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地理环境为农耕提供了有利条件，决定了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农业社会文化的自然、物质基础
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就存在着自然（或环境）、人类（或民族）活动、文化（或制度）这样一个不可分的三角关系。起初，环境决定着人类或民族的生存发展，后来，人类的适应性和智能化活动有对环境产生重要作用，由此生出文化和制度，也由此引来社会变迁。就世界范围而言，耕种和畜牧业决定着人类早期的农业文明，只是因为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各地区走不同的路。总体上来看，在环境条件适合的情形下，与畜牧业相比耕作农业对于人的生活来说会更便当。农耕能便利的获取食物，有较多的生存机会，对人口的承载力和支持力高，温热的气候条件，水源丰富、土地肥沃有利于人们进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人类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发生在南方温热带地区(1)。中国由于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优越性，为农业经济（尤其是耕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因此造就了农业文明，为农业文化的生根发芽和成长奠定了基础。而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欧等国也因其自然环境的特点取向畜牧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主的异型农业文化，这应是整个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中国自然地理环境为农耕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南北纬度大，热量资源沿纬度分布呈地带性差异；第二，季风气候，东南部水源丰沛，形成温暖湿润气候，其突出特点是雨、热同期，全年降水量的80%以上集中在作物的活跃生长期内；第三，地形起伏多山，热量、水分资源以及植被和土壤类型，随海拔呈带状更替。其中气候是自然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然地理环境又反过来影响气候；支配中国气候的三大因素，强盛的东亚季风气候、大跨度的经纬差和悬殊多变的地形，它们的综合作用，形成了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三大区域，其中季风区占全国总面积的47.6%，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5%，华夏文明起源发展于该区。季风区(2)的气候特征，雨热同季，四季分明，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其土壤特点，南方酸性粘重，北方碱性松细，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该区光热资源丰富，黄河长江流域夏季时间长，温度高，作物生长活跃期较长，黄土高原4-6个月，下游平原则长达7个月，与长江流域相当(3)。丰富的光、热、水资源给黄河、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带来便利，这就是种植业（水稻）发达并占农业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因此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占据了传统经济的主导。自然地理环境这个人类生存的初始条件的不同，会带来物质及生产方式的不同，也终究会导致整个文明的差异。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其最显著的气候特征是海洋性和纬度地带性，表现为面积广大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和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夏季温度偏低，冬季温暖湿润，雨水多，降水均匀，空气湿度大，有效积温较低，土壤粘重，酸性较强，肥力低。除南部利于耕作和种植谷物外，其它地区，尤其是西欧，要么水土不适，要么光热不足。但西欧的气候却有利于牧草的生长，这使得畜牧业得到长足发展，占据了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畜牧业为主导的社会导致游牧生活，游牧是人的生活与为了寻找水和草而移动的家畜群的运动相一致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由人和家畜群的共同关系所构成。游牧一般是以村落为根据地进行有规律的季节性迁移，也有的比较自由，规律性不强，人们对于自然表现出主观积极的能动态度，这与以耕作为主的农业社会相比，人口密度明显地小，社会组织关系也相当不稳定。人们不过分地依赖自然条件，也没有固定的思维模式。古希腊由于其四周有半岛，大陆环绕，海岸线绵延曲折，对航海十分有利，航海导致商业贸易的发达，生活新奇富有刺激；对自然的依赖性在海洋民族心理上不断减弱，从而冲击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时期具备的思维倾向(4)，使原本直观、整体的思维取向不断减弱以至渐失根基，结果是强调人的主动性，突出人对自然的征服。
就农耕而言，种子作物和营养繁殖作物栽培以及种麦型农耕与种稻型农耕也会有很大差异，其支撑的社会和文化也有显著的不同。种麦型农耕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会出现耕地和休闲、放牧交替进行的混合农业，这使得人们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从事其他行业，自由想象和思维的空间也大一些；水田农耕以水稻耕作为中心，就会产生社会性的、宗教性的有力、统一的"种稻文化"。其对水利的较高要求促进了村落共同体的统一。另外，在农忙季节常需换工协作，这样就形成了多种共同劳动的惯例。从这种背景来看，中国的"种稻文化"更倾向于整体配合协作。因此，"种稻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强化了农业生产运作及其思维的固定化。
农耕的物质基础是农作物的生长，它是由种子-植株-种子构成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具体包括播种、萌芽、生根、长叶、开花、结实等多个环节，人们对这一周而复始过程的认识和关注以及社会生产生活上循环运作，自然会产生对自然的依赖、与自然合拍、循环观、取中思想等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这无疑又强化了人们对于农业经济的依赖。再讲，粮食谷物（早期主要是小米和水稻）的生产必须要遵守一定的季节（气候），所以人们又必须关注自然物候、四季更替、气候变化、生活节律以及日、月、星辰的位置移动，农业生产实际上就是要把农作物生长与季节对应起来，人实行调控，才可获得好收成。由于农业生产、农业自然经济对自然的依赖性很强，农业生产的运作就必须要同天地自然条件密切联系在一起，人们的生存依赖于自然，人们又总是把自己看作生命自然的一部分，从氏族时代起，人们就必须为社会性生存目标和应付环境的挑战而齐心协力，做到人与自然相适应，从而巩固人、社会、自然一体化的观念(5)。这样一种整体的生态化观念，反过来使人们牢牢维系在农业生产上，从事着周而复始的小农生产和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生活。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经济导致了农业文明，农业文化由此生根发芽，农业文化具有典型生态意味。
二、以自然经济、小农生产方式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经济长期稳固，铸就了早熟的典型的生态型农业文化
农业经济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主干，它的最显著的特点是"靠天"，农业生产对天地自然的依赖性，越是往前，表现越强。适宜的光热、雨量以及土壤环境是农业耕作的必备条件。对自然及土地的依赖，容不得人们有过分的举措和非分的想法，人们活动空间相对狭小，交流、交往较多的限于宗族亲情之间，重"和"重"仁"的人际关系，培养了人们的"中庸"性格。也由于对自然的依赖，一旦遇上自然灾害（水旱灾、虫灾等），农业生产就会遭受致命打击，久而久之就培养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的性格，即"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则多取向"知足常乐"、平安、宁静的生活。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看，小农经济思想利于社会的稳定，也是专制社会政治得以稳固的基础。在各种条件约束下，农民既勤奋耕作，又安于天命。总是在不可抵抗的自然环境中，围绕田块、吃饭、睡觉转圈子，农业生产周而复始，人生老病死，循环往复，没有新意与刺激，生活封闭、单调、形式化。小农经济的主要经营者是农户家庭，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则，其经营的唯一动机是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得到较好的收成，以达足食饱暖。农业在自然环境中进行，在生产中首先要处理好动植物与外界环境即光热气水土肥的关系，做到天地人物的协调统一也就是动植物与外界环境的协调统一是农业生产的保证。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要求崇尚经验，培养了人们爱好和平，礼仪为重，互帮互助的性格。这和欧洲人"好斗"性格以及"战争是万物之父"的观念极然不同。一个是寻求和平、安宁；一个是征服和扩张；这种民族性格、心理和观念的不同会带来文化的差异，导致各走各的道。
传统农业经济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经济，它必然受到自然生态系统演替规律的启迪。农业生产、农民生活要与自然环境相适应协调，农民尽可能少地干扰农业生态系统（农田、旱地、草原），使其近似于或顺应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生态演替，这样，农业生态系统就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保持和修复功能，这种生态智慧本质上就是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当然，这也是由人口密度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以及实用性的最大追求原则所决定。也是基于农业初期这样的一个事实：早期的火耕农业和草原牧场的利用这两种农业系统，在人口稀少的情况下运转良好，在各种生态环境下几乎都可以通过较少的劳动投入来获取食物。在农业的大部分历史中，农民依靠土地、自然能（太阳能）和生态智慧进行着生产，这是一种良好地生态适应体系，对于先民来说，生态适应体系就要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人们必须在同样多的土地上生产更多的粮食，农业生态系统不稳定的因素就多起来，对于耕作农业来说产量低、病虫害、水旱灾害等问题就更加突出，人们就必须增加劳动投入，采取措施，以求得生存。对此，中国先民采取"杂五粮，以备灾害"的作物轮作间作套种等种植措施，并注重以耕作的方法和生物的方法（自然的）以及积肥进行养地，采取农业的生态的方法防治病虫害。兴修水利，提高复种指数，以艰辛的劳动投入，自然合理的生态观，进行精耕细作，与自然灾害抗争，获得相对稳定的收获，满足需求。也就是说，小农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仍然以与自然相协调统一的生态观来实行自救，明知违背自然的做法或掠夺性生产是走不通的，自然合理的生态观是小农经济能够自我维持和相对稳定的重要前提。小农经济与自然生态观念有着必然的联系。
农耕要求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要与天地自然相协调、相一致，这是一个"天律"、"地律"，不可违背。农业走向天地人物协调统一的生态化道路(6)，久而久之，这又必然贯穿于人们思想观念实际行动之中。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可以用"农业生态化的泛化"来解读。在思维层面上，其总体架构是"三才论"、"天人合一"、天地人整体系统思维，其思维观念取向是气、阴阳、五行、圜道、中庸等，总体上趋于混沌模糊、实用、直观、系统和整体；在社会生活生产实践层面上，人们依存自然，注重于务实，重视传统和经验；心理上趋向于自足、乐天、均和、知命。因此，不论从农耕文明自身，还是从由它引导的观念、思维、文化来说，都反过来规定着中国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农业经济的长期稳定是以小农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自然经济结构与其培植的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国古代社会在农业经济和由它引导的农业文化相互作用下绵延发展。几千年来，汉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简单的农业生产方式--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长期稳固，农民种庄稼的历史培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文化或许可称之为"乡土文化"或"五谷文化"，总之离不开"土"和"谷"。美国农业科学家金（F.H.King），曾于中国、朝鲜、日本调查农业，著有《四十个世纪的农民》(7)。他以土地为基础阐述中国文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人是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不与土地相对立，而是协和的农业(8)。五谷文化的特点是世代安居，人以土地为生，土地不能移动，人们跟着定居，聚集在一处，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即"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这无疑会强化"家"的观念及其运作。在农业生产中，季节气候、农作物生长、农事活动（耕作栽培）周而复始。人与土地循环往复，如此等等都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化模式，它由中国社会各种情况广泛博弈的结果，乡土文化、五谷文化等是这种生态化均衡机制下的必然产物，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生态型文化"或称之为具有生态意味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及其中蕴涵的力量可能是一种可取的视角(9)。
三、农业经济培植了特定的宗法伦理制度，两者相得益彰，为农业文化的生成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在氏族部落（团伙）时期，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人们的相互协调，而不是依靠权威或制度化的规定，协调性、互酬性和平等主义在小规模的社会中（部落）也可以极其自然地发挥社会化、政治性的机能，原始思维及思想文化在本质上趋同。进入农耕阶段，由于生产力和人口支持力的显著提高，产生了固定的村落，并相继发展了以瓦器、陶器和机织为主的多种技术，在社会内部出现了不直接参加生产的商人、贵族、战士和其它人员（如占星家、祭司等），人类社会文化出现了明显的进化，其思维根基、思想文化主要源于农业生产实践活动。农耕要依赖顺应天地自然，人们必须直接面对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构成社会文化及宗法伦理的基础。
新石器时代，最古老的一些农业文明区已构成原始部落社会，此期为巫术和祭司统治的阶段，以崇拜太阳为主要文化特征(10)。对太阳的崇拜可能是表达了人对自然（太阳）的强烈依赖，农业生产社会生活离不开"天"，这体现了原始的天人关系。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已有的农业文明的痕迹，其中仰韶文化区遗址数量最多，表现的文化程度也最高，发展较速，成为重要的一支文化。而黄河流域就成为后来的主要农业文明区。如仰韶文化区的西安半坡发现有成堆的小米，河姆渡文化区以及汉水流域发现有人工栽培的水稻等，表明了先民对干旱和水、热等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农业文明的产生就是人对自然的适应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受自然环境严格约束的社会经济状况，无疑会导致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宗法观念制度的产生。
夏朝世袭制代替了氏族"禅让制"，财产私有制破坏了公社制度。商朝进一步发展，等级、阶层进一步区分(11)，国家(12)也随之产生。国家虽由国王统治，但却更象"巫史"政治。巫史从不同侧面代替鬼神发言，指导国家政治和国王行动，国王事无大小，都得请鬼神指导，也就是必须得到巫史指导才能行动。《尚书·洪范》中讲国王遇疑难之事要与巫史商量大体可信。《礼记·表记》也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王遇事必卜，表示自己的行动是符合天命神意的，崇拜鬼神，祭祀祖先，沟通权威与天意，这是天人沟通的政治体现，实际上也是商人对自然现象不可抗拒的一种敬畏心理，企图不违背自然行事。把人置于天地自然的大系统中，农业生产实践纳入天命神意之中。在科学文化方面，占星术最发达，历法水平高，历法在当时具明显的政治功能，当然历法的进步同时也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实践及人们的行动要符合天命神意应该是政治伦理的最初表现。
周施仁政，行分封制，农业经济运作以土地为枢钮，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任何人取得贡赋，土地的授予和接受之间靠贡赋和服役来联结，形成庶民-诸候-王子的贡赋，王子-诸候-庶民的土地授予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农业劳动者成了小私有经济生活的主体，小农经济因此产生(13)。农夫一家人世代附着在这土地上，离开土地不能生活。这种格局无疑会强化民、臣、君之间以及子、妻、父（夫）之间的关系，其结果便是"家族式"制度的建构和伦理本位。统治阶级，尤其是天子，持有代天保民思想，"惟命不于常"，"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等，认为要永命必须保民，要把民心看作天心所自出，民心是政治好坏的镜子，民为天所生，保民即敬天，皇天上帝是丞民的宗王，上天选择敬天有德的国君作天子，天子不称职，皇天上帝就要改选他人。周代敬天保民思想，实际上是商代"巫史政治"的翻版或是它的深化和延伸。春秋战国时期是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形成了政治上七国剧战和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格局。儒家是尊礼（周礼）、德治仁政的"仁学思想"，承认"天命"，天是最高主宰，天被当作有意志能赏罚的人格神，要敬畏天命，安于命运，人要顺应天，做到"天人合一"，反映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就是天地人物的协调统一，这实际上是对周礼的继承和发挥。道家以"道"为最高哲学范畴，道是自然法则，是万物本原，先于天地存在，它强调对立双方存在于同一体之中，关怀自然，讲"无为"，道体现了对自然的崇尚，强调人和自然和谐，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指出人类的（自然的）生存智慧。法家强调统一专制，否认道法价值，比较极端，受帝王欢迎，也为秦统一提供了理论依据。儒家重视现世、关心社会，儒家文化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它继承了周礼那一套，其尊天、敬礼、伦理政治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对后世影响很大。中国历来以农立国，历代王朝都重视农业，中国农学乃至技术以及农书的刊行等，都曾领先于世。农业经济发展早，比重大，人口多，这种传统经济造就了农业文化的早熟。民以食为天，农业稳定、农民安居则国家稳定、社会安定，重农重民思想以及与此相应的思想文化便成了农业文化的传统。
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经济状况要求有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的主要特点在于其血缘宗法制度。血缘结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自然的结合方式，中国的社会组织关系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父子、夫妇、君臣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从整个历史来看，像是一种"家邦"式的建构，抑或是"家长式"的国家社会组织，其制度或许可称为"家国制"或"家国主义"。具体来讲，社会组织关系就是"五伦"，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君臣"拟父子，"朋友"拟兄弟，从广义上来讲都属于血缘关系，是一种广义的"家"。国家、社会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家"的运作。中国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蒂固，是世界闻名的，中国老话说"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认为家为组织单位。中国的社会组织，轻个人重家族，先家族而的国家。正如卢作孚所说："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14)。究其原因无疑与农业自然经济有关，农业民族的经济单位，只需简单的一个家庭，其社会生活就是家庭生活，纵然有时超越了家庭范围，也只是家庭关系的扩大或延伸。农耕经济，有利于生产力的稳定，人口支持力显著提高，村落比较固定，各种工艺技术也会应运而生，社会分工的产生也会迟早到来，有分工就有协作，传统的"家"就得到巩固和延伸。以家为本位的生产方法会导致以家为本位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其结果是一切社会组织都以家为中心，人与人的关系由五伦联系着，确定着。中国的五伦就是中国社会组织，离了五伦另无组织，把个人编入这种层系组织中，使其居于一定地位，而负起那个地位的责任。中国实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它脱胎于宗法，其基础是道德礼教礼常，可称为"孝的文化"，孝即伦理。这种伦理关系形成一个网络，每个人只是一个网结，这可比拟为"生态关系"，与"天人合一"、"三才论"等思想是切合的，它从特定的自然、社会经济、宗法伦理制度而来，但它一经形成，就影响制约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生产实践，政治上的伦理化或者是生态化政治，农业的生态趋向，小农经济的持续稳定等等都与此相关。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结构是一种"泛生态化"的建制，社会经济与政治宗法伦理制度互相促进是传统农业经济乃至农业文化得以维持稳固和长盛不衰的重要条件。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经济营造了生态化的农业文化。它是自然环境条件、政治宗法伦理制度、社会经济状况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在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互动中绵延发展，几千年没有改变。我们不能割断传统与现实的联系，要重视国情，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观点看待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与其思想文化，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文化空前冲撞融合趋同的视野下，构建中国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体系，寻求区域、国家乃至国际整合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
注释：略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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