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已有关于农村文化反向认同的论述。当前我国农村文化的反向认同现象对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在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前提下，立足乡村特点，依靠农民，克服“庸俗生产力论”的错误影响，才能有效消除农村文化反向认同现象。
【关键词】农村文化；反向认同；对策
1927年初，毛泽东到湖南进行了32天的考察，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文中描述农民宁愿喜欢私塾（他们叫“汉学”），也不喜欢学校（他们叫“洋学”）。当时的“洋学”，主要的是传播有益于中国社会进步的民主与科学内容；“汉学”指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属封建的旧文化形态。按学理上讲，农民应该喜欢前者，放弃后者，但事实恰好相反，一般的农民对“洋学”“表示冷漠”，“一向看不惯”。这就产生了文化的反向认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文化进行改造的初始阶段，就面临着农村文化的反向认同问题。我们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分析，不难总结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消除农村文化反向认同现象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做法:一是农村文化的反向认同显然是一种不合学理的现象，但有其存在的土壤；二是要立足农村和农民实际，对农村文化改造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三是消除农村文化的反向认同现象，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四是农民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农村文化建设内容和方式上要符合农村和农民的实际。
一、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反向认同存在的问题
认同，原为心理学术语，指一种情感的移入过程，现也扩大指认可、接受、赞同，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理解、认可、同意、接纳乃至欣赏、尊崇。它既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过程，指群体中的成员在认知与评价上产生了一致的看法及其感情。反向认同，英译为negativeidentity，即主体对客体在认知、态度及行为的一种否定。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造农村文化碰到的这种反向认同，是指农民采取否定方式来对待原本对自身有积极意义的文化时所产生的特定心理和行为方式。农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文化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对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农村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在我国广大农村存在的文化反向认同现象对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一）科技兴农氛围不足，迷信现象却越来越多。
“我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最终要靠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科技”。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强调一靠政策、二靠科技来解决农业问题，在农作物品种改良、农药研发推广及农业耕作方式等方面都加大了科技投入，使我国农产品质量和产量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农产品结构不断趋于丰富，农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农村面貌大为改善。按理讲，农民应当从这些实惠中看到科技的力量，进一步坚定科技兴农的信心。然而，在农村，作为科学对立面的迷信现象却大量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神汉、巫婆、看相、算命、看风水等封建迷信活动还时有出现。宋振文通过对湖南彬州安仁县牌楼乡农村的调查指出，“40%的家庭有过看相算命的行为，58%的人赌博过”。又如，我国陕甘宁地区的很多地方“村村有庙宇，人人拜菩萨”。据陕西省委党校调查，中国有超过2亿的人对菩萨、神仙、龙王爷、财神爷等有“崇拜信仰”。再如，各种变相的封建意识借机泛起，美化帝王，以帝王为中心的宫廷题材作品从街头书摊到影视荧屏大量涌现，各地官方搞起的祭祖大典让人目不暇接。
（二）对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读书无用论”泛滥。
在现代社会中，文化资源是实现社会流动的基本要素。提高自身文化资源拥有量，对于那些想实现向上层流动的社会成员而言是个基本途径。2010年7月13日，胡锦涛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勿庸讳言，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农民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处于相对劣势。农民要改变现在这种不利处境，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学校就是他们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可是，在广大农村，受到急功近利心理、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及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农民对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农村普遍存在着一种错误思想:小孩读书如果不能够上大学，就白送了；要是读大学不能够找到好工作，更是白送了。这样在很多农村出现了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小孩一般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赚钱了。有的地方竟然挂出这样的标语:要打工，念初中。
（三）节俭不足，人情支出攀比突出。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村总体比较贫困落后。现阶段我国仍有3000多万低收入的贫困人口。这些贫困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从常理上讲，农民应该更加注重厉行节约、勤俭持家、量入为出。然而，农村人情支出攀比的不良社会风气却不容乐观。农民有句俗语:人情逼如债，头顶锅子卖。笔者在福建省南平市对农民开展调查问卷时，设计如下一道题目:“您的支出主要用于【可多选】:购买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日常生活用品；家用电器；子女教育；医疗费用；其他”。统计结果显示，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仍有不少农民在“其他”一栏中写下“人情往来”。这折射出农村人情往来在农民支出中占重要部分。在南平，农村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还有:婚嫁等各类人情世故名目繁多、盲目攀比，部分农民因借钱操办喜事而债台高筑；丧葬活动竞相攀比，大操大办，变相土葬开始回潮；建瓯市东峰镇井歧村吃喝风盛行，婚、丧、建房、生日、节庆都要大操大办，一请三五十桌，一吃三四天，每户年花销三五千元，没有钱就借高利贷。村里老人死了，子女还要做三至七天累人伤财的“功德灯”。
（四）盲目追随城市文化，乡村味不足。
农村（乡村）是农民的居住区域，是居民以农业为经济活动基本内容的一类聚落的总称。乡村和城市作为具有不同特征的区域，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应当有所不同。乡村文化是指在乡村社会中，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社会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乡风民俗、社会心理、行为方式为主要内容，以农民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学者刘铁芳亦对乡村文化的展开提出三重内涵:一是乡村自然；二是乡村村民的自然生产与生存的方式；三是建立在乡村自然与村民自然生存方式之上的活动文化样式，包括民歌民谣、民间故事、口耳相传的白话传统、民间文艺、民间体育形式、乡情。这表明了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在内涵上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然而，一方面由于农村的贫穷与城市的富裕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国家官员及地方的精英都接受凡是不同于城市与现代文明的乡村文化的情形都归结为落后与迷信这一看法。因此，当前农村受到城市文化渲染越来越大，农民在羡慕、自卑的复杂心理中“接受”城市文化，并反过来鄙弃自己的精神支点——乡村文化。正如中国农业大学的何慧丽在考察河南省兰考县农村文化建设指出:“农村文化无非分为三种，一是打麻将、玩牌等赌博文化；二是封建迷信文化；三是城市文化的残余，例如城市的一些小资情调在农村的流行。”现在，文化下乡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城市文化样板戏的下乡，讲的是“城里的东西”，乡味淡薄。
（五）农村文化开放不足，保守有余。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有30多年，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在国内外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村社会开放程度应该更高、开放领域应该更广。但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开放不足，保守有余。受传统文化影响，农村文化仍具有宗法性、保守性、封闭性和迟缓性等特征。自给自足的经济让农民形成了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盲目排外、因循守旧，不重视外来信息和经验，拒绝交流与合作，求稳求安的价值观念。农村文化的保守性，致使乡村文化中那些落后的观念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另外，这种保守性也使农村文化具有很强的排外性。许多先进的精神文化思想不能在短时间内被农民所接受，最终导致农村文化发展缓慢。农村文化发展滞后，农民精神文化思想也相对落后，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二、消除农村文化反向认同现象的对策
（一）克服“庸俗生产力论”错误思想的影响，主动消除农村文化的反向认同现象。
首先，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充分认识到农村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建设愈向前发展，对文化的要求也愈迫切。一个文化教育落后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是缺乏后劲的。毛泽东曾经强调，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要“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美国记者海伦·斯诺1937年访问延安时指出:“我了解到，共产党人能够把民众组织起来——在物质上，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民众，能够给的，只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兄弟的情谊，或者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与民众`生死与共’。由青少年组成的整个军队，会自愿地同民众生死与共（所有的红军士兵都是不领薪水的义务兵），会被消灭，但是新的军队就会随之而产生。在延安，动植物几乎不能生长，但人类却幸存了下来。”可见，文化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技术支持。因此，各级领导应该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避免把农村文化边缘化。文化与经济不是前者搭台后者唱戏的关系。一旦知识与人相结合，文化深化到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同技术发生联系时，文化教育的巨大作用就能凸显出来。
其次，克服“庸俗生产力论”错误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农村文化的改造中。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受封建主义等历史因素的影响，农村文化各种反向认同现象确有其存在的土壤。但是，如果认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总体落后的情况下，农村文化反向认同不可消除，那是错误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批判了“庸俗生产力论”的错误思想。他们认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演奏第一提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毛泽东也曾经指出，“我们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毛泽东这种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主张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因此，我们应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中消除农村文化反向认同现象，积极投身于农村文化改造中。
（二）消除农村文化反向认同现象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
毛泽东在消除农村文化反向认同现象上坚持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方面，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曾提出了文化的“共同语言”和“政治底线”这两个概念。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政治底线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抗日文化是“共同语言”。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便可视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政治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农村文化改造的根本原则所在。另一方面，毛泽东作为置身于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的政治家，尤其是一个曾受到农民文化浓厚熏陶的政治家。他自然不能也不会对农民文化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他必然会表现出某种灵活性，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适应乃至迁就农民文化的某些局限性。这体现了毛泽东在改造农村文化中灵活性的一面。这一点可以从恽代英等中共党人批评乡村宣传新文化的知识分子中得到印证。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认为“不问农民的心理，而只知逞我们个人的理想”，不顾农民意愿，一味搞“打菩萨”、“放小脚”的事情，是不对的。毛泽东还赞同彭湃同志为了接近农民而信菩萨的做法。在消除农村文化反向认同现象的过程中，既要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旋律，又要兼顾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水平、农民传统心理差异和觉悟程度的不同，注意先进性与广泛性的有机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讲革命性是从抗日到马列主义，即从低级到高级”，在文化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社会精神风尚的建设，便明确地体现了从低级到高级的组合。那时，主要抨击的是那些抽大烟的、二流子懒汉、为富不仁者、不讲孝道的人等，突出宣扬正直、勤劳、节俭、廉洁这些农民的传统美德。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吴满有，便是一个勤劳致富的典型。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向全边区农民提出了“吴满有方向”的号召。1944年5月1日，晋察冀边区模范妇女大会发表的宣言，列举了各种类型的模范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支前模范、“子弟兵母亲”戎冠秀，也有被称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家庭”的模范王世英。王世英是个乡绅家的主妇，她的模范事迹，主要是治家有方，对家里的雇工很好。根据地社会精神风尚的建设，同样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典型，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消除农村文化的反向认同现象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毛泽东认为对农村文化的改造需要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共产党人应当善于教育和启发农民，使农民自觉地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良的风俗习惯，而不是不顾农民的觉悟程度，靠发号施令代替农民去破除。“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对我们当前建设农村先进文化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当前农村文化之所以存在反向认同现象，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农村教育工作的滞后，使农民群众很少能受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育和引导，一些落后文化如家族文化、宗族文化中的一些消极腐朽的思想沉渣泛起，乡村文化处于弱势。这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不可能现实的。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管理者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1944年10月30日，在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毛泽东曾指出:“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因此，今天我们要消除农村文化反向认同现象，同样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有急躁心理。
（四）依靠农民，以农民需要为切入点，才能更好地消除农村文化反向认同现象。
首先，人民对文化的需求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决定力量。农村是农民的农村，农村文化反向认同现象要消除，其主体是农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提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让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试看农民一向痛恶的学校，如今却努力办夜学。……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所以才会有“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闲公闲产”这么积极、自觉的行动。为此革命党人要“引而不发，跃如也”，要善于教育和启发农民，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真正的革命党人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不能“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
其次，以农民需要为切入点，才能更好地消除农村文化反向认同现象。文化的创造和建设，无论思想品质还是形式风格，都以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指向。当一种文化使农民的需要得到解决，能够给他们带来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好处时，农民就会接受这种新文化。熊辉认为“农民这种`多神主义’显然与他们功利性的迷信心理有关。他们在观念上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都取决于实际利益”。在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一位农民对市里下派来的科技特派员满腹狐疑:“早晨一根竹竿赶出一百来只鸭，晚上一只没回来，科技特派员来了，能让我的鸭子活一半?”当科技特派员用自己的专业技术，让早已获得自由和土地的农民摆脱贫困，赢得金钱和财富，老百姓对他们称“仙”称“王”。
再次，在消除农村文化反向认同现象中，文化改造要在内容和形式符合乡村文化的特点。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认为当时之所以产生农村文化的反向认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是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民的需要”。一旦农民觉得一种文化能够反映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乡风民俗和价值理念，那么这种文化就会在农民心中生根发芽，占据农民心理。毛泽东曾谈到杨家岭的秧歌队去安塞演出时，有几个劳动英雄也参加进来，和秧歌队一起跳起来了这样就可以把以前外来知识分子和本地老百姓的隔膜消除了。因为劳动英雄们感觉到杨家岭的秧歌队是歌颂他们的。因此说，建设农村先进文化，一定要贴近农业、贴近农村、贴近农民，一定要反映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一定是农民所需要的文化内容，一定要“乡味十足”。城市文化主动融入乡村文化，一定要保持村落现有分布状态和空间结构，保持现有的乡村的文化气息与文化氛围，而不能以城市文化代替乡村文化，更不能消灭乡村文化。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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