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重新认识我们自己，共创最美“生态文明”生活
如果这种认识不转变的话，以国家安全为例，我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是最没有安全思维的一群人。
本系列文章依据2016年1月22日九派开元智库机构举办的【寻找第三种文明】主题沙龙整理而来。
本期主题沙龙特邀嘉宾：张孝德
张孝德，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公共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理事。主要作品：《生态文明立国论》《文明的轮回》，现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乡村生态产业联盟发起人。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模板，不在城市而在乡村
寻找第三种文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今天大家这么多人聚在一起，相信不是对城市感兴趣，而是对乡村感兴趣；不是对物质感兴趣，而是对文化感兴趣。那么为什么说我们会对乡村感兴趣，对乡村的文化感兴趣呢，处在这样一个时期的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其原因是什么？
我之所以对乡村感兴趣，除了自己是农民，对乡村有情感以外，作为乡村学术研究，更多还是偏向理性的。我从二十多年前就开始研究生态文明，不过我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和现在的文明还是有差异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曾出现过研究生态文明的一个小高潮，当时畜牧学、生态经济学是一个很热门的学科。这么多年来，我研究生态文明的心得是：我们国家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能满足其建设条件的诸如哲学、文化，还有投入，这个最低成本的模板，我认为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
正因为有了这个认识，从2008年以后，我将研究的方向转到了乡村。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中国正在面临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通过历史性的梳理，我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即中国总是在一个面临重大危机和重大变革的时候，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到乡村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应该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三次向乡村回归。刚李老师讲了，近代以来我们一直在追赶西方，但追赶到一定程度，发现追赶的路走不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往回走。往回走可以，但是往哪里走呢？只要一条路，往乡村走。
其实我觉得这种规律，不仅仅是现在才开始不断地重复，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循环的周期，比如孔子曾讲过一句话，叫“礼失而求诸野”。在每一个动荡的年代来临时，当人们找不到“北”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往往会“求诸野”。
之所以讲这么一个观点，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我们今天在一起讨论的这个话题——寻找第三种文明，是一个时代的话题，需要有一个大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
二、重新找回大国、富国的心态与自信
对于刚刚李昇明老师的讲话，对我个人来说，有几个方面，还是很有触动的。其中一个观点是，关于穷人和富人道德水准的问题。从我们这一代过来人的思维来说，一定会觉得富人肯定是“富而不仁”，穷人一定是革命的。起码毛泽东时期，人们是靠领导穷人去闹革命的，这个我们不能去否认它。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可怕的问题，即这种理念一直到今天还在延续和存在。而且延续到什么程度呢，今天的我们依然认为“穷”是一个很容易被认可的一种社会形象。比如上升到国家战略，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第三世界，我们不认为自己是发达的国家。
对此，我认为，如果这是只是一种外交辞令，是我们自己不愿意被西方纳入到发达国家序列，这是可以的。然而作为我们自身来讲，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由穷人变为了富人。如果这种认识不转变的话，以国家安全为例，我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是最没有安全思维的一群人。
穷人是没有自信的。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市场已经是各种资源最好的一个时候，应该有富人的那种自信。然而我们改革开放的门槛，到底哪些领域可以开放，哪些领域不能开放，我们没有李老师所讲的那种民族自信。
我们一直认为自己还穷，还需要外资不断投资。我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开放的成本已经大于我们开放的收益了。比如说对跨国公司的招商引资，其实他们每年把自己的成本做在中国，把利润做在宗主国，只合理避税一项，每年就可以多赚2000亿人民币。
客观来说，目前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投资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早已不是我们求着请他来，而是他要争着抢着要来。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进入门槛抬高的以后，他依然会选择进来。
因此，我们要做一个调整，要有一种大国、富国的心态。但事实上，我们又进入到另一个“两个凡是”怪圈，即凡是搞经济的都是对的，凡是谋发展的也都是对的。这么多年来，我们还在延续“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维和国家发展战略。
三、寻找社会目标，呼唤“习近平时代”
李老师讲的另一句话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企业家不愿意赞助，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我们总是在对自己的企业家做道德批判，其实今天中国的富人群体，包括中产阶级，不是他们承担社会责任出了问题，而是透过他们的行为去反思一个问题：尽管现在我们强大了，但是我们理想的社会目标是什么？我认为，目前我们的社会目标已经严重缺失。
习近平上台后为什么要提出“中国梦”，我想可能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社会缺失。当然，尽管目前我们的“中国梦”还有些抽象。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财富为什么不能回馈社会？应该说，这个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理想、目标缺失的问题。
那么，当下中国社会的理想到底是什么？
邓小平时代，我们的社会是有目标的，如两个一百年目标，小康社会目标等。在那个时代，这个社会目标是有吸引力的。而今天的中国，不是小康问题，不是物质问题，因为今天我们诸多的社会问题，如幸福感下降，抑郁症患者增多等，这些都不是物质短缺造成的。现在我们每年的粮食浪费可以供2亿人食用。
因此，我很赞同李老师说的，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重新找到自己的未来目标，习近平时代的社会理想和社会目标。而这个目标不应该再只偏重于物质文明的建设，更多要转型精神文明方面。我们这届政府应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习近平时代。
四、找回乡村的礼教，启动城市的民主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礼”的问题。到底我们国家的治理模式是什么，这也是比较困惑我的一个问题。今天的中国人出现了两大崇拜，一是对“法”的崇拜，二是对“技术”的崇拜。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我们还提出了要搞法制中国。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单纯依靠“法制”来完成国家治理的。即使是欧美国家，他们的主流社会、主流教育，同样不是只靠一条腿走路。尽管它们看似不搞道德教育，但是不搞道德教育不等于没有道德教育，因为那些东西已经在它们的教堂里完成了。美国每届总统在做就职宣誓的时候，不是把手放在宪法上，而是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的。因此，欧美社会的治理是来自内在的约束和外在的法制的两元治理结构。
那么在我国，我们的内在约束是什么？就是李昇明老师说的古代的“礼”，而今天我们把中国古代的“礼”看作是一种封建礼教。实际上，中国古代的“礼”是什么，它是一种文化自觉、人性自觉基础上的“慎独”文化，有人没人都能很好地约束自己。
对于“礼”问题，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必须重新认识的时候了。长期以来，我们从西方引进过来的，是一种叫做“权利自觉”的文化。当今社会上出现的，医院里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摩擦，学校里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摩擦，在古代社会是不会产生这种对立的。今天为什么会产生对立，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导入到了权利本位。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在社会治理上的区别是，我们古代的整个社会治理模式是根源于一个小规模的熟人社会，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开始，则是根源于规模相对较大的生人社会。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有了西方的民主制就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当时古希腊出现的这种民主制背后恰恰反映了不民主。
而中国古代乡村是一个礼教社会，人们在文化自觉下得到的，那种彼此互助的人性的光照，远远高于民主及权力所统治下的社会。对于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治理体系，我们简单的去照搬西方，是必然会出社会问题的。
结果，现在我们把西方那套生人社会的民主选举制度，照搬到我们的熟人社会里，去搞民主选举，替代熟人社会互助自治的传统的家族长老制。正因如此，我们今天的乡村，团体没有了。只不过团体没有了不等于组织没有了，而是组织出现了问题。什么问题？传统的以“礼”为核心的组织分崩离析了。而民主选择在乡村推行了20年，至今始终落不了地。为什么？
其实，最应该搞民主选举的城市、小城镇，没有采取这套治理体系，其所采取是一套高度集权的模式。一个城市，上百亿、上千亿的投资，一个书记一个市长一个人就能做主，民主一点不能参与到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中来。
最应该导入民主治理模式的城市，没有导入；最不应该导入民主治理模式的乡村，导入了。于是，今天的中国城市和乡村都出现了乱象。城市因为没有民主的导入，成了一个资本和权贵合谋，可以共同随意践踏的地方。
在城市中，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知识分子都没有发言权，而资本与权贵们要做的事情谁也拦不住。目前，虽然已经在深化改革，但这种事情在全国仍在继续。
五、坚定信心，乡村文明一定能复兴
刚刚李昇明老师讲到了城市的审美周期问题，而我认为中国的乡村文明一定能够复兴。之所以有信心，是基于西方城市审美疲劳周期的时间，要比东方城乡审美周期的时间短的多的认识，而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会在5年之内提前到来。
西方社会的城镇化建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逆城市化浪潮。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正确解读？对此有专家发表言论说，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我是从根本上反对这样的言论的。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西方的城市文明就已经开始向乡村转移了。
逆城市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西方人已经开始厌倦城市生活，他们想回到乡村去。然而，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已经消灭的乡村，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乡村。
怎么办呢？只能把目的地选择在城市周边的郊区地带。西方的这种逆城市化和城市郊区化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而我们却把这种无奈的选择变成一个模板，把我们的城市一圈一圈像摊大饼一样向外扩大。
因此，我个人认为，我们在进行城市化建设时，对西方这段历史的解读，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今天谈文化，谈回归，不是一个中国的话语体系。对于“现代化”这个概念，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客观批判和合理纠正，这个问题不解决，由其延伸出来的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西方人进入到21世纪后已经开始了后现代化建设。什么是后现代化呢？就是对前现代化的批判。这个批判是什么批判，就是对工业文明的批判，而且这是一个从哲学、文化到经济、农业的全方位的批判。
农业批判的概念是什么呢？当我们的国家还在大力支持规模化农业的时候，欧美国家已经开始向家庭农业回归。
西方把这种农业叫CSA——社区农业，而当其在做社区农业的时候，得到的不仅仅是安全的食品，还有在城市文明中不能得到的人情和社区文化。“社区农业”在西方的兴起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而是一个引领社会未来发展的细胞。
这种回归虽然很前沿，然而随着他们对中国农耕文明社会了解的深入，也意识到一个客观问题，即西方式的这种乡村回归成本要比我们高得多。因为我们只要不去破坏乡村，我们的回归将会变得简单的多。
六、生态文明元年，已经从2008年开始
2008年是西方工业文明的终点，同时也是新文明的开始。因为这一年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新能源革命”。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呢？马克思说，判断一个文明形态（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要看生产力，不同的生产力决定了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是对的，但生产力绝对不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第一动力。
那么是什么东西决定了生产力呢？我认为，不同文明时代的不同能源形态，决定了这个时代选择不同的技术和生产力。农业文明是一种什么能源形态的文明呢，太阳能、土地和劳动力。这也能说明为什么我们古代《易经》的三爻是从“天、地、人”开始的。
《易经》理论的“三爻”，就是农业时代“天、地、人”这三大要素和三大资源。工业文明是从哪种能源形态开始的呢？石油和煤炭。西方的整个科学体系更多是围绕一个死的物质，其生产力，还有科学技术的进步，更多是物质层面的，不包括人类。
西方的文明是物质的文明，西方的技术是物质的技术，这些物质不是生命物质，而是非生命物质。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凡是没有生命的物质，如汽车、电脑等所有的物质质量变得越来越好。而我们今天所讲的危机是什么危机呢？凡是有生命的物质通通危机了。
生命物质领域不是没有科学，为什么同样的科学在非生命的物质领域越来越好，生命领域反倒问题层出不穷？因为西方的非生命科学理论，无法解读一个复杂的生命科学系统。
对于中国的五千年文明，我们要重新反思。尽管我们的文明没能让我们生产出飞机大炮，但从“天、地、人”的逻辑中，我们悟出了“生命之道”。中国《黄帝内经》对生命的解读已经不是在帮我们看病，而是教我们如何通过“天人合一”学会长寿之道。
下医治病，中医养生，上医长寿，这是《黄帝内经》中一套很高级的理论。而西方的生命理论呢？吃A、B、C、D等各种维生素，再加蛋白质，这是一套让人“活着”的理论。而人活着的最佳状态是什么，《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说，是“精、气、神”都要足。西方的那套医学理论什么东西可以与“精、气、神”对应，根本找不到。
2008年，以新能源革命为拐点的西方工业文明时代，已经告一段落。那么下一个文明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呢？生态文明。今天我们大家坐在一起，探讨“寻找第三种文明”的话题，我认为第三种文明一定是“生态文明”，或叫它“第三季文明”。
为什么叫“第三季文明”？我认为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春天，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夏天，“第三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秋天，是一个人类收获的季节。什么是“第三种文明”？我认为第三种文明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杂交后孕育出的一种新文明。
我不否认西方的现代化，但绝对不主张把中华民族的复兴，寄托于追赶西方的工业化为止。西方的工业文明是属于让西方复兴的文明，人类文明史上不可能存在一种文明让两个区域的文明复兴两次。所以中华文明的复兴，不可能完全依赖西方的文明。
每一种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是沿着一条螺旋上升的轨迹向前的，我们要想继续往前走，必须要先回归，然后才能获得向前的力量支撑。这个回归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农耕文化，我们的乡村。只有回归了，才能真正找到我们未来的文明之路，应向什么地方走。
第三种文明是什么，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但同时我要强调一个观点，生态文明的建设绝对不等同于环境问题。这是一个让中华文明复兴的，重新走向文化鼎盛的一个文明模式。
由于时间问题，我最后补充一点，生态文明时代是需要新能源的，这个新能源是什么？就是太阳能，而我们的老祖宗五千年玩的就是太阳能。
我还有一个观点：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一定会走在世界前列。为什么？大家想一想我们的二十四节气理论，二十四节气是什么，不正是太阳与地球之间有个夹角，在周而复始的循环中所呈现出的不同能量形态。
什么叫风水？风水理论已经不是太阳能，而是宇宙能，是二十八宿星象对应的和人和某一个区域的能量场的交换。这个理论尽管无法用西方那一套科学语言来解读，但你信还是不信，它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我一直主张农业的能量理论。
生态文明是一种以太阳和能量为基础的文明形态，而在这个领域，中国人的思想和智慧有条件比西方做得更好、走得更远。今天的人类文明面临着一个转折，即由生产转向生活。工业文明是一个以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用最低的生产力得到很高的生产效率。这种文明模式，解决了人类物质短缺的问题。
生态文明是一个使人们生活最优的时代，是一种通过最低能耗的良性立体循环模式，来实现人们幸福最大化的新生活模式。我们可以想一想，在这种文明状态下，人们的生活成本最低，又有诗意，又有美感，又有文化，又处在一个离自然最近的区域空间里。这种状态会在什么地方，不是城市而在乡村。所以，生态文明更喜欢乡村。
然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令人担忧的东西。因为它存在着两种力量，一种是来自西方的，强大的工业文明的力量，仍然在对我们的文化和文明进行着颠覆和破坏；另一种力量是，我们老祖宗及所有的神灵都在加持着一批人自救我们的文明，这股力量也在快速成长。在今天的中国，拯救与破坏，两种力量在竞赛。
这是一个令人即充当担忧又充满希望的一个时代。我个人觉得，虽然在落地的某些政策上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矫正，但“习近平时代”所讲的某些东西，更倾向于“拯救”这个方向。因此，对于生态文明的未来发展，我持正能量态度。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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