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庸俗的关系网已经笼罩在公共权力运行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环节，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发生着近乎决定性的作用。不扭转这种局面，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将逐步丧失。
按照“文本”要求，党政官员应该在讲原则、讲法制、讲大局的前提下，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和沟通、协调、配合、交流等健康的方法，处理好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以形成团结和谐的工作局面。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非规则的“私人关系”不断膨胀扩张，以超强的渗透力侵染到官场中的各个层级和各个领域，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这里，着重考察县委书记们建立和维护与上级领导者之间“私人关系”的有关状况。
一、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案例一：原H省Z市市委书记李修德（化名），因疯狂卖官于2003年落马。他的“发迹”，主要得益于“关系”。文革期间，李修德在家乡公社当通讯员，由于“会来事儿”，很讨领导喜欢，后来，被推荐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毕业后，幸运地被分配到省直机关。1982年2月，33岁的李修德被派到莲河县（化名）任副县长。从那时开始，他两年上一个台阶，从副县长到县长，再到县委书记，1988年底，升任M市副市长。1991年2月，“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李修德在M市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在当年举行的换届选举中，他败走麦城，被“差额”掉了。3个月后李修德被安排到省电子工业局任副局长。一般情况下，遇到这样挫折的官员，前程往往比较黯淡，但李修德是个不肯甘居人下的人物，据说他曾扬言“我李修德在哪儿趴下，我还要回哪儿。” 一年半后，令人瞠目的事情发生了：李修德卷土重来，再度出任M市副市长。过了4年，47岁的李修德再次创造奇迹，升任到Z市任市委副书记、市长（按干部任用惯例，市长一般都在排位靠前的市委副书记或常务副市长中产生）。2000年，李修德再次被重用，当上了梦寐以求的一把手——Z市市委书记。
据说，李修德具有一定的文字能力，工作也比较有魄力，但是，匪气、霸气十足，还非常贪财好色。从当市长到书记6年间，平均每天“黑灰”收入达上万元。
在被“双规”期间，李修德曾说过，当副市长时，“有些不如我的人因为能送都已是副省级干部了，而我还是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为此心理很不平衡，觉得工作干的再好，不送还是上不去。”从他顺风顺水的经历看，他说的即使是心里话，也是不太符合实际的错觉。据熟悉他的人说，他当县委书记和副市长期间，虽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为人做官也没象后来那样“黑”，但是，讲义气不讲原则、善于走上层路线的毛病早就明显存在，与其说他是因为“不送上不去”才堕落的，不如说他早就尝到了“跑”和“送”的甜头。他在大肆卖官敛财期间，也变本加厉地往省级贪官那儿送，而且踌躇满志地准备晋升副省级高官。Z市管辖的十个县区，几乎所有党政主官都给他送过钱。“不跑不送，原地不动；一跑一送，立竿见影”的传言，在Z市市县两级，得到充分验证。
案例二：2003年，中部J省H市49岁的市委书记于今辉（化名），可谓春风得意。他作为副省级后备干部，被派到中央党校进修一年，坊间传闻，他很快就要进省委或省政府班子了。但到2004年4月，风云突变，他在省里开会期间被纪委“双规”，经查，于在担任H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大肆收受贿赂，并多次向省委主管干部任免的领导行贿。经审理，法院以其犯有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将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H市工作之前，于今辉曾在S县担任过县委书记。在他提拔到H市当市长，仕途看好的时候，他的几位直接上级，曾在一起议论说：他这个人，要品行没品行，要能力没能力，只有一个本事超过其他人，那就是经营“关系”。
S县一位科级干部，对于今辉的基本素质和在该县主政两年多的表现进行了生动具体的描绘：
“于今辉是从省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副校长的位置上来到县里的，刚来的时候，大家都把他当‘文化人’，但不久，就发现他的文化水平低得可怜。
“他所有讲话都要秘书写材料，并且照着稿子念，写啥念啥，只有两次说材料不行。一次说经济成果的数字不对，办公室的同志揣摩半天，估计他是嫌数少，于是找统计部门重新搞，按他的意思改后通过了。还有一次，省委一位副书记来县检查工作，材料弄好后，他看后说不行，告诉办公室，前边的做法不要写了，主要写以后怎么干。办公室主任又领着秘书们分析，估计他可能觉得刚来这里不久，写以前的工作成就和他没关，所以，就把以前的工作改成今后要做的工作，结果顺利通过。
“他到县里走马上任后，立刻让办公室买一本新华字典，大家以为他爱好学习，后来发现他很多字不认识，时间宽裕时，就查字典，时间不够用时，就用白字在稿子上标明。如，襟怀坦白的“襟”字，用“今”字标明；稍纵即逝的“稍”字用“烧”字标明。几乎每篇稿子要有四五处这样的标记。有一次讲旅游产业是朝阳产业，将‘朝’念成‘chao’。遇到必须即席讲话时候，就由秘书事先把写好的材料抄在笔记本上。
“他的最大长处是特别善于经营关系。他虽然没上过大学，但却有研究生学历和副教授的职称，名片上印着三四个学会的理事长或常务理事，还出过书。他从某县的一家工厂调到省城的一所专业学校；几年后当上人事处长，后来提为副书记（副厅级）。1995年，省里没和S县的上级Q市市委协商，直接将他派到S县任书记（当时县委书记一律由市级党委管理）。当时，Q市和S县上上下下，都看出来这个人的“本事”很大。
“在S县工作两年多的时间内，他经营‘关系’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每到逢年过节，他都要安排手下人到省市机关送特产，后来得知，他还多次给省委组织部长送钱。县里在北京和省城各设一个办事处，他经常在那吃喝玩乐，并招待实权部门，一顿饭花二三万是常事。他和省委领导、省委组织部的领导、各厅局的领导非常熟悉，市里哪个部门需要到上边跑项目、资金，他有求必应，往往能够马到成功。
“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文化基础薄弱，又缺少基层工作经验，对县域经济一窍不通，但对他仍毕恭毕敬，很多人对他看法还不错。一是因为他到上边办事能力强，二是他对部下特别是身边的人格外照顾。凡办公室副主任，无论资历深浅，也无论有无职数，一律提为正科级。他司机小刘的妻子没有工作，办公室主任打着他的旗号，找到某局局长，帮助安排了工作，事后找到他汇报说，‘打您的旗号给小刘爱人的工作安排了’，他不但没发火，反而连声说好。
“大家都知道，于今辉在S县只是个过渡，很快会提拔和重用，按他的资历和关系，大家都推测，他可能先到哪个地级市任比较靠前的副书记，干一两年后再升任正厅级。但没想到，当S县县委书记不到3年，他就于1997年直接升任H市市长，3年后，又被重用为市委书记，很快成了副省级后备干部。
“‘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在于今辉的为官经历上得到充分诠释。”
案例三：原北方D市（县级）市委书记汪英海（化名），于1999年，从省里“空降”到与D市相邻的Z市任副市长。当时排位不靠前，按干部任用的常规，他即使各方面表现很突出，也需要经过常务副市长、副书记、市长的几个“阶梯”，才能走到书记的位置上。但是，他刚到Z市一年多，就到上级活动要升任市长，在众人的反对声中，他被易地提拔到D市当上了市长，过了半年多，就荣任书记。机关内纷纷传说，他在省、市两级均有背景。两年以后，接受他贿赂的上级领导东窗事发，他也锒铛入狱。
7年后，与他共过事的市领导和科局负责人说，汪英海这个人，是个很有魄力和能力，干了很多实事的干部。他确实有背景、有靠山、有活动能量，而且有行贿受贿的犯罪行为，但是，现在的官场，没有关系，又不向上送钱的，能有几个能够顺利升迁的？咱不能说现在没出事的人都有“事儿”，但肯定不是所有没出事的人都没“事儿”。
比较优秀正派的官员，一般不会像贪官那样投机钻营，但如果深入调查，就会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也离不开私人关系的庇护。
案例四：54岁的赵清林（化名）现任中部某省L市市委书记。他头脑精明，做事干练，仕途也比较顺利，但9年前，他在任G县县委书记期间，却差点因“站错队”而被淘汰出局。
1998年，41岁的赵清林从一个小县县委书记位置上调到在全省实力位居前列的G县任县委书记，凭出色的业绩，很快得到上上下下的好评，被列入上级F市（副省级城市）的后备干部。
案例五：F市的常务副市长姜某，是省里看好的市长人选，但却与市委书记、主管干部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明和暗不和。一天，姜某在北京的几个朋友来到F市，打算到赵清林原来工作过的县去玩。姜某没找这个县的现任领导，而是找赵清林回故地接待安排。这一举措犯了官场之忌。F市市委的两个领导得知这一信息后，认定赵清林是姜某“圈子里的人”，利用班子调整的机会，两次酝酿要将赵安排到市里一个不太重要的部门。赵清林很清楚，如果到那个部门去，就很难再有什么作为，所以，立刻到省里找“关系”做“工作”。恰好，他所在的县是省委组织部的联系点，又是全国闻名的农业大县，省里很多领导经常光顾。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赵清林的“运作”很快奏效，被省委提拔的Y市，而且越过好几个比他提拔早的副职，当上了常务副市长。从此，大显身手，顺风顺水。
案例六：中部某省Z市新任市委书记郝建勋（化名）是个县委书记出身的比较优秀的领导干部。2001年，他从某县县长的位置上被重用到W县任县委书记，工作很快打开局面，并得到干部群众的认可，2004年，他被就地提拔为副厅级干部。
据与他在一个班子里工作的同志介绍，他基层经验丰富，工作雷厉风行，而且非常善于演讲，在本县重要会议或电视讲话时，经常脱稿，有时在上级会议发言时，也不拿材料侃侃而谈。他思想比较敏锐，性格比较直爽，待人比较坦诚，很多人觉得他不善于处理对上关系，但实际上，他也有独特的处事技巧。凡省市各部门领导来检查工作或开展调研，无论来的人是否有实权，他都要亲自到边界迎送；兄弟县（市）领导或比较有身份的“乡友”返乡，他不但要宴请，有时还陪同打牌娱乐，所以，他的纵向和横向人际关系都弄的不错。在直接上级K市（副省级城市）领导成员中，市委第一副书记、市长对他很欣赏，2006年换届前后，这位市长极力主张提拔重要他。可能他与这位领导走的太近了，打破了应有的平衡，在最后确定市级领导班子人选时，郝建勋名落孙山。
当有人替他鸣不平时，他说，我不会处关系，不可能得到重用，在县里这么多年，太累了，我准备到市里一个小部门去，轻轻松松地干到退休。实际上，这是在放烟幕。背地里，他已经通过本县一位企业家与省委组织部的领导林某搭上了关系。这位企业家与林某同在一所大学读EMBA，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又帮助从外地来省城做生意的林某同学办了很多事，遂成了郝建勋与林某的得力牵线人。在企业家、林某同学的共同努力下，郝建勋被调到另一个地级市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过了一年，又升任市长，2011年初，交流重用到Z市任市委书记。
郝建勋在K市很不得志的情况下，另辟蹊径，在四年左右的时间内，跨域了两个台阶。可以说，这是他厚积薄发、努力工作的结果，也可以说，这得益于特殊关系的提携。
樊红敏女士专门考察了河南省南河市（化名，县级市）领导权力运行中“关系”的作用。（1）她指出，从市委办公室的处长，到南河市的副市长、常委，都认为，在现实官场中，关系至关重要。主要领导有很大一部分精力都不得不用在经营关系上。一个人的能力不只是表现在工作上，“经营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南河市的林书记之所以仕途比较顺利，据身边工作人员分析，得益于四个因素：一是他非常勤奋投入，是个“工作狂”；二是政绩突出，善于制造亮点；三是机遇好；四是有关系。林书记在他成长过程中有两个关键性人物：一个是原W县县委书记，该书记后来调任上一级市人大副主任。另外林的家族也帮上了忙，他所在村的村支部书记能量很大，通过家族的关系和当时的县委书记建立了感情。林被提拔为L区副区长以后，靠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市政府S秘书长，当时他是L区的区委书记。林有个特点，特别注重并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考虑问题特别细致、特别周到。到这里任副区长以后不久，S就调任政府秘书长，经常向市长W介绍林的优点，当南河市出现市长空缺时，W市长找到书记，极力推荐林，书记委托抓组织的副书记进行考察，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将林提拔了起来。
南河市的地方政治场域，在科层的各个缝隙，都可以或明或暗地找到关系的身影，如果对其予以总结的话，它主要呈现为三种景观，第一种景观，表现为对非正式网络即关系网络的高度依赖，在县政府作为科层运作的最低一级完备政府对上级的公共关系的应付中，它相当典型地体现在“跑项目”、“跑资金”、“招商引资”当中。第二种景观，比较典型地体现在个人地位获得的竞争中，关系资本在关键时刻甚至有着决定性作用。“打点”是地位获得中关系运作的典型符号；第三种景观，表现为地方干部作为行动者在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关系策略的有效运用，“活动”是这种策略的表达性建构。
从上述六个县委书记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通常情况下，县委书记地位的获得和巩固，特别是职位的进一步升迁，不能仅仅靠“关系”，但又离不开“关系”。“关系”因素在诸多因素中占据什么分量，多大比重，固然因人而异，但在关键时机，往往成为决定当事人命运的第一位因素。
中国官场，历来提倡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反对结党营私、朋比为奸。但实际上，从古至今，都存在若明若暗的“关系网”。随着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之风的蔓延，“关系网”覆盖面越来越宽，作用越来越大。
据我观察，县级干部领导干部的选任，存在着三套标准：
第一套标准，是文本规定的标准，即：德、能、勤、绩、廉。组织部门对每个干部的考核材料，上级党委会议研究讨论具体人选，都使用并突出这套标准。有关干部工作的文件、书籍、文章、媒体宣传报道，也都大力宣传这套标准。
第二套标准，是领导掌握的标准，包括很多“硬件”。最主要的有两大项：一是年龄，在公务员法之外，各级党委都有不同类别干部选用的年龄杠，有的很严格，有的稍有灵活性。如县委书记人选，一般控制在50岁以下，30多岁到40岁左右的，具有超强的竞争力。二是前一职务的任职时间。这是“资历”的主要标志。在组织部门和领导酝酿干部人选时，经常在不同的人选之间进行“资历”比较，并把“资历”作为取舍的重要依据。除了原职任职时间以外，拟提职（或重用）人员所在岗位，也经常成为“资历“的要素。如，在拟提拔为副县级干部的人选中，县委、县政府“两办”主任优于其他部门负责人；农业、经贸、发改、财政、教育、公安等综合部门或实力雄厚的部门负责人优于其他部门负责人；经济发达的乡镇党委书记优于一般的县直部门负责人。县委书记一般在县长中选拔；县长，一般在位置靠前的副书记中选拔；经济实力较强的大县（或县级市）书记出现空缺，一般由小县的书记递补。除了年龄和原有职位这两大主要因素外，女、少（少数民族）、非（非中共）干部有时因领导班子结构的需要而成为起用的条件。前些年，大专以上的“文凭”也是不可缺少的硬件，随着干部“高等教育”的普及，“文凭”价值已经大大降低。如果把“领导掌握”和“参考”的这些标准统称为“资历”，那么我们不难看出，“资历”标准，一般不公开宣传，但也不刻意隐蔽。公众对某些干部选用是否公正的评价，往往看重“资历”。
第三套标准，是秘而不宣的标准，即“关系”。随着干部任用程序的复杂化，“关系”也日益复杂。既包括被任命人选与主要决策者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包括被任命人选与参与任命投票的领导成员、被选任人选与参与民主推荐人员之间的个人关系；有些人还通过“上级的上级”给直接上级决策者打招呼的办法，达到任职升官的目的。在这些“关系”中，威力最大的当然是任命机关的主要决策者，即党委书记或主管干部工作的常委（一般情况下，重要职务特别是下级正职的人选主要由书记拿主意，下级副职一般由主管干部任免的副书记或组织部长拿主意，书记点头即可）。越级“关系”，有时也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决定性作用。
三套标准，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可缺少的。至于作用大小，则因时因人而异。由于“关系”标准是秘而不宣的，即使是当事人，有时也不说破，所以很难说清楚究竟有多大作用，但身在官场中的干部，都能真切感觉到“关系”的威力。县委书记职位，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文本规定标准”和“领导掌握标准”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关系”往往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很多人不但注重你有没有背景，有没有靠山，与上级主要领导关系如何，而且看你是不是重要“圈子”里的成员。
“圈子”一词，与古代的“朋党”一样，在正式文本中，只能作为贬义词而出现。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商界、文化娱乐界，还是在官场，都广泛存在，据说，“圈子”现象已经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课题之一，在那里，“圈子”被称为“非正式组织”或者“边缘化组织”。在官场，“圈子“这个词是很少见到的，但“谁是谁的人”，则是许多人常说的话。
一般情况下，比较正派的官员虽然也不能不注重与上级领导搞好关系，但尽可能与各方保持大体相同的距离，避免过亲过疏和人身依附。这样做，既可以保持人格的相对独立，又可以防止大起大落和大喜大悲。但在关系风盛行的情况下，一般水平的私人关系，竞争力和抗震力不强，往往被“铁杆靠山”和“圈子势力”所击败，在官位角逐中被淘汰。因为“圈子”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以一两个重量级人物为核心的“团体”，这个“团体”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构架，但却有紧密的利益联系和不约而同的默契。圈内的上级，对下级要提携和关照；下级，对上级则要拥戴和效忠，成为其心腹和股肱。圈内的所有人，遇到好事，要互相成全；遇到麻烦，要共度难关；公事私事，都要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因为我国绝大部分行政权力，特别是财政资金和项目审批的权力集中在上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手中，县（市）“跑要”项目资金的空间越来越大。所以，县委书记们是否善于经营对上关系，能不能进入实力雄厚的“圈子”，不但关系到个人的政治前途，而且关系的本县财政能否正常运转，各种审批事项能否顺利过关，各项事业能否快速发展，公众利益能否得到保障。
二、“关系”的类型
从“关系”形成的途径上看，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经营起来的。
“先天关系”，指县委书记们在走上县级领导岗位之前已经存在的“关系”。包括，亲属、同学、战友、师生、老乡、老同事、老上（下）级等等。这类关系，亲情、友情等感情性因素多一些，也相对稳定、牢固。但是，除了直系亲属以外，也要通过经常联系和走动，对原有的感情进行“保鲜”和“加固”。
“后天关系”，主要指进入领导班子以后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后天关系”与正常的工作关系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良好的工作关系通常情况下可以成为密切的私人关系的基础。如，出色的工作业绩、较高水平的工作汇报或发言、棘手问题的妥善处理，都可能成为上级领导赏识进而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的因素。但正常工作关系毕竟不等于私人关系，它所包含的团结友好和尊上爱下的感情，没有或较少个人功利的成分；相互之间的支持、帮助和配合，不能违背公平公正的原则、现行法规、政策，也不能损害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相互之间的交往，应该光明磊落，没有隐私（不是说官员不能有隐私，而是说上下级官员之间的交往不应该有隐私）。正常工作关系转化为私人关系，需要有个过程，也需要一定的客观环境，还需要当事人的主观努力。就客观环境来说，权力过度向上集中，向主要领导集中并缺少有力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助长权力寻租，必然滋生关系网；关系网一旦形成，任何公务活动，都可能带有偏袒庇护、法外施恩、亲疏有别、徇私关照等不公正的色彩，使正常的工作关系异化为特殊的私人关系。就当事人的主观努力来说，私人关系特别是“后天关系”的建立与巩固、加深，离不开“经营”，最常见的“经营方式”是“走动”、“联络”和“打点”。可以说，“后天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渠道，主要有正常工作和刻意经营两条，而且多数人要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当然，在两条渠道上所下的功夫和所起的作用孰大孰小，在不同的官员那里，具有很大的差异。工作方略和经营关系的技巧，也千差万别。
从“关系”的密切程度看，大体可分为姻亲关系、“圈子”内的铁哥们关系和有限关照的私人关系。
俗话说，“是亲三分向”。无论是先天性的姻亲，还是后天的政治联姻，都是官场中诸多私人关系中最亲密、最可靠、最稳定的靠山或助手。如果某一县级领导班子成员或后备人选是上级官员的子女、配偶、门婿、儿媳或兄弟姐妹、儿女亲家，则不需跑、不用送，自会得到各种关照。如果那位上级官员的级别特别高、分量特别重，他的姻亲不但能得到各方面的庇护，还会成为很多人巴结逢迎的对象。
县级领导班子成员或后备人选，如果融进上级领导者为核心的“圈子”，也等于有了比较强硬的靠山，虽然比姻亲关系略逊一筹，但也会如鱼得水，得到各种庇护和关照。
一般水平的、有限关照的私人关系，在官场中几乎人人都有，县级领导干部在与上级领导者交往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私人感情，发生某些私人往来。过去来往不多的老同学、老战友、老乡邻、老同事，如果走到一起或成了上下级，也可以重叙旧情，建立新型的私人关系。这类关系，可以发展成“铁哥们儿”，也可能长期保持在不远不近的状态。如果属于后一种状况，可以在职务升迁、子女安排、工作难题化解等方面，获得某些关照，但力度不会很大。遇到“僧多粥少”的情况（比如有限职位的安排和有限项目资金的分配），则无法获得关照。有时虽获得微小关照，但因别人得到更多的实惠，这微小关照实际上已经下降为“零”或“负数”。
一般情况下，姻亲关系和“圈子关系”，是“县官”们相对稀缺的资本，也是能够带来更大收益的资本。除了少量的先天性姻亲关系以外，建立和运营这两种关系的交换成本也要大些，包括尊严损失、物质付出和潜在的政治风险，等等。所以，热衷于建立这类关系，并舍得投入、善于经营的官员，目前仍属少数，但有逐步增多的趋势。有限关照的私人关系，是成本较低、收益较小的资本，也是绝大多数官员都拥有的资本。
从对官场风气的影响看，由姻亲和“圈子”形成的特殊庇护关系，破坏正常的法规制度、背离公平公正的原则、助长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导致人际关系庸俗化、私利化、铜臭化，损毁执政党的公信力，对党风政风的危害极大。相对而言，有限关照的私人关系，危害要小得多，在良好的政治生态下，这种私人关系的危害可以基本得到消除。
H省方台县县委书记冯平（化名），因涉足原Z市市委书记李修德（化名）卖官案于2004年落马。据说，他对自己很高看，在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还曾在法庭外对妻子说，“要是不出这个事，我冯平一定做到封疆大吏。”他的妻子辩护律师也和某媒体的记者说，“按照冯平的能力，早就应该进市委了，可一直到案发还只是一个正处(级)。”
但和冯平共过事的一些干部认为，按照时下人际交往的评价标准，冯平这人为人不错，比较重感情、讲义气。从能力看，文字水平和口才相对好一些，但并不是特别出色，最大的弱点是不懂经济工作。他的成长进步除了自身努力、机遇较好以外，主要得益于“关系”。他刚参加工作不久，就靠岳父（时任Z市机关一处级干部）调到地委组织部，走上了仕途的第一台阶。在组织部工作期间，积极上进、勤奋好学，也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所以进步比较快。1996年他被派到Q县担任副书记，一心想快提拔，更加热衷于跑关系，找靠山。1998年春节期间，他给时任Z市市委书记的赵某送了10万元，当年7月，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方台县县长，那时，他还不到40岁。不久，Z市新书记李修德上任。冯平与妻子商量，要和李修德进一步搞好关系。两口子觉得“少了不起作用”，“现金太扎眼”，于是，在2000年3月弄了个存折，户名填写“李芳”，存上30万元，送给李修德，第二年2月，便被重用为县委书记。此后又分两次送给李修德1万美元和2万人民币。除了送钱，他在工作中唯“李首”是瞻，还在李修德来县期间尽心竭力地陪同吃喝玩乐，成了李修德圈子中的亲信，在Z市号称“小李修德”。
不难看出，冯平的仕途中，既有先天的姻亲关系照应，又有后天经营起来的铁杆靠山，所以，他才如鱼得水。如果不出事，他“做个封疆大吏”的目标确实有可能实现，当然也需要在经营关系上更上一层楼。
三、“关系”运营的技巧
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这句话中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人们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用到关系运营上，就是谋略、分寸和技巧。
因为关系运营是官员们秘而不宣的隐蔽行为，热衷于功名、谙熟于此道的人，很少将自己的秘诀公之于众，所以，要把其中的奥妙准确地概括出来，是非常困难的。据本人观察，关系运营高手，一般都能在以下几方面做到拿捏有度：
——适度彰显工作能力。虽然与上级领导的私人关系，主要靠私人感情来维系，但也不是和工作业绩、工作能力没有任何联系。一位退休老县委书记分析说，多数领导都喜欢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干部。能做事，就是有能力、有业绩；会做人，在上级那里主要体现“会来事儿”。只能干事儿，不会来事儿而能获得领导赏识的，实属凤毛麟角；只会来事儿不能干事儿的人，能够飞黄腾达的也不很多。所以，比较精明的官员，都很注意在上级领导面前彰显业绩和才能。
近年来，上级对县（市）政绩考核的力度越来越大，各级领导到县（市）开展检查、考察、调研活动越来越密集。县委书记们都非常重视政绩考核的位次和上级领导到县（市）时的直接感受。汇报工作，要力求“出彩儿”；供上级检查或参观考察的典型单位或现场，要充分反映本县（市）工作亮点并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容易引起领导不满的阴暗面，要尽可能掩饰或淡化。当然，有的县委书记相对低调务实，汇报“拔高”和现场“营造”，尚能注意分寸，避免望风扑影；有的县委书记，求取功名心切，敢说大话假话，热衷表面文章，甚至挖空心思弄虚作假，以博取领导的好感。
专心媚上的官员，还要花很多心思揣摩上峰的兴奋点和兴趣偏好。上峰经常讲到的重点工作，要抓得格外卖力，说得天花乱坠；上峰提出的战略口号，要在治下的主要公共场合立起高大醒目的宣传板；上峰如果喜欢和群众座谈或照相，要选择好场点，并认真做好“演练”······不惜一切代价博取上级领导一笑，已经成为部分官员为官理政的最高准则。
当然，彰显自己的业绩和能力，也要注意做到张弛有度。有人认为，要防止“功高盖主”，必要时要装聋卖傻，以自己的弱智显示领导的高明。我觉得，因为现在领导成员文化层次普遍提高，这样的顾虑似乎有些多余。但是，在领导面前适度“内敛”，时刻注意维护领导尊严，仍然是一些官员维护对上关系的重要准则。
——竭尽全力搞好接待。接待，是搞好与上级领导关系的最关键环节。虽然各级党委和纪检部门不断发出在公务接待中厉行节约的规定，但实际接待中的奢侈之风却越来越严重。
2010年6月，《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网站爆出消息，平遥古城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不小心”漏出的信息，捅破了“公务接待”这层窗户纸：该县一年“公务接待”近10万人次，仅门票一项就少收入1200多万元。加之接待所需吃、住及礼品开销，更是难以统计的惊人数字。
《廉政瞭望》刊发的一篇新闻调查指出，大大小小繁复不堪的检查考察，让基层的接待工作衍生出一套“接待政治学”。一些基层干部在接待实战中百炼成钢，成了接待高手。贵州省一个贫困县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一年至少要用一卡车茅台酒搞接待。有人算了一笔账，每个县按100箱茅台计算，以市价6000多元一箱计算，全省的招待费用光喝茅台这一项，就在5000万元以上，这“还是非常保守的估计了”。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在决算报表上，我镇的接待费用是5万元，其实去年真正花费是16万元，而我们的全部财政收入才120万元”。一名在基层政府工作的工作人员公布了一笔接待一个20人的检查组一天的成本：汇报材料5元×60本=300元，台账资料费用3000元，就餐1000元/桌×4桌=4000元，礼品6000元……总计为22500元。（2）
——因人而异“打点”“走动”。官场交往中的“跑”和“送”越来越普遍，价码越来越大，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是，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喜欢收受礼品或礼金；乐于接受礼品或礼金的，也不是谁送的，在什么场合下送，送什么都接收。在这种情况下，过分顾及脸面，相对老实厚道的下级官员，不肯在这方面动更多脑筋，也不肯自讨没趣，便望而生畏，很少到上级领导那“走动”。相对“灵活”的干部，则采取“礼到人不怪”的策略，逢年过节，备下地方特产，到上级领导那“打点”一番，作用大小，顺其自然。工于心计、善于钻营的“精明人”，则要在这方面花费很多心思。首先，他们经常分析：上级现任主要领导什么时候离任？对自己目前和未来在哪些方面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其他班子成员现实地位和未来前景如何？哪个人喜欢收受礼品甚至敢于接受贿赂？哪个人既有贪心，又缺乏胆量？哪个人软硬不吃，难以“攻破”？从而确定在哪个人身上下功夫，在哪个人身上下“大注”，对哪些人要适当兼顾。其次，他们非常重视细节：对主攻对象，是送钱还是送礼品？送钱的数目多大为宜？送何种礼品为佳？是由送礼人直接去送还是由人代送？是送给领导本人还是送给家属或特定关系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送？他们都要精心设计，并慎重行动，从而获得最佳效果。
樊红敏女士在南河市进行县级权力运行的实证研究过程中，与几十名市乡两级干部进行访谈，几乎每一位干部都把和领导建立一种特殊的私人关系作为一种安全感的保证，并且多次谈到“打点”、“活动”等策略。50多岁的南河市人大副主任辛主任在总结干部升迁走关系的途径时说，逢年过节要“走动”，并根据领导的喜好花“心思”，选择书画、土特产、古玩、烟酒、货币等送上去。（3）
在H省Z市，提起该市所辖的五里桥县县委书记乔峰（化名），很多人都说这人经营关系的本事非同寻常。1998年1月，不足40岁的乔峰坐上了五里桥县县长的宝座。他深知，在官场，用人要早交，出手要准确得体。1998年春节过后，时任Z市市长的李修德（化名）来到五里桥县，乔峰知道后，赶紧来到宾馆，掏出2000元向其表示“心意”。第二年春节，乔峰又专程到李修德家里，以拜年的名义奉上了2000元。不久，在省人代会上，李修德看到乔峰穿的皮夹克后连连夸好，心有灵犀的乔峰马上以买衣服为由，奉上2000元。经过这几次小小的“铺垫”， 乔峰开始了“大动作”。2000年，李修德当上了Z市市委书记，乔峰立刻拿着4万元来到李修德家，笑容可掬地说：“李书记分管五里桥县工作，过年了，这是给您的奖金。”李修德笑纳后，于当年11月，将乔峰重用为五里桥县县委书记。为了坐稳这把“交椅”并为以后的进一步升迁打基础，乔峰又频频出击，于2001年春节再次以发奖金的名义给李修德送去5万元；同年3月，乔峰到中央党校学习，而李修德也进京参加全国人代会，乔峰让妻子速带5万元进京，利用同在首都的机会再次行贿。事发后，乔峰于2005年被H市中级法院以行贿罪、受贿罪、介绍贿赂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办好领导交办事项。上级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向下级交办的事项，可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工作事项，这当然要认真落实，并及时汇报，既体现承办人的工作热情、工作能力，更体现下级对上级领导的尊重。第二类是个人私事，这表明人家对承办人的信任，更要高度重视，认真办好。一般说来，领导个别交办的私事，都有一定难度，办起来都要破点“规矩”，否则人家没必要特殊交办。破“规矩”的尺度越大，承办人所付出的成本就越大，但同时，与上级领导的情分也会“水涨船高”。
1998年年底，时任H省Z市市长的李修德（化名）介绍其铁杆朋友到青岭县（化名）建养羊场，让县政府给予优惠。县长不敢擅自做主，请示县委书记后，决定一次性无偿提供给李修德朋友5万亩草原，使用期50年。李修德落马后，青岭县的书记县长受到追查。他们说，李修德很霸道，我们青岭县是国家贫困县，各方面都需要上级照顾，明知这样做不合适，但也不敢不办。
前文提到的于今辉在S县任县委书记期间，唯上级领导之命是从，上级重量级领导交办的事情，无论有多难，都不折不扣地办。省委某领导说句话，就把一个在群众中威信很低的事业单位女干部提为副科级。所以，他在仕途上顺风顺水，直到案发落马。
有些县委书记，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不愿意破大格为上级领导办事，但又不能“得罪 ”位高权重的人物，便采取一些变通办法，给领导“圆上脸”。
北方兴和县（化名）县委书记柳存厚（化名）谈到，“上头儿”说话，最难办的是干部安排。我的原则是不出大格的，要尽量满足领导要求。“重要”领导打招呼的干部，如果考核得不错，就要照顾。条件比较好的，优先安排；条件差一些的，做一点变通和串动。
他说，2007年，县第一中学校长到了退休年龄，县纪检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都以自己当过小学校长为由，要求派过去。我明确表态，必须在教育系统内部产生，机关的谁都不能去，把这头儿压住。但教育系统内部竞争也很激烈，有三个人选很有来头儿。第一个是进修学校校长董XX，我的顶头上司市委书记写了条子，秘书催办；第二个是该校的原二把手，两口子都是另一顶头上司现任市长的同学；第三个人是该校的原三把手，虽然位置不具竞争力，但其表哥是北京一个正部级领导，多年来给我们县办了很多大事。北京的领导给我打电话说了他表弟的事，我说，“三哥，这事实在难办，高层有人说话。”对方说，“难道我不是高层吗？我只求你这么一件事，你照量办。”我找到即将退休的校长，请他推荐人选，他不肯表态，我便请他再干半年，有适当人选后再退。考虑半年后，我让组织部门去搞民主推荐，事先明确说，谁票多就让谁干。结果，原二把手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校长；原三把手（北京的关系）调到进修学校当校长；原进修校长董XX（市委书记的关系）调到教育局担任副局长。这样串了一圈，终于把几方面关系的“脸”给圆上了。
2008年，市委书记打了个电话，让我想办法安排一个警校毕业生到公安部门的交警队工作，这个人是省委组织部党政干部一处的处长（现在已经提任部务委员）的外甥女。当时，恰恰是我宣布机关人事冻结的时间段内，市直机关很多人找我安排人，我都婉言拒绝了。考虑到这个人的特殊关系，我决定先让她到交警队上班，等人事解冻后再办理工作关系。省委组织部的处长来县里督促一次，我说明情况，请他容我再等段时间。过了不久，邻县给人家落下了关系，为了表示歉意，我示意交警队请这个只有25岁的小姑娘吃了一顿饭。
2009年，省里某干部通过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找我，让我将广播电视局一位副局长调到县委宣传部当副部长。经过考核，发现该人不具备当副部长的条件，我便把情况反馈给市里的副部长，说明了我的难处，同时，表示可以串一下：将现在妇联的两个老同志安排出去，将这个广播局副局长安排到那里做二把手，以后有机会串到一把手。当时，这位副部长表示同意，可第二天就变卦了，非让我把这人安排到宣传部。没办法，我将她安排到宣传部做部长助理，将原来的部长助理调到一个乡镇任副职，勉强交了差。
——避免介入上层纠纷。有人说，与上级领导处好关系，既要主动巴结，又要防止招惹是非。上级领导成员之间如果有矛盾，一般情况下，各方都要力求在属下多拉几个同盟者，遇到这种情况，当下属的千万要谨言慎行，决不能跟着掺和。当然，对某些善于投机钻营之人来说，上级领导拉帮结派，恰恰有了打进某一“圈子”的良好机遇。但如果介入太深，则要付出巨大成本，冒很大风险，也需要高超的权谋。其结果，存在大获收益和一败涂地两种可能。
——善待领导身边人员。俗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领导的秘书、司机，往往具有不可估量的能量。善于经营关系的官员，对上司身边人员，也同样毕恭毕敬，经常联络打点。
四、“关系”应酬是出“苦情戏”
在县委书记队伍中，虽然精于“关系经营”的人不算很少，但仍有一部分人不太情愿在权贵面前摧眉折腰；在不得不面对的各种“非制度关系”面前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即使那些在“关系网”中驾熟就轻、如鱼得水的精明人，也经常遇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讨好上司与维护自己声誉之类的两难选择，从而陷入程度不同的苦恼和纠结。
前文谈到的兴和县县委书记柳存厚，虽然煞费苦心地把“高层领导”说话的干部安排了，但他谈到这几件事时候，没有一丝轻松，苦涩心情溢于言表。他特别谈到，各种会议上，要经常教育干部正确对待升降去留，还要经常信誓旦旦地拍胸脯，向广大干部承诺：县委一定会客观公正地对待每个干部，大家不要到处找人，不要跑关系，只要你好好工作，组织上该考虑你时，一定考虑你。但是，到具体干部安排时，却不得不向各种压力低头，虽然多数干部都理解，但也常常觉得心虚脸红。
在历时一年的访谈过程中，很多县委书记都和我谈到了“关系”应对过程中的纠结。
L县县委书记梁捷（化名）说：我从基层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岗位上，虽然年纪大了，对能不能升迁想得不多，但是，总还是希望离开县里后能安排得好一些，现在工作能顺一些，遇到沟沟坎坎能平安过去。而这些，都离不开上级领导的关照，所以，内心深处确实有与上头领导建立个人感情的愿望。如果能够在工作中自然而然地与各方面往来，或者在不妨碍公共利益、不影响自身形象的前提下，帮助上级领导或某些特殊关系人办点事，当然没什么心理负担。但是，在很多人敢于破格搞关系的环境下，这种“保守交际”充其量只能保证不得罪人、不挨整，想在上头有人罩着，是不可能的。在干部安排上，如果上边有人说话，必须适当考虑，如果是条件接近，就要想办法安排。条件差得太多，就支吾搪塞，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的，就把困难说清，请求人家理解。有的不高兴，就用其它办法挽回。如，有位上级领导要求安排的干部不好安排，正在为难的时候，听说这位领导的家属住院了，我便赶紧去看望，并帮助安排医疗费，使关系有所缓解。
J县县委书记何勇达（化名）说：县委书记在干部安排上有很多难处。现在，讲关系不讲原则的风气很浓，有的人能把中央部委、市里的或邻县的领导或老乡请来说情。对这些关系，不敢完全掐断，只能苦心孤诣地找平衡，特别是不能得罪小人。如果得罪了小人，就很难稳坐“中军帐”。我们县有个正科级干部，在单位设了三本账，安排了三个会计、三个出纳员，把单位所有的两块地皮都弄到自己手里。县委从关心他、保护他的角度，把他调到招商局做招商工作。他嫌那里经费和油水少，便找到省和市里的人说情，还几次在找我时候扔下钱就走，我只得想办法把钱退回去，并向说情的人说明情况。而这个当事人却认为他找的人很硬，是我不给他面子。后来看没戏了，便开始写匿名信举报我，三五个月举报一次，弄得你不得安宁。
北方海图县（化名）县委书记黎冀平（化名）说：现在人们都信奉“关系”，涉及到干部安排，不找人说话的少，找人说话的多。在这种情况下，各级组织“不许跑官”的三令五申，早就没人当回事了。当县委书记的，虽然不得不常说这样的话，但是，对“跑”和“要”的干部，不但不可能追究，连批评的话也不能说，因为说话的多数都是能制约咱这“芝麻官儿”的有分量人物。遇到干部安排的事情，副职谁都可以答应，安排不上的可以推到书记头上；书记当然可以往大家身上推，但没人相信。所以，只要没达到愿望的，多数都怨恨你这个一把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炒豆大家吃，炸锅一人的事儿”。如果上边有人找，条件具备的可以答应尽力而为，明显不行的，也不能说的过于明白，只能编造点理由推诿搪塞。最后安排不上的，难免对你不满意，只要不过分怨恨你，就算万幸了。
近年来，公务接待中的奢侈之风广受诟病，这其中，县委书记当然难逃其咎。如果深入考察，则不难发现，多数县委书记在竭尽全力接待上司和实权部门官员的过程中，也有许多难言之隐。
《廉政瞭望》的调查报告披露，某市委书记给记者摆起一件往事：几年前，省里一位副省长下去视察工作，原计划要去他们那个市考察，结果他们当天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他和市长都脱不了身，就只派了一位副职去副省长所在的市“接驾”。这位副省长见只是个副职，便说没时间不去了。当时他们还没回过味儿来，以为领导是真没时间。谁知第二天一看新闻，这位副省长头天还专门跑到了他们的相邻市转了一圈儿。哪里是没时间啊，还不是不满这个市领导的公然“怠慢”。（4）
2005年8月17日，一个名叫xxf2002cn的网友在《县域经济论坛》上发出一个帖子，题目是《解读基层官员的接待之痛》，据说，这个帖子在上网前，曾发在《市县领导内参》上，国务院领导曾有过批示。
这篇文字很形象地展示了县乡两级干部在接待中的尴尬和纠结，现摘录几段：
纵观各色接待，最难的是接待领导。现在领导下基层，一般都打着调研和考察工作的名义，而且他们往往都提前通知。下面的官员一接到通知，立马就忙开了······凡是该想到的能想到的，都要一丝不苟地安排到，否则，被领导或领导的秘书怪罪下来，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上不得台面的暗中的准备工作，也要精心地逐个去做。
接待最累的是陪吃陪喝陪玩。开席要喝，单列要喝，回敬要喝，团圆要喝，领导叫他们喝他们就得喝，即使是领导喝水他们喝酒这样明显的不平等条约他们也得欣然接受，有时还生怕轮不到自己呢······一场接待下来，直喝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晕头转向，踉踉跄跄，可口里还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感谢－领导－关怀，我－没－事”之类的酒话。碰到雅兴高的领导，夜里还要到灯红酒绿的地方去体会体会风土人情，过过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他们还得陪着，哪怕到凌晨二三点，也得装着精神十足的样子，显得毫无倦意，除了心里嘀咕“这领导哪来这么好的精力，弄得我觉都睡不成”以外，他们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啊！
既然接待中苦涩甚多，那基层的官员何以不从这永无休止的喧闹嘈杂中跳出来，脱离这个苦海呢？实在是脱离不了啊。你想想，省部级以上的党政要员，不是谁想见都能见到的，有的县官乡官做了一辈子梦，也未能如愿以偿啊。如果有一天，这样的高官突然要临幸他们的封地，那可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呀，还会推吗？况且，现在这些要员们都是和古代的皇上一样的金口玉牙，看中谁了，谁也别想推！地市级的官员们，那是他们的顶头上司，这些人手里握着对他们的生杀大权，看谁敢不热情接待，周密安排。人大政协的老朽们，虽然现在说话已算不了什么数了，可是过去毕竟多少栽培过他们，要讲感情，还要落得个尊老的好名声，所以也得多费心思，尽量安排得让老人家们心情舒畅。再者，这些婆婆爷爷们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如果他们哪天刺毛了，眼睛长到额头上去了，老朽们就会在背后捣鼓他们，这人老了，退居二线了，说福不灵，说祸还是灵的！还有一些人，不是什么要员，也不是他们的什么直接领导，但是省市党委政府部门的里大权在握的老爷，他基层要报个项目，申请个资金，得个表彰奖励什么的，实权全被这伙人掌控着。如果平时不注意亲密接触，事到临头了就绝没有什么好戏看。而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些老爷们比高官大员更难应付！别说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就是不来，他们还得小心翼翼地去请。如果他们平时没有给老爷们留下什么好印象，请还请不来呢。
有时想想接待也挺烦的。他堂堂一个地方长官，平日里天高皇帝远，什么时候不是一句顶万句？可就偏偏这领导一来，他就成孬种了，这也怕不对，那也怕不对，连回答领导提问时也双腿发软口齿不灵了，哪里有一点平时上千人大会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豪迈气慨呀？他们为了让领导高兴，舍命陪喝，喝得头昏脑涨找不着北不说，回了家还要受老婆的数落：这酒是公家的，命可是自己的！这分明是说他们贪吃贪喝不要命！······等到年底，把各种开销一清算，吃的喝的，休闲娱乐的，送礼打点的，是他们出面不是他们出面的，都统统往他们名下一记。此时，大家都在窃窃私语，某某领导一年接待花了几十百把万，所有的人都咋舌。等他们的亲信把这些早已成旧闻的窃窃私语当作新闻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勃然大怒不讲领导风度开始骂娘，这才算是烦透了顶！
面对此景，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感叹：这无边的接待苦海，何处是岸啊！
五、压缩“私人关系”的活动空间
“私人关系”进入党政公务活动，并过多地左右官员的行为，危害有目共睹。它使正常的人际关系庸俗化、商品化，败坏着党风政风乃至社会风气；它与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文本口号格格不入，严重损毁着党和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它破坏着公平竞争和依法办事等游戏规则，使越来越多的工于心计、长于钻营的“厚黑者”屡屡胜出，德才兼备、操守高尚的优秀人才惨遭淘汰；它助长着仇官仇富等社会心理，诱发泄愤事件，威胁着社会和谐和稳定；它编织着愈来愈庞杂越来越密集的“关系网”、“小圈子”，对抗着国家法治和社会健康力量……弱化乃至消除“私人关系”在官场中的作用，无疑是净化党风政风，增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
从党中央发布的文件和领导讲话看，高层对庸俗的关系学一直持比较严厉的批评态度。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曾批评说，“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1998年，中央做出在全国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中进行“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在发出的通知中，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和庸俗的关系学”。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增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和实效性，坚决反对上下级和干部之间逢迎讨好、相互吹捧，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近几年，中央领导多次承诺“不让老实人吃亏”，习近平在2009年11月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说，“要特别关注那些心系群众、埋头苦干、不拉关系、不走门子的老实人、正派人。”
一些政治理论专著和文章着重从价值观和领导科学的角度对官员进行谆谆告诫。雷国珍、刘强伦两位先生认为，从政方略的不同，主要源于从政的出发点不同。如果从政是为了饭碗，就难以脱离“多磕头、少说话”的庸俗风气。如果把从政仅仅当成一个职业，就要符合当官一些特殊的职业要求，例如，上级的命令，不论是否喜欢，都要执行；组织拟定的文件、文稿，只能“背书”；有时还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等等。如果从政是为了理念，把政治当成事业来做，就会以更高的思想境界，从更高的层面来考虑从政方略的问题，当然，后者需要有崇高的理想和很大的信心、勇气、毅力，有鉴别、鉴赏能力，并敢于承担风险。（5）
刘玉瑛教授在《领导是门大学问》一书中，专门谈到与上级沟通协调的方法，即：尊重而不奉迎；服从而不盲从；到位而不越位；揽事而不弄权。（6）
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我们希望所有的县委书记都能够认真领会中央的精神和学者们的良苦用心，牢固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放弃个人利益的追求，远离庸俗的关系学。
如果我们能穿越时光隧道，还可以从古代圣贤那里寻求到如何处理对上关系的精神食粮。近年来国学研究越来越热，孔孟庄老及历朝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有关治国理政的格言名句得以广泛传播，其中，不乏淡泊名利、避免媚俗的谆谆教诲。如，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告诫我们，“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通俗地说，就是如果不恬淡寡欲，就不能有清明高尚的志向；如果不宁静谦虚，就不能够穷极远大。宋代思想家范仲淹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显然是在告诉官员敢于坚持真理。明代大清官海瑞认为，对待上司敬重是应该的，但“亦不曲从其非理之命”。有些官员和学者，花费很大精力，撰写学习古人政治思想的心得，苦口婆心地劝告各级干部“存天理”，“灭私欲”，做高尚无私的人民公仆。
但遗憾的是，在古代仁义道德和现代共产主义思想的响亮口号下，很少见诸文字和摆上台面的“庸俗关系学”却愈来愈有市场。某些屡发“躬身为民”宏论甚至专门为此著书立说的官员，却恰恰是媚上欺下、热衷形式主义的高手。
以本人之浅见，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圣人君子、共产党人不能说没有，但多数人恐怕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由此推论，私人关系在公务活动中完全绝迹，似乎也不可能；完美主义的要求，本身就隐藏着言行不一的隐患。现在的问题，不是一部分领导干部的行为与文本规定有差距，而是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实际行为与文本规定和自己的言论差距太大，庸俗的关系网已经笼罩在公共权力运行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环节，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发生着近乎决定性的作用。不扭转这种局面，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将逐步丧失。
让庸俗的私人关系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少起作用，无论从党风廉政建设的角度还是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期待和要求都不高，但在我看来，真正实现却很不容易。
按照我们党自身建设工程的要求，思想教育、干部培训、党内监督等措施似乎仍然需要加强。但是，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三点：
第一，这些传统的教育和控制措施，如果不能摆脱形式主义和调门偏高的倾向，实际作用可能适得其反。
第二，这些传统的教育和控制措施，如果不与制度创新结合起来，作用及其微弱。
第三，制度创新不等于“文本”翻新，而在于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其中，关键的环节是建立“权为民所赋”的干部选任制度。本书前一章所分析的形象工程和形式主义，源于对上负责的领导体制，本章所分析的关系网扩张现象，也同样源于对上负责的领导体制。那么，为什么口称执政为民的官员们却把对上负责放在为官理政的首位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的“乌纱帽”拿在上级领导的手里。虽然近年来在干部业绩考核和选拔任用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但实质上的上级党委选任制并无根本性改变，“唯上级马首是瞻”自然成为越来越多的官员们所奉行的行为规则。
所以我们说，逐步实行地方官员的竞争性选举，无疑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度性选择。
注释：
（1）樊红敏：《县域政治权力实践与日常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
（2）衡洁：《基层接待潜规则》，《廉政瞭望》2009年第7期
（3）樊红敏：《县域政治权力实践与日常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
（4）衡洁：《基层接待潜规则》，《廉政瞭望》2009年第7期
（5）雷国珍、刘强伦：《与官员谈从政方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6）刘玉瑛：《领导是门大学问》，新华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
（本文节选自《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
（作者系原中共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副厅级巡视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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