、磨练。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事实都表明，人治政治是不可依赖的。集体经济村，其于中国的历史使命，不仅应该是在经济上为农民探索一条出路，更应该在政治上为中国探索出一条民主的路子，——一条由共产党人执政的人民民主的路子。
关于集体经济村，我的思考和看法可能很让一部分左翼同志不满意，不高兴。但愿我们都能平心静气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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